帝制终结 专制难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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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传时间: 2013-7-10 2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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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左三）称帝后在天坛祭天
　　说明：本文为2013年7月7日《帝制的终结》修订本发布会上的讲稿，未经作者本人修订。
　　我开始研究辛亥革命，走进辛亥革命的研究领域，如果要从一开始来计算的话是1958年，当时我在读书，参加编写了一本书《近代诗选》，选的是从鸦 片战争开始到五四运动前夜这段时候中国诗人写的诗歌，我主要是负责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这段时期诗人写的诗。
　　大学毕业以后，我写过一本书，题目叫做《南社》。南社是辛亥革命时一个革命的团体，在当时社员发展到1100人，可以说是一个超大规模的文学团体，它主要活动在辛亥革命前后。1978年以后我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参加写《中华民国史》这一部大书，《中华民国史》是一部30多卷多卷本集体著作，我参写的是第一卷“中华民国的创立”也就是辛亥革命，这本书《中华民国的创立》（上、下两卷）在1981年～1982年出版了。之后我又参加了蔡美彪先生的《中国通史》第12卷的写作，我主要写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所以，从1958年算起到2001年这段时间，我大概前后有50多年的时间研究辛亥革命，2011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我就想把自己半个多世纪研究辛亥革命的过程、自己的心得做一个总结，所以，2011年就写作和出版了现在大家见到的这本书──《帝制的终结》。
　　当时出版社希望尽快提交市场，希望尽快的跟读者见面，可是应了中国有句古话“欲速则不达”，由于急于想出书，所以，在排印过程中脱漏了若干段落，中间为了出书快换了印厂，所以，尽管我交稿的时间不算太晚，可是出来的时候已经是2011年8月了。出版以后发现有若干脱漏，我就感到很遗憾。今年出版社方面决定再版，有机会把原来脱漏的一些段落加以补充，我再补充了若干个段落。所以，这就是大家今天见到的今年的增补本，比较完整。
　　第二，这本书的特点。
　　第一个特点，可能这本书和大家读过见过的辛亥革命史有所不同，我这本书里有一点新的材料。
　　辛亥革命是多年来中国历史学界共同研究、共同耕耘，而且成果很丰富的一个领域，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出版的各种各样的辛亥革命史有很多种。我这本出的比较厚，因此有机会把我多年来在国内外找到的一部分新的资料补充进去。例如，日本的外务省档案、台湾国民党党史馆档案，这些材料是以前许多历史学家没有见过，没有使用过的，因此这本书可能会有一些新的史料是我们过去的历史学家没有使用过的。
　　第二个特点，这本书关于辛亥革命的性质和辛亥革命的领导力量有一些新的看法。
　　大家知道多年来我们一直有这样一些看法，第一个看法辛亥革命是中国资产阶级领导的；第二个看法辛亥革命是一个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第三个看法孙中山这批革命党人是资产阶级革命家。多年来可以说众口一声，几乎所有的著作，我指的是大陆的著作都是这么一个基调。我这本书认为辛亥革命的领导者不是我们通常意义上所讲的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在辛亥革命时力量很小，发展不足，他们对于辛亥革命没有兴趣。当时的民族资产阶级有兴趣的是立宪运动，在维护清王朝统治的前提下求得部分改革。辛亥革命的领导者主要的是十九世纪末叶、二十世纪初年中国产生的新型的知识阶层。我认为中国进入近代以后，产生了一个新的知识阶层，这一部分知识分子从他们所受到的教养来说，不再是中国传统的孔孟儒家学说，而是包括了西方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包括了法国的思想家卢梭他们的学术，甚至于还包括西方的社会主义学说。他们除了传统的儒家思想以外已经具有了近代自然科学知识和近代社会科学知识。所以，从知识结构上，他们和中国传统的文人已经大不一样了。同时，这批人从社会身份来说，他们还没有进到社会的各个领域，也就是说他们还是学生，是国外、特别是日本的留学生，是中国当时正在发展的新式学堂的学生，也就是说他们还没有职业，他们是学生的时候就成了职业革命家。这样一些人你把定成是资产阶级好像没有任何道理，因为他们本身没有产业，本身和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分配方式都没有任何关系。所以，我称这批人是新型知识分子。他们向往民主共和，所以，我认为辛亥革命的主要领导者是这样一批新型的、向往共和的知识分子。
　　辛亥革命和西方通常意义上的资产阶级革命也不一样。
　　一是在于他们要推翻的对象是满清贵族，所以具有种族革命的意义，这是和西方不一样的。二是他们所要解决的问题是要救亡，因为大家知道满清末年中国受到列强侵略，所以，摆在当时全国人民面前的任务是要拯救国家民族的危亡，所以，这一点和西方资产阶级革命也不一样。三是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时候对象是贵族、国王、封建主，但是辛亥革命的时候，在西方世界工人运动已经发展到要打倒资本主义社会，打倒资产阶级的阶段，中国知识分子受到社会主义思想影响，他们希望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孙中山没有用社会主义这个词，但他用的是民生主义这个词。在辛亥革命之前孙中山曾经主动跑到在比利时的第二国际，当时第二国际的总部设在比利时。孙中山跑到第二国际的总部表示：一、孙中山要参加第二国际；二、我要成立的党要参加第二国际。孙中山表示我们要吸收西方文明，同时又避免西方文明的灾难，要建立一个没有剥削的新社会。在辛亥革命以后孙中山又主动给第二国际写信，希望第二国际更多派专家到中国来帮助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孙中山写这封信的时候是1915年，当时俄国革命还没胜利，十月革命还在这以后的两三年。也就是说当时的革命党人已经想超越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建立一个没有贫富悬殊的新的社会。当时革命党人在东京办了一个刊物《民报》，民报的发刊词是孙中山写的，他说你别看西方国家现在很富强，但是问题很多，它的贫富差距很大，西方国家工人在那里闹罢工，无政府党、共产党不得发展，我们要在中国建立一个国家，不能走西方老路，我们要建立新社会让西方国家要大吃一惊。所以，当时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一批革命党人并没有想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建立资本主义的国家，而是要建立一个没有剥削、没有贫富悬殊差距的新的国家，是西方人从来没有建立过的国家。这样从这个方面考虑，我觉得中国的辛亥革命和西方通常意义上的资产阶级革命有所不同。
　　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我碰到广州的一位朋友，他是广东社会科学院院长，在广东开会时他告诉我最近中央有关机构把他从广州找到北京，交给他一个任务，说你要写一本书《孙中山传》，怎么写？按照传统观点写，就是孙中山是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家。而且有关单位告诉他，这个是我们几代领导人一致的结论，不要去变它。广东的这位历史学家把上边的结论告诉我，而这个观点恰恰是我不同意的观点，我怎么办？我是按照上面的观点来写，还是按照我自己根据历史事实所做出来的结论写呢？我后来想，不管上面是怎么打过招呼，不管上面是个什么态度，我要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写。所以，我的这本书里，大家会注意我对孙山中有一个定义，我说孙中山是平民知识分子革命家，这是我和其他的辛亥革命史著作一个最大的不同。为什么这样讲？当年俄国的列宁对俄国革命有一个分析，列宁说俄国的革命经过三个阶段。一是贵族知识分子领导的革命，例如十二月党人，列宁把他们称之为贵族知识分子；第二代列宁称之为平民知识分子，具体代表人物一个是别林斯基，一个是杜勃罗留波夫，还有一个是车尔尼雪夫斯基，这三个人大家可能比较陌生，但当年我们念大学的时候，他们三个人的著作我们都是作为经典著作在读的。特别是其中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列宁称之为平民知识分子革命家。列宁说第三代才是我们无产阶级革命家。所以，我想既然列宁承认在俄国革命历史上有一段时期的领导者是平民知识分子，我觉得辛亥革命时候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这批知识分子他们可以称之为平民知识分子，所以，我称孙中山是平民知识分子革命家。
　　辛亥革命时期有没有资产阶级代言人呢？有。我认为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代言人是康有为、梁启超。康有为、梁启超到了日本以后和孙中山这一派有个辩论。孙中山这一派主张光搞民主革命不够，光搞政治革命不够，还要搞社会革命，就是要解决社会的贫富差距问题。但梁启超他们不同意，梁启超认为当前中国最迫切的是发展资本主义，中国的资本家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为了抵抗外国的经济侵略，中国要有大资本家，要有大的托拉斯集团，所以，我觉得在辛亥革命时期，要求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要求在中国建立资本主义国家的代表人物是梁启超他们。而孙中山他们是主张替一般的普通老百姓、平民考虑，所以，他们是平民知识分子革命家。这个是我这本书跟其他的辛亥革命史研究著作的最大的一个不同之处。
　　当然写的时候我心里有一点惴惴不安，因为这种看法和传统的看法完全不一样，所以，我就很担心这本书在出版过程中会不会被枪毙了，所以，我就问出版社，这本书你们要不要送审？出版社告诉我，不用送审，但是需要送给出版局看一看。我说这个看一看当然也还是审查。所以，在整个出版过程里，我很担心，是不是由于我自己的观点和传统观点、和正统观点不同，会被枪毙掉。但是很幸运，这个书出版了，出版以后我特别高兴的一点，是我其中有一个序言，就是现在大家手中拿到的这本书有一个序言，这个序言基本上把我对于辛亥革命的性质、对于辛亥革命的特点和辛亥革命领导力量的分析都写了。后来我发现这个序言收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编的一本书里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有一个机构，叫做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中心，这当然是一个官方机构，而且是以研究邓小平理论、研究三个代表、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团体和机构，他们出了一本书，作为这个机构的一本论文集，居然把我这本书的序言收进去了。我也很高兴。什么意思呢？代表官方正统的学者看来，我的看法也可以是一种看法，是一家之言，而且这一家之言并不违反我们有中国特色的理论。这是使我很高兴的一点。这就说明了我们还是贯彻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
　　第三，这本书的出版有什么现实意义？
　　这本书请大家注意几点，除了我刚才讲到这本书有新的观点和新的资料之外，还要请大家注意其中对于皇权专制主义和对于封建主义的批判，对于民主共和思想的追求。辛亥革命所革的对象是皇权专制主义，所革的对象是封建专制主义。因此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特别留心发掘当时的革命家、当时的思想家对于封建主义和皇权专制主义的批判，这是一个重点。
　　请大家注意这本书着重的写了当年的思想家、当年的革命家对于民主共和理想的追求。讲到这个地方我借一两分钟时间念一段话：
　　比如说辛亥革命的时候，上海有一本革命刊物《复报》，里面写过这样一篇文章。　　“所谓立宪者何？”就是我们通常所讲的立宪者是什么意思呢？立宪就是立法也，制定一个法律。“立宪国者何？”立宪的国家是一个法治的国家。所立的法是一个国家最高的主权机关，“一国之事，当归按照法律来泛为之。一个国家的大事小事各种各样的事情都用法律来约束；“一国之人皆归法律以统治之”，这个国家所有人都受法律的统治；“无所谓贵，也无所谓贱，无所谓尊，也无所谓卑，无所谓君，无所谓臣，都由法律统治之”，这种思想是说未来的国家应该是一个法治国家，国家的最高权利应该是法律，任何一件事情都要按照法律来做，任何一个人都要服从法律的统治，在这样一个社会里面没有高贵的人，没有低贱的人，也没有皇帝，也没有所谓臣民。
　　我想这是一百多年以前当时革命党的理想，在今天看来恐怕也仍然是我们的理想，要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法治国家。
　　我的这本书里对当年辛亥革命时这一代革命党人的民主共和理想有比较充分的阐述。回到这本书的再版前言，我讲了当年辛亥革命有三个梦：第一个梦是振兴中华之梦，这是1894年孙中山在檀香山创立兴中会时提出的口号，兴中会就是振兴中华，所以，第一个梦是振兴中华之梦。
　　第二个梦是民主共和之梦，中国要成为世界上第一等的民主国家。
　　第三个梦是民生均富之梦，孙中山讲西方国家最大的毛病就是富人很有钱，而穷人穷到连站脚的地方都没有。所以，孙中山提出来要把中国建设成一个安乐国，既平安又快乐的园地。我在文章里提出来，当年辛亥革命的革命党人的这三个梦，我们今天实现了没有？我们做的怎么样了？我在序言里特别讲，要回答这个问题，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答案，但是有一点，我们大概可能会有共识，就是说我们今天离开当年的三个梦“振兴中华之梦、民主共和之梦、民主均富之梦”可能还差得比较多。所以，我的结论是我们应该继续前进，继承辛亥革命这些先烈们的理想，为实现这三个梦而继续奋斗。这是第一点，我们今天来读这本书、来复习当年的辛亥革命党人的中国梦，我们要继续前进，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奋斗。
　　第二点我想强调的是我们要继续批判封建主义、批判皇权专制主义，批判封建思想的残余。多年来我们的思想界、我们的政治界有一个特点，就是注意批判资本主义，注意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个我想几十年来是我们的主旋律。但是有一位历史学家，就是我们近代史所原来的副所长、思想家黎澍先生说，我们多年来注意了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但是忘记了对封建主义的批判。中国的封建社会绵延两千多年，封建思想是根深蒂固的，所以，黎澍提出要加强和注意对封建思想的批判。黎澍同志提出这个口号以后，小平同志在1980年发表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叫做《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小平同志在文章中讲，我们现在有几个特点，我们国家有几个问题，有几个毛病，什么毛病呢？第一个是权利过分集中，第二个是一言堂、家长制，第三个特点是特权现象。权利过分集中特别是集中在党委的第一把手身上，家长制一言堂特权现象是什么问题呢？最后小平同志都归结为封建思想的残余，我觉得黎澍先生的观点和小平同志的观点都提出了在中国要进行改革，特别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当然我们要批判资本主义，要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但是千万不能忘记反对封建主义，反对专制主义，反对皇权专制主义的残余。
　　我在这本书的后记里提了八个字，叫做帝制终结，皇权专制主义终结了，但是专制难除，中国封建社会长期遗留下来的专制主义要根除它是很困难的。我只想请大家回忆一个问题，我们想想从五十年代以来，我们在党和国家里面发生的一些问题和毛病出在什么地方？例如五十年代我们把胡风集团定为反革命，形成一大批文化人被打入敌人的行列，1957年我们把55万人定为右派，到了1959年～1962年三年间我们把300多万的干部和党员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然后就是文化大革命，伤害了更多的人。中间还有一个三年灾荒时期，我们饿死的老百姓有千万人以上。我们从五十年代反胡风到1966年开始的十年文化大革命问题出在什么地方？我想问题都出在专制主义，出在家长制，出在一言堂，出在缺少民主的制度、民主的习惯、民主的作风。所以，由此看来，我们完全不能够忽视在反对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同时要防止、要批判封建主义、批判专制主义、批判皇权专制主义。我的这本书也许在这方面能够给大家提供一点思想上的参考材料，也许这个书对于我们进一步来建设贯彻中国梦、进一步的促进改革开放可能会有一点用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