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线教育哲与思：论历史上为害至深的左的根源

一：完成十八大确定的目标必须防止左的东西
　　党的十八大把迎接党成立一百年作为一个时间点，确定了未来党的工作的目标，那就是在中国建成具有21世纪特点的全面小康社会。
　　从21世纪特点来看，21世纪特点的小康社会具有三大特点：
　　第一，21世纪特点的小康社会是知识经济的时代。目前世界普遍走向是科技信息革命造就的知识经济全面深入发展，这就要求中国应当尽快走出粗放型和不可持续的消耗能源环境的经济增长模式。
　　第二，21世纪特点的小康社会是人民普遍富裕的时代。目前世界普遍走向是中产阶级持续壮大，贫困人口绝对数量的下降，这就要求中国应当尽快扭转眼下因为住房、医疗、教育的不平等造成贫富差距加大的趋势。
　　第三，21世纪特点的小康社会是数字化生产条件下的老年社会形成的时代。目前世界的普遍走向是数字生产造成的节约型分散性生产，以节约劳动力，而代之以对于服务业和健康业为目标的老年化社会形成，这就要求中国在实行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以后，即将迎来带有普遍性的老年长寿社会的小康社会建设任务。
　　新的一届党中央成立以后，怎样做到在八年时间内建成具有21世纪特点的小康社会？就是要尽快找出当下中国经济不可持续很不平衡的现状的原因，带领中国全体人民发挥聪明才智，集中国内外一切资源，把中国的具有21世纪特点的小康社会建成。
　　我认为，造成目前中国经济不可持续很不平衡的现状的原因，有很多。在技术层面、政策层面可以找出千条万条，但是在政治层面却指向了一个方面，那就是来自于党内左的理论、观点和路线的干扰，这些东西阻碍了我们向建成具有21世纪特点的小康社会目标的迈进。
　　比如，为什么多年中国的粗放型经济和消耗性增长趋势迟迟不能改变？就在于党内干部以单纯经济政绩作为目标，导致了地方政府主导的盲目上项目、铺摊子。政治根源就是只对上负责、不对民众和下层负责。根子还在于我们这个用人和考察干部的体制是陈旧、保守的，而对于这个体制的改革不能触动的根源就在于党内左的干扰。
　　还比如，为什么改革初期人民群众普遍享受了改革带来的好处，迅速富裕起来以后，近十年却因为住房、医疗和教育领域的配套改革拖后腿，又造成社会相对贫富差距的扩大。人民对于自己生活中的整体改善，不如焦虑和对于远景的担心增长得快呢？住房、医疗和教育领域的不公和高价绑架人民的未来和心理预期，都使得目前少数人吃肉多数人预支了未来的现状迟迟不能改变。我们要追问这一切是怎样形成的？还不是少数利益集团在中国的执政党对于民众许下过多的诺言以后在其中作梗，拒不放开本来应当是公益内容的操作领域。在这些利益集团的背后是舆论、游说和话题制造方面的左的势力。
　　再比如，在中国的受教育劳动力和人口红利即将结束，中国的福利和养老金制度还远未完善的情况下，中国急需启动民间的经济和活力，需要壮大党政体制外的社会自组织能力和基层的控制力，以保证迎接数字化生产时代的小批量灵活生产的低消耗经济时代。但是，我们对于民间自主组织经济和社会权利的活动一律加以狙杀，视民间声音和活力为畏途。这里面的根源还在于左的东西太顽固太教条。
　　党的十八大确定了未来八年建成具有21世纪特点的小康社会目标以后，下一步就是要向改革要潜力要智慧要能量。但是改什么，改的方向在哪里是很值得全党全体干部讨论的，也许又需要一次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那样一个层次的大讨论。
　　但是可以肯定一点，无论怎样讨论，都离不开中共历史上危害最深的左的干扰和顽固性。
　　下面我们就从中共历史上为害至深的左的东西的根源来分析一下。

二：共产国际带来血的教训
　　我把中共历史上为害至深的左的东西的历史表现，分成三个阶段。先来叙述第一个阶段。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大会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党的纲领是“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消灭资本家私有制”，联合第三国际。这说明党一成立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但党当时还不明晰中国革命的性质，只是从十月革命胜利后的世界总体形势出发，得出中国革命必然是以无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结论。他们还没有把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的民族民主革命同消灭一切剥削、消灭私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区别开来，以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可以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从何处着手进行革命，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正确地结合起来，制定出符合国情的民主革命纲领，需要有一个探索的过程。这说明中国共产党在一大时还是幼年的党，制定的纲领的许多内容都是从苏联和共产国际摹仿来的。
　　也就是说，当时的中共还没有找到自己的民族形式和载体。中共早期之所以离不开共产国际，不得不听其指挥和号令，除了理论上、实践上和干部组织等方面的欠缺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就是经济上长期无法独立。
　　我们看中共早年的档案文献可以发现，中共从1920年开始建党起，就面临着经费上的短缺情况。共产国际的经济援助对中共早期的生存与发展，曾经起过至关重要的作用。据有的研究者考证，一大的时候，共产国际的马林就带来经费，凡是参加一大的代表，来之前提供一百元钱路费，走的时候给五十元。当时一般工人的工资是每个月十元钱。在1922年6月30日陈独秀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说：自1921年10月起至1922年6月止，由中央机关支出17655元，收到共产国际16655元，自行募捐1000元。
　　这说明，共产国际不仅给中共理论上、思想上、组织上的支持，还有经济上的帮助。中共后来逐渐摆脱对于共产国际经济援助的全面依赖，走上独立自主的道路，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农村根据地的开辟。
　　从20世纪20年代末开始，共产国际对华决策越来越集中在以斯大林为首的几个人手中。对于来自莫斯科的指示，中共领导人只知道拼凑“事实”加以诠释，以证明其正确性。在“新的革命高潮已经到来”、“苏维埃革命已经成为世界革命的重大因素”等严重脱离中国实际的口号下，中共在“左”倾错误的泥潭中越陷越深。结果，许多革命志士流血牺牲开创的革命根据地逐步丧失，最后不得不进行长征。
　　血的教训促使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对如何正确处理中共与共产国际的关系进行深思，并对尊重共产国际是否要以牺牲中共的独立自主权为代价提出质疑。遵义会议的召开成为中共历史上一个重大的转折点，它标志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在党内确立，它更标志着党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对共产国际的迷信，开始寻求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问题。抗日战争开始以后，中共中央逐渐开始摆脱了共产国际的领导，不再对共产国际言听计从。
　　1943年5月22日，共产国际宣布解散。
　　在共产国际解散后不到两年，中国共产党就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

三：文化大革命──初期工业化以后的农民意识大爆发
　　文化大革命是由于毛泽东的认识错误发动、被少数野心家利用发动的一场社会大动乱。但是，民众为什么能够迎合这场大动乱呢？
　　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实际上在经济上已经进入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开始时期发动的。1962年第二个五年计划就已经完成了，为什么到1966年才开始第三个五年计划呢？因为三年自然灾害和国民经济整顿恢复。恰恰在这三年中，全党也对前两个五年计划时期的政治进行总结。
　　总结的结论就是要在社会主义时期开展阶级斗争。这不光是毛泽东在研究了前苏联和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中发生的所谓修正主义教训，而且也来自党内中上层干部在合作化、工业化、大跃进、人民公社时期的痛苦教训。他们广泛认为中共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政初期建立的党政模式对于驾驭这个初步工业化以后的国家财富和经济运行，还是存在着很多的内耗和信息不畅，干部对上不对下负责，官僚主义假大空严重，基层饿死人上面唱高调。1962年初的党的中高层干部七千人大会上，很多干部都提出了体制问题。但是党的高层却用修正主义和党内出了问题一竿子打死了一大批人。
　　据参加七千人大会的一个地委干部回忆：
　　──我于1958年“大跃进”时下放到德阳县任书记，亲身体会到省委主要负责人那些“左”得出奇的瞎指挥，省委主要负责人把许多反映真实情况和对他有意见的地厅级干部都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下边层层如法炮制，人数就更多了）1961年我又被下放到梁平担任县委第一书记，目睹农村的惨状，到处是浮肿病人，到处是新坟累累，家毁人亡，心中十分难过。
　　──如今到北京参加七千人大会，四川主要负责人还要捂盖子。只能和几个信得过的同志私下议论。如今到中央来开会，还是这个情景，人人噤若寒蝉。我气愤不过，于是决心向中央写信，反映四川的真实情况。写的时候勇气十足；写成之后，寄与不寄却犹豫不决：很怕这封信万一转到省委主要负责人手上，后果就严重了。
　　──犹豫再三终于把信发出后，隔了不多几天，毛主席就发表了那篇著名的讲话，强调充分发扬党内民主；有些话就像是针对省委主要负责人的。人们私下议论，这一回要是能把省委主要负责人撤了，或者调离四川，那就好了。主席讲话后召开的四川大组会，竟是省委主要负责人作检查，这真是出人意料破天荒的大事。省委主要负责人作检查时，对他的错误虽然是轻描淡写，但也流了眼泪。主持会议的是邓小平，邓最后说了几句，话不多，却让大家清清楚楚感觉到保护过关的意思。
　　从信的内容看，如果放到文化大革命以后的三中全会时期党的认识水平，一定会认识到党内的干部只对上不对下的政治体制有问题，没有按照工业化法治和民众社会知情权上达权的要求建立政治文明是根本原因。但是当时从毛泽东到邓小平这些第一代领导集体成员，还是从搞运动，让干部直接面对农民意识的群众来强行建立工业化管理体制。
　　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到文化大革命，在阶级斗争的全党认识下，一场场让干部直接面对农民意识的群众运动就开始了。
　　今天的年轻人回看在文化大革命时期风靡全国的毛主席语录、毛主席最高指示，认为毛著内涵少得可怜，说“花很大的功夫和想象力也难促摸透毛的‘资本主义复辟’和‘新兴资产阶级分子’等概念的含义”。但对经历了1960年浮夸风和自然灾害饿死人时期的许多农民来说，这些概念并不难懂。资本主义复辟就是丧失土地革命所取得的成果，回到解放前的生活状况。新兴资产阶级分子就是指那些不参加劳动，却对群众指手划脚的官老爷。对许多中国人来说，毛著可以说是雅俗共赏。不识字的农民能够明白其道理，专家学者读来也不俗。这也就是毛泽东的著作的吸引人之处。就拿老三篇之一的“为人民服务”来说，片幅不长，却提出了几个很浅显却又很重要的原则主张。第一条原则便是革命者除了为人民服务外，不应该有私心杂念，这一条便把当权者的自私、腐化堕落的行为打上了不合法的烙印。第二条，真正的革命者不应怕别人批评指正。这一原则授权普通民众批评监督当权者。如果一个领导者害怕批评，不允许民众批评他，他就不配作民众的领导者。第三条原则是革命队伍中的所有人，不管地位多高，资格多老，都是平等的。那些以权势压人，欺侮老百姓的行为和作法都是不合法的。所有这三条原则都是有利于平民百姓的，都是限制当权者的。用农民的话说，则是毛泽东说出了普通农民想说的话。中国历史上下几千年，普通农民几乎总是受人欺侮，受官府摆布，有谁把普通农民与官老爷放在平起平坐的地位过？只有毛泽东这样做了。这或许就是为什么农民愿意读毛泽东的书，能背一些毛泽东的语录的缘故。
　　可以说七千人大会曲折反映出文化大革命前农村干部滥用职权问题严重的原因之一，就是普通农民不知道也不敢与村干部抗争。学毛著运动从某种意义上讲克服了这个问题。
　　四清运动在搞掉刘少奇以后，迅速在城市中发展到文化教育领域，并深刻影响全社会，引起已经成为市民的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国人中农民造反意识，实行大混战大派争，也就是全面内战。
　　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文化大革命全面社会动乱，之所以造成这样的结果，中国人没有在初步工业化以后实行工业化的法治政治文明治理是一个根本原因。

四：中共历史上左的危害在今天的表现
　　中国改革开放事业是在政治上否定了文化大革命以后，响应邓小平号召，迅速结束对于党的历史的总结，抓住机遇迅速投入到按照工业化社会本来模样和普世化标准进行的与世界经济政治接轨运动。
　　上世纪八十年代，邓小平等改革团队从文化大革命不能再来、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对民众欠账的愧疚心情出发，全体干部兢兢业业、大部分是廉洁自律把上下改革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了。但是，干部不提文化大革命这样的的历史，是出于对邓小平的号召的响应。但是，民众对于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资料逐渐放开，和对于政治体制改革迟迟未动，造成了心理预期过大，政治自由化民间人物出来煽动，造成了对于四项基本原则的不断挑战，终于酿成了一场政治风波。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开始，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出现了一种好事和坏事都十分突出的 “两头冒尖”现象。1992年初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启动了新一轮经济改革。1993年的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 《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50条”）的行动纲领。从1994年开始一直延续到21世纪初，按照这个行动纲领展开的全面的经济改革，使中国能够在20世纪末期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起来。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促使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是好的方面。
　　但是坏的方面是，中国改革在进入所谓 “深水区”以后，在21世纪初期出现了放缓的现象，特别是在与政府和国有经济相关的领域，遇到了很大的阻力。 2003年的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 《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要求通过改革来消除生产力发展的 “体制性障碍”。这表明，改革尚未成功，不完善的体制要通过进一步的改革去完善。
　　目前好的和坏的方面并存，“两头冒尖”现象的根源在于：一方面，经济改革取得了很大进展，市场开始在一些领域的资源配置中发挥作用，因此生产力获得了大解放；另一方面，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还没有完全实现，旧的命令经济体制的遗产还大量存在，政府和国有经济对整个经济和社会的强力干预和管控，妨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
　　体制缺陷的存在，导致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出现两个突出的问题。第一，由于 “体制性障碍”，使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增长到集约增长的转型变得步履维艰。导致资源短缺、环境破坏、产能过剩、需求不足等问题变得日益严重，这不但使增长难于持续，而且有可能引发社会危机。第二，国家权力对经济活动干预和控制的加强，使寻租活动的制度基础得以强化，贫富差距拉大。
　　这种双重体制有两种可能的发展前途：一种是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法治化和民主化改革，消除旧体制的遗产，建立一个在法治基础上的现代市场经济制度；另一种则是强化政府对经济社会的管控，在强势政府的主导下用海量投资支持GDP的高速增长。这种做法尽管从中长期看成本很高且不可持续，但在短时期的确造成了能够振兴中国的假象，得到一些人的唱和，并被一些人曲解吹捧为值得全世界仿效的“中国模式”。尤其是2008年发生全球金融危机后，有的发达国家政府对一些可能引起系统性危机的企业采取了暂时收归国有的办法，防止引起整个经济体系的崩溃。这本来是经济稳定以后就会退出的临时性做法，但一些人却借机宣传：连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像美国都开始学“中国模式”了！
　　到了今天，党内左的表现就在于：对于短时期的确造成了能够振兴中国的体制神化和固定化，实际上是为少数利益集团和既得利益者在政治上进行游说和包装。
　　左的表现拒不承认“中国模式”是一个暂时现象，是不可持续。是造成国内不平衡的根源。
　　左的表现拒不承认靠强势政府、海量投资保持高速增长的做法早已走到了尽头。在新的国务院已经对货币投放进行控制情况下，他们利用游说和背后的强大控制权，影响各方面投入的资金却大量增加。开始的时候没有在银行信贷上表现出来，而是在银行的表外业务、影子银行、城投债的发行等社会融资增长上表现出来，使资产负债表中的杠杆率（负债率）不断攀升。到今年第一季度，这种信用扩张似乎已经传导到货币流通量上了。
　　如果按照左的主张继续搞粗放经济扩张，如果出现宏观经济环境恶化的情况，就会给系统性改革带来困难。
　　所以，前一段时间社会上突然制造的钱荒绑架民意，就是党内外拒不进行深化改革，利用利益集团绑架社会绑架民意的左派表现。
　　现实表明，要想实现党的十八大在党成立百年的时候，全面建成具有21世纪特点的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在全球化进入下一阶段的时刻还是贯彻邓小平的思想抓住下一个机遇，就必须防左必须反左。
　　邓小平说：你们不要相信那些假马列主义，不要被那些假马列主义吓唬倒，他们就会拿着大帽子吓人。我告诉你们，我读的书并不多，我的入门老师是《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ABC》，还有《联共（布）党史》，我就是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研究中国的问题。毛主席也是这样。综观我们党70年的历史，突出的，都是“左”，只有1927年陈独秀在武汉时犯了几个月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右”的东西有，动乱就是“右”的！“左”的东西也有。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是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这样就不会犯大错误，出现问题也容易纠正和改正。
　　邓小平还说，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我就是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过去我们打仗靠这个，现在搞建设、搞改革开放也靠这个。我们讲了一辈子马克思主义，其实马克思主义并不玄奥。
　　我们就用邓小平的话结束本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