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帮往事：双面谍应桂馨与陈其美的结合

心想事成 · 发表于: 2013-7-30 12:34:01

本文摘自：《退潮的革命》
⊙ 作者：金满楼出版社：山西人民出版社

　　导语：国民党“教父”──宋教仁，生命终结在1913年的上海火车站。畅销书作家金满楼以此事件为圆点，带领读者，重新感受民国初年南北政坛、二次革命的纷纭社会。“宋教仁被刺案”扑朔迷离，究竟谁是幕后真凶？是袁世凯……
　　应桂馨又名应夔丞，1864年出生于浙江宁波镇海县。其父应文生原是个石匠，后随宁波老乡闯荡上海滩，开了家石器作坊，后来又做包工头，最终通过投靠官府炒地皮而大发横财，一跃成为当地有名的富翁。由于家境很好，应桂馨年轻时受过不错的教育，据说他曾中过秀才，学过英文，一度还当过教师。
　　如果一直这样下去的话，应桂馨或许会走上读书做官的道路，但幸又不幸的是，他遇上了科举制被废除的年代，而他本人又天性不安分，等来到上海滩后，应桂馨很快与社会上的三教九流打成一片，并有幸结识了上海青帮大头目范高头。正是在后者的提携下，应桂馨拜在了另一位帮会大佬李徵五的门下，成为青帮“大”字辈中的一员。
　　青帮原是由京杭大运河上的水手及长江下游的盐枭、兵痞所组成的秘密会党，当时已有两百多年的历史。其内部组织严密，帮内成员向来以师徒相承，当时的“二十字”辈分（即“清净道德、文成佛法、能仁智慧、本来自性、圆明行礼”）到清末时已经用完，于是又添了四个字，即“大通悟觉”，应桂馨当时属于“大”字辈，在青帮中的辈分已经很高。
　　范高头原是个撑船的苦力，后事业有成，升级当了盐枭。也不知道是打架打的，还是其他什么原因，他脑门上长了一个肉瘤，远看上去像是头上多长了一个小脑袋，所以得了个绰号叫“范高头”，他的真名反而不为人知。作为清末上海最出名的帮会大头领，范高头长得人高马大，平时爱打抱不平，喜欢帮人打架。有一次，一艘洋轮在黄浦江中将一艘中国驳船撞翻，出事后洋轮竟然置之不理，扬长而去。范高头见后立即带领众多中国船围上去，并迫使洋人赔钱道歉。此事传开后，范高头一战成名，并逐渐成为上海帮会中鼎鼎大名的大佬级人物。据说最风光的时候，他手下有几千人，一时名震上海滩。
　　范高头在上海开了一家祥园烟馆，正是在这里，应桂馨与范高头搭上关系。由于应桂馨是祥园烟馆的主顾，花钱大手大脚，这自然引起了范高头的注意。一来二往，范高头“慧眼识英雄”，应桂馨被收入门下，成为他手下的得力助手。不过好运不长的是，范高头后来野心膨胀，不自量力，竟然率帮众在江苏海门与官军公然开战，结果游击队毕竟打不过正规军，大败之后，范高头反被官府通缉追拿而丧命于江湖。
　　树倒猢狲散，大难鸟各飞。范高头一死，手下党羽四处奔逃，应桂馨也不得不暂时离开上海避风头。好在应桂馨家里有钱，肚里又有点文化，后来他花钱捐了个候补知县，并投到江苏督练公所总办袁树勋的门下。经过多年的社会历练，应桂馨办事麻利，长得又一表人才，而且还会几句洋文，因而很受上司的赏识。不久，袁树勋破格委任他为江苏官办印刷局坐办，并批给五千两官银作为开办费。按说，应桂馨该抓住机会好好表现一番，但这个人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他上任后不是认真办差，而是大肆挥霍，不务正业，结果银子花完，事没办成一件。因为怕被上司追究，应桂馨最后干脆一走了之。
　　好好的官路被折腾完后，应桂馨又跑到河南胡闹了一阵，最后还是逃回家乡暂避。这时，因为科举被废，各地士绅争相兴办新式学堂作为晋身之阶，应桂馨也从家里拿了五万银元在老家办起了学堂，当时规模还不小，有学生两百多人。正当应桂馨要大干一场时，学堂因为占用族祠公产而与族人大起纠纷。正在这焦头烂额之时，一个人出现了──他就是后来在上海滩名震一时的陈其美。
　　陈其美当时已经投身革命，他自己也是个有心人，对地方上有势力的人和江湖会党都十分注意。一个偶然的机会，应桂馨所办学堂的校务主任与陈其美说起这个族产纠纷，陈其美见是浙江同乡，又得知应桂馨在青帮中有相当的地位和势力，于是有意结交，以备将来能助革命一臂之力。之后，陈其美出面调解校产纠纷并顺利摆平此事，在此过程中，应桂馨也看出陈其美是个人物，双方相见恨晚，一见如故，由此而交，结为同道。
　　应桂馨与陈其美的结合对双方来说都是共赢。首先，陈其美通过应桂馨联合青帮闹革命，由此打开了长江中下游的局面；而应桂馨也通过陈其美摇身一变成为革命党的一分子，等到辛亥革命成功，其身份自然是由黑变红，身价倍增。这两人的关系，陈其美对应桂馨是利用，应桂馨对陈其美则是投机，双方心照不宣，各有所求。
　　就事实而言，应桂馨对革命党人的帮助确实很大。陈其美在上海闹革命的时候，就经常住在应桂馨家的私宅，那是要吃给吃，要喝给喝，就算要钱，也都好商量。不仅是陈其美，其他革命党人，如于右任等，也都住过应家，得到过实实在在的帮助。
　　应桂馨的私宅位于法租界，有房屋三十多间，既大又安全，无形中成了革命党人在上海的一个重要据点与避难所。除此之外，应桂馨还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和帮会网络为革命党人提供情报，甚至金钱援助。在辛亥革命中，应桂馨更是表现积极，他曾亲率由帮会成员组成的敢死队前往攻打江南制造局，为上海光复立下了汗马功劳。
　　上海光复后，革命阵营中有两大派别，一个是陈其美为首的同盟会，另一个是以李燮和、陶成章为首的光复会。两者势均力敌，在上海革命中也都表现突出。从这个意义上说，帮会力量的向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革命成果的分配。最终，陈其美在青帮大佬刘福彪等人的支持下以不正常的手段当上了沪军都督，竞争对手李燮和则在一怒之下退出上海城区，另立吴淞军政分府。上任后，陈其美也是投桃报李，青帮大佬李徵五被授为少将，另一位大佬刘福彪也被委以重任。
　　至于应桂馨，他与陈其美的关系更为密切。沪军都督府成立后，应桂馨被任命为谍报科长，专门从事情报工作。孙中山从海外回到上海时，陈其美指派应桂馨负责接待与保护任务。孙中山赴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时，也是由应桂馨组织卫队，负责沿途保护。之后，应桂馨又被任命为总统府卫队长。在此期间，陈其美、孙中山对应桂馨可谓是信任有加。
　　如此以往，应桂馨在革命阵营中应有极好的个人前途，但应桂馨的毛病也实在太多。首先，应桂馨出身江湖，身上不乏流氓习气，吃喝嫖赌那是家常便饭，就算跟革命党人接洽，也往往在妓院中进行。其次，应桂馨对待革命工作松弛懈怠，他在做总统府卫队长时，最初对来访人员还算客气，后来人来得多了，负责警卫的应桂馨就看人下菜，有时甚至对客人恶语相加。后来，连孙中山也看不下去，只好将他调任临时政府庶务长。据胡汉民回忆：
　　庶务长沈某（实为缪思敬），自称内务大臣，招摇于外，又强役民间车马不予值。余执付江苏都督庄思缄，诛之。继者为应夔丞，兼卫队长，渐跋扈，余欲并诛之，先生不可，乃褫其职。
　　应桂馨出任庶务长后，经常利用职权中饱私囊。一块银元可办的酒席，在他手里要五块银元，而菜肴完全一样，其中差价全被他纳入私人腰包。此事被发现后，应桂馨也就被赶回了上海。
　　对此，应桂馨心有不甘，而这时正好南京临时政府解散，袁世凯在北京重新组织政权，当时各派政治力量为参与新政权而兴起了“组党”热潮，应桂馨也敏锐地认识到这一政治新动向。1912年6月，青帮、洪门和公口三大帮会在上海联合建立“中华国民共进会”，在陈其美的支持下，应桂馨战胜其他几名比他资格更老的青帮大佬出任会长，以图在民初政治中分一杯羹。{1}
　　共进会成立后，应桂馨即在长江中下游设立支部，招兵买马，扩大会众。而在这时，由于湖北“首义三武”之一的知名革命党人张振武被黎元洪、袁世凯联手杀害，当地革命党人准备策动会众参与“倒黎”暴动，应桂馨也在他们的邀请下秘密赶赴武昌，共举大事。
　　众所周知，黎元洪并不是革命党而是被革命士兵逼着出任湖北都督的旧军官，但武昌起义胜利后，黎元洪迅速转变态度并逐步坐稳了湖北都督的位子。民国后，黎元洪为保住自己的地位而不断迫害并残杀之前拥他上位的革命党人，由此激起了革命党人的极大愤怒并决心将黎元洪赶下台。
　　张振武被杀后，一些在上海活动的革命党人顾斌、顾开文等人秘密潜往湖北设立秘密机关，名字就叫“振武会”。他们一方面不断揭发黎元洪镇压湖北革命党人的罪行，另一方面也积极与军队、江湖会党密切联络，应桂馨当时即代表共进会参与其中。{2}
　　1912年10月10日，也就是武昌起义的周年纪念日，按计划，湖北革命党人打算策动武昌城外的南湖马队于当天暴动，但很不幸，起事尚未发动即被黎元洪侦破，带头的革命党顾斌、顾开文等人被抓获后很快被处决。南湖马队得知后仓促发动起义，结果被黎元洪军队残酷镇压，总共有几百人被杀。事后，黎元洪发现应桂馨也参与了这场暴动，于是下令通缉抓捕，应桂馨得讯后慌忙逃回了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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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到黎元洪的报告后，北京的袁世凯也意识到江湖会党对民国秩序构成了严重威胁，特别是帮会屡屡与军队相勾结，其危害更是不容小觑。熟悉辛亥年故事的人都知道，当年的辛亥革命实际上是革命党、新军与江湖会党的三方合力，这次的湖北暴动也可以说是武昌起义的翻版。为此，袁世凯于9月29日发布《大总统令》，要求各省都督、民政长严查各地帮会，如有发现，即强令解散，如不服从，尽可随地逮捕，按法惩办。在此情况下，已在各省占据权位的革命党人也有意识地拉开了与江湖会党的距离，这让应桂馨等人感到极度失望而愤恨。
　　众所周知，革命党人和江湖会党曾在革命时期密切合作，但革命成功后，革命党人成为时代的“红人”并获得了让人艳羡的职位，社会地位迅速提高，而帮会中人则因为自身素质的问题而令社会反感并被日益边缘化。这样截然不同的待遇，让帮会中人不免心理失衡，并有一种被愚弄、被抛弃的感觉。
　　应桂馨被捕后，在一次庭审中与辩护律师爱礼司的一段对话就很有代表性。
　　当时爱礼司问：“你自己有会否？”
　　应答：“有。”
　　爱礼司问：“何会？”
　　应答：“共进会。”
　　爱礼司问：“为何设此会？”
　　应答：“因同盟会自合并国民党后，即将从前分子之青红帮等置之脑后。”
　　爱礼司问：“青红帮是何组织？”
　　应答：“与从前之同盟会相同。”
　　爱礼司问：“青红帮系何种人组织？”
　　应答：“前清时贩盐的、当兵的。”
　　爱礼司问：“国民党不管此种人，为何你要设共进会？”
　　应答：“前清时共图革命，今国民党只顾自己做官，且反对青红帮，故设会保护他们，使有法律保护。”
　　爱礼司问：“孙文来沪时，你可记得？”
　　应答：“记得。”
　　爱礼司问：“孙到上海时，你可曾照料？”
　　应答：“曾照料。”
　　爱礼司问：“如何照料？”
　　应答：“其时英捕房不认为交战团体，不派捕照料，故住在法界，所有房屋器具及种种用费均是我的。”
　　爱礼司问：“你是否与孙文一起赴南京？”
　　应答：“是。”
　　爱礼司问：“其时即派为庶务长吗？”
　　应答：“在沪时即委。”{1}
　　帮会分子毕竟是帮会分子，这些人自以为是有功之臣，革命成功后理当获得奖赏，但各地革命新政权建立之后，他们在非常时期所获得的一些好处被逐步剥夺。在力争无果的情况下，帮会与地方政权的矛盾也就日益激化。
　　袁世凯发出严禁秘密结社的通令后，帮会问题变得日益敏感，而昔日的盟友──革命党人却对他们的处境坐视不闻，甚至共同参与打压。在共进会活动最频繁的浙江，原为革命党阵营的都督朱瑞发出《解散共进会示》，他认为共进会中“莠多良少，恃众横行”，为维护浙省秩序，省内共进会分支必须解散，否则逮捕法办。就在辛亥革命一周年之际，浙江先后拿获共进会会员五十余人，并全部处决。南方其他省份也发生了类似事件，如江西都督李烈钧对省内“洪江会”痛下杀手，一律清剿；云南都督蔡锷、广东代理都督陈炯明等也都明令昔日的“革命盟友”立即解散，否则严惩不贷。
　　革命党人的做法，让帮会人员感到愤愤不平，心态日益失衡。在他们看来，袁世凯对他们这样也就罢了，但革命党人也这么干，就未免有些“过河拆桥”、“落井下石”了。想当年，他们这些人也曾跟随革命党人出生入死，为推翻清廷甘冒杀头的风险，如今革命胜利后，好处都被他们拿走了，他们非但没有捞到好处，反而被不断地排斥打压，日子过得还不如从前，这未免也太不公平了！况且，在他们最需要帮助的时候，作为昔日的盟友，革命党人非但没有伸手拉他们一把，反而转过身去，不理不睬，这如何不让他们由愤生恨，并产生报复的念头？
　　在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的过程中，包括青洪帮在内的江湖帮会被悉数排斥，而作为其中的主导人，宋教仁难免成为应桂馨等人仇恨的对象。不过，宋教仁在湖南会馆出殡时，应桂馨还在现场照料并颇为殷勤，可谁又料到，他竟然就是刺杀宋教仁的主谋呢？
　　对应桂馨这些人的情绪，有个人敏锐地觉察到了，这就是刺杀宋教仁案中的另一个主角──北京内务部秘书洪述祖。就在湖北革命党人的暴动失败后，洪述祖受袁世凯之命南下调查与各省地方政权关系紧张的江湖帮会。在与应桂馨展开接触后，洪述祖很快发现，江湖会党也不是铁板一块，如果处理得当的话，不但能在帮会中打进一个楔子，而且可以离间他们与革命党人关系，同时又为袁世凯政府所用。
　　洪述祖的办法也不复杂，无非是诱之以金钱，授之以地位，但这招对应桂馨这样的人却十分管用。因为帮会中人原本就没有什么神圣的革命信仰，他们无非是社会鼎革之际的投机分子，一旦投机失败，必然要另寻出路，而这些恰好是洪述祖所代表的袁世凯政府所能给予的。由此，应桂馨等人迅速与袁世凯方面靠拢而与革命党人分道扬镳了。
　　袁世凯之所以要收买应桂馨这样的人，主要也是因为江湖会党向来是难于控制的社会力量，特别是他们与革命党人结成同盟的话，稍有不慎，就会引起不可预料的政治突变，成为严重的社会不稳定因素。因此，像共进会这种帮会组织，如能解散固然很好，要是能加以利用就更加理想，而这也是洪述祖南下的主要目的。
　　在南北政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袁世凯收买应桂馨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利用应桂馨的特殊地位和社会关系为北京方面收集革命党人的情报。事实上，当时应桂馨的面目并未暴露，至少在表面上，他与革命党上层，如陈其美等人的关系还算密切。
　　有了袁世凯这样的新靠山，应桂馨自然是格外卖力，千方百计要立功立业。据洪述祖的报告，应桂馨表示今后服从北京政府，“情愿效力自赎”。当时还有一个有利条件，那就是革命党人与共进会都以上海为活动中心，帮会触角又深入社会各个层面，这为应桂馨收集对方情报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从这个意义上说，被收买的应桂馨实际上成了袁世凯政府与陈其美等革命党人中间的一个“双面间谍”。如果平衡玩得好，应桂馨自然是左右逢源，由此实现个人飞黄腾达的目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应桂馨的转变过程中，洪述祖不仅在其中牵线搭桥，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主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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