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步艰难：中国社会主义路径的五次选择

萧冬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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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刘少奇同志、朱德同志、邓小平同志、陈云同志在一起
　　△历史栏目邀请了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当代史研究中心萧冬连先生，就新中国建国以后执政党的理论、路线问题做梳理和反思。在他看来，放弃新民主主义阶段，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阶段，以及效仿苏联模式、优先发展重工业等一系列政治、经济道路的选择，在当时都获得党内高层共识、并受实际情况的驱使。而反击右派、发动文化大革命等事件，固然直接源于毛泽东的决断，也是历史的、观念的、制度的和政治生态等组成的复杂合力所致。以问题意识切入历史，反思每一次“选择”前后的决策过程，以历史参照未来。以下为访谈全文。

△历史栏目：您新出的这本书的副标题叫“中国社会主义路径的五次选择”，您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是具体哪五次吗？

萧冬连：这本书是博源基金会丛书中的一个选题，主要是对几十年来中国发展的历史轨迹做一个逻辑的梳理，当然，对历史的梳理可以有不同的视角或者切入点，比如社会生活史视角、知识分子心灵史视角等都可以。但是我认为，这几十年的发展，真正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执政党的理论、路线以及由此形成的基本体制制度。从这个角度我把它概括成五个阶段，或者说五次选择：一是实现新民主主义；二是仿效苏联模式；三是追寻赶超之路；四是发动继续革命；五是转向改革开放。这五次选择实质上是两个过程，也就是从走进传统的社会主义到逐步地走出传统的社会主义。
　　一共是四次选择还是五次选择，问题在于如何理解新民主主义。开始搞的新民主主义是一个策略性的东西？还是真的想搞一段新民主主义？我认为当时是想搞一段新民主主义，有时说是搞三个五年计划，有时说是20年、30年。后来实际上没有搞这么长的时间，从1953年开始基本上放弃了新民主主义，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

被放弃的选项：中共为何放弃新民主主义，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

△历史栏目：我们在1940年发表的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可以看到，所谓新民主主义，体现在在政治上，是要建立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体现在经济上，并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那在建国之后，为什么又会很快地放弃了新民主主义，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呢？

萧冬连：这首先要理解新民主主义本身是一个什么样的模式设计。谈到新民主主义，大家会联想在80年代改革开放之后，很多人认为当时不应该急于搞社会主义，应该搞一段新民主主义。
　　80年代搞的这些东西，实际上就是重复过去新民主主义想搞的东西，比如搞多种所有制，承认私有经济的合法性等等。但决策层不可能采用“退回去搞新民主主义”这样的说法，实际上也退不回去。而是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为改革开放提供根据。
　　“不应急于搞社会主义”，这是经过几十年实践包括不断的挫折以后得出的认识。然而决定历史进程的，不是我们后来怎么想，而是当时怎么想，即当时的一种普遍观念。特别是最高领导层的对“社会主义怎么搞”的认识。
　　回到历史中，我认为当时提早放弃新民主主义，反而符合它自身内在的发展逻辑，不管提早放弃是有利于还是不利于后来中国的发展。为什么？因为当时设计的新民主主义本来就是一个过渡。中国的生产力较落后，需要在新民主主义这样的框架下来发展生产力，为向社会主义过渡准备条件、准备物质基础。
　　什么时候过渡？当时估计的时候是20年到30年。过渡的条件是什么？我看了很多领导人讲话，大概就是两个方面：
　　第一个过渡条件是生产力水平，在当时，我们现代工业所占的比重是10%，90%还是传统的古老的小生产。按照马克思的说法，社会主义只能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的基础上。搞社会主义必须要有一个现代化的、社会化的和工业化的生产基础，所以我们必须要在新民主主义阶段，积累物质基础、实现工业化，然后过渡到社会主义。
　　第二个过渡条件是，等社会各界对搞社会主义有了思想准备，接受社会主义前途，就可以过渡。这两个过渡条件，你分析起来是不一样的。前一个条件是确定的，这是一个历史发展阶段：不可能一天就把工业化搞起来，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是一个确定的概念。后一个是一个随机性很大的概念，决定于执政党的动员能力和力量对比。如果你的动员能力强，力量对比发生了改变，就可能提前结束。实际上后来起作用的，还是阶级力量对比的变化，或者说对力量对比变化的判断。
　　当时党内始终存在一个要急于过渡的情绪，各级领导干部中间都有。最核心的问题是什么？是当时人们接受的社会主义理想与新民主主义政策之间，有一个内在的张力。新民主主义本身，对共产党来讲就是一个变通的方案。在党内许多人的观念中间，认为没有必要搞一段新民主主义。
　　具体来讲有三个主要的因素导致新民主主义提早结束：
　　第一，对于资本主义倾向的担忧。特别是在农村，东北和山西这两个老区，在土改以后出现了一定的社会分化，有买卖土地、新富农出现的现象等等。后来调查的结果显示，实际上新富农并不是很多，主要就是新中农：就是原来的贫雇农得到土地，生产发展以后就上升到新中农。这恰恰就是我们土改的一个成果：土改了，老百姓生活改善了，就上升为中农了。中农化的趋势还是比较突出的，真正富农化的趋势不是很明显。
　　但为什么各级领导这么担忧呢？担心什么呢？领导担心这种趋势会激发农民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大家都想自个儿发家致富，就不想着搞社会主义了，未来要搞社会主义就比较困难了。所以许多干部认为，应该趁着现在老百姓对土地改革的热情，趁热打铁，逐步动摇私有基础，向合作化和集体化的发展。
　　城市也是这样，因为打击投机资本，城市的工商企业开始困难了，政府就调整工商业政策，搞加工订货等，帮助工商企业解决困难。这个时候，有一批人说何不趁这机会一下子解决？就是把私人工厂商店收回国有，就行了。当时中央开了七届三中全会，毛泽东提出不要“四面出击”，制止了这种急于消灭资本主义的情绪。
　　但在农村情况就不同。山西省委想要动摇农村私有基础，把互助组提高一步，搞合作社。华北局坚持认为现阶段不能动摇私有基础，刘少奇支持华北局的意见。山西省委就直接上报毛泽东，毛泽东最后支持了山西省委的意见，否定了刘少奇和华北局的意见。
　　毛泽东当时找薄一波和刘少奇谈话，他说资本主义的发展也有一个工场手工业阶段，同样可以提高生产力。我们现在也可以通过工场手工业的方式把农民组织起来，通过组织起来提高农业产量。薄一波说，毛主席这个说法说服了我，也说服了刘少奇。
　　苏联在搞农业集体化的时候，确实是发生了一个激烈的路线斗争，在布哈林和斯大林之间。我们呢？确实也有刚才说的这样一些分歧，但是并没有像苏联那种级别的路线斗争。为什么？刘少奇在毛泽东表示了基本态度以后马上就转变了，他没有坚持他的观点，没有发生正面争论，因而不可能形成一场路线斗争。、
　　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刘少奇本来是主张先工业化机械化、后合作化集体化的，为什么毛泽东这么一说就被说服了呢？这里面除了服从毛泽东的权威的因素。还有一个因素，就是社会主义观念和目标上的共识。就是说，要向社会主义过度，这是没有疑问的，社会主义应该是什么样？当时认为就是苏联的模样。苏联已经搞了几十年的社会主义，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只是在早一点还是晚一点的问题上有不同的看法，所以说服起来并不难，因为大家基本的目标是一致的，只是方法、步骤、时间上有不同的看法。如果我们能够找到一种方式，或者有一种理由，能证明我们现在就过渡，不会造成什么灾难，而且会提高生产率，那就没有理由不现在过渡，非要等到多少年以后。
　　第二个因素是力量对比的变化。原来认为私人资本主义、私人工商业会占很大的比重。但是因为民国时期的经济──特别是现代工业经济，其实很大一块是官办的。我们在没收了四大家族官僚资本、政府资本、征收外国的企业，加上几年的投资，到1952年的时候就发现，国有企业占的比重已经超过了私营资本，在总的资本中占到60%多了。这是夺取全国政权之前没有想到的。另一方面，私人工商业在1950年发生困难，政府采取了加工订货的方式帮助私人企业来克服困难，公私合营的形式也出现了。这个时候已经有相当一部分私人企业通过这种形式，跟国家计划建立了联系。毛泽东说，私人企业的私人工商业已经坐在了社会主义的列车上了，对它改造起来并不困难。从政治上讲，已经没有任何政治力量可以挑战共产党的政权。
　　第三个因素是国家工业化。1951年，毛泽东就提出来要搞十年计划经济建设，当时的理解，十年计划经济建设，是在新民主主义框架下实施的。但是，由于后来我们选择了重工业优先的计划。重工业优先，按照经济学来讲，当时在中国搞这个就不合适，因为重工业是资本密集型的产业，而中国恰恰是缺乏资本，劳动力充裕。如果从轻工业开始搞，能够安排就业，又能够积累资金。但这是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从历史的角度看有它的理由，当时在整个国际环境下，需要建立自己独立的工业基础，必须要发展重工业。斯大林当时的理论，就是社会主义工业化不是一般的工业化，发展重工业，机械制造业，这才是社会主义工业化，这样才能缩短社会主义国家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差距。因为西方工业化经过了几百年的时间，我们不可能再等几百年，我们必须在十几年、二十年的时间来解决这个问题，缩短这个差别。他认为这就是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路径。
　　按照经济学家的分析，重工业优先的战略，不可能依托于市场经济，只能够依托国家来控制：国家掌握所有的资源，通过高积累、高投资，投向选定的目标。重工业是不赚钱的，轻工业是赚钱的。当时有一些资本家提出，国家搞重工业，我们搞轻工业，这样分工。陈云说，等于说所有的包袱都国家背了，你们挣钱，那我们不干。毛泽东的办法是实行工商业国有化和农业集体化。苏联就是这样做的。苏联的全盘农业集体化，和它的工业化计划是相匹配的。
　　至于说是不是有来自苏联的压力，到目前还没有看到这方面的资料，说是苏联压我们才急于过渡。学习苏联是从自身需要出发的，是主动仿效苏联的。

昙花一现的转机：“走自己的道路”为何变成反右和大跃进

△历史栏目：1956年，“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之后，中国党内开始反思苏联模式的一些问题，在经济、政治、文化政策上做了一些调整，包括扩大社会主义民主，但是为什么后来却转向反右派斗争呢？

萧冬连：我们用三四年时间完成了三大改造，恰恰在我们刚刚建立这样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时候，“苏共二十大”爆出苏联本身存在的问题。政治上是搞个人崇拜、肃反扩大化、斯大林的暴行等，经济上问题也很多，比如说忽视农业，过分的强调重工业。
　　斯大林问题暴露以后，引起了中国党内的反思。一五计划是毛泽东时代执行得最好的一个五年计划，后来的五年计划甚至连出台都没有出台，更不用说执行了。但是在三大改造后期也暴露出一些问题，比如说：合并的太多，什么东西都合进来，造成老百姓生活不便；企业只生产大路货、质量下降、效率下降。还有一个就是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之间的关系问题、国防工业和经济建设关系的问题。我们也在考虑究竟怎么改。
　　当时是两个方面，一个是我们从自身出现的问题出发，寻求一个解决之道；再是苏共二十大暴露出来的问题，引起我们的思考。我们的高层对于在中国怎么样搞社会主义的问题上，确实有一些新的考虑，主要在两个方面：一个是经济体制方面，一个是社会主义民主方面。
　　经济体制方面，毛泽东的思考主要体现在《论十大关系》中，《论十大关系》前面的五大关系都是讲的经济关系：讲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关系，重工业优先不能放弃，但是要做适当的调整，以适应民生的改善；在工业布局方面，要更多的发挥沿海的优势；在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方面，适当减少一些国防建设费用，集中力量发展经济建设；中央和地方关系，中央更多的放权到地方去，不要中央什么事都管。大致是从这些角度考虑的。
　　经济体制改革思考比较典型的，是1956年中共“八大”上，陈云提出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想法：公有制为主体，允许一些个体经济的存在；国家计划市场是主体，允许少量自由市场做补充。这实际上是一个改良型计划经济的体制模式，要在计划经济总体的框架内，引进某些市场机制，大概是这样的想法。
　　1956年年底，毛泽东也说过这样的话：我们消灭了资本主义，还可以发展资本主义。因为当时有很多地方包括上海等地有很多“地下工厂”，毛泽东说何不把它拉到地面上来，可以增加生产量。
　　当时的思考也并没有越出斯大林的模式，单一公有制、计划经济是不动摇的。但是比起后来完全消灭市场、消灭个体经济，公有制不断升级、不断地过渡，应该说是比较稳健的思路了。
　　在社会主义民主方面，斯大林暴露出的问题，引起了中共高层的高度关注和思考：看来权力不能太集中，太集中会引起很大的问题。毛泽东也说过，斯大林破坏法制的问题在欧美国家不可能出现。当时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都有这样的说法，说西方的基本政治制度不能学，它是资产阶级的专政。但是西方政治制度中间的某些形式还是可以借鉴的。刘少奇讲，美国华盛顿任两届就自动的退下来，我们现在到底比它进步了还是退步了，应该说退步了。
　　1956年提出一些口号，比如说在文学艺术和科学发展上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共产党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提出“两个万岁”：共产党万岁、民主党派也万岁。把过去民主党派的报纸像《文汇报》、《大公报》这些报纸，重新交给民主党派来办，就是以一种开放的心态和民主党派合作。
　　这些口号和做法在国外引起一些议论，甚至是误解，特别是赫鲁晓夫对毛泽东的“双百方针”是很不满意的。实际上，他没有领会毛的意图。认为毛是搞自由化的，绝对是误解。
　　毛泽东当时提出这些口号，基于这样的考虑。第一，他认为中国的阶级斗争搞得比较彻底，敌人消灭得差不多了，包括知识分子也接受了共产党的领导。第二，他有一个宏大的赶超目标，搞现代化就必须动员各方面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包括知识界、科技界，为实现社会主义宏大目标出力。第三，毛泽东对官僚主义很不满，他想利用党外的力量，包括知识界的力量，来抨击党内的沉闷的官僚主义的空气。第四，斯大林的问题暴露后，苏联的形象不大好，中国应该搞一个比苏联更好的社会主义形象。

毛泽东提出来“双百方针”等等是有底线的，“双百方针”是共产党的一个动员口号，并不是基于1954年的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言论自由有两个禁区：一个是政治问题不能讨论，二是反革命言论不能任其发表。
　　到了1956年年底，出现了波匈事件。其中特别是匈牙利事件，一个共产党政权眼看就要被推翻了，后来苏联出兵镇压，才恢复了稳定。这样就引起党内高度的警惕，连续开会，开十几次会议，感觉中国也可能出现某种事件。当时国内也有罢工、罢课、农民要退社等等闹事事件，强化了这种紧张感。
　　关于波匈事件，当时得出的结论是两条：一条就是东欧的阶级斗争没有搞彻底；二是政府有失误，片面发展重工业，影响了农业发展和老百姓生活改善，官僚主义导致党和群众的关系很紧张。当时估计，中国阶级斗争搞得比较彻底，现在的问题就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特别是干群关系、党群关系的问题，把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重点。1957年年初的时候，就开始发动共产党整风，号召党外人士、知识分子、民主党派来帮助共产党整风。
　　是不是整风一开始，毛泽东就有引蛇出洞的策略？有人认为是这样，另外一种判断是认为，当时还没有一个“引蛇出洞”的策略，真想解决党内三风问题。从史料来看，我赞同后一个观点，确实是想用党外的力量，冲击党内的官僚主义，缓和干群关系的矛盾。
　　但是，你也看到，毛泽东对阶级斗争始终是怀有警惕的，我把它形容是一个“先手”一个“后手”。先手就是要解决党内三风问题。但是毛泽东是留有后手的，万一出现了反党、反社会主义，我就要转过头来反右。1957年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历史栏目：您认为，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对大跃进的发动起到了什么作用？为什么人民公社化和大跃进，并没有帮助中国实现“强国梦”，反而带来了更多的问题呢？

萧冬连：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从毛泽东的赶超战略来讲，是一个插曲，但是它对“赶超战略”，就是1958年发动的大跃进，又发生了很大的影响。
　　这个影响就是：用阶级斗争的办法，用“四大”（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种办法来鼓动大跃进，这就造成了很大的政治压力：在党内批“反冒进”，周恩来、陈云等曾在1956年反对冒进的几位领导人，都做检讨，这样党内就不敢提意见了，就把不同的意见给堵住了。
　　1958年的大跃进，我认为驱动力是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刚才讲的政治上的压力，通过阶级斗争，用“四大”的方式来搞大跃进、搞经济建设，很显然会造成一个政治压力。另一方面，确实利用了一种民气，我说的民气就是所谓“中国梦”，近代以来，中国人有两个梦：一个是“强国梦”、要强大，要发展；一个是“大同梦”或叫民生梦，要解决民生问题，实现社会平等。这两个梦在大跃进年代淋漓尽致地得到发挥，但是确实走偏了方向。
　　应该说50年代的民气是很旺的。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都是经历过的。现在不管你怎么评价1958年的大跃进，那代人对未来充满憧憬，希望过好日子，希望国家强大起来。那代人的奉献和奋斗精神确实是值得我们钦佩的。
　　为什么最后导致了大饥荒，确实是有很深的教训在里面。按照一种理想设计出来的社会改造方案，如果直接拿来搞社会实验──在这么一个960万平方公里，几亿人口的大国来搞大规模的实验──必然会带来巨大的灾难。加上用阶级斗争的方法，用政治手段来强制推行，带来的灾难更大，发现和纠正错误更难。当然，大跃进搞成那样，也有各级干部的“发明创造”，同时与一些基本制度体制如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统购统销制度和人民公社公共食堂制度等有很大关系。

党内的共识与分歧：文化大革命为何难以避免

△历史栏目：您在书中谈到，60年代初期的饥荒之后，曾经有一次改革的契机，因为当时中共高层是对大饥荒是有反思的，并且也在政策上进行了调整。那么，这次改革契机为什么又会被错过了呢？

萧冬连：这肯定与两件大事有关：一是大跃进失败引出的党内分歧，一是冷战背景下的中苏分裂。从意识形态考察，这两件事都涉及到一个核心问题，就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党内分歧的实质是什么？就是在大饥荒面前，党内许多高层领导干部，已经从1958年那种狂热情绪中冷却下来，回归到常识理性。这个常识理性就像田家英感慨的“饥饿比资本主义更可怕”，社会主义首先要让老百姓吃饱肚子。
　　因为有这个认识，所以很多人认为应该采取更加灵活的政策，包括包产到户。当时党内高层也有许多人赞成包产到户，包括陈云、邓子恢，还有毛泽东秘书田家英。尽管是策略性的，渡过灾荒的权宜之计，但是这个问题触及到了毛所允许的底线。毛泽东认为，退到生产队就到底了，再退就是放弃集体经济了，几年的合作化成果也抛弃了，放弃集体经济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他认为党内许多人在暂时困难面前发生了政治动摇，出现了一股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政治倾向，对中央一线特别是刘少奇产生严重不信任，认为必须站出来进行强力干预。
　　中苏分裂有很多的原因，从意识形态上来讲，是因为中国还在追寻一种“一大二公”的、纯粹的社会主义形态，而苏联、东欧开始寻找一种改革的道路，在计划经济中间引入某种市场机制。这一进一退的历史势差，就使意识形态的争论难以妥协、两党关系无法弥合。撇开细节不说，中国批评苏联是修正主义，苏联批评中国是教条主义，实质上是经典社会主义、与社会主义改革的一次激辩。

△历史栏目：关于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动机，有各种不同的解释，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萧冬连：关于毛的动机的解释，虽有各种不同的说法，但可以归结为两个解释体系：一是权力斗争的解释，二是意识形态的解释。我是赞同一种说法，毛的动机是一个矛盾的复合体，他可能两方面都有，这两方面又是统一的。
　　首先，肯定有权力再分配的因素，文化大革命不只是为了打倒刘少奇这么简单，他要清理的是一大批人、一个阶层、一个派别，要改造整个党。第二，文化大革命实际上也是一场乌托邦的社会大试验，毛自己说是一个“大演习”。要在人间建立天国这一点上，文化大革命与大跃进是一脉相承的，只是路径不同，大跃进以经济为进路，文化大革命是以政治和思想为进路。
　　第三，不可否认，文化大革命有反官僚化反特权的考虑，从文化大革命前到文化大革命后期毛反复提出这个问题，这也是文化大革命最有号召力的口号。我认为，这里面存在一个很大的悖论，毛在经济上追求“一大二公”，政治上强调一元化领导，日益强化了集权，另一方面他又不能容忍这种集权体制不可避免的后果。官僚化趋势正是高度集中的权力结构的必然产物，分配权集中拿在官员手里，官僚化的倾向是不可避免的。
　　而在毛看来，官僚主义不是体制内生的东西，而是外在的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所以他要采取全民运动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延安时代，毛泽东同黄炎培谈话时，曾自信地说，我们已经找到了一条新路，跳出历史周期率，这就是民主，就是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然而，毛对民主的理解不是从制度上限制公权力，而是诉诸于群众运动和阶级斗争。从建国时起发动了一系列整肃，从1952年的三反运动，到1957年的整风运动、1960年的整社运动、1964年的四清运动，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搞了一系列的党内整肃运动，结果是伤人无数，却无法根除官僚主义的固疾。

△历史栏目：您认为当时中央领导集体对文化大革命什么态度？为什么如此多的民众带着宗教式狂热投身于这场“史无前例”的政治运动？

萧冬连：从当时党内状况看，当时并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毛发动文化大革命。另外一方面，刘、周、邓这些人是不是想抵制文化大革命呢？我认为没有，不仅没有行动，而且没有这种想法。为什么？因为在20世纪60年代，反修防修是举国大事，是全党共识，在文化大革命前毛泽东导演的中苏论战和四清运动两场大戏中，刘少奇和邓小平分别扮演了仅次于毛本人的重要角色，不能说他们都是被动的。
　　文化大革命以反修防修相号召，党内没有任何理由反对，只是对所要解决的问题各自有不同看法。如果没有毛的干预，刘少奇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可能是又一次反右运动。文化大革命中引起强烈反弹的不是文化大革命本身，而是“打倒一切”的做法。
　　关于群众，现在有“两个文化大革命”说法，一个是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党内的权力斗争；一个是人民的文化大革命，就是趁机造反，反对共产党的专制。这种说法我认为是不成立的，我看了很多资料，在历史上找不到根据。
　　如果说在全国六、七亿人口有那么一两个也是难免的，但它不是主流。主流的是奉命造反，而不是趁机造反。当时人们对于用巴黎公社原则来革新社会制度，是充满幻想的，认为打倒了走资派，就能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的美好社会。这并不是否认文化大革命前积累了各种矛盾，特别是群众对干部的官僚特权化的不满，借着这个机会集中发泄出来。不过客观地说，文化大革命前积累的矛盾远没有达到激起造反的程度。文化大革命中反映出来的问题，有现实的一方面，也有虚拟的一方面。就是因为长期的阶级斗争和平等主义观念的植入而被放大了，激发出一种莫名的仇恨和愤怒。还有一类矛盾，即各级权力机构内部的权力之争，借助于上层的政治动员开展自己的权力斗争，这是历次政治运动获得动力的原因之一。

痛定思痛：文化大革命必然催生变革

△历史栏目：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为什么会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 是哪些力量推动中国选择改革开放？

萧冬连：中国的改革之所以能启动，肯定是因为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带来的灾难性后果有两个，一个是伤人太多，把所有的阶层，特别是过去的既得利益阶层都伤害了，谁都不愿意再回到文化大革命。第二个是老百姓生活太苦了，民生问题已经成为很重大的政治问题。这两个问题就促使了党内和知识界对于我们过去所走过的道路一种深刻的反思，按照某人的说法，“大灾大难使我们大彻大悟”。邓小平讲的，是三中全会以后的政策都是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得来的。
　　推动中国走向改革开放道路主要有三种力量，一是重新出山的老干部。从希望摆脱文化大革命噩梦这点上看，重新出山的老干部都是改革派，这一点很重要。因为中国的改革是政府主导的，如果党内没有基本的改革共识，改革就很难推动。当然，问题不在要不要改，而在如何改、往哪里改。不是所有老干部都始终一贯支持改革，随着改革的深入引起了持续的争论。但是你要看到，从中央到省市、到地县，各级领导层确实出现了一批锐意改革的领导人，这些人并不是受利益的驱动，而是一种历史责任感的驱使。
　　第二种力量是知识分子。80年代知识分子都是改革的坚定支持者。80年代，中共与知识分子有过一段微妙的“蜜月期”。大规模的平反冤假错案，在一定程度上弥合了历次运动给知识分子造成的创伤，更主要的是，邓小平的改革路线和现代化目标重新激起了知识界的热情。除了少数知识精英被纳入政府咨询体制，知识界对改革的作用主要是推动思想解放。党内的民主派知识分子所做的事情还是在为马克思主义正本清源，但在体制边缘或体制外形成的一个民间思想文化运动走得更远了，他们也是要为改革寻找道路，但是与主流意识形态冲突不断，最终分道扬镳。
　　还有一个改革力量来自基层普通民众，特别是农民。当时农民选择包产到户只是为了吃饱肚子，很难说他们能认识到自己的选择与一场改革有什么联系，但是农民的选择确实成就了中国的改革。农村改革大大提高了改革的声誉，推动了市场化趋势。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是农村改革引出的最积极的成果。持续的“民工潮”引发中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人口流动浪潮，农民“自己解放自己”的行动，推动了中国社会结构的历史性变迁。
　　中国的改革之所以能走这么远，有一个大背景，它是在一个开放的环境下进行的。开放本身就是改革，开放又推动了改革。对外开放中国“经济奇迹”的贡献是显而易见的。对外开放在引进外资的同时也引进了新的规则和制度。1978年以来，中国一直在向西方学习，当然，中国决策层始终坚持自主选择的原则，没有接受任何“一揽子”方案。
　　（采访：董乐 整理：靳旭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