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唐的选拔制度：当官要靠长得好

⊙作者：贾晋京

http://www.phoer.net : u( z! p1 {6 S　　大清王朝的“知识分子政策”看上去还是颇为皇恩浩荡、体贴周到的，按例，举人中式之后，参加过三次会试仍没有中进士的，可以参加名为“大挑”的选官程序，也就是对于考试老也考不上的“困难户”落实一下政策，给一个做官机会。的确，考上一个举人，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了，一般都要在考场中拼搏十几年，才能“侥幸”得到这个光荣的头衔，再加上三科会试，那便是近二十年的考场浮沉了。对于如此始终不渝地应考国家公务人员，积极要求为人民做点工作的忠诚赤子，朝廷怎么不给他们一个一试身手的机会？而比举人更进一步的荣誉──进士，又只是举人当中约5%的幸运儿的事儿了，因此，在绝大多数无法考中进士的举人（他们除了当官之外是没有其他出路的）看来，“大挑”几乎是一生全部希望之所寄。
http://www.phoer.net . A$ ^) S7 y! c, h' f; g　　对于举人来说，“大挑”是历经千辛万苦，在场屋中耗费约二十年生命之后才好不容易得来的改变命运的机会，而对于国家来说，“大挑”也是最为重要的选拔途径之一，通过这一途径入仕的人，在整个官僚体系中所占比例甚高，对于朝廷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如此重要的选拔程序，其择才标准是什么呢？对此，大清的制度有着明确的规定：“大挑一科，不试文艺，专看相貌。”也就是说，决定一个人能否进入官僚队伍的标准，是看此人是否长得顺眼！
http://www.phoer.net * e, b  N& b5 F$ B+ Y+ \　　清代陕西米脂县人高照煦是同治十二年癸酉科（1873年）举人，在应光绪六年庚辰科（1880年）会试不中之后，参加了当年的大挑。在其晚年著作《闲谈笔记》中，对“大挑”的方式有着详细的记载──
http://www.phoer.net ( g' Q% v. C7 S+ Y　　“大挑”在紫禁城东华门内的文渊阁里进行，这里可是皇家禁地，在这里进行“大挑”，由此可见朝廷对于人才选拔工作的重视。参加大挑的举人，通过分组抽签，每二十人为一“排”，按“排”入场。每“排”二十人经过相貌审查，挑出一等三人，获得担任知县的资格，第二等九人，获得担任教谕、训导、教授等教职的资格，其余八人则被淘汰，当时叫做“跳八仙”。
　　高照煦在参加“大挑”时对自己的相貌非常富有自信，颇以一等自期。然而，在抽签时，他却抽在了最后一“班”，所剩不足二十人，只有十三人。按照规定，这种情况只能选一个一等，经过主持面试的亲王反复衡量，高照煦被定为二等。最后他坐了几十年清水衙门，历官宜川训导（相当于县教育局副局长）、郃阳教谕（相当于县教育局局长）、榆林府学教授之后结束了并不成功的官场生涯。

年轻时候的溥仪  U3093P1488DT20130814162906.jpg  保存到相册

上传时间: 2013-8-14 17:40

文件大小: 25.75 KB

下载次数: 10

点击文件名下载图片

 

　　如果说高照煦以必得一等不可的相貌而落入二等是倒霉的话，那他的同乡前辈、晚清名相阎敬铭在早年参加“大挑”时的遭遇，简直就是“衰”得不能再“衰”了。
http://www.phoer.net , z8 e3 G' q- q- z　　阎敬铭是陕西朝邑县（今并入大荔县）人，早年累次考进士不第，不得已参加了某科的“大挑”。当时规定，举人大挑时按照同、田、申、甲、由五字作为相貌评判标准。“同”字脸第一，“田”字脸其次，此外脸形像“申”、“甲”、“由”字的，也有入选之望。然而阎敬铭的脸哪个都不像，而是像个枣核，且两眼一大一小、一高一低，身高又不满五尺（不到165厘米），形容实在猥琐异常，一副乡巴佬模样。怎么看怎么都不像个当官儿的。
　　当阎敬铭随着二十人的“班”一同进入文渊阁之后，刚行完礼，连自报履历还没来得及，主挑的亲王看到他猥琐的形状，便厉声呵斥到：“阎敬铭先出去！”挑都不用挑了。
　　阎敬铭“出去”之后，没有别的出路，只得继续报考下一科的会试。他很幸运，终于最终找到了证明自己的机会，于道光二十五年乙巳（1845年）恩科考中进士，并进入翰林院。后来历官湖北布政使（约相当于省长）、山东巡抚（约相当于省委书记）、户部尚书（约相当于财政部长）、东阁大学士、军机大臣（约相当于政治局常委）等职，为晚清一代名臣。在经济、军事、荒政等多方面事务上都卓有建树，尤其以善于理财著称。曾经在户部尚书任上，以“治本节用”为由坚决抵制了慈禧太后重修圆明园的奢侈念头。而且为官及其清廉，堪称晚清廉吏模范。
　　设想如果阎敬铭因为相貌之故“出去”之后，没能幸运地通过会试这个独木桥的话，其经邦济世的才能恐怕也只能遭到埋没了。何以大清王朝的官员选拔制度，竟然如此地“以貌取人”呢？
　　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就是即使在市场经济的今日世界里，在统计意义上，美貌者也总是在职场上获得优先雇佣，并得到更多的提升机会；在美国的选举中，相貌上占优势者获胜的机会要比其貌不扬者大得多。从经济学角度看来，这里或许用得着2001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Michael Spence教授的“信号传递”理论来做出解释。用“信号传递”理论来看，可以认为，一个人相貌的好坏，可以传递出很多关于这个能力如何的信息。因为，相貌的水准，更多地不仅仅是五官端正的问题，而是一个“气质”问题。一个人的“气质”如何，往往反映着此人的家境好坏、营养状况、教育程度等等多种信息。相貌好之所以好，一般说来是因为着较好的家庭背景、营养水平和墨水含量，所以，“相貌好”同“有能力”之间是存在较高的正相关的。
http://www.phoer.net ( G; R: [6 ~  N1 w　　但是，问题的关键之处在于，一个政府能否把选拔官员的标准确定在类似相貌这样不确定的评价体系之上？毕竟，政府要做的事情，应该是“为人民服务”，而相貌高大英俊，无论如何与“为人民服务”的水平也不是直接相关的。官员的能力高下，政府的绩效好坏，最终的测评只能由其提供的公共产品的“消费者”──被统治者来做出评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即便设计最为精良的考试体系，比如科举，也是无法直接测定出被考核者的行政能力的。因此，在制度设计上，只有被统治者能够直接参与到官员的选拔和监督过程的制度，才是权力制衡链条最短，最为合理的制度。清政府作为传统类型政府，只知道“统治”而不知道“服务”，其政治运行逻辑便考虑不到被统治者的利益表达，因此，如何选拔官员，便成了官场内部的事情。没有被统治者的参与机制，做出“以貌取官”这样的荒唐事也就不足为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