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自由派为何支持军方推翻民主制度

　　我没有专门研究过埃及和泰国的政治，不过这几年新闻报道很多，难免引发一些思考。我想的最多的问题是：埃及、泰国的自由派为何支持军方推翻民主制度？

2013年埃及政变街头景象  U3093P1488DT20130902144936.jpg  保存到相册

上传时间: 2013-9-2 1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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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通常把民主和自由联系在一起，甚至有些人把民主和自由当成同一个东西，在埃及和泰国，自由和民主打起来了，这实在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2006年9月，民主选举产生的他信政府突然被军方武力推翻，他信流亡海外。再次举行选举，仍然是他信派获胜，于是反他信的群众大规模示威游行，2008年11月甚至占据机场，最后再次迫使他信派下台。这时，我看到报道，反他信群众主要是城市中产阶级，在首都曼谷尤为强大，而支持他信的主要是相对贫穷的阶层，很多生活在农村。泰国经济发展水平和中国差不多，贫穷阶层仍占人口多数，他信上台后，执行了不少有利于贫穷阶层的政策，相对侵犯了中产阶级利益。城市中产阶级本来应该是最坚定的自由派，本来应该支持民主制度的，不过此时他们认为民主制度已经成了多数专制，侵犯了少数人的基本权利，于是支持军方推翻他信政府。
　　泰国之所以没有发生大规模流血，一方面是泰国大多数人信仰非暴力的佛教，另一方面还有一个德高望重的国王，起到稳定器的作用，这算是不幸中的万幸。几经动荡之后，再次选举，仍然是他信的妹妹英拉当选，不过英拉在军事政变的威胁之下，不敢象她哥哥那样大胆执政，甚至也不敢否定军事政变、赦免哥哥，现在的泰国民主制已经是一个扭曲变形的民主制。
　　埃及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它的经济发展水平还不及泰国，也没有非暴力的传统和国王。2011年世俗自由派和穆斯林兄弟会在军方的默许之下联合推翻穆巴拉克后，进入开放的权力角逐。埃及的经济水平决定了中产阶级不够强大，自由派群众是少数，所以选举上台的是穆斯林兄弟会的穆尔西。穆兄会是比较偏激的宗教势力，并没有多少自由观念，于是民主制向多数专制转化，他们执政的趋势是要在埃及逐渐剥夺宗教自由，把埃及变成神权国家，世俗自由派被剥夺自由，基督徒受到迫害，拥有现代思想和世俗传统的军方也被逐渐剥夺权力。
　　于是世俗自由派和军方发起反击，先由世俗自由派发动街头群众示威，然后是军方以此为由推翻民选政府。但是穆斯林兄弟会当然不会屈服，他们拥有多数埃及人的支持，他们的政府是埃及第一个合法民主选举的政府，激烈抗争在所难免，很难达成妥协，于是上演了2013年8月14日的血腥清场。开罗的清场虽然已经完成，但激烈的冲突未必会随之结束，埃及已经被彻底撕裂，两派群众彼此间的仇恨不知还要制造多少悲剧。
　　发展中国家的自由派常常会面临这种两难的境地，一方面他们支持民主制，另一方面，当民主真正来了，还是让他们害怕，因为这常常不是真正理想的民主，而是多数专制。换句话说，推翻了少数专制，结果并没有得到自由，得到的是更可怕的多数专制。
　　这种困境很容易理解，发展中国家经济水平有限，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不占人口多数，因此自由派不可能得到多数支持，在选举中只能是失败者。多数人口是受教育不多、较贫穷的阶层，能够得到多数支持的很可能是缺乏理性的、善于煽情的、有专制倾向的极端政治派别。
　　今天的中国情况也很类似，相对自由的互联网大概是观察中国舆情的最佳窗口了。但令人担忧的是，在多数网络投票中，总是比较偏激的观点占优势，而且是很大的优势。这并不奇怪，中国今天93%的人口没有受过高等教育，上过大学的7%大多也只是受过很差的高等教育。今天能够上网的几亿人在全部人口中还算是教育水平相对较高的，可是一旦发生意见分歧，很快就开始破口大骂，几乎看不到理性的、平心静气的、彼此尊重的辩论。如果这些人不是在网上见面，而是在街头群众运动中碰头，暴力冲突在所难免，要流多少血、死多少人就难以估量了。文化大革命初期曾经有过一个自由阶段，甚至在毛泽东掌控大局的情况下，派系武斗仍然死了几十万人，对全民道德水平的破坏至今仍然感觉得到。多数人民在没有自由观念的情况下突然得到自由，通常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知识分子在今天中国的使命仍然是启蒙，是传播自由思想，这是现代文明的核心价值观，多数中国人树立不了这个观念，就谈不上现代化。自由观念其实很简单，用四个字来表达就是“相互尊重”，就是一种开阔的文明的态度。密尔的《论自由》被认为是对自由思想的经典表述，严复先生早在一百多年前就非常深刻的把它翻译为《群己权界论》，薄薄的一本书。不过我还觉得啰嗦，其实用一句话来表达“自由”就是：一个人有权做任何不损害他人的事情，政府、群众、其他个人都应尊重这种权利。当然，密尔在导言里也说了，自由是基本的人权，但小孩和野蛮人还不够成熟，所以还不能享有自由。中国的思想启蒙其实就是要把中国人从小孩和野蛮人的幼稚野蛮的思维状态中解放出来，使中国人成为理性、文明的现代人。
　　这个任务相当艰难，中国几千年专制社会几乎没有什么自由传统，近代又经过一百多年的战乱和暴力革命，今天的中国人大多是“喝狼奶长大的”，从小就接受仇恨教育，基于仇恨的暴力革命是最正当的道路选择，理性的妥协是叛变、不彻底。有一种真理绝对正确，其他的都是错误，不但不能尊重多元思想，一定要把它们彻底消灭，每一个问题都有一个标准答案，偏离标准答案就要受到惩罚，甚至上课的坐姿都有标准，我们小时候是要把双手背到后面，据说现在的小孩是两前臂并拢撑在桌上。最近听说我正上初一的外甥因为早自习和同学说话，被罚站了整整一天，从第一节课站到最后一节，他们班还有一个同学因为冒犯了老师，被罚站整整四天，赢得了“站神”的外号，这样严厉的惩罚式教育难道不是孕育仇恨的温床吗？
　　今天中国社会上弥漫的暴戾之气有其现实原因，但是这种教育造成的思维方式也是重要原因之一。偏狭的仇恨几乎成了一种习惯、甚至成了一种正当的文化，仇官、仇富、仇医生、仇教授、仇任何与自己想法不同的人……
　　邓小平曾经提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几乎人人嘴上都说反对应试教育，都承认教育不仅仅是传播知识，考高分，首先是教育孩子如何做人，做人是要做一个现代人，是要帮助年轻人建立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核心价值观，而现代文明的核心价值观就是彼此尊重、多元开放的自由观念。没有彼此尊重的观念，就不可能在开放竞争中尊重规则、和谐共处，只能恶斗不止、暴力欺诈横行；没有多元开放的思想，也不可能培养出创造性人才、形成真正的科技创新能力。
　　当然传播思想的教育事业是不能单独成功的，没有经济基础，就没办法让绝大多数年轻人受教育；没有形成平等交易的商业社会，自由观念也很难深入人心；没有强大的中产阶级，很难建立稳定的、尊重自由的政治制度。
　　这中间就需要一个开明专制的过渡期，先发展经济、教育，再实行民主。梁启超的“开明专制论”、孙中山的“训政”、新加坡的李光耀、韩国的朴正熙、中国台湾的蒋经国、还有邓小平，他们思想上是相通的。这种思想已经不仅仅是思想，在实践上韩国和中国台湾已经实现了全面的现代化，可以说东亚道路是非西方国家实现现代化最成功的道路，中国大陆作为后来者，也沿着这个思路创造了三十多年的经济奇迹，每年大学招生人数从最初的二十几万达到今天的七百万。如果能够保持发展势头，中国大陆即使由于规模大、底子薄，面对更多困难，但最终实现经济、社会、政治全面现代化的机会仍然是很大的。
　　中国的自由派要想避免在少数专制和多数专制之间做选择的困境，最重要的是埋头帮助多数中国人建立起自由观念，让多数人懂得按《罗伯特议事规则》文明地讨论问题、尊重不同意见、让小区的业主委员会运作起来、让非政府组织承担更多社会责任……中国有十三亿人，这个传播思想的工作量是非常巨大的。相对而言，专注于向高层喊话反而意义不大，指望一个英雄横空出世，其实是一种机会主义的偷懒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