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美国人刮目相看：谍王戴笠一生得意之作

本文摘自：《八大特务头子》
⊙ 作者：吴学华 出版社：台海出版社

　　导语：蒋介石之所以能够维持他多年的独裁统治，除了那帮为他卖命的黄埔学生外，还有他最为倚仗的特务机构。他们各有各的脾气和性格，之所以能够飞黄腾达，除了运气之外，靠的就是心计。他们各自培植自己的亲信，政治实……
　　早在1938年3月，在重庆召开国民党临时全体大会时，国民党两大特务机构（军统及中统），同时奉命扩大为局，即：将原有的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一处，改组扩大为中国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简称为中统局），以朱家骅为局长，徐恩曾为副局长；将第二处改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为军统局），先后以钱大钧、贺耀祖兼任局长，戴笠为副局长。有关这一改组扩大的情况，关系到戴笠升局长的资历问题。蒋介石认为复兴社是学德意法西斯组织而来，法西斯这一名称已经不吃香了，决定将复兴社撤销，用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名称来代替，要培植新兴的青年团来改造老大无生气的国民党，要将气度放大，只要不是共产党，凡属是抗日爱国的优秀青年都可吸收，连桂系的青年组织也容纳进来。
　　他认为戴笠升任局长的资历不够，要圈定戴笠为中央委员，交代二陈（指陈果夫、陈立夫）一定要这样办，并把戴笠叫去谈话，还亲笔写了一张条子。上面写的是“蒋介石中正介绍戴笠为中国国民党党员”几个字。很快，戴笠就入了党。
　　戴笠越来越得到蒋介石的重用，是因为他手中握着一件新式秘密武器，就是破译无线电通讯密码。从1933年12月开始，戴笠就着手建立电讯系统，设总台于南京，由魏大铭主其事。继后，又特聘清华大学教授温毓庆博士从事破译密码的研究。1936年魏大铭破译出一封日本外交密电，首开纪录。
　　破译密码是一项从暗中摸索密码规律的极复杂极细致的工作。由侦察台收抄来的密电码，首先要从呼号中弄清是哪方面的电台，再由密码破译人员针对发报电台的性质，估计可能的内容，先从虚构摸索入手，在一份电报中找出相同的电码，把它假定为某一个常用字，然后仍用假定的意义来摸索、试探，逐步得出一份电报的全文，又日积月累地逐步构成较完整的密码本。若破译成功可以说是涉及到敌我双方生死存亡，其情报的价值是无可估量的。所以戴笠十分重视破译的技术研究工作，后来专门成立了以温毓庆为主任的特种“搜术研究室”，聘请《美国黑室》一书的作家亚德利为顾问。
　　1939年，戴笠于日本俘虏口供中，得知日军使用日文50字母组成方法之概况，对破译无线电密码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由于军统局特种技术研究室对研译日本军部密码的工作获得日益进展，每天都有十几份经破译出来比较重要的情报电文呈送给戴笠亲阅。如日本驻美大使白鸟敏夫从日本去美国赴任，从沿途发回日本国内的重要电报，均由特种技术研究室破译出来，每天由姜毅英少将呈送戴笠亲阅，从而使戴笠对白鸟敏夫的动态了如指掌。戴笠对这种材料极为重视，收到后当天必读，并择要转呈蒋介石。
　　1941年冬天，重庆杨家山公馆的办公室内，戴笠穿着少将衔军服，皮鞋在地毯上盖印似的压过来又压过去。
　　因为日本侵略中国的战局未定。特种技术研究室破译出来的“日本方面派来栖三郎去美国见罗斯福总统，想拉美国和日本站在一起”的一份重要情报，呈交给戴笠，戴笠阅后忙向蒋介石呈报。
　　蒋介石看到戴笠的情报后，迅即示意外交部长郭泰祺致电罗斯福总统，说：“美国必须拒绝日本的请求，并应明确向日本宣战。美国不能出卖中国，如果美国要和日本人妥协而出卖中国，那么，中国就只好自己出卖自己了。”蒋介石这里所说的“自己出卖”，就是暗示中国要在迫不得已时主动向日本投降。
　　郭泰祺用宋美龄的署名向美国总统罗斯福发了电报，这一手果然起了作用，罗斯福很快拒绝了来栖三郎的请求。蒋介石如愿以偿了。
　　戴笠由此预感到日美之间必然风云险恶，剑拔弩张已是指日可待，他来回地在室内踱步，策划着下一步棋的走法。
　　“报告！”室外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响亮的音色有些尖细，戴笠一听便知是译电组少将组长姜毅英。当即回答一声“进来！”
　　姜毅英是军统局唯一的女将军，原名姜鹤根，江山县新塘边人，杭州高中毕业，身材苗条，容貌美丽，五官迷人。不知情者，决不会知道她是木匠的女儿，现在是特种技术研究室破译密码的权威之一。她手里拿着一份电文，神情略显紧张，一开口就用江山话说道：“报告局长，今天破译出一份重要电报，11月26日早晨9时，日本特遣舰队有30艘舰艇，包括6艘航空母舰，已经悄悄驶离择捉岛中部的单冠湾基地，迎着风雷，似有朝珍珠港方向进发的迹象。”
　　戴笠因为他对日美关系的判断得到证实，高兴得忘乎所以，竟然情不自禁地一把将姜毅英拥抱起来，随即放开手说道：“记住，蒋介石总裁之所以能成为领袖，其中很妙的一个原因，就是他有一位贤内助。”姜毅英凑趣说：“这个嘛，自然。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局长也有必要物色、培养一位像‘夫人’一样的贤内助了。”（意指戴笠把军统女特务余淑衡送美国去留学、培养，并预定作为未来的太太之事。）
　　戴笠决定把日本人企图偷袭珍珠港的情报转告美国，借以显示军统局破译密码的神通，并讨好罗斯福总统。于是在呈经蒋介石批准后，指示毛人凤立即把消息通知军统局美国站站长肖勃，由肖勃转告国民党政府驻美国大使馆武官郭德权。郭德权接到情报后，急忙转致五角大楼美国海军司令部。
　　岂料，美国海军司令部一些骄傲到极点的将军们，听了戴笠提供的情报，竟然捧腹大笑。他们根本看不到军统局的情报价值，认为这是中国人在瞎编瞎说，意图破坏美日关系。西方海军司令部的将军们认为日本在军火方面依靠美国的大力支持，美日两国的关系非常友好。
　　日本海军为了迷惑美国海军无线电台的谍报工作和掩盖它偷袭珍珠港的企图，除用改变航向的办法来迷惑美国海军外，又于12月1日零时更换了刚刚更换过的舰队无线电通讯呼号，致使美国方面对日本的意图全无警觉。而这一点，戴笠对特种技术研究室破译密码所获得的消息的可靠性，却是深信不疑，十分清楚的。
　　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部的“眼睛”盯着日本分属第一航空战队和第二航空战队的赤诚、加贺、苍龙和飞龙等四艘航空母舰的行踪，但是无法查明它们的下落。
　　由于美国海军司令部一些将军们骄傲自信，目空一切，对戴笠提供的“日本人有偷袭珍珠港迹象”的重要情报，竟一笑置之。结果，美国太平洋舰队的全部舰艇、飞机，除出航未返的三艘航空母舰外，均遭到毁灭的命运。有40艘舰艇被击毁击沉，总共有2405人丧生（其中包括在“亚利桑那”号战舰上的1102人），另有2000多人受伤。
　　日本偷袭珍珠港的阴谋得逞后，美国海军司令部的将军们痛定思痛，才想起戴笠事前提供的情报是可靠的。于是，美国海军情报署便立即找军统美国站站长肖勃商谈，并通知美国驻重庆大使馆武官迪帕斯上校找戴笠联系。戴笠自然受宠若惊，欢天喜地地在戴公馆大宴宾客。
　　不久，肖勃陪同美国海军特务头子梅乐斯准将到重庆，帮助戴笠建立“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经蒋介石同意，前后在重庆建立了大小近500幢房屋，强占不少民房及田地，涉及30亩左右的范围，给中国人民带来了空前的灾难。
　　为了接待梅乐斯和戴笠到西安视察，身为军统人员的警察局长肖绍文将玄枫桥13号花园别墅修葺一新，作为戴笠的临时住所，以为是适合戴笠的心意了。这花园别墅原来是杨虎城将军的军需处长王维之的，西安事变后杨虎城派系的人全倒了霉。
　　西安特工处长领他们到这所花园时，戴笠闷闷不乐，叫人立刻把警察局长肖绍文找来。肖来后，他劈头盖脸地大骂肖瞎了眼。接着一把拉着肖走到大门外，指着门牌号码，气冲冲地骂道：“谁将我住的门牌定为这个号头？身为警察局长，明天就有外宾到来，还能用这个号头吗？”他这一骂，肖才恍然大悟，只好将13号改为“甲14号”。欧美人士最忌讳“13”这个数字，戴笠也像他的那些外国朋友一样，一生最怕13这个数字对他不利。
　　戴笠在陪同梅乐斯去东南沿海视察时，故意绕道去他的家乡浙江省江山县，以示威风。家乡有人问戴笠何以会同美国人合作共事？戴笠很得意地回答说：“这是因为我有一张珍珠港王牌。”
　　军统局从破译敌人密码中，获得很大的好处，也正由于研究密码的工作的开展，使军统局本身遭受严重打击。

　　原来军统局有一个研究破译密码的报务员李开锋，竟偷偷地去投靠汪精卫特工总部，当上了汪伪特工总部电讯处处长，专门从事破译军统局的通讯密码。李开峰住在杭州汪精卫的政治保卫局内进行密码研究，经常把军统局的无线电波收下，破译出来，弄得戴笠火冒万丈，指令毛森务必除掉李开峰。
　　神通广大的毛森，策动投靠日本人的军统局上海区区长陈恭澍的警卫员刘全德，想尽一切办法，伺机把李开峰搞掉。果然，在1943年的大年夜，李开峰从杭州至上海，随同一群汉奸给陈恭澍辞岁拜年。这天，他们吃酒赌博，狂欢直至深夜。刘全德便假献殷勤，于1944年正月初一凌晨，用陈恭澎的小汽车送李开峰回住处去。车至富民路长乐路口，刘全德偷偷拔出手 枪，向李开峰连发两枪，打死了李开峰，然后飞身下车，迅即潜逃，后来至浙江省江山县峡口，暂住在他丈母娘家里，并从戴笠那里领得10万元奖赏。
　　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简称中美所），是1943年夏才正式成立的。戴笠一开始就心怀鬼胎，作为他往上爬和扩充实力的资本
　　从1941年至1943年之间，蒋介石政府军事部门先后与苏、英、美三国在军事情报上进行情报交流合作。最先是苏联驻重庆大使馆的武官罗申出面，要求中苏合作并成立中苏情报合作研究所。这个研究所成立不久，因德苏战争紧张，苏联无暇东顾而告撤销。接着在珍珠港事变发生不久，英国在远东的殖民地，受到了严重的威胁。英国政府派遣驻渝的情报人员，在英国驻华大使馆的商务参赞的伪装下，以安德逊的名字出现，要求设立中英情报交流合作研究所，并提出合组一支游击部队，由中国出人由英方担负所需经费和武器弹药等。蒋介石批令军统局办理，戴笠则将周伟龙自忠义救国军以代总指挥的头衔调到重庆，与英方代表进行过多次谈判，在小龙坎周家湾准备成立中英情报合作研究所。这时英国远征军元帅蒙巴顿，派遣一个青年军官学习团约40余人，来华学习游击战术。这个团到过西北、中原、东南等游击边沿地区实地察看，然后送到湖南衡山游击干部训练班受训。这个班名义上是派李默庵负责主持，实际讲授的教材及主要的教官人选，由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将军提供保荐。叶将军亲自住班协助，才使这个班初具规模。
　　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简称中美所），是1943年夏才正式成立的。戴笠一开始就心怀鬼胎，借机招摇撞骗，作为他往上爬和扩充实力的资本。他吸取了周伟龙不善于侍候洋大人的教训，认为要抓住美国佬以自重，就非亲自出马不可。他自封为合作所主任，美国海军上校梅乐斯为副主任。梅乐斯派他的得力助手贝乐利中校为美方参谋长，听说是一位很能干的人。戴笠岂甘示弱，经精心挑选的结果，便调来李崇诗为少将参谋长，潘其武为少将主任秘书，黄天迈为总翻译，谢力公、陆遂初等为各组组长。为了适应美国人的生活方式，戴笠还大兴土木，赶建了办公室、宿舍、仓库以及别墅等等。从缫丝厂重庆特警班、立人小学起到杨家山止，在20多华里内的山谷中，建筑了数以百计的房屋，形成新的禁区。如果没有通行证件而误入其境的，便有遭受逮捕、拷打成招、永远监禁的危险。
　　中美合作所，从美方来说，只是属于美国海军情报系统的一个支派，但是蒋介石政府却把它用来对付共产党人和民主志士。1945年11月前后，按签订的协定，抗日战争结束，美方认为该所任务完成，即宣告结束中美合作。
　　中美合作所结束后，该所所有的美国人，不论来自海军、陆军或来自美国的特务机关或非特务机关的，都于合作所结束时，一个不留的回国了。
　　但是中美合作所并没有因为美方的退出而结束，从1945年开始，中美合作所成了人间的活地狱，在这里，无数优秀共产党人和民主志士遭到惨无人道的血腥摧残和迫害。1949年蒋介石在逃离大陆的前夕，还下令将关在原中美合作所的数百共产党员和爱国民主人士全部屠杀，其中有杨虎城将军的家人。
　　1943年7月，美国战略情报局局长杜洛宛自北非战场飞到重庆。杜洛宛与梅乐斯是各有系统，门户之见也是很深的。戴笠热烈欢迎这个美国特务头子，比之蒋介石政府中的任何一次的招待都要丰盛。戴笠与这个特务头子多次长谈，欢迎杜到军统局设在罗家湾的局本部参观各处室，还邀杜洛宛在扩大的纪念会上讲演，戴笠率领在重庆的大小特务到场恭听。参观各处室本来是特务机关不容许的事，戴笠便以“不见外”而欢迎杜洛宛参观指导。这个美国特务头子特别欣赏军统局人事处设置的人事卡片，查人查事比查字典还要方便。当戴笠说明军统局有内外勤的职业特务20余万外，还拥有武装游击部队近20万人之多。那个美国人感到很诧异，伸出舌头，跷起大拇指说：“这是世界上最大的军事情报机关。”另外，杜洛宛认为军统局的无线电设备，条件虽然受到限制，但制度管理的办法好，敏感效率高……也得到了赞许。
　　戴笠从“跑单干”发展到拥有“衙门”，从“小瘪三”高升到“科长”，是离不开他手下喽啰们为他效尽犬马之劳的
　　从1942年起，蒋介石消极抗战、积极反共达到了露骨的阶段。日本政府的诱降政策，在汪精卫为首的南京伪政府成立后，通过各种渠道，也正在加紧进行中。蒋介石政府的党、政、军、特的高级头目，纷纷投敌附逆，达到了高潮。因此，“曲线救国”的呼声，也就成为投敌附逆者的护身符。蒋介石对汉奸曾使用过暗杀锄奸的手段，后来为了安抚汉奸们并为其找到所谓出路，主要手段则是采取策动待机反正归来。到了日本快投降的前夕，则又喊出与中国共产党争天下，将策动汉奸反正列为最重要的一着棋。策反任务主要交给军统局，由中统局和政工局协助辅行。戴笠对待策反任务的执行，在局本部内指定主任秘书毛人凤、第一处处长鲍志鸿为正、副主任委员，成立策反委员会以主持其事。外勤单位除各区、站、组的策反任务之外，在上海统一委员会之下，派沈醉负责主持一个策反委员会，以汪伪政府及东南五省为策动对象地区。军统因人因事因地因时之不同，派出的军事特派员、专员、组长等等名义的策反人员，满天飞，多如过江之鲫。
　　1945年在重庆召开的国民党六全大会上，蒋介石又圈定戴笠为中央委员候选人，同时被圈的还有郑介民、唐纵二人。所谓候选，不过只是走走过场而已。戴笠对老头子有言在先，不能不贯彻到底。他的算盘是打在讨主子的欢心和信任二字之上，党官还是放弃的好，于是再次坚辞不干。然而他却使出花招，亲自出面，大摆宴席，串演京戏堂会，邀请大批老牌中委、新牌代表，为郑介民、唐纵投顺水人情的一票。他自己站在干岸上，只要自己的伙伴下了海，不愁龙王不献宝。戴笠的“不怕龙王不献宝”这句话，意思是将二陈操纵党权，垄断选举机器，比作龙王，把自己比作孙悟空，没有他这一闹，操纵党权的龙王是不会放松选票和席位的。由此可见，戴笠又一次坚辞中委及成全郑介民、唐纵之顺利当选，用心之深而且险恶了。难怪郑介民于当选后向人说：“雨农的鬼把戏，总是讨得老头子的欢心。”这几句话，确实是看穿了变戏法者的心灵深处。
　　同年夏，正当美军在太平洋上由逐岛进攻改为越岛进攻的节节胜利中，蒋介石派军令部次长熊斌，以华北宣抚使的头衔，带着一批高级随员胡介眉、丁述本等飞到汉中。熊斌以为汉中行辕主任李仁宗可以协助，结果李无能为力，于是又飞到西安。熊斌深知胡宗南向来一把抓，不见得对他会有何帮助。他忽然想起了戴笠向他交代的话：如华北地区汉奸部队反正有何困难时，可找他。
　　熊斌是日本陆大高材生，曾任前西北军冯玉祥的参谋长。华北地区的军事汉奸大头头，如庞炳勋、吴化文、门致中、孙殿英、张岚峰、孙良诚等等，几乎无一不出西北军之门，这就是他出任宣抚使的优越条件。于是他派高参胡介眉，通过高树勋驻西安的办事处长傅正舜等来与军统的人商谈。军统的人事先得到戴笠的来电，也向胡宗南面报必须协助的道理，胡表示同意，但也要给他一些面子。
　　军统的人与熊斌见面后，立即要胡介眉等拟出计划，越快越好，因为日本天皇裕仁已经广播无条件投降，如果不抢先一步，华北地区的汉奸部队就有可能解散，或倒向八路军一边。他们很快就拿出了方案：
　　第一：立即以宣抚使转奉蒋介石命令，委任华北地区的大汉奸庞炳勋、孙殿英、门致中等10余人为各路先遣军总司令。电令拍发给新乡情报组组长李叔晋，责令孙殿英将原电星夜派员送达各接受命令者手里；
　　第二：保荐军统局少将级特务头目龚春浦、陈仙洲、张振武、陈轶珍、谭松艇五人为华北宣抚使署专员，携带加盖关防印信的委任状，星夜出发，赶到各路先遣军总都亲自传达命令，亲交委任状，完成任务后返西安复命；
　　第三：各地业经明令发表的先遣部队，必须服从命令，不得擅自移防，要以维护治安秩序为重。
　　上述情况，在华南、东南、华中、东北等地区，大同小异，都是在军统预谋计划下行动的军统局控制了汉奸元凶，如陈公博，周佛海等等，早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据鲍志鸿说，戴笠对于“满洲国”东北军系统的大汉奸，发了不知多少绸子信，派陈旭东等人将绸子信缝在衣里内，分送到鲍文樾这样的大汉奸手里，也到过“满洲国”策动过伪满总理大臣张景惠。另外，广东系的大汉奸，曾经与蒋介石同过学，在粤军中共事的招桂章，是日本直接控制下的广东要港司令，军统派站长何崇校经过千难万险，终于策动了过来。华南15万汉奸武装部队是最先归顺的。
　　1945年春节前后，戴笠来到北方区所属的西安视察，北方区的管辖范围包括晋、陕、豫、冀、察五省。戴笠向北方区区长询问了对五省策反工作的部署之后，说：“西欧战场继北非战场而取得胜利，即将决定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不论日本如何顽强，失败的命运是挽救不了的。中国的问题不是对外而是对内。对内是与共产党争天下的问题。共产党喊出‘百万屯军，百万屯粮’的口号，野心不小，未可小视。好在校长胸有成竹，早有准备，前途是必操胜算的。校长将策反任务交给我。我估计华北、东北的汉奸武装不会少于150万，东南、华中约有百万之多，华南约20多万，共计约300万人，战斗力虽不强，摇旗呐喊，不失为一大力量。本局早已注意策略，执行曲线救国，等于将鱼养在池塘里，当下网的时候就撒网，当吃的时候就吃。我手上掌握的近20万游击部队，受过美式训练和持有美械轻装备的，已超过10万人。打算在将来反正的汉奸部队中挑选精锐20万人，一并奉送给胡宗南来统驭打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