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时期小说中的基督宗教

⊙ 杨剑龙

《二十一世纪》网络版二○○三年五月号
　　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对基督教文化的偏至态度，长期以来人们对基督教文化持有一种批判甚至否定的态度，以致於形成了谈教色变不正常的社会氛围。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文学为工农兵服务浓郁的英雄主义语境中，由冰心、许地山、老舍等拓展的中国现代文学创作中浓郁的基督教文化色彩便隐没了。在文化大革命打倒”封、资、修“的”革“文化”命“的狂热岁月中，基督教文化更是成为受批判遭鄙视的对象。改革开放以后，在向西方开放的过程中，在对於西方文化思潮的热情关注与引进中，基督教文化也成为一些学者关注的对象，诸多有关基督教神学的着作先后被翻译进来，各种宗教的活动也逐渐走向正常，这或多或少地影响了中国当代文化与文学的发展。在小说创作中逐渐出现了一些带有基督教文化意味的作品：竹林的《地狱与天堂》1、礼平的《晚霞消失的时候》2史铁生的《关於詹牧师的报告文学》3、《钟声》4、北村的《施洗的河》5、张行健《田野上的教堂》6，等等，这使新时期小说创作中呈现出特异的色彩。在这些小说中，或描述在文化大革命年代的磨难中以基督教的信仰获得心灵的慰藉，或叙写在歧视宗教的氛围中对於基督教的反省与决裂，或表现在罪孽深重中对於基督教的皈依而得到拯救，展现出在中国社会世俗化语境中的基督宗教的独特情境。

一
　　文化大革命是一个摧残人性惨无人道的时代，它不仅摧残着人们的肉体，还摧残着人们的心灵。一切善的、美的事物都被否定了、被打倒了，在丑陋的与美好的事物被彻底颠倒转换之后，人们的心灵往往失去了平衡，人们企图保持自我内心的一点清净与平衡，宗教往往就成为一些人内心对於世俗抗争的栅栏。丁光训主教曾经说：”事实上，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不仅传教的自由被剥夺了，连崇拜的自由也被剥夺了。“7竹林的《地狱与天堂》、礼平的《晚霞消失的时候》就以主人公对於基督教的依恋，来抗拒动乱的世俗社会的压抑与摧残。《地狱与天堂》中的女主人公李宁，她的父母年轻时流落到南洋谋生，父亲在当地反华排华的骚乱中被打死，母亲努力实现父亲的遗愿，竭尽全力将女儿送回国。基督徒的母亲以基督的话语告诫女儿：”万能的主教导我们，要爱人，宽恕人。当有人打了你的左脸颊的时候，你要把右边的脸颊送上去；当有人想要你半件外套的时候，你要把外套脱下来送给他。我的孩子，要记住圣经里的这些话，这是你回到祖国，在亲人的怀抱里处事做人的规矩，千万不要忘了。“母亲将一个小巧精致的十字架别在了女儿的胸襟上。
　　回到了祖国的李宁，与年轻的共产党员革命烈士的后代王烁相恋，各自的信仰之间却产生了剧烈的冲突。当李宁告诉王烁她信仰基督、并遭到班级里的同学们批评时，虽然王烁理解地说：”看来你心目中基督就是真善美，你有一颗沉浸在教义中的圣洁的心。“虽然王烁说：”宗教本身也是一种信仰。宗教里有些道理也体现了劳动人民对美好的东西的向往。“但他却批评李宁说：”但是，仅仅把耶苏当作偶像来崇拜，让大家安於自己的命运，那么，天国的理想是不可能达到的。“他对李宁说：”我是共产党员，我信奉的是马列主义。“在王烁的梦境中，出现了耶苏与马克思的对立与矛盾，在梦中他见到胸前挂着十字架站在上帝身边的耶苏，他却想到”耶苏一定也忍受不了人间的邪恶和被钉在十字架上的痛苦，才逃到天上去的“，当他想去询问耶苏时，却来了一个大胡子老人，对他说：”孩子，不要去找耶苏，他宣传的是宗教迷信，这是想让人民永远当奴隶和受压迫的麻醉剂，请相信我的革命的理论吧，我的理论是使一切受苦受难的人翻身解放的钥匙。“基督教的博爱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发生了剧烈的冲突，梦境显示了主人公王烁内心爱情与信仰之间的剧烈矛盾。
　　在文化大革命的狂潮中，在无线电研究所工作的李宁受到了冲击，因为有海外关系，她的宿舍被抄，让她交代与信仰基督教母亲的关系，交代其回国的动机，并让她亲手焚烧了《圣经》、抛开了十字架，李宁以其真诚与刻苦的精神自我改造脱胎换骨。造反派头头褚明觊觎她的肉体被拒绝后，褚明却以莫须有的罪名将她打成攻击伟大领袖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在现实生活的磨难中，李宁彻底否定了基督教宽恕的教义。她在内心中说：”请宽恕我吧，妈妈！──如果现在有人来打我左边的脸颊，我一定以加倍的力量来还击他的右边脸颊；如果现在有人要抢我的外套，我一定要扒下他的外套来！“她被送进了疯人院，却责问道：”我疯了么？不，我没有疯，发疯的是那些阉割马列、亵渎真理的人！“小说中王烁对李宁说：”实现共产主义才是真正的天堂。当我们用自己的双手去建设伊甸园的时候，罪恶的黑手却在悄悄毁灭人类创造的物质、文明，要把人间变成地狱……“小说以一个带有悲剧性的爱情故事，叙写了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与基督教博爱思想的冲突。
　　礼平的《晚霞消失的时候》中的女主人公南珊，她的爷爷楚轩吾原为国民党国防部高级专员，曾任国民党第二十五军代理军长，1948年淮海战役中投诚於解放军，后担任市政参事室参事、市政协委员等职，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抄家受挨斗。南珊的父母长年流落国外，由于家庭的这种境况，南珊少年时就遭到孩子们的笑骂责打，文化大革命中的倍受歧视凌辱的遭遇，南珊暗暗以基督耶苏作为其内心的安慰与救赎者，在告别爷爷、姥姥带弟弟登车赴农村插队时，她告诉爷爷说：”我还应该感谢一个不可测的力量。是他在我完全可以变成另外一种样子的时候，使我变成了今天的样子。这使我非常感激。这力量是伟大而神秘的，有人说，那是一个神圣的意志，有人则说那是一个公正的老人。我更愿意相信后者。我相信他高踞在宇宙之上，知道人间的一切，也知道我的一切。我并不怀疑我的生命和命运都受过他仁慈的扶助。因此，尽管我不可能见到他，但是我依恋他，假如他真的存在，那么当我终於有一天来到他面前的时候，我一定为我自己，也为他所恩赐给我的家庭，向他老人家深深鞠躬，表示一个儿女的敬意。“显然是基督的信仰和博爱给了她心灵的慰藉，使她能够在逆境中忍受磨难，以坦然平静的心态面对磨难。
　　作品中还刻画了一个对南珊有着深深爱慕之意的青年李淮平，他的父亲李聚兴原任解放军第五纵队参谋长，参加了打败国民党二十五军的淮海战役，与投诚的国民党第二十五军代理军长楚轩吾有过一段交往。李淮平在文化大革命中就成了抄南珊家的红卫兵，当他听到南珊深爱着基督时，他惊呆了：”南珊说的是上帝，上帝啊！基督教，这是个多么虚幻的神灵！我怎么能想象，南珊竟会向它去寻找心灵的寄托。这是令我震惊的。一个善良的少女，在她还很年幼的时候，为了给自己的生活树立稳固的信念，为了使自己的心灵获得安宁的气息，她在那古老而荒谬的传说启示下为自己创造了，不，是为自己虚构了这座神圣的殿堂和这位仁慈的永恒主宰。是他创造了她，还是她创造了他，她从此再也不会和任何人去纠辨清楚这混乱的因果。就像人类在上万年的宗教史中从来也没有讲清楚过一样。“但是，爱慕着南珊的李淮平内心却这样思索：”但是，我不得不承认，尽管在我们的语言中，上帝与魔鬼是同义词，尽管我从党那里受到的一切教育都根本否定这个概念的存在，但南珊心中的信仰却不会使我产生一丝一毫的恶感和虚伪感。这一切在她心中都完全是真实的。我好象突然发现，她的心灵越往深处就越广大得不可思议。在那冰清玉洁的心中，蕴藏着多少丰富的知识，在这些知识的底层，又贯穿着多么深沉的哲理。而这一切的中心，还有着这样一座整个人间，乃至整个宇宙都不能容纳的金碧辉煌的世界！“在这段话语中，既坦现了长期以来我们对於基督教的否定与歧视的观念，也揭示了李淮平对於南珊信仰的真诚与坦然的感觉。信仰的截然不同，使这两个年轻人之间有着观念的距离与情感的鸿沟。
　　小说以主人公李淮平的视角与心态叙述故事，以李淮平与南珊的几次相遇交代人物间的交往与情感：早晨在春光明媚的树林中读外语时与南珊的初次结识；当红卫兵抄家时与南珊的邂逅；送朋友去插队时在火车站听见南珊与其爷爷的对话；十二年后在泰山上与在省外事局当翻译的南珊的巧遇。在泰山上巧遇中，任中条山舰航海长的李淮平怀着对南珊深深的歉疚之意，他认为当时的抄家给南珊的家庭带来了破坏和冲击，而南珊却十分宽容，甚至说”在那个时候，当整个社会都被敌视和警惕武装起来的时候，你们能那样对待我们一家人，应该说是很难得了“。作品还设计了一位外国军人波西宁上尉，对待这位崇拜上帝的军官，南珊却责问道：”您这样的军官大概都是相信上帝的，但是你们却用手 枪打碎了多少无价之宝的脑袋。“而对於宗教十分陌生的李淮平却告诉波西宁上尉，”在我们的国家中，全部军官都是共产党员“。波西宁上尉却说：”我很高兴。我钦佩共产主义者们。我认为你们是人类中另一部分充满了理想和献身精神的人。当然，你们相信阶级斗争的学说，而我们相信伦理与道德的力量。但不同的意识形态不应该妨碍我们互相谅解与合作。那么，让我们在和平的事业中为保卫人类文明而携起手来吧，上帝和马克思大概都会同意我们这一代不发生冲突。“李淮平却回答说：”恐怕你低估了我们的战斗性。但是尽管阶级斗争的学说在我们的纲领中根深蒂固，今天我仍然要说，但愿如此。“在李淮平的心中，基督与马克思仍然是势不两立的，基督教的博爱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不可能得到调和。
　　礼平的《晚霞消失的时候》通过南珊与李淮平之间的几次交往，既控诉了文化大革命对於人们肉体与精神的伤害，也表现了南珊在对基督教的信服中寻求心灵的平静，又揭示出其在接受了宗教的宽恕精神中对於非人道作为的不满与愤懑，而在李淮平身上却体现出其内疚姿态中对於阶级斗争观念的执着坚守。
　　竹林的《地狱与天堂》、礼平的《晚霞消失的时候》当属”伤痕小说“的范畴，作品立足於揭露批判文化大革命中对於人性人情的摧残与践踏，在涉略基督教的信仰时，作家总是以一种批判的眼光予以描写，又常常主观地以两极对立的观念来看待与描写基督教的信仰与马克思主义的对立与冲突，常常显得过於偏执与主观，显示出过往岁月中对於宗教态度怀疑否定的惯性意味。

二
　　在新时期作家中，史铁生是一位具有宗教精神的作家，由于其后天残疾使他常常思考生与死的重大问题，他常常以一种宗教意味的话语解说人生。他说：”一个人，出生了，这就不再是一个可以辩论的问题，而只是上帝交给他的一个事实；上帝交给我们这件事实的时候，已经顺便保证了它的结果，所以死是一件不必急於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8他将文学创作的使命视为”探索一条全人类的路“9，认为”文学就是宗教精神的文字体现“10.在史铁生的小说创作中，《关於詹牧师的报告文学》、《钟声》是描写基督教牧师生活的小说，沁出浓郁的宗教的色彩。
　　《关於詹牧师的报告文学》描述了一位获得过神学、史学两项硕士学位的基督教会的主讲牧师、如何退出基督教转而追求马列主义的经过。詹庆生十四岁上到药铺作学徒，由于他勤俭聪慧，为小老板所赏识。他自学了全部中学课程，在情投意合的药铺老板女儿白芷的鼓励下，他决定弃商就学。他在一个机缘中被选进了小教堂的唱诗班，每逢礼拜日照例去小教堂唱诗，后来他竟决心去学神学，并考上了一所著名大学的神学院，靠工读自助拿到了神学硕士学位，毕业后在一所教堂里任职。在传教时他说：”耶苏是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救星，在他伟大精神的照耀下，苦难众生都有机会得救，唯逆来顺受的宿命论者除外。“却招来了反动统治阶级的怒目，甚至怀疑他与共产党有牵联。解放后，他开始怀疑有神论，并说：”有神论者都是因为并没有弄懂基督教的真谛，马列主义才是苦难众生的大救星！“他甚至认为宗派帮会只能使人虚伪、狭隘、愚昧，他对基督教作了犀利的批判：认为主是伪善的，主是骗人的，主是愚昧的。他开始信仰马列主义了，并认为马列主义是主张科学的，而不是主张迷信的；马列主义从来只讲为人民服务，而绝不要求人民跪倒在其面前”欢呼颂扬“；马列主义是靠真理来团结人民的，而不是依靠结帮拉派来稳固自己的统治，认为这就是马列主义伟大於任何宗教的原因。詹牧师於1953年自动退出教会，之后在一所私立小学任教务副主任之职，1955年他又自动辞去了这一工作。”文化大革命“中，他住过牛棚被隔离审查过一年多，后经内查外调确认其没有任何政治问题，其后他参加了清理阶级队伍学习班，还从事人防建设。经街道居委会推荐，他当了六年临时工，负责传呼电话。他充满着善心爱心，常常为大伙做好事，常年义务为大家打扫厕所，并不收一点报酬，每天给邻居老太太取牛奶、倒垃圾，直至其73岁时病逝。
　　小说通过对於主人公詹牧师从学习神学到退出基督教的过程，既展示了解放以后社会语境对於基督教徒的压力，也坦现了詹牧师复杂的内心世界。他早年的一位教友说：”詹鸿鹄一向是赶潮流的，没有自己的主见，50年代他退出教会时把宗教贬得一钱不值，后来教会重新恢复活动时他又来祝贺。“可见詹牧师内心并未真正否定宗教。他甚至曾经托人和主讲牧师何少光提起要”重新“出山”“，却被拒绝了，怕他甚么时候又反戈一击。詹牧师死后，家人发现在他贴身穿的衬衣兜里的小塑料包儿中，有两张照片，一张是全家福，一张是当年获神学硕士学位时的留影，还有一个镀金的小十字架。这可以见出在詹牧师的内心深处，仍然没有彻底放弃基督教的信仰，只不过在特定的语境中他的赶潮流的性格使他脱离了宗教，却并没有给他带来多少益处，在他生命历程中产生过重要影响的基督教对於他的影响但是根深蒂固的。
　　史铁生的《钟声》以主人公B 的口吻叙说了其当牧师的姑父如何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放弃信仰筹建乌托邦式的大楼的故事。B 还不到一岁的那年，父母就离开了故土，B 跟着爷爷在北方农村的一个镇子上长到五岁。镇子上没有学校，爷爷带他坐火车到城市里的姑姑那儿上学。姑姑家住在教堂边，姑父就在教堂里当主讲牧师。姑父对於新中国的降生特别兴奋，他认为上帝所应许的那个乐园正在实现，”一个没有人奴役人，没有人挨饿，没有贫穷，没有战争、罪恶、暴行，甚至没有仇恨和自私的乐园就要实现了“。他认为上帝把全世界梦寐以求的、把全人类自古以来梦寐以求的那个人间天堂最先给了我们的祖国。姑父因此而退出教会放弃了圣职。”姑父说他的信仰已无可挽回地改变：我们为甚么要向这虚幻的天空呼吁？我们为甚么要相信并感恩於那并不存在的上帝？我们千百年来祈望於他的他都置若罔闻。“姑父站在讲台上无比激动地说：”现在，并不靠上帝的垂怜和恩赐，一个实实在在的乐园就要建成了！一个没有贫富贵贱之分的社会已经到来，所有的人都将丰衣足食，大家都是兄弟姐妹，我们千百年来的梦想已经实现！……让那个无用的上帝安息吧。“退出教会的姑父总是忙於翻来覆去地摆弄一堆图纸，上大学时学建筑的姑父构想建一座上万人住的大楼，有公共食堂、公共浴室、公共娱乐厅、公共阅览室、公共电话间的人间乐园。姑父兴致勃勃地对人们说：”这座楼？对，这座楼里的一切都不分你我，都是大家的。听我说，你听我跟你说，你要相信我你就别害怕也别难过，在那个我给你讲过的乐园里，连所有的孩子也都是大家的孩子，连所有的父母也都是大家的父母，所有的欢乐和困难都是大家的欢乐和困难。你听我说，所有的人都尽自己的能力工作，不计较报酬，钱已经没用了，谁需要甚么自己去拿好了。你听我说，在那儿所有的孩子都是兄弟姐妹，所有的人都是兄弟姐妹，你要是信得过我你就别担心，那个乐园马上就要实现了，所有的人都是一家人，劳动之余大家就在一起尽情欢乐……“这是大跃进时代共产主义理想的乌托邦式的构想，这种虚拟的世界当然不可能实现的。
　　姑父退出教会的第二年冬天，教堂就关闭了，后来在一场暴风雨中教堂倒塌了，在大炼钢铁的狂热岁月里教堂的钟被人弄去炼钢，在教堂的地基上造起了一座红色的居民大楼，与姑父构想的乐园相去甚远。小说通过主人公的姑父退出教会筹建乐园的过程，既展现了大跃进时代的迷狂和虚幻的时代氛围，也揭示出社会主义建设时代思想改造过程中对於宗教信仰者的冲击和影响。谈到新中国成立以后基督教的状况时，丁光训曾经说11：
　　受冲击最厉害的是这样一些基督徒：……他们发现，革命使中国取得了巨大的、振奋人心的成果，而基督徒改造中国的设想却显得微不足道。这一对比大大动摇了他们对自己从事多年的基督教事业的信心。……作为中国人，他们欢迎解放和改革；但是，作为基督徒，他们该怎样重估自己的信仰？一大批信徒离开了教会，去参加了他们认为更有力量的组织。
　　史铁生的这两篇小说生动地再现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基督徒退出教会走向革命的坎坷历程。
　　史铁生的《关於詹牧师的报告文学》、《钟声》带着”反思小说“的韵味，他从对於历史的回溯中展示主人公放弃宗教信仰而投入马克思主义怀抱的过程，在人物尴尬的处境与不幸的经历中展现主人公这种转变的无奈与无助，以揭示荒谬年代中的荒谬思维与举措，从而反思了时代氛围对於宗教信仰的沉重压力，以及展示出在这种压力下基督徒复杂的内心世界。

三
　　改革开放以后，在中国面向世界努力走向现代化的途中，在制定诸多适应新形势的政策的过程中，对於宗教的政策也得到了调整，北村的《施洗的河》、张行健《田野上的教堂》一定程度上展示了改革开放以后宗教信仰新的状况。
　　北村在1992年皈依基督后，他的创作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他”用一个基督徒的眼光打量这个堕落的世界“12，发表了《施洗的河》、《情况》、《张生的婚姻》、《孙权的故事》、《消灭》、《水土不服》等充满着宗教意味的小说，而长篇小说《施洗的河》是其代表作之一。小说通过恶贯满盈主人公刘浪在对於人生价值的追问中皈依基督过程的叙写，表达出其”被“逼”向信仰是一种必然结果“13的思想。小说中的刘浪原是医科大学的学生，毕业后他继承了父亲的产业，成为樟板城蛇帮的帮主，在与马帮帮主马大的争强斗胜中为非作歹无恶不作。他杀人越货、奸淫妇女、贩卖烟土，成了一个精神空虚性格冷漠的残忍之徒，他强迫手下卧在铁轨下忍受火车在头顶疾驰而过的惊吓，他心理变态杀死无辜的妇女，他将为刘家勤恳工作数十年的老花工辞退，他一怒之下将钟爱的猎犬杀死，作家刻画了这样一个十恶不赦的罪人形象，并突出地描写人物内心世界的矛盾，突出人物对於生存价值的追问和探询。小说没有着力去写刘浪在樟板与龙帮头领马大的争斗，却着意写出刘浪在罪恶世界中精神的虚无，对自我生存意义和价值的追问和探询。小说中无论刘浪多么颐指气使随心所欲，但他的内心始终是空虚的，他对这世界始终是厌倦的，他的精神始终是绝望的，他始终过着一种”死不了与活不成“的生活。他甚至独自一人居住在与世隔绝安静空旷的墓穴中，在那里他独自为”自己完全没有意义的生活“而哭泣。然而，躲进墓穴的刘浪仍然拂不去内心的苦痛：
　　穴居人告别那个世界来到这个地方，充满了这个时代具有的一切颓废特徵：庞大、坚硬、空洞和令人窒息。他生活在这里就像被堵住了喉管，面对空荡荡的飘着粉尘的空气，张着嘴可是无法发出声音。
　　小说中执意描写刘浪内心难以排遣的空虚感、绝望感。
　　他的恶行已经把他的身体蛀空，剩下一些经过消化的完全无用的粪便和垃圾，充塞着这个空空的躯壳，最后充塞他的大脑，使他的想法趋於荒诞，由垃圾制造出来的思想问道：为甚么穴居？
　　为了躲避这个污浊的世界而迁进墓穴的刘浪，处於绝望中愤愤地叩问这个世界：
　　……为甚么我不想活又死不了？为甚么让我想活又不给我路？为甚么给我钱财又要让我饥饿？为甚么给我房屋又不让我安居？为甚么给我眼睛又要给我黑夜？为甚么不干脆弄瞎我的眼？
　　北村执意设计让恶贯满盈的刘浪走上皈依基督之路，先设置了从教会中学毕业的医科大学护理专训班的女学生天如，她穿着朴素的蓝色学生装，常常带着《圣经》静静捧读，她常常劝说刘浪”我们都如迷途羊，各人偏行己路“，”你要成为他的羔羊。她说。你要得救“。在这位”神情里有安慰“的圣洁脱俗的女子面前，刘浪不禁自惭形秽时时检点自己，他内心深处真正爱上了她，她参加了前线福音医院的护理队，刘浪永远忘不了她。充满了神性的天如似乎是最初启迪、导引刘浪走出黑暗的神的天使。小说以刘浪之语说道：”呵。我掉进了一个深渊，这地方渊面黑暗。我知道她要拉我，她已经伸出手来，可是我钩不着她。“天如在作品中的出现，更多地是一种神性的喻义，昭示着刘浪的走向神性皈依基督的必然。小说设计了一位传道人的形象，是他将刘浪从水中的淤泥和芦苇中拉上岸，他对刘浪循循善诱地说了诸多的传教的话语，终於使刘浪皈依了基督，这位神秘的传道人似乎是耶苏的化身。施洗后的刘浪身上也溢出浓郁的神性色彩：”他常常在聚集中唱歌，又拿了椅子坐在会所前的草地上，望着整齐的田亩，心情像被一双手梳洗过一样清晰。他完全如一只温顺的羔羊，手里抱着一本圣经，让阳光临到身上。“他彻底地变了一个人，安祥平静、宽容温顺。他可以将满脸是天花疤痕的丑老太看作是自己的母亲，他可以宽恕仇敌执着地向匪首马大传教。在他引导马大去霍童受洗的路上，他坐在船上一边读圣经一边观风景。北村居然这样描写此时的刘浪：
　　刘浪仿佛活在另一个世界里，从那个世界里可以清楚地看到这里的树木和河流，以及觅食的牛和羔羊，从那里他可以把一切交托，因为万事都已预备。站在那个地方，他要看见病牛回生、哑巴开口、荒野生长、枯草歌唱。
　　刘浪已经成为上帝的儿子，远离了悲哀和痛苦，神迹将在其面前展现，他的身上充满了神性。
　　北村以无情之笔淋漓尽致地剖露刘浪身上人性的缺失，在对其自我生存的意义和价值的叩问中，突出刘浪的苦痛的内心世界，从而使刘浪走上皈依基督之途，从而表达出北村”没有神，人活着就没有意义“的思想14.
　　北村的《施洗的河》、张行健《田野上的教堂》不以马克思主义与基督教思想对立的视角叙写故事，也不从反思历史的眼光构想情节，作品将对於基督教的皈依与信服作为叙写的主要内容，强调基督教信仰对於拯救人们灵魂的重要作用，强调基督教信仰对於改善人际关系提倡奉献精神的重要意义。

四
　　”五四“时期，陈独秀曾经在《基督教与中国人》一文中说：”我们不用请教甚么神学，也不用依赖甚么教仪，也不用藉重甚么宗派，我们直接去敲耶苏自己的门，要求他崇高的、伟大的人格和热烈的深厚的情感与我合而为一。“”我们今后对於基督教的问题，不但要有觉悟，使他不再发生纷扰问题，而且要有甚深的觉悟，要把那耶苏崇高的、伟大的、人格和热烈的、深厚的情感，培养在我们的血里，将我们从堕落在冷酷、黑污浊坑中救起。“16在”五四“反传统的氛围中，将西方文化引进以拯救祖国启蒙民众，在这种时代的语境下，冰心、许地山、庐隐、苏雪林、郭沫若等作家在他们的创作中就努力弘扬基督教的博爱、宽恕、牺牲精神，以表达对於封建传统伦理道德的批判与否定，对於民众的启蒙与对於人道的呼唤。
　　新时期的小说创作中，出现了一些具有基督教文化意味的小说，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作品不同，作家们并没有鲜明的启蒙意识，也并不努力弘扬基督的精神，而是生动地展现出基督教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坎坷命运，无论是竹林的《地狱与天堂》、礼平的《晚霞消失的时候》对於文化革命中的磨难中对於基督的皈依，还是史铁生的《关於詹牧师的报告文学》、《钟声》对於新成立后牧师放弃宗教信仰的描写，抑或是北村的《施洗的河》、张行健《田野上的教堂》对於基督信仰力量的推崇与礼赞，都生动地展示出基督宗教在二十世纪后半叶中国的曲折与沉浮，赓续了中国现代文学中基督教文化在文学中表现的传统，使自新中国成立后被割断的文学脉络得到了延续。
　　中国现代作家常常接受《圣经》的影响，在小说创作中或借用《圣经》的典故，或模仿《圣经》的叙事，或接境《圣经》的人物，使作品中洋溢着浓郁的基督教色彩。新时期的小说创作中并不关注作为文学文本的《圣经》的影响，而只是叙写基督教文化在中国当代社会沉浮中的变迁与命运，在反映基督教信徒的命运变化与历史的嬗变中，将人物的复杂心理心态细腻地描写了出来，塑造了诸如李宁、南珊、詹牧师、B 的姑父、刘浪、季春寒等当代基督徒的人物形象，以其各自不同的性格充实了中国当代小说的人物画廊。
　　从总体上观之，中国新时期作家缺乏中国现代作家深厚的基督教文化的学识，他们对於基督教文化的接触与了解往往是浮光掠影的，他们也常常缺乏《圣经》文本的阅读与研究的背景，因此在他们的创作中常常过於简单地看待与描写基督教文化，或简单地将基督教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作截然对立的描写，或将对於基督教的皈依视为拯救世人唯一的出路，思维的单一与绝对也构成了作品构思的简单化，甚至有时造成对於基督教文化某些方面的曲解。在这些作品中，往往就缺乏现代作家作品中的深刻与深厚，常常在对於基督徒生活的浮光掠影式的叙写中，缺乏对於人生的深刻启迪与感悟。
　　德国作家库舍尔在谈到神学与文学时说：它们要打开对宗教感兴趣者的眼睛，让他们看到，在文学领域实际上可以发现一块独创性的语言练习、创造性想象和勇於反省的绿洲。这片绿洲将为那些古老的宗教问题注入新的时代活力。对那些对文学感兴趣的人们，它们则可传递信息，告诉他们，宗教──不管是基督教、还是非基督教，不管是肯定的、还是有争议的宗教──都一再成为文学创作的一个永不枯竭的源泉。
　　宗教与文学历来有着不可十分密切的关系，在当代文学的创作中，作家们必须努力去开拓与耕耘这片绿洲，为宗教与文学的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

※　注释
1．竹林：〈地狱与天堂〉，《芙蓉》，1980年第4期。

2．礼平：〈晚霞消失的时候〉，《十月》，1981年第1期。

3、4．史铁生：《关於詹牧师的报告文学》、《钟声》，见《史铁生作品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5．北村：〈施洗的河〉，《花城》，1993年第3期。

6．张行健：〈田野上的教堂〉，《山西文学》，1995年第9期。

7、11、15．《丁光训文集》（上海：译林出版社，1998），页60、91-92、65-66.8史铁生：〈我与地坛〉，《上海文学》，1991年第1期。

9．史铁生：〈答自己问〉，《作家》，1988年第1期。

10．史铁生：〈自言自语〉，《作家》，1988年第4期。

12、14．北村：〈我与文学的冲突〉，《当代作家评论》，1995年第4期。

13．见林舟：〈苦难的书写与意义的探询〉，《花城》，1996年第6期。

16．独秀：〈基督教与中国人〉，《新青年》，第7卷第3号。

17．昆伯尔（Hans Kung ）等着，徐菲、刁承俊译：《神学与当代文艺思想》（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5），页55。

杨剑龙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