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时代梦与醒：20世纪新中国五十年代、八十年代比较

一：用两个词来代表两个年代
　　如果用两个词来分别代表上世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五十年代和八十年代，那就是“工业化”和“改革开放”。不可忽视的是那个五十年代正是冷战时期，而八十年代则是冷战走向结束的时期。
　　因此，无论是工业化的五十年代还是改革开放的八十年代，都与国际政治与国内思想形势有很大关系。
　　比如，为什么五十年代要一边倒和全盘苏化，正是因为同样在亚洲的日本在美国扶持下经济快速恢复和崛起，成为美国在亚洲的冷战势力桥头堡。因此，前苏联出于同样的原因，需要帮助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尽快实现工业化和装备现代化，给了中国以极大的工业技术和设备方面的援助。
　　放眼世界近现代历史，还没有哪一个大国在工业化初期就能够得到这样多和全面的技术装备方面的援助。因此，与日本的先天资源不足相比，中国的地大物博、资源种类丰富健全的优势，在前苏联的工业化援助的情况下无论对于中国的独立自主发展的后劲来说，还是对于一个建国初期就通过朝鲜战争打开了政治局面的中华民族自信心来说，都是一个绝对的千载难逢的好时机。
　　毛泽东说，朝鲜战争我们下决心与美国进行对抗，向苏联一边倒，促使我们在国内政策方面发生了很大转变。这就是说，在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和工业技术伴随着政治动机的流动情况下，我们下定决心，利用这个历史时机加速我们的工业化和装备现代化，这对于一个资源种类健全丰富的具有悠久文化的大国来说怎样强调都不过分。这种机遇，如果我们党不能抓住，就会愧对民族、愧对人民给予党的信任。
　　因此，虽然五十年代社会运动、思想教育、批评批判不断，但是总体上人民群众和各个社会阶层，都是积极参与、热情面对的。比起个人的财产变动、吃苦受劳、失去人情等等不适应相比，人与人之间在建立了无数个新的单位和集体的过程中，获得了与旧中国个人与个人之间联系不同的新的人与人的关系。
　　再比如，为什么八十年代人们又热烈地讨论走出单位和旧的人身关系，要从个体户、承包者和长途贩运这些过去令人看不起的典型中，寻找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新的定位？
　　这正是因为工业化建立的本性是要与人的财产和消费最终联系起来的世界潮流，已经冲破和将要冲破冷战和意识形态造成的市场和信息对立割裂状态，成为新一轮工业全球化的内容。
　　在这一新的全球化潮流到来之际，中国作为初步实现了工业化的有潜力大国进行内部改革，和前苏联作为多民族国家走向联盟终结，都是当今历史发展的一部分。
　　前苏联的情况我们不过多评论，但是仅就中国的内部变革来说，中国没有经过现代文化和政治洗礼的众多人口，一下子与承包土地、县镇工业装备和新兴起的消费服务业财富联系起来，打破了前苏联式的单位人身所有制。这不是一个巨大的人的解放吗？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毛泽东与周恩来在确立四届人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和与美国、日本建立外交关系当中，为中国的八十年代走向开放创造了后冷战格局，但是在国内走出意识形态的僵硬控制和最终给予人民自主权的是新的一届领导人。

二：建国以后最好的两个时期
　　之所以要提到五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的外部条件，是因为，中国的现代化涉及到的是这样多的人口，而且是没有经过现代文化和政治洗礼的人口，在那两个十年中，我们仅仅是通过全盘苏化和简单的放权，就达到了民众与党一心地参与到其中、乐此不疲的效果。
　　在这方面，人民群众对于党的信任和全身心的付出，是我们中华民族历史上拥有这样两个最好的发展时期的重要基础。
　　同时我们又不得不提出另外一个角度来对这两个时期进行评价，那就是这两个时期，我们党的干部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廉洁，比较联系群众，比较与人民心连心。
　　但是，廉洁和为民做主，在中国几千年封建文化中就有，并不是工业化时期所独有的，甚至工业化时期由于财富的聚敛还潜藏着更大腐败的风险。应当说，之所以这两个时期我们党的风气好，主要还是党在这两个时期把注意力较多地放在了与民同心的创造性工作中。
　　那么为什么这两个时期，党的干部的注意力较多地放在了与民同心的创造性工作中了呢？
　　从根本上来说，还是我们党抓住了世界发展潮流，抓住了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东西──发展生产力，把这些与历史最长、人口最多的民族基本群众联系起来，并找到了通俗易懂、大家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有创造性的开展了工作。
　　无论是五十年代还是八十年代，我们党的空话套话最少，带来的社会巨大变化的事情干得最多。
　　因此，在五十年代，很多民族资本家心甘情愿地把自己工厂交出来公私合营，参加社会主义改造；在八十年代，很多拥有单位待遇、教授声望的体制内人走出来创业和创新，在中关村的小屋内办公司。
　　那么，这两个时期最好的标志究竟是什么？社会风气最好、干部廉洁状况最好、个人和国家财富发展最快、文化教育普及最快等等，都可以算是其中之一。但是最大和最根本的标志还是人的解放感和归属感。

三：民族复兴，以人的解放感和归属感为前提
　　说到五十年代和八十年代，恰恰不是民族的复兴口号提的震天动地的时期。五十年代，毛泽东只是说了一句不要被别人拉下被开除球籍之类的话，而八十年代，邓小平更是提出埋头发展，不要出头的主张。
　　民族的复兴内容，在实物层面和器物层面实际上已经不是哪一个单一民族决定的事情，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的工业技术在引进和吸收，在实现与世贸组织制度接轨市场放开的基础上，今天中国的实物层面和器物层面的电器、汽车、机械、通信设施、轨道交通等等，都是世界范围的技术和标准的大通用大流通。
　　因此，说到民族性的复兴，在进入21世纪的今天还没有失去意义的讲法，就应当还是在文化意义上，在观念意义上的。
　　在这一点上，新中国在包括上世纪五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的六十多年中，注重了在实物和器物层面的建设，而在民族的文化和政治洗礼准备上的不足，一直没有时间来加以弥补。
　　从1840年鸦 片战争以来，中国一直在器物层面还是制度层面价值层面与世界接轨上纠缠不休。
　　洋务运动与戊戌变法之间的差异，辛亥革命与议会民主的差异，五四新文化运动与巴黎和会中国被出卖之间的差异，都指向了一个结果──那就是中国人把器物引进、把在列强中选边、把加入世界性共产主义运动作为民族的当务之选。
　　上世纪五十年代更是一边倒地学习苏联，从器物上学习同时，中国的传统儒教微观治理被大工业和硬性推行于农村与城市之间的商品调拨式流通取代，带来了生吞活剥现代工业的结果，那就是五八年大跃进中的干部浮夸、对上虚报产量，对下整人、压人、饿死人的极端政治恶果。
　　进入六十年代，七千人大会、社教、四清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对于民族在工业准备上的文化政治洗礼欠账问题没有得到重视，而是用阶级斗争的超政治管制方法，把意识形态和从上到下强灌政治能量做法强化到极致。
　　人们在五十年代，心甘情愿交出财产和人情惯性，接受批评和批判的前提就是个人在单位和集体中的暂时人性压制和牺牲，能够带来整个民族的在器物文明和工业化上的跃进。而跃进之所以叫做跃进，那就是在跃进以后，人性的民族整体个性化改造和个性化发展总是要解决的，总是要在民族的文化与政治洗礼上来进行补课的。
　　但是这一切，都在七千人大会以后的党内高层领导人的互相产生不信任和互相利用制度排挤当中造成恶果──造成了政治恶斗和思想高度管制的文化大革命那一套政治结果。
　　没有对于文化大革命的彻底否定，就没有改革开放。
　　正是因为以文化大革命为典型的──把人交给单位、交给一个集体来，用超政治标准对人加以评判的带来的极端厌恶，所以，改革开放之初，一大批改革先驱和创新能人，率先走出了传统体制，来到长途贩运和科技小楼当中，进行没有体制保障的改革活动。
　　没有对文化大革命千人一面千人一词地生活和政治表达的否定，哪有后来的千人千面、千人千词的政治局面的带来。

四：最好的时期，衡量标准就是人的解放感
　　党的十八提出了在最近十年中、在党成立一百周年在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在我的理解中，就是要把这十年作为继上世纪五十年代八十年代以后又一个最好时期。
　　那么衡量最好时期的标准究竟是什么，是党的十八大提出的那两个翻番吗？是最近热炒的中国世界第二吗？
　　我看都不是，应用上世纪五十年代八十年代成为最好时期的历史经验，评价最好时期的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人的解放感。
　　怎样才能带来解放感呢？下面我们摘录一篇谈论即将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经济学家的文章，看看他是怎样说的，就能够明白当下的问题关键在哪里了。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重启经济体制改革。注意，重启不是我的观点，也不是我看到的真实的经济体制改革。或许他们为了看重十八届三中全会对于中国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意义所以希望十八届三中全会和以前历次三中全会甚至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一样，十八届三中全会将成为中国改革与发展历史上的重要里程碑。所以，我借用甚至理解他们关于“重启”的说法，虽然并不完全赞成。重启经济体制改革，他们认为应该重点围绕六个主要方面深入展开，即真正形成全国统一的市场体系，增强经济发展活力，提高政府宏观调控水平，增强社会发展活力，更好保障人民群众各方面权益，进一步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还有专家期待财税体制改革在完善财政预算制度、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和收益分配制度等方面有新突破，期待经济体制改革和政府转型相结合的改革方向，有的专家则希望在土地和户籍改革可能实现重大突破。
　　──不客气地说，这些问题或建议并不新鲜，十之八九是老生常谈。进一步的问题是，为什么是老生常谈却还要谈？为什么始终停留在老生常谈？须知，老生常谈不仅会使人失去阅读的兴趣，至少阅读疲劳会使这样的老生常谈失去或降低其应有的价值，并且老生常谈也会降低对改革的向心力、凝聚力和对改革的期望。
　　──形成这样的局面，有很多因素，学者的懒惰不能不被认为是一个重要的方面。不少学者喜欢研究大问题，喜欢写大文章。当然，这是重要的，然而，大问题是由小问题积累而成的，大文章也是由小观点集合而成的。比如，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在我的记忆里，从改革开放开始的时候就在说，纵然有进步，有改善，但离建立全国统一的大市场还非常遥远。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劳动力是主要的市场要素之一，解决劳动力的市场分割却毫无进展也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由此引申出一个问题，劳动力的流动、劳动力的价格到底由什么决定？并且，这种劳动力市场分割既是区域性的，又是身份性的（这个身份不仅是户籍，还包括编制性质或者说有无编制），还是行业性的。劳动力市场的碎片化无疑是影响全国建立统一市场的关键因素。解决劳动力市场的碎片化，既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政治上的讳莫如深，使得这样非常显性的现象没有纳入研究的视野或者说在政策上没有取得一点的进步。李克强总理倡导人的城镇化，而人的城镇化首先是人的权利的平等化而不是目前许多人所讲的均等化。从人的权利平等化入手，是否可以促进劳动力市场的全国统一，我认为是有促进作用的。要实现人的权利平等化，改革户籍制度是必须的，事实上，户籍制度改革中央早就下了决心，但地方政府并不积极，原因就在于资源在地区的行政分割。地方政府为什么不支持中央的决策？恐怕与政治权威无关，有关系的是我们的干部选拔导向和地方利益冲突。从理论上说，把劳动力交给市场去配置，政府的责任就是落实有关劳动就业保障的法律；现实是，地区政府是劳动力市场行政分割的创造者，某个地区落实劳动力保障就有失去地区优势或行业优势的风险。所以，建立全国统一市场，如果没有政治改革的深入推进，那也是不可能的。
　　──再如政府调控问题。政府从其诞生之日起，调控就是政府的基本职责。然而，调控作为政府的职责，调控的范围、领域，调控的手段、方法，并不是由或者全部全由政府规定，也就是说怎么调控应是由人民决定的，人民才能决定哪些属于政府的职责，哪些哪些属于政府调控的范围，人民决定调控的范围和边界。这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内在规定，也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本质体现。否则，人民被当家作主，政府就肆无忌惮地可以干扰市场活动，就可以凌驾在人民之上，给人民定规矩、定规则。显然，这与“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制度是不相一致的。事实上，中国的地方政府常常是作为市场主体出现的，也就是说中国地方政府的竞争性决定了政府参与经济活动不仅是必然的，也是与中国官员选拔制度联系在一起的。须知，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谁的GDP增加速度快，谁的GDP最有特色，谁的GDP规模更大，谁就能获得提升。这种以GDP论英雄的制度，并不追问GDP是否带血，也不追问GDP的质量，虽然对出现严重安全事故的官员进行了处分，更多的官员则得多到好处。所以，地方政府的竞争性之风越刮越列。正是由于对政府调控的范围、领域、边界没有做出规定，作为行政机关的政府超越了行政机关--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的职责承担了许多应属于权力机关的职责，使得行政机关既是规则的提议者，又是规则的制定者，还是规则的执行者和监督者。行政机关集提议者、制定者和执行者、监督者的权力于一体，任何手段、措施都被纳入了调控范围，经济管理的任何行政活动都可以冠以调控之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大大缩小、减弱。所以，如果不对政府职责做出明确规范，不限制或废除政府的立法权，政府转变职能只能是水中月、镜中花。这也是我不看好本次政府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的重要原因。
　　──再说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党管经济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一个不容置疑的命题。党管经济是执政权的重要体现，党管经济的水平也是衡量党的执政能力、执政水平的重要内容。但是，党如何管理经济，如何处理党管经济与如何维护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地位，党管经济与人大经济立法职能、政府经济管理职能的关系，职责内涵如何区分，各自的边界如何划定及党、人大、政府经济职能关系如何处理、如何衔接等一系列问题既需要实践探索，更需要从理论上做出说明甚至规划。否则，笼统一个党管经济，既是对党的不负责任，也是对经济的不负责任。事实上，这些问题如果不得到有效解决，党的执政能力在经济上怎么体现，党的执政水平如何在经济上体现。这些问题不解决，就可以混淆党与人大、政府甚至企业之间的责任关系，缺少了一个衡量党、人大、政府及企业在经济发展中的客观标准。如果经济上出了问题，或者说经济目标没有实现预期，如果要追究责任的话就很难实施。事实上，如果没有明确的党、人大与政府在经济管理中的权力与边界，就不可能划清党与人大、政府的经济管理责任。责任分清不了的后果就是所有的责任都由党来承担，就可以完全把责任推到党的头上。所以，党管经济是一个大命题，党管经济并不是由党管具体的经济活动。在我看来，党管经济就是保证经济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公众、公平），解决经济活动中的法治。
　　就以上述这篇文章的观点表达，作为本文的结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