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书多了误事：周恩来办公室两次精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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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恩来

本文摘自：《西花厅岁月》，作者：赵炜，出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第二种说法是由于一次某位领导的秘书办事不力，引起了毛泽东的不满，毛泽东当着周恩来说了一句话：要那么多秘书干什么？秘书多了误事。当时在国务院的领导中，只有总理办公室的秘书最多，于是周恩来回来后就下决心精简秘书。
　　历史上，周恩来办公室曾经经历过两次精简，第一次是在1957年底至1959年初这段时间，第二次是在1965年1月。关于第一次精简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种说法：一说是因为“反右”导致很多知识分子成了“右派”，高等院校严重缺少得力干部，周恩来觉得应该支援文教战线，就率先表态：“我带头，从我办公室先抽人。”第二种说法是由于一次某位领导的秘书办事不力，引起了毛泽东的不满，毛泽东当着周恩来说了一句话：要那么多秘书干什么？秘书多了误事。当时在国务院的领导中，只有总理办公室的秘书最多，于是周恩来回来后就下决心精简秘书。这次精简的直接结果，是使得总理办公室的职责从为众多领导服务转变成只为周恩来总理服务。
　　在第一次精简中，赵炜所在的财经组有不少同志到了各部委或地方，她也要调到北京一个化工厂担任团干部工作。临别中南海的那天晚上，赵炜最想做的一件事就是和周总理告别。没想到，周总理在得知赵炜调走的消息后颇有些不高兴，由于他的亲自过问，赵炜又在西花厅留了下来，而且一留就是30多年。
　　从1957年底开始，总理办公室就开始陆续减人了，到了1958年，总理办公室的秘书从十几个减到八个，李琦、陈浩、韦明和财经组的刘昂都调走了，统战部的秘书长童小鹏调来担任了总理办公室的主任。秘书精简了，干事的工作也相应减少，机要组顺理成章也得减人。我们当时思想都很单纯，也特别愿意下基层，所以领导通知谁调走和大家相互告个别也就高高兴兴地走了。
　　一天晚上，我值夜班。刚上班不久，办公室童小鹏主任和机要组组长把我找去谈话，说机要组也得响应精简号召，经过研究，决定让我下基层。当时我们这里有一位秘书同志已经先期调到北京一个化工厂当党委书记，对那里比较熟悉，组织上就推荐我也到那个厂去搞团的工作。童主任问我有什么意见，我说没意见，童主任说那就把手里的工作交代一下星期一去工厂报到吧。在机要组工作了几年，我们都养成了当日工作当日清的习惯，因此工作很好交代，我到办公室收拾了个人的书和零星物品，做好了离开总理办公室的准备。
　　因为要走了，我很轻松，恰好那个星期六晚上紫光阁有场舞会。我想快走了，以后再来这地方的机会不多，干脆，去紫光阁再玩儿一次吧。
　　真巧，那天晚上周总理也去了。以往，我们上紫光阁玩儿，有时也能碰见周总理，因为想和周总理跳舞的人多，所以我从来没有主动邀请过周总理，偶尔和周总理跳过几次舞，也都是周总理先招呼我。但是那天晚上情况不同，星期一就要离开中南海了，以后再见到周总理的机会肯定会少得多，再说真要见到周总理也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能和他跳舞呢。于是，我决定要主动张口，请周总理跳一次舞。头几支舞曲开始时，周总理身边老有人，我一直找不着机会，心里真有点急。后来，总算等到周总理身边的人少了点儿，我就勇敢地走过去伸出手：“总理，我请您可以吗？”“有什么不可以的，你这个赵炜，大概还是第一次主动请我跳舞吧？”周总理说着就站起身。我心想，周总理的记性可真好，连这点儿小事他都有印象。
　　随着悠扬的舞曲，周总理带着我在舞场上跳起来。周总理的舞跳得很棒，步子既轻柔又稳健，加上我的个子不高，让周总理带着跳得十分自如。
　　“最近工作怎么样？”边跳舞，周总理边和我聊起来。
　　“报告总理，办公室决定我们机要组也减人，我要去北京化工厂做专职团干部啦。”我高兴地向总理报告。
　　“噢，已经决定了吗？”周总理好像有点意外，马上追问一句。
　　“决定了，”我说，“工厂都联系好了，星期一就要去报到。”
　　“你走为什么没有人告诉我，这事儿我怎么不知道？”周总理的口气重了一些，脚下的舞步也慢下来。
　　看到周总理因为这么点儿小事一下变得严肃起来，我一时不知说些什么好。
　　“减人也不一定非要去工厂嘛，工厂不要去。”周总理又接着说。
　　“总理，我这个级别的干部工作调动不用报告您，办公室就可以决定。”为了缓和气氛，我笑着说。
　　“怎么可以不报告？你是我办公室的人嘛。”周总理接着又说：“你回去告诉童主任，工作不要调动，也不要去工厂。”我看周总理说这话时一点儿也不像开玩笑，心里一下子也没有主意了。
　　走出舞池，我再也没有了刚才同周总理一起跳舞时的高兴劲儿，反倒是心里忐忑不安不知怎么办好。按理说，和周总理刚才的谈话后我已经明白自己不会调走了，但我心里并不因此而高兴，一来那时人年轻，自己也确实从内心里想到基层去锻炼，而对下去之后的前景并没有想过很多；我高兴不起来的第二个原因是不知道办公室领导没向周总理报告我的调动，我就莽撞地向他老人家告别，结果不是给领导找麻烦吗？想来想去，我决定明天先向领导汇报这件事，变被动为主动。
　　第二天一早，我就把和周总理的谈话一五一十地向童主任和机要组组长报告了，他们听了表态说，这事儿没接到通知，最后怎么决定要按周总理的交代办。听领导这样一说，我心里踏实了，上午也就在家里平静地做着家务。还没等到吃午饭，我就接到了办公室的正式通知，说明天不要去工厂报到了，留下来继续工作。后来我才知道，那天上午，周总理起床后就把童主任叫了过去，交代不要把我调走。
　　就这样，由于周总理的直接干预，我又留在了西花厅，而且从那以后直至周总理和邓大姐先后辞世，我都没离开过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