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往事：进京前的朱镕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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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镕基
　　“不改革，要完蛋”
　　“还是要大胆试点，虽然有一点政治风险，但上海不同于其他地方，不采取一点深化改革的措施，怎么搞得下去啊！”
　　30万字的《上海讲话实录》摆到朱镕基的案头，他逐字逐句审阅。这是他自国务院总理任上退休后第三次出书。其内容涵盖他进入中南海之前主政上海的那段往事。
　　1987年12月至1991年4月那段时期，对朱镕基本人、对上海，甚至对中国而言，都非常重要，也是改革开放后，中国政治最微妙的一段时期。“左”、“右”之争重新困扰国人，“资”、“社”之辩，也拉扯着执掌权柄的政治人物。中国社会再一次面对向何处去的选择。
　　就是在这个当口，朱镕基受命上任，主政上海。当时的上海几乎可以说是缩小的中国，反之，中国是扩大的上海。朱镕基在这座曾有过辉煌历史的城市里，坚定地推进改革，奠定了现在上海金融地位的雏形。而他主政的“朱氏风格”，也开始为外界所熟知。
　　随后，被邓小平称为“党内高级干部中真正懂经济”的朱镕基，离开上海进入中南海，由副总理到总理，登上更大的政治舞台。
　　当2013年，《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出版之际，再次回首那段往事或许更能理解，他二十多年前的作为，给上海这座城市乃至给整个中国带来了多大变化。
　　上海，盛名不副
　　1987年底，朱镕基以上海市委副书记的身份抵沪时，面前的这座城市，除了昔日的荣光之外，几乎什么都没有了。
　　那层荣光，要在一组数据里才能找到。这座城市，依然保持着诸多全国第一：它的工业产值、出口创汇、上缴利税、调拨往各地的商品、输送往各地的技术力量，都居全国第一位。
　　但这种荣光又成为城市难以承受之重。这座好似雷锋的城市里，没有一栋摩天大楼。地铁还未开工。机场里没有公用电话，指示牌上没有英文说明。玻璃厂窗子的 玻璃是坏的。菜市场里买不到充足的蔬菜。没有足够的住房，上海人只能三世同堂挤在狭窄的空间里。出租车市场混乱，司机敢敲解放军的竹杠。交通太差，市民上下班等车要花两三个小时。人均道路面积全国倒数第一、人均居住面积倒数第一……终于出现一个全国第一，却是“三废污染”。
　　掏空了自己之后，上海变得拥挤、破旧衰败，“十里洋场”、“东方巴黎”的盛名，早已不副。
　　更重要的是，改革开放后，这座计划经济时代的工业重镇，迅速被广东等沿海省份超越。它空余计划经济时代的遗产，却没法像拥有珠海、深圳特区的广东那样灵 活转身。其制度之僵化，已经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80年代末，随着市场经济的放开，大量的原材料价格上涨，但在上海，因为计划经济的阴影，制成品却不能提 价，一件棉毛衫的利润只有2分钱，众多企业难以为继。
　　朱镕基对此看得一清二楚。“生产上不去，上海经济无法振兴。”1988年3月，朱镕基在对上海市党员干部讲话时说道，前两个月，国营企业是负增长，利税也在下降，上海市整体工业增长才5%，而广州增长23.6%，北京14%，天津 8.8%。“现在上海是非常困难，我们在转向商品经济的过程里缺乏经验，这方面我们不如广东、江浙，因为我们吃‘皇粮’已经吃习惯了，一下子改过来不容 易。”
　　别的省市能快，但是上海怎么也快不起来。人们牢骚满腹，平均每天都有一百多位市民给朱镕基写信，抱怨：“粪便横溢、垃圾成堆、交通拥挤、住房紧张，简直就要爆炸了。”振兴上海的呼声，从中央到地方越来越高。
　　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朱镕基受命上任。“到上海来了以后，这三个月的白头发比什么时候都多。江泽民同志预言一年之内我的头发全部变白，这是他的体会，我已经感受到了。工作确实是复杂，确实是难做，所以江泽民同志经常讲他的神经处于紧张状态，我现在也体会到了。”
　　不用怕，报嘛
　　上海的希望，在浦东。这是朱镕基上任后一再强调的观点。虽然有1988年春天肆虐的甲肝疫情，夏天又遭遇物价飞涨，转过年来，又是一场风波……但浦东开发开放的工作，朱镕基一直在稳步推进。
　　事实上，在朱镕基之前，汪道涵担任上海市市长时已经提出浦东新区的开发问题。但当时只是做一些研究性工作。真正开始推进是朱镕基到任之后。
　　就任上海市市长一职后，朱镕基曾在多个场合提出，要把浦东开发成“新上海”，把挤在破旧、混乱“老上海”弄堂里的市民们搬到“新上海”去。要充分利用外资，发展金融、贸易等第三产业。要“通过浦东开发，使上海这个城市整体成为全国最大的经济、贸易和金融、信息中心”。
　　为此，他不断与中央沟通。1989年12月，朱镕基在上海市金融工作座谈会上，一再强调要设立外资银行、设立证券交易所。“设立外资银行我们打了报告，去年国务院也批了，同意上海在年底以前设几家外资银行。今年不知道什么原因，这个事情搁下了。开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的时候，我跟李鹏同志个别说了一下，我说这个是否可以作为开发浦东的政策措施，作为上海进一步开放的政策措施。李鹏同志倒是对我这个意见点点头，他说，要马上把外资银行管理办法搞好。”
　　在这个过程中，邓小平的支持也显得尤为重要。
　　1990年1月21日，邓小平到上海过春节，和朱镕基谈到了上海浦东新区的开发工作。
　　邓小平说，浦东开发晚了，但还来得及，上海市委、市政府应该赶快给中央报。
　　朱镕基回答道，开发建设的报告还不理想，不敢报。
　　邓接过话来说，不用怕，报嘛。
　　邓小平过完春节回京前，朱镕基送行。邓小平再次鼓励朱镕基和上海市委、市政府的官员胆子要放开。他再次提到浦东开发，并且一再遗憾：你们搞晚了，搞晚了。他建议朱镕基：“你们要多向江泽民同志吹风。”
　　朱镕基回他：“泽民同志是从上海去的呀！我们不方便多讲。”
　　于是邓小平就亲自去讲了。一次与当时政治局的领导人谈话时说：“我已经退下来了，但还有一件事，我还要说一下，那就是上海的浦东开发，你们要多关心。”
　　1990年2月26日，上海终于向中央提交了《关于开发开放浦东的请示》。一周后，邓小平又找来江泽民、李鹏等人谈话，提及此事：“要研究一下哪些地方条件更好，可以更广大的开源……上海是我们的王牌，把上海搞起来是一条捷径。”
　　4个月后，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发出了《关于开发和开放浦东问题的批复》。
　　逼出上交所
　　1990年春夏之交，朱镕基带团访问了新加坡、香港等地。在香港接受采访时，朱镕基宣布了一则让后方措手不及的消息，上海证券交易所将在年内成立。
　　上交所的项目，是包含在浦东开发的整体规划当中的，此前已经筹划了半年有余。
　　1989年12月2日，朱镕基在上海康平路市委小礼堂召开金融改革会议，在那次会议上，朱拍板确定筹建上海证券交易所，并由交通银行董事长李祥瑞、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行长龚浩成和上海体改办主任贺镐圣组成三人筹建小组。
　　朱镕基问李祥瑞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李回答道：“主要是政治上的风险。”他当时心想，自己干革命四十年，别最后在这个问题上跌了跤。
　　李祥瑞所说的政治风险并非杞人忧天。“股票”属于资本主义国家的舶来品，在当时的意识形态里，很难为人们所接受。一直以来，姓“资”姓“社”的争论就盘绕在这个问题上空。
　　但在朱镕基看来，“还是要大胆试点，虽然有一点政治风险，但上海不同于其他地方，不采取一点深化改革的措施，怎么搞得下去啊！”让朱镕基如此着急的，是因为上海的财政“一天一天感到捉襟见肘”。
　　筹建小组给朱镕基的建议是，争取1991年一季度正式成立。但朱镕基觉得91年太晚，要争取年内出来。筹建小组以为那只是内部文件，还可以再商量修改。结果朱镕基对这个问题如此迫切，以至于6月初中央对黄埔开发开放的整体批复刚下来，正在香港的他就迫不及待地对外界宣布时间表了。
　　而当时，连办交易所的地方都还没找到。筹备组经过忙乱的选址、考察、开发系统、制定交易规则之后，终于确定上海证券交易所可以在12月19日开张。筹备组花600多元从上海城隍庙的旧货市场淘来了一面铜锣，以此作为开盘的信号。
　　皇甫风潮
　　上海证券交易所出台的背后，邓小平的推动也非常重要。1990年1月，为应对国际环境对中国的敌对状态，邓小平在上海过春节提出：“请上海的同志思考一下，能采取什么大的动作，在国际上树立我们更加改革开放的旗帜。”邓的此番讲话，催生了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成立。
　　朱镕基在上交所开业仪式上，谈及其重大意义时首先就表明：“它标志着我国将坚定不移地继续奉行改革开放的政策。”
　　但姓“资”还是姓“社”的争议，却并没有就此消失，反而愈加激烈了起来。《人民日报》社的记者凌志军在《变化》一书中提到，这让已经80多岁的邓小平大为不满，他常感叹有些年轻人比他这个老人还要僵化：为什么他们总是怕这个怕那个？
　　1991年，趁着南下上海过春节的契机，邓小平接连对时局发表自己的意见。他怂恿上海人给全国带个头，“克服一个怕字，要有勇气”、“失败也不要紧”。
　　据时任《解放日报》党委书记周瑞金介绍，邓小平在上海视察、讲话时，朱镕基一直陪在身边，之后又亲自把邓的讲话整理出来，在上海党政机关内部小范围传达。周瑞金，恰好就在这小范围之内。
　　看到邓小平的讲话之后，这位《解放日报》的领导决定开始一场的言论冒险。在他的主持下，一组署名为“皇甫平”的评论文章陆续刊发，为改革鼓与呼，最终引发了一场席卷全国的争论。
　　“（那一系列文章）应当说整体上是得到朱镕基的支持的。”2008年周瑞金接受《南方都市报》采访时称：“第一篇里不少提法和观点直接引用朱镕基的讲话。”
　　朱氏风格
　　虽然没有正面回应过“皇甫平”的系列文章，但对朱镕基而言，改革确是他所坚持的方向。1991年1月31日，在批复一份内部调查报告时，朱镕基毫不客气地批示：“呜呼上海，不改革，要完蛋。”他要求把这份调查报告，印发给所涉及的人员看看，“如果有一万人，就印一万份，市政府出钱。”
　　上海市的领导干部对这种典型的朱镕基风格见怪不怪了。遇到下属犯错，他会直截了当地给你指出来，无所顾忌。
　　1998年4月25日，朱镕基在上海市九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介绍自己时，曾如是做自我批评：“我性情很急躁，缺乏领导者的涵养，干工作急于求成，对下面干 部要求过急、批评过严。”朱镕基说，离开北京到上海工作之前，时任中组部部长宋平特意谈到他这个问题，“他说你要求干部严格不是你的缺点，但是你批评人家 的时候不要伤人，说话不要太尖刻。”
　　但是如朱镕基所坦陈：“江山易改，秉性难移啊，不是很容易的。”这一点，上海市领导干部们感触很深。
　　一次开会，朱镕基让市建委的官员汇报一个问题，但对方没有事先准备好，一时语塞。
　　朱镕基顿时生气：“你给我走，回去准备，下次再来。”
　　那位官员开始觉得朱镕基是在说气话，战战兢兢又坐下了。
　　朱镕基更加严厉了：“你坐下干什么？！我要你走，回去准备，你这就给我出去！”
　　众人惊愕的表情里，那位局级干部红着脸离开了会场。
　　他不是最后一个有这样遭遇的官员。虽然朱镕基一再公开反思自己的脾气不好，但受过他训斥的官员还是越来越多。这些官员也发现了，朱市长了解到的具体问题，比他们这些管具体工作的部门主管还要多。几个问题问下来，不了解基层的官员就露出马脚来了。
　　到后来，有他参加的会议成了许多官员很怵头的事。前几排都是空椅子，官员们都抢着往后排坐，因为越靠近朱镕基被提问的机会越大。
　　这种风格，也被朱镕基带进了国务院。1991年两会后，“皇甫平”的风波还未过去，朱镕基由上海回到北京，担任国务院副总理。
　　离开上海前，浦东区的开发还在起步阶段。尤其是陆家嘴、金桥、外高桥三个开发区，还没开始启动。时任浦东开发办公室主任杨昌基估算，三个区的开发需要20亿，但朱镕基只能给他3个亿。
　　3亿元还未落实，朱镕基就要离开上海了。“临行前，他又对我说，先少给一点，马上启动要多少钱？”杨昌基回忆道，自己报了一个数字：9000万吧。
　　朱镕基意识到，这个钱数太少了，追问他：能行吗？
　　杨昌基给朱解释了自己的想法：通过“土地出让，空转启动”的方法筹资金。
　　“那就这样先搞起来吧。”朱镕基定下这个问题后，便进京解决更大范围的问题去了。
　　在副总理的任上，有人对政府的改革政策稍有抵触时，朱镕基只把手一扬，拧起眉毛说：“坚决推进我们酝酿多年想干而没有条件干的改革。”干净、利落、固执、强悍。
　　1991年10月，中共十四大的闭幕式上，这位个人风格明显、个性鲜明的副总理，“破格”晋升为政治局常委──此前他仅仅是中央候补委员。
　　资料来源：《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人民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朱镕基答记者问》，人民出版社；《变化》，作者：凌志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走出中南海的邓小平》，作者：刘金田、张爱茹，台海出版社；《南方周末》、新华社等媒体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