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意识与放思想：任何时期群众都看共产党人格的力量

一：美国记者斯诺、斯特朗等人的发现
　　上世纪30年代，美国记者斯诺、斯特朗等人到中国报道中国革命，他们惊讶地发现，中共进行的革命依靠的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群体，这种实践性可以在穷乡僻壤的物质落后的环境中延续。
　　在此之前，他们都看过墨西哥、西班牙的革命报道，那些革命都是依照法国大革命的模式，围绕着城市和中心政权进行的斗争。但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早期实践中，革命采取的是在农村落后地区的坚守和传播革命性的文化。
　　斯诺所写的《红星照耀下的中国》把毛泽东描述成一个类似于林肯的圣人样的人物，似乎以毛泽东为首的一群中共领导，就是一群为了传播道义而生存的苦行者。
　　在延安，毛泽东与斯诺进行过许多夜晚的长谈。
　　斯诺发现，像毛泽东一样，很多的中共干部都能用一种全新的视角来理解国际政治和世界局势。这源于他们能够在1921年以后的历次战争、革命和反革命事件中，理解了来自西方的政治应当如何在中国的环境下进行衔接、应用。
　　30年代的旧中国，绝大多数农民已经被外来资本和官僚资本压榨的没有了生存空间，在诸多矛盾中，中共领导群体选择了以民族战争和民族解放的形式最大动员群众的策略，把外来学说巧妙地融入到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通俗教育中。
　　斯诺写道：“这种‘共产主义’究竟意味着什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历史上第一次，成千上万的知识青年，由于突然得到大量的科学知识，引起了伟大的梦想，开始“回到民间去”，到他们国家的基层乡土中去，把他们新获得的知识“启示’一些给知识上贫乏的农村，给生活在黑暗中的农民，争取他们的联盟，一起来建设一种‘比较富裕的生活’。一个更好的世界是能够创造的，而且只有他们才能够创造这样一个世界，在这样的信念的鼓舞下，他们把实行的方案──公社的理想──带到人民中去，征求他们的认可和支持。他们赢得的支持似乎达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他们通过宣传和具体行动使亿万人民对于国家、社会和个人有了新的概念。”
　　斯诺写道：“我置身在红军之中常常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仿佛我是在一批过着暴力生活的学生中间，只是因为历史所造成的奇怪的缘故，这种暴力的生活对他们来说，较之踢足球、教科书、谈恋爱，较之其他国家中青年的主要关心的事情，似乎更加重要得多。有时我几乎不能相信，只是由于这一批坚决的青年，有了一种思想的武装之后，竟然能够对南京的千军万马进行了群众性斗争达十年之久。这种不可置信的战斗友谊是怎么产生的呢?是用什么连结在一起的呢？”

二：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中共遇到了两大高潮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几年中，中共遇到了要求平反的高潮。十年浩劫结束之后，大量冤假错案急待平反，中央每月收到的申诉信突破6万封，到京上访常住的人口在4千人以上。中央组织部每月也收到申诉信1万多封。来信来访猛增，成为这个历史时期的特有现象，为新中国几十年来所未有。
　　但是，在中共面临的平反潮同时，作为一个群体，还深切感受到被世界经济发展落下的危机潮。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特别是之前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在许多同志多次反映要求平反的政治问题同时，还有以习仲勋为代表的来自沿海省份领导提出的要求，要求改变落后体制与境外经济要素流动相配合的改革问题。
　　为中国改革开放作出过重要贡献的习仲勋同志。从1978年4月初到广东，到1980年11月到中央工作，习仲勋在广东工作了两年八个月。习仲勋一方面在自身的冤案还没有彻底平反情况下，为广东的大量冤假错案进行了坚决的平反昭雪，另一方面出于对广东毗邻港澳地区的经济要素和经济发展的现实，最先感到了国内经济体制的落后和改革的危机。
　　作为祖国南大门的广东省，历经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之后，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习仲勋到广东工作后，深感自己责任重大，在广东的两年多时间里，他以大无畏的气魄和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力主解决广东的问题。他主政广东作出的一项重大举措，就是大力平反冤假错案。
　　另外一项重大工作，就是广东如何获得更大的自主权获得经济发展的空间。1978年7月上旬，习仲勋到宝安视察。他看到深圳河两岸反差很大，百感交集。广东省在历史上曾为中国革命作出过巨大贡献，但解放后由于处于南海前线的特殊原因，又经十年动乱的干扰破坏，广东经济遭到严重的挫折。
　　对此，习仲勋感到必须向中央不断提出重大意见才行。
　　1978年12月，中央召开了具有深远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次会议之前，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习仲勋作了题为《广东的建设如何大干快上》的工作汇报。他说：“从广东来看，要大干快上，当前面临的困难还很多……我们也希望，中央能给广东更大的支持，同时多给地方处理问题的机动余地。比如农业机械化，如果中央允许我们吸收港澳、华侨资金，从香港引进一批先进设备和技术，购进电力，进口部分饲料，就可以一方面先把国营农场、畜牧场、海水养殖场等武装起来，作为示范，培养人才，取得经验……”这是习仲勋希望突破旧体制的构想，也代表了当时对改革经济管理体制和发展生产力的渴求。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习仲勋主持召开了广东省委常委扩大会议，贯彻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联系广东实际，研究如何实现将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统一认识，团结广大干部群众以最大的热情投入到改革开放的事业中去。不久，他向正在广州的叶剑英副主席汇报了省委的意见，叶剑英听了十分高兴，并希望广东省委快些向邓小平汇报。
　　1979年4月，习仲勋赴京出席中央工作会议。这次会议主要是讨论国民经济调整问题。习仲勋在发言中说：“广东作为一个省，等于人家一个或几个国。但现在省的地方机动权力太小，国家和中央统得过死，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我们的要求是在全国的集中统一领导下，放手一点，搞活一点。这样做，对地方有利，对国家也有利。”接着，他又补充说：“如果给广东一个特殊政策，经济可能几年就上去了。”他直谏中央：“不仅经济体制，整个行政体制上也要考虑改革。中国这么大，各省有各省的特点，有些事应该根据各省的特点来搞，这也符合毛主席讲的大权独揽、小权分散的原则。”“我们省委已讨论过，这次来开会，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能够充分利用自己的有利条件先走一步。”他直截了当地向参加会议的中央领导同志提出：广东省的发展应针对其特色地理位置，广东邻近港澳，华侨众多，鉴于港澳地区对广东省的影响以及台海军事对峙态势的变化，希望能够充分利用这个有利条件，积极开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他还提出建立“贸易合作区”的设想，在毗邻港澳的深圳市、珠海市和重要侨乡汕头市划出一块地方，单独进行管理，作为华侨港澳同胞和外商的投资场所，按照国际市场的需要组织生产。他的提议，“中央领导同志很重视”，邓小平更进一步要求广东大胆实验，创办特区，作为开放的窗口，“杀出一条血路来”。
　　5月中旬，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率领由中央有关部委组成的工作组到广东，会同广东省委组织的文件起草小组，不久正式拟定了《关于发挥广东优越条件，扩大对外贸易，加快经济发展的报告》。1979年7月，党中央、国务院正式批准广东在改革开放中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决定先在深圳、珠海两市划出部分地区试办出口特区，待取得经验后，再考虑在汕头和福建的厦门设置特区。
　　1980年8月26日，叶剑英主持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批准颁布《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

三：历史上中共给人的印象，是实践理想的群体
　　以上两个方面的回顾，表现出来的是，中共善于把外来的东西变成中国化的内容和与最广大群众结合起来的通俗化的内容。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农民他们表现出来的政治要求，就是如何在革命与救亡中选择主要矛盾和与现代文明接轨路径选择问题。
　　共产党的实践理想的群体，此时表现出来的理想主义色彩吸引了群众并且为他们提供了榜样、氛围、组织和教育载体。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的沿海群众，在全国老百姓中最先感受到来自港澳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压力，而广东省委和习仲勋同志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和之后，为中央建议了这样一条打破体制和下放权力的政治道路。
　　应当说，广东地区的特区开放政策倒逼了国内的经济体制改革，广东地区被逼出来的开放终于引领了中国开放沿海地区并积极加入世贸组织，终于带来了中国在世纪之交加入国际经济全球化潮流的结果。
　　此时的共产党的实践理想的群体，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实践性。一种对于事业的原则性的开放态度和实践优先的工作模式。
　　归根到底，还是中共领导群体感到亏欠了群众对党的信任和希望，急群众所急、想群众所想。因此，在经济体制问题上，表现出来巨大的开放性。这时的下放权力，对于沿海地区的领导来说，就是让传统认为资本主义的东西，作为地方的管理内容大胆引进。只要还是在共产党领导下，一切管理方式和经济要素都可以为我所用。只有实践起来、引进起来再说。
　　1978年11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工作会议上，广东大胆进言：希望中央允许广东在香港设立办事处，与港澳厂商建立直接联系。“凡是来料加工、补偿贸易等方面的经济业务，授权广东决断处理，以减少不必要的层次和手续。”提出把毗邻港澳的广东宝安、珠海划成出口基地，力争经过三五年，把两地建设成具有相当水平的对外生产基地、加工基地和吸引港澳客人的游览区。
　　那时，广东人到外地去做贸易，别人还认为是搞投机倒把嘛。对广东人的歧视源于他们不了解改革，错认为是改成资本主义了。
　　历史回过去看，广东省在习仲勋的开拓性工作中，的确是先行了一步。

四：共产党认识自己犯了错误以后表现的人格力量
　　中共在建党九十多年中，学习西方的革命理论也好，还是经济模式也好，都表现出来实践主义的结合中国情况的特点。这种结合中国情况的过程，是以一种为世俗众生吃苦受难做出表率的方式，以一种勇为天下先、勇于面对自己的错误和勇于改正错误的人格力量出现的。
　　斯诺写道：“几百年来，中国的文人一直要努力凌驾于人民之上，侪身于高高在上统治人民大众的一小批官僚阶级之列──所凭借的手段就是把象形文字和仅有的一些知识据为已有，以此来作为控制乡村的愚昧的武器，而不是用来启蒙。但是新的孕育却产生了一种现象──这个婴儿不但要同‘愚昧的大众’共享知识，而且甚至要把大众理想化。”
　　斯诺写道：“我在保安的时侯常常暗自思量，我怎么才能够把这震撼中国胎盘的极其自然的动荡解释清楚。我怎么才能够把这缓慢的受孕、临产的胎动、产时的阵痛、产后的结果描写出来?我可以一一列举简单的历史事实；但我无法表达它对人造成的苦难剧痛。这时，毛泽东开始向我谈到他的一些个人历史，我一个晚上接着一个晚上，一边写着他的个人历史，一边开始认识到，这不仅是他的个人历史，也是共产主义──一种对中国有实际意义的适合国情的共产主义，而不是象有些作者所天真地认为的那样，不过是从国外领来的孤儿──如何成长，为什么能赢得成千上万青年男女的拥护和支持的记录。这种个人历史，我后来在红军许多其他领导人身上也会不断听到，只是细节上有很多的不同。”
　　以后，斯诺采访了红军许多将领和中共领导干部。但是他没有采访作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的习仲勋。
　　1935年遭遇错误肃反时，习仲勋同志被关押、虐待，甚至面临死亡威胁，但他坚定革命信仰，对党的信念没有丝毫动摇，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长征到达陕北而获得解救后，就立即投入新的战斗。1962年9月，习仲勋同志因所谓“《刘志丹》小说问题”遭康生诬陷，在“文化大革命”中又受到残酷迫害，直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得到彻底平反。在被审查、关押、监护长达16年之久的艰难岁月里，在身陷囹圄、与家人分离8年的孤独生活中，他始终保持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以顽强的意志面对恶劣处境，坚信正义必定战胜邪恶，阳光终将驱散阴霾。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身处洛阳的习仲勋同志坚决拥护党中央的正确决策，致信中央领导同志，表示要紧紧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无条件听从党中央的指挥，把余生全部奉献给党，力争为人民多做一些工作。得到平反、重新工作之后，他不骄不躁，无怨无悔，不计名利得失，不管职位高低，根据中央安排，立即赴任广东，在短短两年多时间，就做出了以上所述的有启发意义的工作。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一大批领导干部在正确评价了文化大革命以后，重新焕发了当年追随毛泽东勇于探索和献身的人格力量。为了群众，不断地开放自己、学习新的东西。
　　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即将召开的时候，我们急需提升自身队伍的精神状态，让群众尽快看到，在新的党中央领导下，我们党的领导队伍所焕发出来的实践主义与理想主义结合起来的、积极向上的人格魅力和人格光辉。
　　就像延安时期的毛泽东和改革开放初期的习仲勋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