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吴晗的《“社会贤达”钱牧斋》谈起

樊树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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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剧《红豆祭》剧照。该剧主要讲钱谦益不守气节仕清，柳如是与其恩断义绝。
　　钱谦益作为一个文人，在明末清初文坛上享有至高无上的声誉。《清史稿·文苑传》对他是赞誉有加的：“博学工词章”，“为文博赡，谙悉朝典，诗尤擅其胜，明季王李号称复古，文体日下，（钱）谦益起而力振之”。在当时社会，学而优则仕，科举是升官的阶梯，高中进士以后便踏上了仕途。这是每一个士子孜孜以求的目标。但是，并非每一个学问渊博、诗文高超的文人都适合从政、做官，钱谦益就是一个例证。他的政治生涯不断遭受挫折，整个一生演绎了一幕幕悲剧，悲剧的根源就是政治。渴望从政、升官，因为书生气太足而玩不转政治，却被政治所玩弄，直至被政治所抛弃。这无疑是文人从政的悲剧。
　　综观钱谦益的一生，在明朝四度出任官职，前后加起来不足五年；在南明与清朝担任官职，还不到一年。客观地说，崇祯十七年以前，他的大节无亏；在明清鼎革之际，没有坚持自己的诺言──“永绝仕进之路，进可以收晚节，退可以保全残生”，在政治生涯的末端，晚节不保，铸就了悲剧结局。
　　康熙三年五月二十四日，缠绵于病榻的他，走完了悲剧之路。门生归庄《祭钱牧斋先生文》写道：“先生素不喜道学，故居家多恣意，不满于舆论，而尤取怨于同宗。”在逆境中的他，秉性如故，死后麻烦不断。尸骨未寒，灵堂犹在，同族中人即来勒索钱财古玩。六月二十八日，夫人柳如是愤而投环自尽，以殉家难。悲剧之后的另一幕悲剧，恐怕他生前是难以预料的。
　　更具悲剧意味的是，他身后不断遭到贬损，涌来的都是冷嘲热讽，使他在黄泉之下也不得安宁。

从吴晗的《“社会贤达”钱牧斋》谈起
　　大名鼎鼎的钱谦益，无论是在他所处的明末清初时期，还是后世，都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在晚明的党争中，他作为东林名士不断遭到“阉党”及其余孽的攻讦；在东林遗孤的心目中，他屈从于马士英，为阉党余孽阮大铖翻案，可谓东林之叛逆；在明朝的遗老遗少心目中，他投降清朝，出任礼部侍郎，是一个没有气节的民族败类；在清朝统治者看来，他朝秦暮楚，左右摇摆，不过是一个没有骨气的“贰臣”而已。到了现代历史学家笔下，他也常遭贬损。1948年吴晗在《中国建设》第六卷第五期上，发表了颇有影响的《“社会贤达”钱牧斋》，这篇文章后来收入《读史札记》（三联，1956），可见他依然坚信自己的观点。
　　这篇文章只有开头几句赞扬的话：“就钱牧斋对明初史料的贡献说，我是很推崇这个学者的。二十年前读他的《初学集》、《有学集》、《国初群雄事略》、《太祖实录辨证》诸书，觉得他的学力见解，实在比王弇州（世贞）、朱国祯高。”除了这几十个字，通篇都是讽刺挖苦、嬉笑怒骂的文字，把他说得一无是处：“人品实在差得很，年轻时是个浪子，中年是热中的政客，晚年是投清的汉奸，居乡时是土豪劣绅，在朝是贪官污吏。一生翻翻覆覆没有立场，没有民族气节，除了想作官以外，从没有想到别的。”话语说得过于情绪化、绝对化，不像是在作历史研究：“他的一点儿成就、虚名、享受，全盘建立在对人民剥削的基础之上。是一个道地的完全的小人、坏人。”还说：“三百年前，他的名气真大，东林巨子，文坛领袖，斯文宗主，而且还是幕后的牵线人物，只是作官的日子短，在野的年代长，以他当时的声名而论，倒是个‘社会贤达’也。”
　　作者搜罗了不少资料，也搞了一些考证，但是不能和早年的《胡惟庸党案考》的学术水平相提并论，因为作者企图借用历史来影射当时的“社会贤达”，不得不牺牲实证史学的原则。在彻底否定他的政治立场和人格品质之后，连他的学问成就也嗤之以鼻了，认为他在学术方面的成就实在有限得很，不足挂齿。所持的逻辑是：“他有机会在内阁阅读到《昭示奸党录》、《清教录》一类秘本，他有钱能花一千二百两银子买一部宋本《汉书》，以及收藏类似俞本《皇明纪事录》之类秘笈，有绛云楼那样收藏精博的私有图书馆，从而作点考据工作，实在没有什么了不起。”
　　如果是学术研究，完全可以平心静气，不必如此意气用事。现在看起来，《“社会贤达”钱牧斋》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让史学论文承担政论的任务，最终破坏了论文的严谨性，是令人遗憾的。
　　关于钱谦益的另一篇有影响的文章，是吉川幸次郎写的《钱谦益与东林──作为政客的钱谦益》，收入《吉川幸次郎全集》第16卷（筑摩书房，1970）。此文开掘出观察钱谦益政治生涯的一个新视角：他一生遭受七次重大挫折，焦点集中于“东林”二字。此文虽然不长，却给读者深刻的启示。
　　研究一个有争议有污点的人物，要理解他所处的时代，面临的困境，以及他的经历，作出合理的分析。研究者既需要遵循兰克所说的“客观、冷静、无色彩”的原则，也需要对人物有理解之同情。在这点上，吉川幸次郎比吴晗略胜一筹。
　　我们不妨回顾一下钱谦益的生平与挫折。
　　钱谦益，字受之，一字牧斋，自称牧斋老人，苏州府常熟县人，生于万历十年九月二十六日，卒于康熙三年五月二十四日，享年八十二岁。他出生于一个学问世家，祖父和父亲都是研究《春秋》经学的大家。他写于崇祯元年的《请诰命事略》对于家史有一个简短的回顾，谈到祖父钱顺时，这样写道：
　　先祖与其弟副使公力学奋励，嘉靖己未（十四年），会试举《春秋》第一，观政吏部。是冬，奉命饷辽东军，抵家未弥旬而卒。先祖倜傥有大志，不屑为章句小儒，焚膏宿火，讲求天文、律历、河渠、兵、农诸家之学，提纲举要，荟蕞成书，凡百余卷，名曰《资世文钥》，盖《通典》、《通考》之流亚也。
　　祖父英年早逝（年仅三十），父亲钱世扬只有七岁。关于父亲，他这样写道：
　　先君讳世扬，年十二三，能谙记五经、《史记》、《文选》，凡百余万言。世授胡氏《春秋》，收拾旁魄，搜逖疑互，既成，以授学者。学者咸师尊之，从而执经考疑者继于门······先君志节激昂，好谈古忠节奇伟事，每称述杨忠愍（杨继盛）、海忠介（海瑞）诸公，嚼齿奋臂，欲出其间。卒之日，手定其所写古文及所辑《古史谈苑》，藏弆之以畀谦益，且遗之言曰：“必报国恩，以三不朽自励，无以三不幸自狃。”呜呼！谦益其敢忘诸。
　　这样的家学渊源，造就了钱谦益的才学根底，开拓了一个良好的前程。万历二十六年，十七岁的他成为府学生员，八年后，二十五岁的他得中举人，万历三十八年二十九岁的他进士及第，而且是一甲第三名（即所谓探花）。能够取得这样好的成绩，钱谦益很感谢老师孙承宗，他说：“余举进士，出吾师高扬公门。”崇祯十五年，里居的钱谦益以“门生”的身份为孙承宗写的《孙公行状》，洋洋数万言，在他的文集中堪称独一无二的。在文末写道：“谦益壮而登公之门，今老矣，其忍畏势焰，避党仇，自爱一死，以欺天下万世。谨件系排赞，作为行状，以备献于君父，下之史馆，牒请编录，垂之无穷。”
　　据说，原本他可以高中状元，结果被湖州人韩敬开后门通路子，暗中更换了名次，由一甲第一名落到了一甲第三名。从学识才气而论，韩敬哪里是钱谦益的对手！志在必得的状元被别人拿去，有些失落，更为失落的是，出任翰林院编修仅仅四个月，就因为父亲钱世扬去世，按照朝廷规定的制度，必须丁忧守制服丧二十七个月。不料三年后他并没有“服满起复”，原因与当时的政坛纷争有关。由于李三才遭到无端的攻击，在东林书院讲学的顾宪成写信给内阁首辅叶向高、吏部尚书孙丕扬，为李三才辩护，结果引来轩然大波，徐兆魁之流声称：“顾宪成讲学东林，遥执朝政”。此事与万历三十八年“大计外官”（考核地方官）、万历三十九年“大计京官”（考察京官）纠缠在一起。万历四十年顾宪成在一片诽谤声中与世长辞，正直人士愈发激起为之辩护洗刷的声浪，于是乎东林派与反东林派之间的朋党之争近乎白热化。与顾宪成关系密切的钱谦益，之所以没有“服满起复”，便与这种政治纷争有关。这一去竟然拖了十年，成为他政治生涯的第一次挫折。
　　泰昌元年，三十九岁的钱谦益得以还朝，恢复原官。天启元年，他出任浙江主考官，发生了钱千秋科场舞弊案，受到牵连。经过司法部门的审查，此次舞弊案与他无关，但作为主考官“失于察觉”，遭到罚俸的处分。这样的事情实在有损于他的名望，次年，他就因病告假，回归故乡常熟。从复出到告归还不到两年，便有了第二次挫折。

　　天启四年，四十三岁的他再度复出，从翰林院编修升任詹事府少詹事，主要承担《神宗实录》的编纂工作。这虽然是一个处于政坛边缘的清闲职务，但由于他的学识声望，在交往的同道中有不少是东林人士，因此受到魏忠贤为首的“阉党”的排挤。天启五年，时任都察院左都御史（后升任吏部尚书）的王绍徽，秉承魏忠贤的旨意，编制《东林点将录》，仿照《水浒传》中梁山一百零八将，编了东林一百零八人的名单，献给魏忠贤，让他按照名单把这些人逐个罢黜。此人秉性卑劣，据无名氏《遣愁集》说：“王绍徽为魏忠贤干儿，官至吏部尚书，进退一人必禀命于忠贤，时称‘王媳妇’。尝造《点将录》献之忠贤，忠贤阅其书叹曰：‘王尚书妩媚如闺人，笔挟风霜乃尔，真吾家之珍也。’”看得出魏忠贤最为欣赏的是，王绍徽把那些敢于和自己作对的官员一网打尽，提供了一个黑名单：
　　开山元帅托塔天王南京户部尚书李三才；　　天魁星及时雨大学士叶向高；　　天罡星玉麒麟吏部尚书赵南星；　　天机星智多星左谕德缪昌期；　　天间星入云龙左都御史高攀龙；　　地机星神机军师礼部员外郎顾大章；　　天煞星黑旋风吏科都给事中魏大中；　　天暗星青面兽浙江道御史房可壮；　　地周星跳涧虎福建道御史周宗建；　　天勇星大刀手左都御史杨涟；　　天雄星豹子头左佥都御使左光斗；　　天巧星浪子左春坊左谕德钱谦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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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就在这一年，魏忠贤大开杀戒，先后有“六君子之狱”、“七君子之狱”，杨涟、左光斗、袁化中、魏大中、周朝瑞、顾大章，以及周起元、周宗建、缪昌期、高攀龙、李应升、黄尊素、周顺昌等人，被逮捕入狱，严刑折磨。在这种令人恐怖的气氛中，钱谦益仅仅被“革职”而已，已经算是不幸中之大幸。这是第三次挫折。
　　崇祯元年，登上皇位不久的朱由检拨乱反正，严惩魏忠贤及其党羽，清查“阉党逆案”，为遭到迫害的东林诸君子平反昭雪，作为“东林魁首”的钱谦益得以复出，官居礼部右侍郎。鉴于他的资历与声望无人能及，被会推为内阁成员候选人。不料遭到竞争对手温体仁和周延儒的攻击，落得个“革职听勘”的下场。这是第四次挫折。
　　内阁首辅温体仁担心，悠游林下的钱谦益可能东山再起，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指使常熟人张汉儒诬告钱谦益五十八条罪状。温体仁滥用职权，把钱谦益逮捕至京师，关入监狱。第二年秋天真相大白，得以无罪释放，却并未官复原职，黯然回到家乡常熟。这是第五次挫折。
　　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日，闯王李自成进京，皇帝朱由检在煤山自缢，以身殉国。五月十五日，南明弘光小朝廷在南京成立，钱谦益被起用为礼部尚书，成为他政治生涯的高峰。可惜好景不长，第二年五月，清军攻陷南京。在此之前，弘光皇帝、马士英、阮大铖之流抢先逃亡，手下无一兵一卒的留守大臣不得不投降，钱谦益以文班首臣身份迎降，成为政治生涯的一大污点。这是第六次挫折。
　　清朝统治者看中他的文才与名望，委任他为礼部右侍郎，出任《明史》副总裁。不能杀身成仁，钱谦益受到明朝遗老遗少的非议，也受到自己良心的谴责，担任新朝官职仅仅几个月，便借口养病告假，从北京回到常熟。两年后，因为黄毓祺反清案被捕。鉴于证据不足，被无罪释放，政治前途就此断送。这是第七次挫折。
　　从上述简要的回顾中可以看到，钱谦益的政治挫折，大多与他的“东林”背景有关，始终处于党争的漩涡之中，是评价这个人物的焦点。
　　1.关于顾宪成。他的父亲钱世扬是顾宪成的同学、朋友，十五岁时跟随父亲拜谒顾宪成，日后他回忆道：“余年十五，从先夫子以见于端文（顾宪成），端文命二子与渟、与沐与之游。今老矣，白首屏废，实与东林相始终。”这是一句很要紧的话，他的一生确实“与东林相始终”，对他的政治生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万历三十二年东林书院创办伊始，他就在书院学习，成为顾宪成、高攀龙的学生。他对顾宪成是推崇备至的，为顾氏文集写的序言，这样说：
　　公之文最著者，铨曹建言疏，以自反规切人主，海内争传之。上娄江救淮抚二书，遏绍述之萌芽，救党祸之滋蔓，人所棘喉薄吻，噤不敢言者，皆自公发之。公初以吏部郎里居，余幼从先夫子省谒，凝尘蔽席，药囊书签，错陈几案，秀羸善病人也。已而侍公于讲席，褒衣缓带，息深而视下，醇然有道者也。及其抗论天下大事，风行水决，英气勃发，不可遏抑如此。
　　在称颂顾宪成“醇然有道”的同时，也毫不避讳地提及，自己幼年时曾经跟随父亲前往拜谒，后来犹在他的讲席上聆听、受教。他与顾宪成非同一般，“与东林相始终”，是真实的写照。
　　崇祯十六年顾宪成的夫人朱氏病故，他为朱氏写了《顾端文公淑人朱氏墓志铭》，对于老师与师母是充满敬仰的；
　　端文砥柱国论，再起再谪，淑人曰：‘夫子犹故书生也，我犹故书生妇也。脱粟补衣，故自若也，吾何患焉。’端文辟讲堂于东林，朋徒歙集，学禁党禁，谣诼汹涌。端文殁，谤焰滋甚。淑人教戒子孙，谨守先业，安以待命。今上即位，党禁乍解，端文首见伸雪。
　　看得出来，他对于当时的“学禁党禁”中，对顾宪成的谣言和毁谤，是极为不满的；对于崇祯初年的昭雪，是颇为欣喜的。
　　2.关于高攀龙。他对另一位老师高攀龙的态度也是如此。崇祯三年，高攀龙平反昭雪后，他的儿子高世儒把亡父安葬于锡山，请钱谦益书写神道碑铭。他这样写道：
　　无锡故有龟山先生东林书院，公与顾公修复旧址，讲学其中。久之，东林之名益高，海内清名之士，淹久不用者，其应和益广。而群小疾其厉己，争相标目，遂哗然以东林为质的。天启初，大起废籍，公与赵公（南星）相次枋用，群小滋不悦。会应山杨公（涟）疏击逆阉魏忠贤，而公以考核回道御史褫阉之私人崔呈秀。于是群小合谋嗾忠贤曰：‘东林必杀公。’忠贤怖且恚，亦曰：‘东林杀我。’然不知所谓东林者何等也。甲子（天启四年）冬，假会推事，尽逐公等。乙丑（天启五年）戍赵公，逮杨公等杀之。丙寅（天启六年），又逮公等七人，公不辱，死于水。呜呼！朋党之祸至于斯极矣······谦益不肖，附公臭味之末，慬而不死，敢因公碑首，粗述朋党梗概，而系之以铭。
　　这一段文字最值得注意的是，钱谦益毫不回避他的“东林”立场，高度赞扬高攀龙与顾宪成在东林书院讲学，激起“海内清名之士”的热烈响应，直言“谦益不肖，附公臭味之末”，因此高攀龙的儿子才会请他撰写这篇“忠宪高公神道碑铭”。
　　他把顾宪成、高攀龙尊为师辈的同时，也把邹元标、杨涟、缪昌期、李应升引为自己的执友。
　　3.关于邹元标。他在《重修维扬书院记》中说：“邹忠介公者，余之执友。”这篇写于崇祯十六年的文章，对于天启年间“讲学之禁”深有感慨：
　　日者讲学之禁尝严矣，盖发作于万历之中，而浸淫于天启之后。迨于今，讲者熄，禁者亦弛，胥天下不复知道学为何事。夫其禁之严也，钩党促数，文网锲急，犹足以耸剔天下精悍之气······是故逆阉之祸，士大夫捐身命以扞之，而士气卒以胜。及其禁之弛也，天下皆镌夷其廉隅······于是朝著无槃水加剑之大臣，疆场多叩头屈膝之大吏，集诟成风，而刑辟不足以禁御。
　　对于思想禁锢造成的后果──“朝著无槃水加剑之大臣，疆场多叩头屈膝之大吏”，是深恶痛绝的。
　　4.关于杨涟。杨涟担任常熟知县时，钱谦益二十六岁，二人一见如故，成为志同道合的畏友。杨涟曾对钱谦益说：“吾生平畏友，子与元朴耳。”他为杨涟所写的“墓志铭”中回忆这段往事：“元朴，陈愚字也。愚于公周旋生死，匿其幼子于庐山，间行过予，谋经纪之事。予方遭党祸，杜门绝迹，相与屏人野哭。”这篇《杨忠烈公墓志铭》是在杨公遭阉党迫害致死八年后，陈愚领着杨公遗孤跋涉数千里登门请求，钱谦益洋溢着感情写出来的：
　　呜呼！公之死，惨毒万状，暴尸六昼夜，蛆虫穿穴······当其臾榇就徵，自云抵汴，哭送者数万人，壮士剑客聚而谋篡夺者几千人，所过市集，攀槛车看忠臣，及柱香设祭祝生还者，自豫冀达荆吴，绵延数万里······公之忠义激烈，波荡海内，夫岂待志而后著。
　　5.关于缪昌期。钱谦益把缪昌期看作自己的“同志”、“同党”，缪公被阉党迫害致死后，他经常捧着他的文章哭泣，感叹道：“予两人同里、同馆、同志、同隶党籍，城西之亭，北寺之狱，行且从公而后，何暇以余生游魂理笔札之责乎？”缪昌期曾经在顾宪成家担任塾师，钱谦益十九岁时与缪昌期相识，结为好友。他写的《缪公行状》，有这样一段：
　　（缪公）弱冠有盛名，远方宿儒多抠衣受业。无锡顾端文公（宪成）延至家塾。端文前辈名家，公与之上下议论，才辩蜂涌，端文无以难也。年三十六举于乡，两都人士聚观叹息，以为衣冠有异，如唐之李邕矣······端文与高忠宪公（攀龙）辟讲堂于东林，公退而语予：‘东林诸君子有为讲学，而有意立名，党锢道学之禁殆将合矣。’······往往盱衡扼腕，形于言色。朝论遂以东林目公，公弗辞也。
　　缪昌期本来并非东林的同志，因为与顾宪成有这一段密切交往，逐渐接近东林，所以“朝论遂以东林目公”，他也坦然以东林自居，终于引来杀身之祸。钱谦益有切身体会，对缪公充满了同情之理解。
　　有着这样的“东林”背景，当他在崇祯元年复出时，被朝野视为“东林魁首”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在“枚卜”事件中遭到挫折，是他自己无法左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