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劳动党内权力斗争与中朝苏三角关系

⊙作者：沈志华

　　1956年8月，朝鲜劳动党内部发生一场惊天动地的政治斗争，史称“八月事件”。这是朝鲜党内对金日成（Kim Il-sung）最高统治地位的最后一次挑战，其结果以反对派的彻底失败而告终。探寻其起因、经过和结果，可以从这一典型案例看出中国、朝鲜和苏联三者之间极其微妙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对于解读冷战时期乃至后冷战时期东亚的政治结构和趋向，以及探讨朝鲜半岛危机产生的根源及解决途径，都具有深远意义。
　　很长时间以来，这一事件对于局外人都是一个谜。尽管韩国出版了大量讨论朝鲜党内斗争的著作，但谈到这次事件，主要依靠的是北朝鲜公开发表的文件和报导，以及大量的口述史料，档案文献依据显得不足。俄国档案开放以后，出现了一些新的研究成果，对事件的描述比较深入细致了。本文主要依据大量的俄国档案，以及可以找到的中国档案和文献，描述并分析这一事件发展的全过程，以期为解读1950年代中朝苏三角关系提供一个案例。

1954年（右起）赫鲁晓夫、毛泽东、金日成、周恩来  U10570P1488DT20131212164417.jpg  保存到相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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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因：苏共二十大引起的风波
　　自1953年朝鲜停战以后，朝鲜经济恢复和建设的严峻局面丝毫不亚于战争本身。为了帮助朝鲜，苏联和中国提供了大量援助。根据苏联外交部远东司的调查报告：苏联政府根据同年9月19日的苏朝协议，在两年内向朝鲜提供无偿援助10亿卢布；对战前和战争期间提供的贷款（2.98亿卢布）延长了还贷期（1957-1966），降低了利率（从2%降为1%）；把战争期间的非贸易支付债务（7,288.8万卢布）减少了一半。中国对朝鲜的援助力度更大，在四年内（1954-1957）提供无偿援助80,000亿元（折合16亿卢布）；从战争开始至1953年底提供的援助全部免于偿付，总计72,900亿元（折合14.5亿卢布）；在三年内负责收养22,735名居住在中国东北的朝鲜孤儿，并承担对这些儿童进行教育的朝鲜公民及其家庭成员（31,338人）的全部费用。除以上经济和文化协议外，根据11月23日签订的其他协议，朝鲜在中国专家的待遇和费用以及朝鲜实习人员和留学生的费用等方面，中国的条件也比苏联更具优惠性，以致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建议应效仿中国的做法，减少向朝鲜收取的专家费用。尽管如此，朝鲜对苏联和中国的疑虑依然存在，在苏共二十大以后，甚至还有加重的趋势。
　　从1954至1956年，中共和苏共从外交（主张和平共处）到内政（调整经济结构）都采取了比较一致的立场，并且希望各国共产党都能执行这一总方针。然而，这一方针在朝鲜却受到明显的抵制。苏联驻朝使馆注意到，在1955年1月31日朝鲜劳动党通过的关于党和国家现阶段基本任务的指南性文件中，没有按照莫斯科的意见致力于和平统一，而仍然把“解放南朝鲜人民”和“消灭南朝鲜亲美、亲日地主集团”作为实现祖国统一的途径。金日成对莫斯科新方针的不满更主要地表现在他的内部谈话中：“我们要改变一味模仿苏联的做法”，“苏联人没有直接与美国人交战，他们可能希望与美国人和平共处，但是美国人占据着我们的南部，这是令所有朝鲜人民心痛不已的事”。1956年初的朝鲜劳动党党章草案继续反映出这种倾向，以致苏联使馆不得不提出修改意见：删除原文中“美国的”和“亲美的”以及“从军事上加强革命民主的基础”等词语，以免“授人以柄”，“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即朝鲜劳动党为自己所确定的任务是带有军事性质的”。
　　在经济建设方面，朝鲜的核心政策是优先发展重工业。依靠中苏的帮助，到1955年初，朝鲜三年计划所确定的工业总产量目标已提前两年超额完成，但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却没有任何提高。尤其是在农业方面，在战前粮食生产完全是可以自给自足的，但现在超过30%的农民无法养活自己。为弥补粮食不足，朝鲜不得不在1953年从中国购进20万吨粮食，1954年13万吨，1955年预计17万吨。被战争破坏的居民住宅到1954年底只修复了约70%，大部分城市居民和30%的农民还生活在简陋的临时建筑里。其原因除了是由于国家在投资比例上过于偏向重工业外，也因为在所有制改造方面一味追求国有化和合作化。
　　允许私人贸易和家庭手工业在国家监控下的合理存在，本来是促进消费品生产和流通的必要手段，但朝鲜领导人却在执行彻底消除私有资本的路线上走进了死胡同。私营企业1949年占工业企业的15%，到1954年就缩减到2.5%以下，1955年的计划是降到1.3%。私营资本在贸易中的比重也从1949年的46.8%降到了1954年的22.8%以下。还有近90%的私人餐馆关门，致使大部分城市居民失去了谋生手段。农业合作化也破坏了农民自愿加入合作社的原则。1954年1月确定在农村试行合作化，当年便成立了10,000个合作社，迫使32%的农民加入了合作社，造成1954年粮食总产量比计划少收30万吨。政府反而提高了农业实物税的上缴比例，从27%（大米）和23%（其他农作物），统一增加到50%。为完成收购计划，各级干部逼迫农民交粮，采取了包括逮捕在内的镇压手段，以致在粮食采购期间出现了农民自杀事件和暴动的危险。
　　在国家关系方面，据苏联外交部的观察，“朝鲜同志显然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力量而低估了民主阵营的力量”，没有充分肯定苏联、中国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的援助。外交部的另一份报告特别谈到，中朝关系有“不正常现象”。如“志愿军司令部坐落在离平壤几十公里的地方，居住条件很差，朝鲜领导同志也极少去那里”；在平壤的战争展览馆，十二个战绩展厅中只留给中国志愿军一个，而在其余的所有展厅中，朝鲜人民军的作战行动被解释成与中国志愿军无关；“金日成打算逐步解除在中国呆过的领导工作者在党和政府中的职务”等。库尔久科夫（I.F.Kurdiukov）注意到，中国政府在1952年召回驻朝大使后，直到1955年1月没有再派新大使；在朝鲜驻华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周恩来“几乎没有同朝鲜代表交谈过”。报告的结论是，“中国同志对朝鲜人的行为很不满（尽管没有公开表达过），但他们对朝鲜人表现得很克制”。
　　最令人关注的是朝鲜党内的斗争情况。朝鲜劳动党是在战前不久才由四个主要派别联合组成的，以金日成为首的游击队派虽然人数不多，但占据了主导地位；延安派的代表人物是金枓奉（Kim Tu-bong）、武亭（Mu Chong）、崔昌益（Choe Chang-ik）等，成员则多为军事领导干部，在战争期间发挥了重要作用，如朴一禹（Pak Il-u）、方虎山（Bang Ho-san）等；莫斯科派（来自苏联的朝鲜族人）和南方派（或国内派）虽势力较小，但也有个别领袖人物在党内很有影响，如许哥而（Ho Ka-yi）和朴宪永（Pak Hon-yong）。
　　还在战争期间，那些对金日成的地位和威信构成威胁的各派领导干部就开始遭到清洗。矛头首先指向掌握军事实权的延安派干部。1950年12月，武亭因平壤失守被罢免，不久朴一禹、方虎山也相继被贬和被捕。随后轮到莫斯科派干部。1951年11月，莫斯科派代表人物许哥而因与金日成意见不合，被开除党籍，虽在苏联的干预下保留了副首相的职务，但最终还是被置于受审的地步，被迫于1953年初自杀。1953年8月，以李承烨（Lee Sung-yob）为首的一大批南方派干部受到法庭审判，罪名是美国间谍、破坏南方革命力量和企图颠覆共和国。此案的矛头实际上是针对早在半年前就被捕的南方派首脑人物朴宪永，两年后，最高法院以间谍罪判处朴宪永死刑。经过一连串的内部争斗，朝鲜党内各派终于都归附金日成麾下。朝鲜停战后不久形成的新领导班子，不仅增加了游击队派的金一（Kim Il），还有延安派的金枓奉、金昌满（Kim Chang-man），莫斯科派的朴昌玉（Pak Chang-ok）、朴永彬（Pak En-bin），甚至南方派的朴正爱（Pak Chong-ae）。然而，分歧和矛盾只是在高压下暂时消失，问题并没有得到真正解决。
　　有学者指出，1955年12月金日成首次提出的“主体思想”（Juche）是“源于对抗苏联和亲近中国的思考”，其主要目的是“消除苏联的影响”，随后开展的对朴昌玉、朴永彬等一批来自苏联的朝鲜族干部的批判，证明了这一点。相反，为了加强党员的党性修养，金日成曾指出应“学习中国的整风运动”。鉴于当时提出新方针并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产生影响的主要是莫斯科，因此，关于“主体思想”是源于对抗苏联的说法是可以成立的，但如果说这里有“亲近中国”的考量，恐怕不够准确。实际上从金日成的一贯做法来看，时而倒向莫斯科，时而亲近北京，这只是他在两个大国的夹缝中求得生存和利益的手段，但无论哪一边有可能威胁到他的地位，他都不会忍受。
　　苏共二十大以后，在赫鲁晓夫（Nikita S.Khrushchev）批判“个人崇拜”风潮的影响下，朝鲜党内的不满情绪再次爆发出来。在1956年3月20日中央全会学习苏共二十大的材料时，除了从莫斯科回来的崔庸健（Choi Yong-ken）做报告外，只有金日成、外相南日（Nam Il）和宣传部副部长李一根（Li Il'-gen）三人发言。谈到个人崇拜问题时，金日成专讲南方派党员对朴宪永的崇拜，而对朝鲜劳动党内存在严重的对他个人的崇拜却只字不提，只是要求以后在报纸宣传中不要再突出个人作用了。会议上宣读了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翻译文本，但没有进行讨论，也没有做任何决议。会后，劳动党中央向各机关下发的秘密文件的基调是朝鲜劳动党在各方面都“始终坚持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并多次强调集体领导是党的最高原则，“劳动党中央从未放弃这一原则”。至于党内的个人崇拜问题，只是以前曾经有过，且只与朴宪永有关。
　　4月23至28日，朝鲜劳动党召开了第三次代表大会。会议既没有讨论人们议论纷纷的党内个人崇拜问题，也没有消除前一段广大干部对人事处理的不满情绪，甚至没有研究人民普遍关心的经济困难和生活问题。金日成的长篇报告，除了赞扬朝鲜的政治地位和经济成就外，就是反复批判朴宪永等南方派领导人以及其他分裂党的宗派主义活动。很多人要求在大会发言，都被拒绝。大会对中央委员会进行了大规模调整，以保证他们对金日成的忠诚和支持。在71名中央委员中，新选43人，上届保留下来的只有28人；在45名候补中央委员中，新选43人，保留的只有2人。会议期间在报纸和发言中对金日成的颂扬反而愈演愈烈，以致令苏联外交部都感到“很不正常”。在贯彻代表大会精神的平壤市委积极份子会议上，积极追随金日成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金昌满在高度评价了代表大会的意义后指出：“我们党内没有个人崇拜现象”，过去出现过的，就是“在南方对朴宪永的个人崇拜，在北方对许哥而的个人崇拜”；同时“我要警告大家，关于现在我们党存在个人崇拜的言论不仅不能巩固、反而只会削弱我们党。因此，谁要发表这样的言论就处分谁”。
　　这次会议的人事调整主要是针对莫斯科派的，对延安派显得十分宽容。金日成知道，在排挤莫斯科派的问题上，与苏联的矛盾是无法回避的。在二十大前，苏联外交部就反映了朝鲜党内对金日成个人崇拜的种种表现，并建议苏共中央提请金日成注意改正。而现在，外交部所属情报委员会还特别注意到，不久前对莫斯科派领导干部的严厉处罚，与这些人多次提醒金日成注意个人崇拜问题有关。因此，委员会建议苏共中央对朝鲜党进行帮助。
　　外交部远东司则认为，对朴昌玉等人的批判，“实际上是发起了一场旨在反对所有苏联朝鲜族人的运动”。1955年底，在朝鲜共有来自苏联的朝鲜族干部136人，根据苏联最高苏维埃1955年12月31日的法令，他们必须确认一个国籍。在回答征询问卷时，当时多数人表示愿意加入朝鲜国籍，只有24人提出在加入朝鲜国籍后，还想保留苏联国籍。在朴昌玉、朴永彬等人被解职后，面对朝鲜党对莫斯科派干部的排挤和歧视，很多人感到后悔，有人（如建设相、人民军卫生部部长等）甚至偷偷到苏联使馆要求保留或恢复苏联国籍。
　　1956年驻苏大使延安派的李相朝（Lee Sang-jo）回到莫斯科，立即于5月30日约见了苏联副外长费德林（N.T.Fedorenko）。在通报了金日成将访问苏联和东欧各国以求经济援助的情况后，李相朝详细报告了朝鲜党内的不正常情况，并强调对金日成的个人崇拜实际上笼罩着整个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缺乏集体领导，所有事情都由金日成个人决定。李相朝还指出了金日成在经济工作和使用干部方面以及战争期间的种种错误，并多次强调，苏共中央必须尽快在思想和政策方面帮助朝鲜党，特别是帮助金日成克服那些危险的错误。
　　同年6月8日，朝鲜副首相崔昌益也秘密单独约见苏联大使。崔昌益全面报告了朝鲜最近的情况，特别是在干部使用问题上的错误倾向：党内领导干部的任用既没有照顾到来自国内、中国和苏联等各个方面的干部，更不是任人唯贤，提拔的都是那些没有文化、没有经验，却专门会溜须拍马、阿谀奉承的人，这也是造成严重个人崇拜现象的原因之一。崔昌益同样强烈要求苏共中央帮助改变这种状况，并希望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能向金日成提出必要的建议。崔昌益说，对于苏联的建议，金日成一般都会认真对待的。
　　关于金日成6月访苏期间与苏联领导人谈话的情况，目前没有详细资料。只知道金日成曾受到赫鲁晓夫的接见，会谈中，苏联领导人对他提出了一些意见，但因有些情况不明，委托中央联络部弄清楚。金日成则表示接受批评，以后注意改正错误。事后，莫斯科向中共中央通报了谈话结果，毛泽东认为苏共这样做很好。
　　8月2日，苏共中央又通过使馆向劳动党传达了进一步的看法，即希望金日成在批评朝鲜党的一些错误做法时应表现得主动一些。对于金日成排除异己的做法，北京和莫斯科本来是表示过不同意见的。苏共二十大前后朝鲜党打击莫斯科派干部和继续大搞个人崇拜的做法，引起苏联领导人的不满，也是可以想见的。所以，朝鲜党内的反对派寄希望于从外部对金日成施加压力，莫斯科的表态在很大程度上对他们在八月全会发起反对金日成的进攻起到了刺激和鼓励的作用。

二 经过：八月全会前后朝鲜党内斗争和中苏的干预
　　据俄国档案反映的情况，在劳动党1956年三大期间及以后，金枓奉、崔昌益、朴昌玉、朴义（Pak I-van）、徐辉（So Hwi）、尹公钦（Yun Kong-hum）、金承化（Kim Cyn-khva）等一批领导干部对朝鲜党内的个人崇拜状况、干部政策和经济方针感到不满，特别是金日成出访期间在波兰发生的“波兹南事件”，更加强了这种对立情绪。他们希望在8月即将召开的中央全会上揭露和批评这些错误。
　　8月初金日成回国会后了解到这种情况，立即采取了应对措施。一方面，金日成、南日、朴正爱等人频繁与苏联使馆接触，一再表示完全接受莫斯科的批评，同时指责这些反对派人物对抗党的方针并煽动不满情绪是“反党”行为，他们以无能、献媚和历史问题为由，坚决要求撤换金日成身边的一批领导干部，是在搞“宗派”和“分裂”活动，已经形成了“反党集团”，其结果将破坏党的威信和地位，造成危险局面。另一方面，金日成等人又分别地、反复地找一些有不满情绪的干部谈话，采取威胁、利诱等手段分化瓦解反对派队伍。如说服金枓奉放弃了撤换干部的主张，迫使朴义采取了中立立场，派遣金承化去莫斯科学习等。此外，还派秘密警察监视反对派干部，对他们的司机、保姆进行审问，急召出访的内务相方学世（Pan Khak-se）回国布置防范措施，等等。
　　经过一番努力，金日成取得了主动权。苏联使馆的态度令他满意：除了按照莫斯科的要求希望金日成对朝鲜党的错误采取主动姿态，并不得打击报复提意见的干部外，伊万诺夫（V.I.Ivanov）明确表示，召开中央全会的目的是巩固劳动党的领导地位，维护党内团结，为此同意金日成先召开中央常委会议统一思想。这实际上就表明，苏联不同意反对派关于撤换一批领导干部的核心主张。苏联还表明了不干预朝鲜党内部事务的基本立场，这更让金日成感到放心。
　　于是，在8月21至23日召开的常委会议上，虽有一些不同意见发表，但最后的结论是：中央的路线是正确的，犯错误的主要是许哥而和朴昌玉等人，对此，“中央常务委员会将采取措施来予以清除”；根据目前调查的材料，没有理由对党的领导干部进行撤换。金枓奉谨慎和退缩的发言，是金日成能够把握这次会议方向的关键因素。8月28日常委会议通过了金日成将在中央全会上做的报告草案。报告包括代表团出访的结果、朝鲜国内的形势、劳动党的状况及任务三项内容，基调同以前一样。报告没有涉及党内生活问题，只说可以在全会讨论，但在结尾处，金日成提出党内“存在着派别和宗派活动残余”，号召全党加强警惕并与之斗争。
　　8月30至31日，朝鲜劳动党召开了中央全会。金日成按照程序首先做了常委会一致通过的报告，随后的两个发言均是表示同意的赞美之词。第三个发言的是延安派干部、贸易相尹公钦，他以“愤怒的揭发式语调”批评党内存在的错误倾向。尹的发言被多次打断，并淹没在一片反对声中，崔庸健甚至站起来大骂，会场一度陷入混乱。崔昌益起身想发言，为尹公钦辩护，但没有得到讲话机会。面对如此局面，中午休会的时候，尹公钦与工会主席徐辉、文化部副相金刚（Kim Gan）、建材局长李弼奎（Li Pkhir-giu）悄悄离开会场，潜往中国。在以后的会议中，只有崔昌益、朴昌玉表示赞同尹公钦的意见，几乎所有的发言都对这种“反革命和反党”言论，以及上述几人的“错误”或“罪行”展开了猛烈抨击，崔昌益被说成是反党集团的首领和思想家。
　　第二天的会议做出决议：由于“从事反党活动”，开除尹公钦、徐辉、李弼奎和金刚四人的党籍，解除崔昌益中央常委的职务，解除朴昌玉内阁副首相和中央委员的职务。上述问题均移交党中央特别委员会审查。不久，朴昌玉被迫到东海岸一个小型锯木厂去当厂长，而崔昌益则被任命去负责一个养猪场的工作。会后，“整个国家陷入大规模的搜捕和强力镇压之中”，很多党内重大问题遭到歪曲，呈现在全体党员群众面前的情形似乎是“一小撮对党和国家领导人不满的人策划了宫庭政变式的严重密谋事件”。9月1日，金日成到苏联使馆，崔庸健到中国使馆，分别通报了全会情况和所做决议。
　　9月3日，朝鲜政府正式向中国外交部通报，有四名朝鲜公民在安东地区越过朝鲜边境并被中国边防军截获，请求中国政府将上述人等遣返回国。乔晓光大使代表中国政府当场答复：这些人并非普通越境者，强制性将其遣返是不可能的。乔将这一情况向伊万诺夫做了通报，并询问苏联的看法。显然，中国政府此前已经确定了自己的立场，而莫斯科的态度就比较谨慎了。
　　9月5日，李相朝求见费德林并提交了他给赫鲁晓夫的信。李指责金日成对提意见的同志实施镇压，请求苏共中央干预此事。还说，外务省已经两次召他回国，他声称有病，还未成行。9月6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召开会议，讨论朝鲜问题。会议决定，委托波诺马廖夫（Boris N.Ponomarev）经过“周全的考虑”后接见李相朝，并答复中国大使，苏共中央将委托正在中国出席中共八大的苏共代表团与中共中央交换意见。在9月10日与李相朝会谈时，波诺马廖夫答复：苏共对朝鲜发生的事情表示忧虑，苏共代表团将与同样在中国的劳动党代表团和中共商谈此事，但不会干预朝鲜党的内部事务。对于李请求苏共公开发表批评朝鲜党的言论的建议，波诺马廖夫拒绝讨论。
　　其实，莫斯科的这种立场并不是在事件发生后才突然形成的。由于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在苏联国内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引起的震动和混乱，加上中共中央4月5日文章（〈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公开表态，使得苏共在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问题上的态度变得谨慎起来，甚至对那些比较激烈的批判言论采取了压制的做法，苏共中央在6月30日〈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决议中充分表明了这一点。在后来与金日成的会谈和通信中，苏联领导人透露了这些情况，并表现出对继续批判个人崇拜谨慎的态度。金日成立即在朝鲜党内传达了这些信息。应该说，苏联态度的转变，无疑是金日成敢于采取严厉措施处理党内问题的因素之一。
　　为了平息党内的不满情绪，同时也争取莫斯科的同情，金日成在中央全会后，立即对在此前受到打压的莫斯科派干部采取了怀柔政策。9月14日下午，朴正爱召集从苏联返回的朝鲜干部开会，出席者约100人（占全部莫斯科派干部的三分之二）。会议的目的就是宣布中央将改变对来自苏联的朝鲜干部的态度，并为他们平反。个中的道理很简单，因为这次斗争的主要矛头已经转向延安派了。从金日成等人向苏联报告的情况看，与八月“反党”事件有牵连的，主要是延安派干部，不仅被看成是“分裂”和“宗派”活动主谋的崔昌益和徐辉，就连反对派中的最高层干部、党内元老（“老头子”）金枓奉，都是陆续从中国回来的。据说，金日成曾讲过这样的话：参与政变阴谋的人都属于延安派。因此，金日成才会改变对莫斯科派的态度，目的是集中对付来自北京的压力。
　　9月18日晚，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人与苏共代表团商谈了处理朝鲜问题的意见。米高扬（Anastas I.Mikoyan）说，昨天他与朝鲜代表团谈话，批评了他们，但崔庸健不服气。还说，苏共对情况不太了解，还没有肯定的意见，建议中苏两党共同派人去平壤，了解情况。毛泽东在谈话中则对朝鲜许多同志无辜被捕、开除、撤职的做法极为不满，并直接指出，金日成还是搞斯大林那一套，一句反对的话都听不得，谁反对，就杀谁。与米高扬“了解情况”的说法不同，毛泽东提出，中苏两党派人去平壤的目的，就是“劝他们团结”，“收回成命”，恢复反对派的党籍和职务。毛泽东说，“我们要对金日成说，我们不是打倒你，而是要帮助你，但是你必须改正错误”，“我们也要劝那些被整的人采取和解态度，劝双方和解”。具体方法是召开政治局会议或中央全会，中苏派出代表参加；会议要做出决议，还要公开发表。毛泽东还对米高扬说，金日成对我们有情绪，不听中国的，这次主要靠你们了。米高扬没有明确表示意见，只说去谈谈看。中共希望这次去就要解决问题，但米高扬推说国内还有事情，不能停留太久。
　　接着，中共领导人又与朝鲜代表团举行了会谈。毛泽东一开始就指出，朝鲜在经济政策和干部政策方面的“问题很严重”，并通知他们，中苏两党决定派代表团明天早上去平壤，要崔庸健也一同回去，这样做的目的“是要帮助你们解决问题而不是要破坏你们”。毛还说，对于朝鲜党的做法，过去就有意见，例如朝鲜战争，一开始就提醒过金日成不应该打，后来又警告他敌人可能从后方登陆。彭德怀和李克农甚至质问：朝鲜战争到底是谁发动的？是美帝国主义发动的还是你们发动的？会谈中对朝鲜人的批评非常严厉，指责他们在干部问题上敌我不分，犯了“路线错误”，“党内充满恐怖情绪”。毛最后说，我们可以叫跑到中国来的同志回去，但回去后一定要恢复他们的党籍和职务，把问题拿到党的会议上冷静地加以解决。显然，中共的态度更加明确，不过，除了要求金日成纠正错误外，并没有进一步的企图。
　　米高扬和彭德怀等人到达平壤后，首先找金日成单独谈话，经过两次深谈，金日成基本接受了中苏两党的意见。9月22日召开的中央全会做出决议，承认八月全会处理问题的方法“过于简单”，并同意恢复崔昌益和朴昌玉的职务，恢复出逃中国者的党籍。米高扬认为任务已经完成，但毛泽东指出：“问题并没有结束，而是刚刚开始。”的确，正如苏联大使所说，实际上金日成是被迫否定八月全会的决议的，而九月全会通过的决议，也是“兄弟党对朝鲜劳动党领导人施加影响的结果”。因此，在中苏代表团离开平壤以后，金日成不仅没有执行与米高扬、彭德怀达成的协议──在媒体公布九月全会决议（只在党内传达并在报纸上发了一个简短消息），反而继续对有不同意见的干部进行迫害，以致又有一些人逃到了中国。此外，关于释放朴一禹的协议迟迟没有结果，答应恢复尹公钦等人家属粮食供应的诺言也一直没有履行。尽管中国一再表示对于是否执行这些协议的结果非常关心，但朝鲜方面一直虚与委蛇，拖延不办。后来，波兰和匈牙利爆发危机，莫斯科和北京都去关注欧洲的问题，朝鲜的事情便暂时平息下来。

三：结果：中国人民志愿军全部撤离朝鲜
　　在中朝关系日益紧张的情况下，金日成进一步加快了向莫斯科靠拢的步伐。借着1956年11月1日苏联出兵匈牙利的举动，11月2日外相南日向苏联大使表示，朝鲜“今后必须采取一系列措施巩固同苏联的友谊”，“我们认为现在所有的进步力量都应当更加紧密地团结在苏联周围”。在朝鲜新大使赴莫斯科前夕，金日成对他说，“除了巩固与苏联的联系和友谊，朝鲜没有也不会有其他的政治路线”。此外，为了取悦莫斯科，朝鲜外务省还不断向苏联使馆散布一些有关中国的消息，挑拨中苏关系。如中国副外长单独约见朝鲜、越南和蒙古大使，通报匈牙利事件；中国人说，苏联承认在对波兰问题的看法上犯了错误；李相朝有亲华情绪而轻视苏联等等。对于这些情况，北京未必一无所知，但却没有做出进一步反应。因为，这时中国看问题的角度也出现了很大变化。
　　波匈事件发生以后，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及苏共二十大路线的看法逐步发生了转变，认为苏联放弃阶级斗争、与美国实现缓和的方针是错误的，并由此表露出对苏共继续领导社会主义阵营的能力和地位的怀疑，特别是1957年11月莫斯科会议后，中苏之间的分歧逐渐扩大。
　　为了加强自身的力量和影响，中共不得不对朝鲜采取容忍和友好的方针。这首先反映在中国对流亡的延安派干部的态度上。中国地方档案中有这样一些材料：1957年3月4日，移居长春的朝鲜劳动党平壤市委前组织部长金忠植（Kim Chyn-sik）给中共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吴德写信，要求向苏共中央和中共中央递交有关他个人和劳动党的材料，并希望直接去北京面呈。若是在几个月前，这些材料确是中共急需的，但现在已经没有人关心了。3月16日，吉林省委书记富振声在与金忠植谈话时，不客气地说：“你从朝鲜来我国，不是合法的和正常的，我们曾经要求你回国，但是你坚决不愿意回去，我们只好把你留下来。”然后严肃地告诉他：中朝两党和两国关系一向友好，中国也“不愿干涉兄弟党和兄弟国家的内部事务”。最后，富根据中共中央的委托转告他，在中国期间，要尽量避免与朝鲜人及中国朝鲜族人接触和通信，更不能谈论朝鲜的问题。6月28日，前朝鲜驻苏大使馆工作人员金俊根（Kim Diun-gen）、李熙相（Li Khi-Sang）写信给中共中央，希望在中国参加一定的组织生活。7月9日，中共中央联络部答复吉林省委：“告诉他们，我们没有这样合适的组织给他们参加。至于帮助他们自学的问题，请你们就近指定一适当的同志，帮助他们自学。”
　　的确，此时的中朝关系有了迅速好转的势头。八月事件前后，中国政府对于朝鲜提出在1957年给予额外无偿援助或5,000万元贷款的请求一直没有回应，最后干脆予以拒绝。因此，朝鲜也取消了预定的以副首相金一为首的贸易代表团访华的安排。而现在情况完全不一样了。为了迎接1957年9月中旬金一率朝鲜劳动党中央经济代表团访华，与中方商讨朝鲜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指标和援助问题，中国政府做了非常周密的准备和安排。10月25日，志愿军入朝作战七周年时，中朝关系的升温最为明显。金日成不仅致函志愿军司令员杨勇上将表示感谢，还专门给毛泽东发出贺电，毛泽东也亲自回电致谢。朝鲜政府还在平壤召开纪念集会，并组织群众开展慰问、立像和扫墓活动。几天后的十月革命纪念日，据《人民日报》报导，“志愿军驻地一片节日景象”。
　　在这样的气氛中，1957年11月莫斯科会议期间，毛泽东与金日成举行了会谈。金日成在会谈中强调了朝鲜在法律上的独立地位，并向毛泽东详细讲述了八月事件“阴谋颠覆”朝鲜政权的性质，取得了毛的认可。毛泽东建议金日成路过北京时，把逃到中国来的朝鲜干部集中起来，宣布对他们实行赦免。毛泽东向金日成保证，中国永远都不会利用这些人去反对朝鲜的。金日成回答说，“朝鲜也不需要这些人”。回国后，金日成立即采取行动，进一步在党内进行政治清洗。八月事件中反戈一击的金枓奉这次也没有逃脱噩运，先是被开除党籍，而后遭到拘禁，最后被送往顺安农场进行劳动改造。中国使馆获得的一份劳动党内部讲话材料称：到1958年初，朝鲜“全面地揭露和粉碎了反国家反党的宗派份子”，进一步肃清了“崔昌益、朴昌玉、尹公钦、金承化、徐辉、李弼奎等反党宗派份子的残余毒素”。讲话在谈到国际形势时，特别提到了“以苏联和中国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还颂扬中国“以强大的力量登上国际舞台，在解决国际问题方面起着巨大的作用”。这一切自然是中朝关系改善的结果。
　　此时，中共对劳动党和八月事件的看法已完全改变。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称赞金日成在《莫斯科宣言》上签了字，是反帝国主义的，是坚持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还说，1956年中国和苏联派人去朝鲜解决人家的内部问题，用意是好的，但结果不好，方式不对。周恩来在1958年2月访朝回国后也说，从朝鲜跑过来的那些人反映的情况很片面，导致中国对朝鲜产生了错误看法。《人民日报》还摘要刊登了朴金（Pak Geum-cheol）在劳动党代表会议上的报告，其中有一大段是专门点名批判“崔昌益、朴昌玉反党宗派”的。
　　为了安抚金日成，进一步巩固中朝关系，毛泽东还作出了一个重大决定，即撤回在朝鲜的全部志愿军部队。朝鲜停战以后，中国军队便陆续部分地撤退回国。1954年10月撤回7个师，1955年4月撤回6个师，10月撤回6个师，到1956年4月在朝鲜的志愿军部队还有44万人。在中国和苏联看来，志愿军是社会主义国家对抗美国在南朝鲜驻军的主要力量。虽然1956年4月中国政府发出呼吁，要求各方同时从朝鲜撤军，但是正如中国在向苏联通报时自己认为的，这个建议只不过是为了减轻来自中立国方面的压力，对美国企图取消中立国委员会的主张的回应，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在1957年1月周恩来访苏前夕，考虑到中国的立场，苏联外交部确定了处理朝鲜问题的既定方针。苏联政府认为应该强调，在目前局势下，中国人民志愿军继续驻扎朝鲜，“不论是从朝鲜人民利益还是从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利益的观点看都是必要的”。然而，到1957年11月，毛泽东的主张就完全改变了。
　　在莫斯科会议期间，毛泽东两次与金日成谈话，主动提出中国军队全部撤离朝鲜，并指出现在形势大好，“东风压倒西风”，美国不敢妄动。这个建议令金日成感到惊讶，一时没有反应过来，但很快就表示同意和感谢，认为如同毛泽东所说，这样做可以给美国施加压力。金日成回国后立即召集会议讨论，随即两次给毛泽东发电，表示劳动党中央赞成志愿军回国，并提出了具体实施办法。最后双方商定，朝鲜政府首先发表声明，要求双方撤兵，中国政府再表示响应和支持，然后开始单方面撤军，至1958年底志愿军全部撤离朝鲜。1958年1月8日，周恩来向苏联大使通报了这一情况。1月16日苏联外交部答复，这一举动“非常英明”。于是，2月5日朝鲜政府发表声明，要求一切外国军队同时撤出南北朝鲜，实现全朝鲜自由选举，实现南北朝鲜和平统一。2月7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响应朝鲜的和平倡议，准备同朝鲜协商撤出志愿军，要求美国和其他有关各国也采取措施从南朝鲜撤军。不久，苏联政府也发表声明，支持这一建议。
　　2月14日，周恩来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前往朝鲜，商讨撤军的具体步骤和其他事宜。双方确定，从3月至年底，分三批实现全部撤军，并发表联合声明，强调朝鲜问题应由朝鲜内部通过谈判解决，无需外国干涉。此后，第一批部队6个师共8万人，从3月15日至4月25日撤出；第二批6个师及其他特种部队共10万人，从7月11日至8月14日撤出；第三批志愿军总部、3个师和后勤部队共7万人，从9月25日至10月26日撤出。志愿军撤退时将营房、设备和物资全部无偿地移交给朝鲜人民军。至此，在朝鲜作战和驻守八年之久的中国军队，终于全部撤退回国，此举无疑进一步加强了中朝之间的友好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