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周期辨与证：今天的全球化与上世纪第一次世界大战

一：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一百年
　　进入2014年，正好是上世纪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一百年。这一百年间，出现了许多周期性现象。例如，全球化周期、工业化周期和民主化周期等等。这些关键词似乎都是光辉的进步的内容，都是西方文明的产物，但是，世界大战也是西方文明带来的结果，这些东西标志着毁灭。
　　因此，西方文明本身的现代化发展，包含着致命的内在矛盾。
　　100年前，弗朗茨·费迪南在萨拉热窝被暗杀，战争的机器由此开始快速运转，整个西方文明走上了自我毁灭的道路。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超千万欧洲人死亡，西方文明一度处于废墟之中。
　　与欧洲的骑士传统不同，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人类进入总体战的时代的标记，战争不只是发生在前线战场与谈判桌，也在后方的工厂、还有媒体报道与教室。可以说民众、文化和经济都进入了战争。
　　战争的政治继续性，极大地普及了政治。把国王、贵族的政治变成了全民的政治。
　　当时全世界16亿人口的14亿人、三十一国参与这场历时四年三个月的战争，据此称之为“世界大战”绝无夸大。8500万人上前线，1000万人死于战场前线，另有1500万人是永久性伤残，战线后方有1000万人死于肌饿、疾病、革命。参战双方的国家与人民彼此有不共戴天之仇吗？没有！那么这场战役为何会爆发并且如此惨烈？只因为皇储夫妇死于恐怖份子之手吗？这场战争是无法避免的吗？
　　下面是当时的人所做的证言：
　　“战争有如沸腾的锅炉，各国从炉的边缘上一路滑了进去”──劳合·乔治《战争回忆录》。
　　“我最终达到的结论是，没有一个个别人类足以阻止这场战争”──英国外交大臣葛雷。
　　但是，最终是革命制止了战争。按照列宁的观点，既然战争是政治的继续，那么结束战争需要更大的政治──那就是革命。在列宁的革命中，东方的文化中亚细亚原始公社性质的集体主义体验，造就了不同于西方个人主义至上的法律外在体验的新的组织形式。
　　列宁主义的政党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主义联盟，它是一个强有力的带有牺牲精神的知识群体。列宁写道：“俄国革命前进了一步。这个事实是一个表明俄国革命能够战胜战争的苗头。这个事实就是：除了由‘准社会党人’部长们组成的政府而外，除了这个进行帝国主义战争的政府，实行进攻的政府，同英法资本勾结的政府而外，我们在全国范围内还有一个独立于这个政府之外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网。”
　　除了列宁的布尔什维克组织的革命，导致了世界革命形势突变使得一次大战匆匆结束，而且，我们所熟悉的二战人物他们也都直接或间接受到一战的深刻影响，这其中有毛泽东、希特勒、邱吉尔、罗斯福、胡志明、戴高乐等等，希特勒更是被这场战争制造的人；我们耳熟能详的法西斯、经济大恐慌、共产党、社会主义、军国主义等等词汇，如果不知道一次大战及其后续发展，是难以理解把握的。
　　因此，今日我们回顾20世纪的政治社会经济与军事等等历史，都必须对这划时代事件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有所了解。

二：西方文明如何孕育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资本主义从一开始产生就是世界性的。
　　资本主义在1750年到1900年的一百五十年间，依托两次工业技术革命，产生了从欧洲到北美和东亚的一系列输出商品和资本的国家。这些国家并不都是同质的，而且其中一些国家是有着落后的帝国性质的。
　　从大工业和交通通信技术的物质本性上，这些工业技术的市场化必然导致全球化的统一性和贯通性。但是，在代表这些工业商品的全球化本性的政治层面的，却是资产阶级私人占有社会化生产资料的落后性和野蛮性。
　　之所以说资产阶级私人占有社会化生产资料的落后性和野蛮性，是指在1900年的时候，资产阶级成为社会主导的欧洲，还存在与封建帝国形式结合的势力划分和政治对立，有沙俄帝国、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在欧洲以外，欧洲资产阶级和北美东亚的资本集团，都不自觉地采取了帝国的形式，同化和殖民很多的弱小民族。
　　在1900年以前，资本在世界范围的全球化拓展，在包装自己的政治形式上还并不注重国家间冲突。那么到了1900年进入20世纪的时候，世界市场已经分割完毕。全球资本的彼此争夺市场的行为，此时由不自觉发展到自觉地走上了帝国主义结成势力范围和战争集团的道路。
　　几乎每个国家都持续走向扩充武装与军队；投注在战争机器上的花费本已巨大，却又一加再加。如此被启用的战争器材，其完善运作、天文数字的开销、大规模运用时能造成的骇人屠杀与毁灭，凡此种种，无疑都发挥了不小的吓阻战争的效果。但是军备提升过程所带来负担都落到人民身上，长期来说，必定会制造出骚动与不满的情绪，威胁到国家内外的安定与宁静。各方将一而再再而三地进行军事整备，直到有一天：宁愿在恐怖中走向尽头，也不愿恐怖永无尽头 ……他们可能也会说：听好，如果我们等太久，我们就是比较弱小而非比较强大的一方……布尔乔亚世界的最终毁灭已经在不远的将来。
　　世界不同战争集团的战争准备，从人员上来说，把各个早期的殖民地和即将被殖民的落后民族也包括进来进行战争准备。因此，与战争准备相关的政治结构建立、军事武器使用等等内容被越来越多的弱小民族和被压迫民族的有志之士和有识之士掌握。
　　因此，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有一定的偶然因素，但是它的结束方式却在准备阶段就已经先天决定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就是四个帝国(沙皇帝国、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垮台，出现了一个苏维埃政权、71个新成立的国家。

三：1914那一刻，差点毁了西方文明的第一次世界大战
　　德国是马克思主义的故乡。马克思早就预言，社会的进步将会以革命暴力形式推翻整个资本主义制度，而推翻这一制度的阶级就是工人阶级。
　　但是，德国因为是新崛起的资本主义国家，一开始就注入了帝国的种子，所以德国没有以革命暴力形式推翻本国资产阶级政府，而是在此之前，就实行了军国主义的传统，进行国与国之间的战争。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1914—1918年帝国主义国家两大集团──同盟国与协约国之间 为瓜分世界、争夺殖民地和霸权而进行的首次世界规模的战争。战争先在8个欧洲国家 （德国、奥匈帝国及其敌对国英国、法国、俄国、比利时、塞尔维亚和黑山）之间开始， 后来逐渐有38个国家15亿人卷入战争。战场遍及欧、亚、非三洲和大西洋、地中海、太 平洋等海域。欧洲特别是法国战场是决定战争全局的主战场。海上则以北海为主战场。
　　第一次世界大战，究其根源首先是帝国主义时期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性的加剧，导致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强烈要求重新瓜分世界。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阶段发展到以垄断为特征的帝国主义阶段，各国政府代表本国垄断资本集团为获取最大限度的垄断利益，积极推行对外扩张和侵略政策，在世界各地以武力争夺殖民地。老牌殖民帝国英、俄、法占据了世界绝大部分殖民地，而经济发展迅速、国家实力急剧膨 胀的德、日、美等新兴的帝国主义国家所拥有的殖民地却相对很少，这种经济发展和殖民地分配的不均衡导致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尖锐起来，新兴的帝国主义国家强烈要求瓜分老牌的帝国主义国家的殖民地。其次，资本主义国家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和国内阶级矛盾的尖锐化也使帝国主义各国统治不稳，各国纷纷扩军备战、寻找同盟，企图通过对外发动侵略战争来缓和国内阶级矛盾。
　　早在1882年5月，德国、奥匈帝国和意大利在维也纳签订同盟条约，形成了侵略性的军事政治集团──同盟国。 1892—1907年，俄、法、英三国先后签订协约，逐步形成了与同盟国相对立的协约国。两大军事集团的对立，加速了双方扩军备战和争夺战略要地的步伐。巴尔干半岛和地中海成为双方争夺的焦点。从1905—1913年，两大军事集团为争夺战略要地制造了一系列国际危机，甚至引起局部战争。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的加深，各帝国主义集团迫切希望从战争中寻求出路。
　　战争爆发前，两大军事集团都加紧扩充军备。交战双方总的经济军事力量对比，协约国占优势。1914年仅英、法、俄三国（含殖民地）总人口就达7．045亿人，动员完毕时，陆军兵力达977．7万人；德奥两国（含德国殖民地）总人口只有1．3亿人，动员完毕时，陆军兵力为634万人。在空军和海军力量上，协约国也明显强于同盟国。英国有飞机258架，法国有156架，俄国有263架；德国仅有232架军用飞机。战争开始前，协约国海军编制内有各种水面舰艇762艘和潜艇74艘；德国和奥匈帝国有水面舰艇403艘和潜艇35艘。
　　从精神准备层面，可以说德国作为新崛起的大国，在民族主义与军国主义的结合上做的最充分。相反，由于英法两个国家拥有大量的殖民地，他们的军队中有很多是殖民地民族的成员，如果宣传民族主义对于这些军队成员的思想动员不利，所以英法没有重点宣传民族主义而是把民主和自由当做宣传点，他们对于德国的军国主义口号的对抗内容就是保护自由和民主。当然对于殖民地民族来说这一切都是虚伪的。
　　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分析，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也有很好的应验。一方面，德国的知识层面的民族武装，带来了工人阶级运动的兴起，这时刻是对于德国资本集团的威胁，以后德国向协约国集团投降，也是因为德国的工人和士兵即将发生革命的结果。另一方面，在协约国方面，沙皇俄国作为东方民族的监狱被十月革命推翻，而英法两国的大批殖民地人民通过一战，获得了本民族独立所应当拥有的的政治和物质手段。东方民族、亚非拉民族的独立解放运动的大批人才和知识组织储备方面，取得极大的成绩。

四：今天的全球化与上世纪第一次世界大战
　　2014年，今天的全球化，与一百年前一样，都是资本主义世界主导的。虽然经过了两大社会制度集团的冷战时期，资本主义国家对于本国工人阶级的剥削压迫采取了更加人道的方式，但是在全世界而言，资本的逐利性和冷血性质一点没有变。
　　在环境、资源、能源方面和外空领域，大国主导的战略争夺战使得今天的民族战争采取了更加隐蔽和不确定的方式。
　　战争与人性就交织在一起不断演变。问题是，21世纪的科技正在以极其令人不安的方式改变着我们对战争的理解。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在2003年的一份公开报告中指出：“人类（因素）正在成为最薄弱的环节。”
　　在核战争、无人飞机和信息战的阴影下，人类对于21世纪战争的把握，看似有了上个世纪的历史教训已经非常注意预防，但是实践过程中，新的战争形势和外部环境变化，还是给我们带来了很多不确定因素。
　　一百年前的那场战争使得人性暴露：从战争的欲望者来判断，我们就跟原始人一样，根本是一帮杀人凶手 …… 我们的无意识…… 对陌生人充满谋害的意念，也对所爱之人显得分裂与暧昧，跟最远古的人类没有两样……剥掉了我们身上后来累积出来的文明素养，并且揭露了住在我们每一个人内心里的那个原始人。
　　一百年后的今天，英国金融时报1月7日发表社评，讲“我们今天如何反思一战教训”：
　　第一个教训是，我们要区分引发冲突的偶然性因素，以及国际关系或国内事务中更加根深蒂固的紧张因素──后者是导致战争的根本原因──而不能混为一谈。在萨拉热窝刺杀事件前很久，就已有许多因素为一战的爆发埋下了种子。众所周知，无论是在20世纪早期还是在今天，恐怖主义事件都同样难以预防。但全球军事、政治和经济领域的紧张局势是政治家能够并且应该解决的。按照公认的国际规则行事，确保不同国家和民族之间的竞争保持有序，这是政治家的职责。
　　另一个教训是，相互对立的民族主义的摩擦，加上民族自尊心、远大抱负、愚昧以及受到悉心呵护的历史宿怨，这些因素在当今引发战争的能力不输于1914年。如果随着新兴大国的崛起和传统大国的相对衰落，国际体系重写秩序，这种风险就尤其突出。100年前是德国在谋求取代英国“日不落帝国”的地位，如今这种争夺越来越明显地是在中美两国之间展开。中国与其依赖美国支持的东亚邻国近期在东中国海的争端，让人联想到1914年前夕德国与英、法、俄三国之间的紧张关系。
　　边缘政策的运用在国际关系中不可避免，但尊重他方的动机和正当利益至关重要。就这一点而言，稳妥地推动伊朗核问题争端达成和解，这是一条有望成功的道路。
　　第三个教训是，怀着以下想法贸然参战是愚蠢的，即：这场战争不会持续很长时间、不会耗费太多资源、不会产生不可控的后果。1914年，欧洲的一些政治家和将领就怀有这样的幻想，他们的眼光还局限于半个世纪前导致德国和意大利统一的那些有限战争。美国和英国政府2003年入侵伊拉克时也是这样想的。后来的事实证明，他们对这两场战争的估计错得多么离谱。
　　最后一个教训是，如果战争真的爆发了，那么至关重要的一点是，要在战争结束时构建稳固的和平。1919-23年的巴黎和谈并未完成这一使命。到1939年，当初那个逃避征兵的奥地利青年在柏林登上了权力的巅峰，全世界即将付出比1914年更为惨重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