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妓女与禁娼运动

⊙作者：女神读书会

　　清末民国，女性沦为妓女，最重要的原因是贫困。因为贫困流落街头，有的人卖唱，有的人沦为乞丐。这些人往往会被人贩子盯上，最后被拐卖进妓院。也有一些女艺人在卖唱的同时，为了生活也卖身。

图为1895年左右，上海街头的卖艺人  U10570P1488DT20140220183944.jpg  保存到相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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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娼妓的想象
　　人民大学性学专家潘绥铭教授在谈及流行的娼妓理论时，还不忘提及“骚女论”，这一绝大多数男性都不陌生的理论。该理论认为，许多妓女投身色情行业的初衷是为了满足其强烈的性需求，许多该理论的持有者甚至相信，女人有一种“被强奸的渴望”，简言之，妓女从事性交易的根源在于她很“骚”。如潘教授所言，这种“理论”毫无科学依据，不值一驳，然而它却千百年来经久不息，甚至成为色情小说和影视作品的永恒主题。熟悉古龙小说《多情剑客无情剑》中“林仙儿”这一角色的读者，大概就会对其深有感触。记得法国思想家鲍德里亚有句名言：“丝袜比大腿更色情，因为它不是在消费‘性’，而是在消费‘性的想象’。”按照鲍德里亚的说法，这种“骚女论”因其在生产“性幻想”，本身就是色情的。更重要的是，这种想象之所以被不断地男人们重复和动员，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它是许多男性嫖娼狎妓、偷欢野合“天然正当”的理由。
　　作为一种对妓女的想象，“骚女论”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中国都大有市场。然而，中国的旧文人们还乐衷于建构另一种对娼妓的想象，用以主张自己“狎妓有理”。清代大才子袁枚风流成性，敢为天下之先，招收女弟子。当然，其动机不言而喻。嫖娼可以说是才子袁枚闲暇之余的主要乐趣。此公有一理论：人若平日远离情色，一旦看见美女反而把持不住，是故他每遇花妓必“狎而玩之”，反而心如止水。他在《子不语》中把妓女李香君描绘成深明大义的奇女子，不惜为此得罪了好友扬观潮。而李香君们则成为了中国文人妓女想象的代表。她们各个才华横溢，出口成章，琴棋书画无所不精，诗词歌赋无所不能，远远胜出许多高级知识分子。更重要的是，她们命途多舛，沦落风尘，却忧国忧民，俨然一副儒家士大夫做派。对于文人们而言，关键不在于妓女被想象得如何令人怜惜，而在于这种想象之下，嫖娼变成了一种风雅。如今美化民国蔚为时尚，连性交易也不例外，似乎嫖娼是在接受艺术熏陶，否则何以那些宛若天人的“民国大师”纷纷趋之若鹜？套用林语堂的话说，“妓女是以叫许多中国人尝尝罗曼斯的恋爱滋味”。
　　不用说，这种幻想与实际情况差若天渊。据1950年2月天津市统计，共有专职妓女939名，其中文盲919名，余下20名也不过初小文化，即便在154名一等妓女中，文盲也占到149名。在同期北京市的统计中，妓女文盲率也超过85%，指望这样的群体能够吟诗作赋、出口成章，实在过于梦幻。如小凤仙这样的，即便不是绝无仅有，也极为罕见。在这里，傅立叶的话显得一针见血，他说：“侮辱妇女既是文明的本质特征，也是野蛮的本质特征，区别则在于：野蛮以简单的形式犯下的罪恶，文明都赋之以复杂的、暧昧的、两面性的、伪善的存在形式”。不管文人们如何虚伪地把狎妓描绘得时尚高雅，其仍不过只是性幻想而已。性交永远是妓女的本职工作，性压迫也永远是色情行业的主题，古今中西，概莫能外。之所以说这些话并不是要歧视色情行业的从业者，而是要强调，如果不对此抱有充分的认识，我们就很难体会到到建国后妓女改造的伟大历史意义。
　　很奇怪，无论文盲率有多高，娼妓，主要是上等娼妓，却往往代表了流行文化的前沿，民国时尤其如此。北洋时期，各种情愿团上街游行情愿有如家常便饭，这当中总少不了妓女团体，甚至五四运动也是如此。“德先生”、“赛先生”、“傅小姐”充斥着八大胡同和全国其它主要城市的“红灯区”。上海妓女界更时尚地成立了“青楼进化团”，鼓吹达尔文进化论，宣讲人道，救济同行，办得有模有样。日本提出提出“二十一条”后，此团体更是发起抵制日货运动。诚然，其中当然不乏如张曼君、翁梅倩、柳如是等真心倾向进步思想，具有爱国情操者，但对于大多数人而言，“科学”、“民主”、“自由”云云不过是招揽客人的手段而已，说的不客气点，这跟今天东莞“桑拿小姐”跳艳舞并无本质不同。
　　物有所好，乃有所出。如此前卫摩登、高端大气揽客手段，无疑是由嫖客的构成所决定。民国时，八大胡同中高等妓院的主顾主要来自于“两院一堂”，所谓“两院”指参议院和众议院，而“一堂”则是京师大学堂。那时既没有大字报，也没有微博，普通民众等级观念严重，对社会名流招嫖几乎不存在公众舆论监督，这或许是许多人向往民国的重要原因。北洋时期，各派势力明争暗斗，军阀混战，每每“通电”先行，凡是舆论战获胜者，往往就掌握了主动权。笼络议员、记着、知识界大佬成为政界军界的重中之重，可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妓院就成为了理想的交易场所。段祺瑞在北洋集团内素有清廉之名，仍常被人拉去吃花酒，为此颇为头疼。中华民国自从成立那天起就债台高筑，可议员、教授月薪却高达三四百块大洋（国民政府时期还要更高），加之有资格挤进此行列者，出身多非富即贵，使得其往往在风月场出手阔绰，一掷千金。
　　八大胡同头等妓女留宿客人一般要12元，如“出条子”、“办花酒”一次可能花费数百元。即便是下等妓女留宿客人过夜也要嫖资1元。而时下北京普通女工月收入也不过2元。正所谓“一月工钱一夜嫖，二十九天受煎熬”。不管妓女们有何种血泪史，但相比其它职业却真算得上工作轻松而回报高。职业原因，妓女们往往需要在服饰和化妆品上大量开销，久而久之就习惯了奢侈生活，甚至于“工作需要”而沾染赌博、吸毒的恶习。可以说，妓女既是受压迫者，处于社会道德的边缘，又是属于寄生阶层，见过世面，自我感觉良好。许多人在看待色情行业从业者时，往往抱有高高在上的救世主心态，总简单地把妓女置于怜悯的对象，这使得他们往往只注意到了娼妓受压迫的一面，而忽视了其寄生的一面，似乎只要取缔娼妓行业，把其从火坑中拯救出来，对方就会感恩戴德。然而事实是，解放后取缔娼妓业时，有超过七成的妓女认为这是在奴役她们，夺她们的金饭碗。对此，藏于北京市档案馆的1950年北京市妇女生产教养院出具的《北京市处理妓女工作总结》曾指出；“一般妓女的特点，由于受凌辱受压迫太深，终日在欺诈中讨生，一般比较世故，善于随机应变，认为一切都是假的，不轻易相信人，看不见自己的前途，并且普遍沾染了享受思想和游民习气。这是训练妓女比其他更加困难的一点。”可以说，这对于妓女心态的概括是比较准确的。倘说在形象上美化妓女，就不足以体会取缔娼妓业的正当性，那么不了解妓女的寄生生活，就不足以体会取缔妓女工作所遇到的困难。

图为清末上海妓女陪嫖客打麻将。供图|上海图书馆上海年华图片库  U10570P1488DT20140220182140.jpg  保存到相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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妓院有个行话叫“出局”，就是嫖客把妓女叫到家里或饭店去陪酒、陪玩儿，价格每次大洋一至三块。妓女出局，一般都是先由嫖客到饭店定好了酒席，然后填好局票送去妓院。妓院接到局票，安排人出局。
　　妓女的等级越低，所提供的服务也就越简单直白。钉棚之类，也就只提供性服务而已。而头等妓女则各项业务繁忙，混迹于各种名流圈。她们外出陪客，叫作“出局”，也叫“出条子”，出席酒局、饭局、牌局不一而足，从此练就一身应酬功夫，竟至于赌博、吸毒都成为其业务技能。北洋政府时期，这种陪客方式最为盛行，幕后交易，权钱交易也大多在此完成。当红姑娘甚至有一晚上五六十局，所用服装、化妆品都极为高档，且出行有专车接送，名达显贵皆为倾倒，真可谓威风八面。曹禺先生在话剧《日出》中“陈白露”这一角色，就生动地展现了时下高级妓女的生活状态，只不过陈白露的公开身份是舞女，属于私娼一类。这样的生活状态似乎是今天许多信奉成功学的女士所向往的，但需知这类妓女职业生命极为短暂。从一等妓女“小班”降格到“下处”、“窑姐”，最多不会超过十年。据曾参加过妓女改造工作的人回忆，一年半载就从当红妓女沦落为草棚游妓者，并不鲜见。从长远来讲，从良几乎成为妓女的唯一出路。对绝大多数人而言，当红妓女的优势在于被达官显贵看中而充作小妾的机会大大增加。这些高级妓女往往从小为娼，虽练就一身超凡入圣的业务能力，但除此之外手不能抬，肩不能挑，基本家务都不会做，身份低微，花起钱来却大手大脚，嫁入豪门之后往往受到正妻歧视，死后不得列入祠堂藏于祖坟。即便是赛金花、钱佩兰这样的名妓，其丈夫一旦亡故，就被家人逼得走投无路，不是轰出家门就是上吊自杀。
　　相较于出局，妓院更主要的业务当然就是接收嫖客上门嫖娼。高级妓院名目繁多，嫖娼狎妓的程序颇为复杂。嫖客一来，先要“打茶围”，就是由嫖客选定妓女，并由该妓女端上茶水、瓜子等招待嫖客，为其点烟倒茶，打情骂俏。往来几次，算是熟客。这个中讲究很多，这里不一一例举。在高级妓院，嫖客“办花酒”，也叫“做花头”（“花头”是一种记账单位，三十年代法币改革之前，一个花头相当于12元），往往成为了其主要收入来源。影视剧里常出现这样的情节，某某阔少走进妓院，老鸨一脸谄媚，忙不迭地摆出现成的酒宴，招呼一众姑娘陪酒，就是所谓“吃花酒”。实际上，“吃花酒”多为狎客宴请之用，就像我们今天去酒店请客吃饭一样，酒足饭饱之后还往往捎带上赌局，一次下来常常一打“花头”，正所谓“在妓家吃一席酒，可救穷人半年粮”。如此高昂的费用，为嫖客显摆自己提供了大好时机。每逢节度开端、妓女改换门庭、祭祀、老鸨或妓女生日等等，都要请熟客帮忙“做花头”。倘一个妓女在上述时节，竟没有熟客来帮忙“做花头”，是件很丢脸的事情，并会被认为不能招揽客人而受到老鸨鄙视。当然，做过花头的客人，从此成为妓院的正式客人，“住局”一事自然好说好说。所谓“住局”才是狎妓的重头戏，即留宿嫖客过夜。据康素珍在《我的妓女生涯》一书中回忆，她十三岁被卖进成都妓院春熙馆，其间被老鸨诱骗喝下绝育药，且经过两年训练，才被迫与嫖客发生性关系。像康素珍这样的处女被称为“清倌”，凡遇到清倌，嫖客要付双倍嫖资，摆两桌酒，寓意好事成双，其它礼节就如迎娶新娘一样。当然，这是高级妓院特有的。嫖客要与低级妓女发生性关系就不用那么复杂，付钱就能住局。野妓暗娼，往往居所简陋，“拉铺”，即不过夜的临时性交易，是其主要的营业方式。
　　可以想见，娼妓盛行必然性病肆虐。民国时期，街头巷尾、报纸杂志，治疗花柳病的广告铺天盖地。国民政府虽规定妓女必须每月去妓女检治收容所检查。但那个时代财政赤字高居不下，野妓暗娼俯拾皆是，这样的规定不可能起到太大的实质效果。解放后上海收容的第一批515名妓女中，就有463名，占到了89.9%。1950年春，北京对收容的1303名妓女进行全面检查，无病者仅为44人，患病人数居然高达96.6%。性病流行，甚至军队也有大量感染。这令蒋介石颇为头疼，他曾在1934年饬令北平市长袁良全面检治北平市妓女，但因缺经费少设备而不了了之。1945年，国民政府接受上海后，一名美国兵在上海嫖娼身染性病，回国后写信给上海市政府，斥责其管理不善，民国花柳病的名头算是打出国门。为此，上海市政府提出了5年内禁绝本市娼妓规划，但也“只见打雷不见下雨”。在那个连最基本的抗生素药物盘尼西林都完全依赖进口的时代，性病的治愈率可想而知，妓女们如果不成功实现转型，常常活不到三十岁，许多人死时下体溃烂，奇臭无比，情状惨不忍睹。中国的娼妓问题，一度引发了“国联”的关注，后者在1937年还专门组织过一个调查组来中国调查1931年以后的娼妓状况。国民政府为了证明中国是一个现代化国家，或正努力建设现代化，包括首都南京在内的许多地方，也曾兴起废娼运动，但无一不是无果而终。众所周知，真正取缔娼妓行业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一项伟大成就。

图为济南316名青年妇女经过半年的政治教育、疾病治疗，重新走向工作，自立生活。  U10570P1488DT20140220181820.jpg  保存到相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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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9月济南解放后，确定了“只需减少不许增多”的原则。1949年北京市政府命令禁娼后，济南的嫖客锐减，一些妓院停业。1951年10月，山东下达取缔妓院的通知。

三：建国初期取缔娼妓行业
　　据穆玉敏在《1949年：北京全面禁娼》一文中描述，1949年5月毛主席刚从西柏坡搬到香山双清别墅不久，一次跟秘书坐车路过北平的一个胡同口，看到众人在围观一个老鸨当众毒打出逃妓女，秘书气氛地上前阻拦，老鸨还理直气壮，这一事件坚定了毛主席彻底整治“娼祸”的决心。前面说过，旧社会“卖绝妓女”和“典当妓女”为数不少，她们相当于妓院老板的私人物品，妓院老板对其打骂体罚属于家常便饭。关于这类的血泪控诉，由《文史精华》编辑部选编的《近代中国娼妓史料》中比比皆是。但我们同时也应该看到，妓女是老鸨、龟公们的摇钱树，打骂也多手下留情，唯恐因打坏而不能接客。许多“卖绝妓女”从小由老鸨抚养，不管受到何种虐待，大多仍然与老鸨们建立有深厚的感情，这点给后来的妓女改造带来了不小的困难。
　　一般来说，学术界常把建国以后取缔娼妓业的行动分为“北京模式”和“天津模式”，但也有论者加上了“武汉模式”和“广州模式”作为补充。所谓“北京模式”，就是突然袭击，迅速取缔，打大歼灭战的急进模式；而“天津模式”，则是严加管控，逐步限制，最终完全取缔的缓进模式。而武汉、广州的做法不过是结合了以上两种模式，或对其略加变通，这里就不单列了。
　　1949年11月21日下午，北京市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在中山公园中山堂召开。会议进行到一半时，大会执行主席、市妇联筹委会主任张晓梅当众宣读了关于封闭北京市所有妓院的倡议书，得到了与会代表的热烈拥护。会议当即决定草拟关于封闭妓院的决议并获得了通过，市长聂荣臻表示愿意服从会议决议，封闭妓院的总指挥、公安部长兼北京市公安总局局长罗瑞卿随即发布了立即执行的命令。当天傍晚6时许，北京各大妓院就接到了立即到所属各公安局分局开会的通知。建国之初，盗匪横行，加上国民党特务骚扰，社会治安状况十分恶劣，诸如妓院、赌馆、茶楼这种鱼龙混杂之地，常常是治安排查的重点，开个安全会议什么的是常有的事。绝大多数老板以为这次跟往常没有什么区别，不过就是要求配合治安。当行动分指挥当众宣布，立即封闭全市妓院，老板领班们一下全都傻了眼。为了防止他们捣乱，当即扣留424人，两个小时以后，随着一声令下，大规模的封闭行动，宣告开始。
　　那时查封妓院的行动很有行军打仗的架势，可谓雷厉风行。先由2400多名解放军战士堵住各大胡同口，接着分割包围各家妓院，再由民警查封妓院清点财物。据说每个妓院都设置了两道封锁线，而主要工作则由负责疏导妓女的27个小组承担，每个小组三人，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当中一定要有一名作风泼辣的女干部。到次日凌晨5点，1303名妓女被运往分设在韩家潭、百顺胡同的八个妇女生产教养所，行动正式宣告结束。
　　而“天津模式”则采用“寓禁于限”的方针，即“有计划的限制和逐步取缔”娼妓行业。1949年1月天津解放时，共有正式妓院448家，注册妓女2072人，到同年11月中旬，就减少了1/4，到1950年1月中旬，天津妓院又减少了99家。正是在这样的逐步限制之下，到1952年5月，妓院和公娼完全绝迹，随着对旅店客栈、舞厅茶社的清查，到1957年，游妓暗娼也被禁绝。
　　查禁妓院并不是什么难事，可让人头疼的是，查禁之后怎么办？前面说过，民国时期，禁娼之事并不罕见。其中最为不遗余力者，恐怕要数冯玉祥，这位倡导清教徒生活方式的地方实力派，对娼妓现象深恶痛绝，每到一地，必厉行禁止。再如，1928年南京市全面禁娼，江浙一带纷纷效法。可这些行动最终效果却不言而喻。1892年12月22日，恩格斯在写给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倍倍尔的信中强调：“我们首先考虑的是作为现存社会制度的牺牲品的妓女本身的利益，并尽可能地使她们不致遭受贫困”，“在卖淫现象不能完全消灭以前，我认为我们最首要的义务是使妓女摆脱一切特殊法律的束缚”。在缺乏有效的社会救济之下，禁令一出，结局或是明娼转为暗娼，不仅卖淫照旧，还饱受警察敲竹杠之苦；或是龟鸨带着一群可怜虫流落他乡，仍操就业，苦不堪言。
　　《清稗类钞》“娼妓类”中记载晚清两江总督沈葆桢与其治下扬州太守的一则对话，颇耐人寻味。沈葆桢督率两江之初，就厉行禁娼，他询问扬州太守禁娼的事情进展如何，太守答曰：“大帅禁娼，而卑府治下之娼愈多。妓女多扬州产，卑府不能不许其回原籍吧。”沈葆桢闻言，恍然大悟，遂弛其禁。民国时期禁娼举动，多数政绩工程，官样文章，加之地方大员各自为政，结果所谓“禁娼”不过是把本地妓女驱除他境，以邻为壑。诸如冯玉祥赴任河南，妓女就往陕西转移，冯玉祥赴任陕西，妓女就往甘肃转移。最让人叹为观止的当属宁夏省主席马鸿逵，此公上任宁夏之初，靠大力扶植色情行业从中渔利，却在1943年6月的某天突然“良心发现”，宣称色情行业有违伊斯兰“反对淫乱”的教规，必须禁止。随后带领大队人马浩浩荡荡查封妓院，并当众宣布“本主席为人道计，自即日起禁娼，各妓女立即改邪从良”。所谓“改邪从良”，就是首先挑选有姿色、会唱京剧的妓女30多名，留在自己的“将军第”服务，又挑选10多人送去学习他所喜欢的秦腔，以资后备；其次把未成年的雏妓分赏给有功部下；最后把余下的妓女拉出去公开拍卖，所得款项充入私囊。
　　另方面，就像前面所说的，娼妓不仅只是“受压迫者”，她们还是社会“寄生虫”。马克思有句名言：“一无所有者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卖淫”。“受压迫”并不是娼妓的特点，相对于劳动阶层，妓女的特点是“寄生性”，她们习惯于过着近乎于不劳而获的生活，缺乏其它生存技能。在社会公正得不到起码保证的情况下，这种生活方式往往令人眼红。1929年，廖国芳就在《妇女杂志》上撰文警告说：妓女们堕落已久，若向她们说什么解放，不但不得她们同情，甚至反受其讥笑，她们对于本身现在的生活，认为很自由，并不觉得什么压迫。
　　正因上述原因，解放后并没有立即取缔娼妓业。许多地方色情业的消失，是“三大改造”完成之后的事。饶是如此，取缔娼妓还是阻力重重，妓女自身的抵制，就是很重要的原因。据参加北京市查封八大胡同妓院的民警于知前回忆，他们在执行查封任务时，众妓女哭天喊地，撒泼上吊，比比皆是，甚至一名妓女脱得一丝不挂，在他们面前满地打滚，十分顽固。即便当妓女们被集中到教养所之后，也吵闹不已，架梯子翻墙者有之，挖地洞想破墙而出者有之，寻死觅活者更有之。许多见过世面的龟鸨、妓女更认为，这次查封妓院与国民政府时期历次“禁娼”并没有什么本质不同，风头一过还可以重操旧业。妓女们一进教养所，就改称“学员”，教养所采取半军事化管理，许多学员因为受不了每天出操、上课、培训、打扫院子厕所的枯燥生活，而心怀不满，甚至在三八妇女节发起“暴动”。尤其是高等妓女，尤其难以管教，她们不仅看不起低等妓女，更吃不惯教养院的粗茶淡饭。实际上，只有随着扫盲教育的深入和教养院业余生活的展开，尤其是性病检治工作的展开，学员们才充分认识到了自己的职业风险。更重要的是，随着诉苦大会的深入，学员们才认识到了自己的被压迫地位。
　　关于新中国取缔娼妓行业的研究著述、影视资料、回忆文献俯拾皆是，这里无需赘述。行文至此，按例要做个总结。正如毛泽东主席曾看到的那样，政治动荡、民生凋敝，“造成了中国农村中和城市中的广大的失业人群。在这个人群中，有许多人被迫到没有谋生的正当途径，不得不找寻不正当的职业过活，这就是土匪、流氓、乞丐、娼妓和许多迷信职业家的来源。”比较民国时期禁娼运动与建国以后“妓女改造”的成败得失，不难发现，有效地整治色情行业不能依赖于追求“短”、“平”、“快”的形象工程，它毋宁需要整体统筹，只有建立公平公正的社会制度，切实缩小贫富差距，才能从根源上解决“娼祸”的泛滥。这点其实不言而喻。需要强调的是，合理对策的提出和施行，要求公众清醒地认识妓女的生存状态，切不可自居高位，而简单地把色情行业从业人员视为可怜虫，抱以简单的怜悯，否则将会影响人们对实际情况的准确判断。

推荐读物：
　　张超：《民国娼妓问题研究》，武汉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年。
　　《文史精华》编辑部编：《近代中国娼妓史料》，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
　　北京市公安局编：《北京封闭妓院纪实》，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1988年。
　　康素珍：《我的妓女生涯》，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
　　王书奴：《中国娼妓史》，上海：上海书店，1992年。
　　邵雍：《中国近代妓女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
　　单光鼐：《中国娼妓──过去和现在》，北京：法律出版社，1995年。
　　罗苏文：《女性与近代中国社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
　　（美）贺萧：《危险的愉悦》，韩敏中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
　　穆玉敏：《1949：北京全面禁娼》，《人民公安》2003年第3期。

推荐影像：
　　纪录片《新中国封闭妓院之改造妓女始末》，北京电视台《纪实》栏目2011年5月17日、18日播出。
　　纪录片《烟花女儿翻身记》，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1950年。
　　纪实故事片《姐姐妹妹站起来》，文华影片公司，195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