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小文：在市场经济中激活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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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必须要迈出去。由此带来社会生活一系列深刻变化，也必不可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呼唤市场伦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伴随文化复兴。

市场经济自身存在道德悖论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必然强化主体利益意识、自主自立意识、竞争意识和开拓创新精神，促进人的个性、能力的自由和多方面的发展，生长与之相适应的道德，诸如尊重、诚信、守时、互利、效率等。这无疑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进步。但也需看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道德调节有明显的局限性。市场经济本身并不能分辨善恶，市场可以容纳各种各样对整个社会来说不道德的交易。市场经济本身不存在产生利他占主导地位的道德机制。等价交换和平等互利原则是在力量对比和利益争夺的竞争中得到贯彻的。虽然市场机制和法制的完善能抑制过度的利己行为，但消除不了产生这种行为的可能性。主要靠驱动个体利益运行的市场经济机制，不会自动产生为社会整体利益着想的道德意识。
　　市场经济有两个起点：每一个经济的个体，都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资本的本质）；每一个真实的个人，都追求利益的最大化（自私的本性），这是市场经济的动力。正是这两个最大化，进入市场经济运作，演出了一部剧烈竞争、效率至上的交响曲，从整体上形成推动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的动力，形成了市场经济优胜劣汰的秩序。但它又会成为市场经济的阻力，这两个最大化的无限度追求，必然导致互相欺诈、物欲横流，市场经济的秩序就无法维持下去。
　　市场经济有两个相反的方向：既排斥道德又需要道德。一方面，资本追逐利润，个人追求物质利益，会导致拜金主义，排斥道德；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要求市场规则的遵守和道德的自律，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必然要求社会整体日益追求公平、正义，要求道德水平提高。
　　因此，市场经济自身存在着一种深刻的道德悖论。我们在迈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一大步时，如何应对其带来的困扰，抑制消极面，放大正能量？
　　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的思想文化领域也在发生深刻变化。人民群众文化消费多层次、多方面、多样化的特征更加明显，求知、求乐、求美的愿望更加强烈，公平意识、民主意识、权利意识、法治意识、监督意识不断增强，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样性、差异性明显增强。但独立性不是唯我独尊，选择性不是随心所欲，多样性还有道德底线，差异性总伴随同一性。市场经济中难免泥沙俱下。一些人理想信念丧失，一些腐朽落后思想文化沉渣泛起，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有所增长，部分社会成员思想道德失范，有些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发生扭曲。信仰的动摇是危险的动摇，信念的迷茫是最大的迷茫，理想的摇摆是根本的摇摆，思想的滑坡是致命的滑坡。在信仰的荒漠上，活不了无根的植物，立不起伟大的民族。
　　当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时，执政党在领导和调配全国资源中起什么作用？不能不正视，腐败之风已在严重侵蚀我们的党政干部队伍。2013年全国共查处各级党政干部182038人。中央纪委监察部对涉嫌违纪违法的中管干部已结案处理和正在立案检查31人。我们坚信，多数干部是好的，但这些数字毕竟够大了。总不能“老虎遍地有，苍蝇满天飞”。在依法严厉惩治腐败，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的同时，如何才能形成“不想腐”、“不能腐”、“不敢腐”的机制？
　　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不是要使市场在社会生活中也起决定性作用。建设“市场经济”，不是要搞“市场社会”！必须有效地解决市场经济既排斥道德又要求道德的道德悖论。

解决市场经济道德悖论的努力
　　18世纪的亚当·斯密一开始就关注这个问题。他1759年先发表《道德情操论》，1776年方发表《国富论》。在《道德情操论》中，斯密基于人性本善的假设，把源于人的同情的利他主义情操视为人类道德行为的普遍基础和动机。在《国富论》中，又把人性本恶作为经济学的前提假设，把个人利己主义的利益追求当作人类经济行为的基本动机。于是，一种人性本善的道德利他主义社会的道义论，与一种人性本恶的经济利己主义个人目的论，矛盾而奇妙地共生于“斯密理论”之中。他是以悖论解决悖论。他设想资本家的血管里应该流淌着道德的血液，可资本带到世间每个毛孔里都滴着血！横亘于斯密伦理学与政治经济学之间这个看似无法共度的悖论，暗示着现代人类经济生活与道德生活之间的内在紧张。
　　19世纪的韦伯也试图努力解决这个问题。他1904年发表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指出加尔文教的伦理观念从“天职观”、“预定论”和“入世的禁欲主义”三个方面建立了作为“资本主义精神”的市场伦理。圣徒们为了证明自己获得上帝的救赎，就要积极勤劳致富，承担“诚实交易”、“遵守承诺”和“守时”等义务和责任，并且以刻苦、勤奋、忠诚等态度来对待各自的职业，以精确的理性计算，来使资本和劳动的组织合理化，小心而又有远见地追求经济成功。“一个人对天职负有责任乃是资产阶级文化的社会伦理中最具代表性的东西，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资产阶级文化的根本基础。”“没有企业家阶层就没有资本主义的发展，没有道德宪章就没有企业家阶层，没有宗教信念就没有道德宪章。”韦伯的观点一度深刻地影响了他那个时代的社会。但文艺复兴运动与启蒙运动开启的是一个与韦伯所处时代断裂的世俗化时代。在世俗化时代里，作为价值理性的宗教信仰日趋式微，宗教观由过去的社会信仰逐渐退至道德领域，宗教所守护的终极价值开始由“神”转变为“人”，工具理性代替了价值理性，新教伦理在市场经济中的道德调节作用难免随之式微。震撼世界的金融危机，正是肇始于多年推行“新教伦理”的美国。美国人可着劲超前消费、负债消费、寅吃卯粮，政府也大搞赤字财政，整个社会似乎都在借钱度日，比着谁“借”出水平，“借”出花样。金融创新种类繁多，信贷衍生品花样百出，你借给我，我包装了再借给你，捞一把是一把，骗一回是一回。这样一环扣一环，泡沫越吹越大，钱也越借越多。钱借来借去总有一天要还的，一旦经济泡沫破裂，金融链条断裂，就像多米诺骨牌一片片倒下去。金融危机是美国市场经济信任危机、伦理危机的必然反映。“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仍然解决不了市场经济的道德悖论。
　　上述努力虽然无法解决市场经济的道德悖论，但也给我们留下了两点深刻的印象：
　　一，斯密强调“人的本性”。“人总是以利己为出发点，但是，如果每个人都毫无节制地发挥自己利己心的话，社会必将混乱，最终导致毁灭。所幸的是，人的感情是多样的，利他心、慈善心、爱心……它确立了法与统治的一般原理的基础──正义。”斯密的贡献，其实在于确立了另一个重要的“一般原理”──市场经济需要的道德，只能从“人”的自身去发掘和建立。“人性”是抽象的，“人”却是具体的，我们应该着眼于“人”。
　　二，韦伯希望靠“神的权威”。他把市场经济需要的道德，通过对“神”的敬畏这个环节，在一定程度上从“他律”内化为“自律”。我们可以不信神，但应该注意，社会不能没有“敬畏”。缺乏敬畏之心的市场经济，必然缺乏诚信、排斥道德。

激活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精神基因
　　迈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关键一步，中华民族正在大规模地建设和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如何解决市场经济的道德悖论？
　　斯密强调靠“人的本性”启发我们，蕴含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中华民族的“民族本性”，有巨大的能量。既然韦伯能倾其一生，致力于从比较的高度去探讨世界主要民族的精神文化气质与该民族的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内在关系，我们为什么不去认真探讨中华民族的精神文化气质与我们的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内在关系？
　　韦伯希望靠“神的权威”启发我们，“敬畏”总是需要的。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并不缺乏把道德的“他律”内化为“自律”所必须的“敬畏”之心。中国人对万物和人生本源的基本看法是“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基本信念是“敬天法祖”，报本答愿的方式是“祭天祭祖”，由此演化出一套伦理秩序和文化传统。费正清认为这种“制度和文化的持续性，曾经产生了体现为气势澎湃和坚守既定方针的惯性”。韦伯把中国形容为“家族结构式的国家”，把儒学列为“清醒的宗教”，把中华民族称为“未醉的民族”，认为中国宗教“就其意义而言是面向今世的”。梁漱溟则认为中国“以宗法组织社会，以伦理代替宗教”。在这种强大的惯性中，中国传统文化以儒学为支柱，中国宗教“儒释道”相浸染，都打上了“敬天法祖重社稷”的烙印，强调维系现存世界，并理性地适应现存世界。
　　一个有着深厚文化传统的伟大民族，在走向现代化、建设现代市场经济中，其解决道德悖论的一个重要资源和优势，就在于其文化传统。习总书记指出：“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包含着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精神滋养。”这段深刻的阐述，使我们眼睛一亮，应该在市场经济发展中激活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
　　基因，是内在成因，是根脉，是抗体。正如人长得像自己的父母是有遗传基因，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也有自己独特的精神基因，从而形成不同于他国、他民族的人文性格和文化习惯。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文化根脉在哪里？在传统文化里。千百年来，中华文化中凝聚、积淀、总结了许多优秀、精辟、独特的思想精华，已经融入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之中，为一代代中华儿女所敬仰、认知、学习、传承。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富滋养。文化是民族的根。一个民族的崛起或复兴，常常以民族文化的复兴和民族精神的崛起为先导。一个民族的衰落或覆灭，则往往以民族文化的颓废和民族精神的萎靡为先兆。精神是民族的魂。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要在现代化的艰难进程中实现，现代化则要靠民族精神的坚实支撑和强力推动。传统是民族的本。时代精神强调时代的理性认同，而民族精神却立足于民族的情感认同。民族认同不是逻辑推理或理性构造的结果，而是民族传统中长期的历史和文化积淀的产物。但毕竟，传统文化、传统道德过去没有、现在也不能把我们带进现代化。现代化呼唤时代精神，民族复兴呼唤民族精神。时代精神要在全民族中张扬，民族精神就要从传统文化的深厚积淀中重铸。
　　“文化传统”能传下来，就因为活在我们的基因里，流淌在我们的血脉中。重视安身立命，就是我们一个重要的文化基因。从这个基因发展出三条定律：一是热爱生命，追求幸福；二是尊重生命，道德约束；三是敬畏生命，终极关切。现代化和市场经济不断放大、满足安身立命的第一条定律，不断洗刷甚至消解第二、三条定律。于是，近利远亲、见利忘义、唯利是图、损人利己的道德失范现象，反而在促进生活提高、人类进步的现代化浪潮中沉渣泛起。我们要从民族优秀的文化基因中，去找回和强化道德约束和慎终追远的定力，去增强我们民族在现代化浪潮中强身壮体的抗体，特别是增强在各种物质诱惑中的免疫机能。
　　中国历史上，很多人主张“儒法并用”、“德刑相辅”，用现在的话来说，也就是主张思想教育手段要和法制处治手段并用。法是他律，德是自律。治理国家和社会是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统筹兼顾，全面规划。我们党提出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古人这方面的治理思想与经验。以德治国，是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之一，是中华民族应该认真继承，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用好的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
　　中国共产党要长期执政。我们的干部既然做了官，就得有官德。要严格以为官之德来自律。只重“官品”轻“官德”，就会追逐“官品”不择手段，抛弃“官德”恬不知耻；就难免苍蝇滋生，甚至养虎为患。官者，君子也。中国有推崇君子人格的传统。诸如“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谆谆告诫，“终日乾乾，夕惕若厉”的慎惕之虑，“载舟”“覆舟”、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国而忘家，公而忘私”的精神境界，“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的百姓情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坦荡胸襟，这些中国传统文化的“君子之德”，与中国共产党人为实现共产主义前赴后继的远大理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基本宗旨，是一脉相承的。我们共产党的各级干部，不妨从传统的君子之德从中获得精神鼓舞，升华思想境界，陶冶道德情操，完善优良品格，培养浩然正气。这样的官员，才能“譬如北辰，众星共之”。
　　韦伯的“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的支撑，就是一个“神召”，以这种立足此岸、面向彼岸的价值观对来世灵魂归宿的关注，来为资本主义精神提供终极价值，弥补资本主义精神的缺陷。我们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神家园中可用的东西，比一个“神召”丰富得多。比如，“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精神境界，“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道义担当，“见贤思齐”、“见义勇为”、“知行合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三省吾身”、“君子慎独”的修身之方，“百善孝为先”、“孝悌忠顺”、“家和万事兴”的齐家之略，“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治国之道，必先富民”的理政之道，“天下为公”、“世界大同”、“致中和”的经世方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舍身取义”的爱国情怀，“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凛然正气，“仁义礼智信”的基本价值，“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奋进态度，等等。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历经磨难而生生不息、朝气蓬勃，并不断发展壮大，始终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就因为有如此丰厚的精神家园，如此强大的精神支撑。这是一个伟大民族几千年传承着的集体记忆、集体呼唤，远比西方文化中“创世者”的一个“神召”来得强大。激活这些精神基因，有助于去建立现代市场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市场伦理”，把“资本”的冲动与“诚信”的建构成功结合，形成勤勉做事、平实做人，守信光荣、失信可耻的社会氛围，构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德和行为规范。
　　今天，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不要轻看另一个“决定性作用”──具有突出优势、深厚软实力和重要精神支撑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其基因一旦激活，不断生长和放大，就可以形成百病不侵的抗体，百折不挠的动力，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伦理和新精神。
　　（作者：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党组书记、第一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