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大都市少数民族聚居区如何保持繁荣

北京社会科学  : 周尚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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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国际上对于文化地理学的研究主题已基本上达成共识，即主要研究文化区、文化扩散、文化生态学、文化的综合使用和文化景观。国内学术界对于文化区的研究早已有之，但是关于小尺度的文化区的研究特别是空间角度的研究还不多见。本文力图从北京牛街回族聚居区入手，分析它的生长点;它属于何种类型的文化区;它的区内中心位置。从而找出一些空间规律性，以便对今后城市内部少数民族聚居区的规划提供决策依据。
　　一、都市内部理想聚居区的历史形成──对主体民族核心的偏离
　　牛街位于北京宣武区的西南偶，是一条长度不及一公里的南北走向街道。在牛街及其两侧居住着许多回民，因此本文所说的牛街回族聚居区是指以牛街为核心轴的一带地区。关于牛街的历史沿革，目前的资料可以上推到唐朝。当时的地理位置正处于唐幽州藩镇城之中。《日下旧闻考》引文维简《塞北事实》：“燕山京城东壁，寺名悯忠，盖唐时幽州镇城遗址……”采师伦书《重藏舍利记》称：“(悯忠)寺在子城东门东百余步。”牛街距悯忠寺(今法源寺)仅半里之遥，由此可见牛街在唐时位于子城的边缘地带。但是当时那里是否有一条街道以及是否有穆斯林居住尚不可知。
　　逮至辽代，辽统治者将此地定为陪都南京，由于是陪都，所以城池基本上保持了唐藩镇城的规模。今日牛街的位置依然在当时城池的边缘，有《天咫偶闻》和《京师坊巷志稿》记载为证，“燕角，辽旧名也，俗讹烟阁。烟或作线，……”。燕角位于辽城的东北部(《北京地名志》【日】多田贞一)，也就是说今牛街西侧的南北线阁在辽城的边缘。金灭辽后，于1153年迁都于燕京，易名中都。金统治者在此大兴土木，扩展城池，今牛街的位置相对靠近城中心。但是在辽金时期是否已有穆斯林在今日牛街一带居住呢?这要从伊斯兰教传入中国说起。
　　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可以上溯到唐永徽二年(公元651年)，自此之后不断有西域的商人、军人由陆上和海上来到中国，到宋代达到了一个高峰。这些穆斯林有些在中国落户，其中一些又与中国人通婚生子，不断繁衍。由于宗教和生活习惯的不同，他们聚族而居，一部分穆斯林便成为回族的来源之一。
　　1215年蒙古军攻克金中都，两年后一场大火将金宫殿化为灰烬，昔日的金中都变为一片废墟。当时蒙古人还未在此建都，到元朝建立之前这里称作燕京。13世纪初成吉思汗大举西征，在战乱中，中亚和西亚一些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向东迁徙，还有一些穆斯林青壮年被编入成吉思汗的军队。忽比烈建立元王朝后，于至元十年(1273年)诏令来自西域的穆斯林军士在中国落户。可以推断穆斯林是自那时起开始大规模定居现北京的。元建大都于旧城之北，那么位于旧城的这个回族聚居区就成为郊外地区。也就是说现牛街回族聚居区在最初形成时就偏离城市中心，即偏离城市主体民族的核心地区(见图1)。由于这里有昔日自西湖(即莲花池)向大都引水的“御河”经过，沿河岸柳树成荫，所以得名“柳河村”。
　　牛街在北京古城中的位置 　北↑
　　明朝建立，定都应天府。半个世纪后(永乐十八年，1420年)朱棣迁都北京。明都城范围相对元大都虽然有一些变化，但是核心地区基本未变。故柳河村依然位于郊外。直到明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明王朝为了首都的安全，建立了外城，才使包括柳河村在内的城南围在城中。但是从城市总体来看，这里依然偏离主体民族居住的核心地区。清兵入关，迁都北京，都城的范围承袭明。当时柳河村易名为牛街，它对主体民族聚居区偏离的情况也没有改变。
　　当然，自元始回族在北京的聚居区就不只一处，到目前有50余处。据清雍正年间成书的《冈志·小引》介绍，明朝回民除了聚居在冈儿上(即牛街)外，在内城的“东西两边”(即西四、东四两侧)也有。现存的东四清真寺和西城锦什坊街清真寺可以作为佐证之一。位于内城之内的禄米仓、什刹海等处的清真寺建于康熙初年，这也说明回族在北京的聚居区不只一处。但是为什么位于内城的回族聚居区的规模一直没有得到发展甚至衰落了，而牛街却不断发展，成为北京城最大的回族聚居区呢?笔者认为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政治原因。元朝建大都后，曾令旧城居民迁入新城，凡富有的士绅可以优先。不论在哪一民族中家资富有的家庭均为少数，回民亦不例外。所以迁到城中的回族人较之住在城外的回民少得多。到明朝，那些迁入城里的回民多居住在东四和西四附近，当时称为“东西两边”(见《冈志·小引》)。清朝满族人刚刚入京时，为了“拱卫皇居”，将非满人驱除于城外，那些曾居住在城内回民聚居区的富有回民也被迫迁出。当时与城内回族聚居区衰落相伴随的是城外回族聚居区的再度兴盛。牛街由于有一个遐迩闻名的礼拜寺，因此吸引了很多的回族居民来此定居。
　　第二，经济原因。明清至解放前，北京的回民所从事的职业多为饮食业和农牧产品批发业(旧称牙行)，少数人从事珠宝玉石业。回民饮食业主要为清真饭庄和流动清真食品摊。由于饮食行业分布特点是分散，所以尽管城市内有很多的清真饭庄，流动清真食品摊的主要销售对象也在城里，但是城内经营饮食业的回民也不易促成本民族聚居区的发展;农牧产品批发业的分布特点是多集中在城郊交通便利的地点。明清时期北京城郊四边有若干处农牧产品的批发地点，牛街恰恰好位于城南郊理想的农牧产品批发区位上，现牛街北口东侧的莱市口就是清代最大的蔬菜批发市场。传说牛街的回民原是随“燕王扫北”的有功兵士，明皇帝将从事“牙行”的许可证“龙帖”发给他们作为奖赏，这样使得他们控制了某些农牧产品的批发市场。这个传说还没有史料证明，但是象羊栈业这样的批发业由回民经营是最合适不过的了。牛街不少回民就是从事这方面经营的，一带十，十带百，从而促使回民向牛街聚集。
　　第三，文化原因。回民作为伊斯兰教的教民，按照教规必须每日进行礼拜，逢穆斯林每年的三大节日还要举行一系列的宗教活动。这些活动具有集体活动的性质，在有礼拜寺的地方更是如此。元朝时期回民的社会地位还是比较高的，一些回人还作了官，但是到了明清时期，回民的社会地位每况愈下。为了加强本民族的团结，保持民族特性，回族穆斯林宗教领袖们则更加重视开展宗教活动。开展宗教活动最合适的地方就是在教民分布最集中的地区，牛街首先为一个回族聚居区，其次又有一个历史悠久的牛街礼拜寺，因此它就成为当时穆斯林们进行宗教活动的中心。在这个意义上牛街礼拜寺也促进了这里回民聚居区的发展。
　　象牛街这样的城市少数民族聚居区在中国和国外的许多城市都存在。笔者在北美若干大城市中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即许多北美城市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在分布上存在共同特点──偏离主体民族聚居区。牛街的情况与北美的这种现象有很大的相似性，不同国家、不同城市中少数民族聚居区的形成原因和形成过程肯定是有差异的，但是否可以通过归纳的方法总结出这样一个规律：相对主体民族核心区有一定偏离的城市内部少数民族聚居区，其生命力是比较强的。
　　二、牛街回族聚居区的文化区类型──作为机能文化区的稳定作用
　　文化区分为形式文化区和机能文化区，前者是指具有一种或多种文化特征的人所分布的地理范围;后者是指根据政治、经济、社会某种机能(或机制)组织起来的地区。从定义上可以看出，这两种文化区不属于同一分类体系内的两个同层次概念，而是各有自身的分类体系。因此，这两种文化区就不一定是彼此排斥、非此即彼的。那么牛街的城市少数民族聚居区属于何种类型的文化区?是否兼为两种文化区?如果是，原因是什么?要回答这些问题，必须进行具体分析。
　　首先我们对比一下形式文化区和机能文化区空间特点的异同，见表一。
　　表一 形式文化区和机能文化区空间特点比较
　　表二 牛街各居委会所辖区回族人口比例(%)
　　资料源自：1995年北京师范大学资源与环境科学系93级人文地理实习报告。
　　世界上任何有人定居的地区都可以被列为某种形式文化区，然而不是每处地区都能够列为某种机能文化区。因此，我们首先将牛街视为一个形式文化区。该文化区从名称上看是以一种文化特征确定的，即以牛街的居民族来确定。在牛街街道办事处和牛街派出所的大力支持下，笔者及学生对于牛街一带民族分布情况进行了实地调查。我们走访了牛街街道办事处所辖的32个居民委员会，统计结果如表二。
　　由于形式文化区的边界是模糊的，所以在确定牛街回族聚居区的形式文化区边界时也遇到了困难──以什么量化标准来确定边界呢?这里笔者采用与周边地区进行对比的方法来确定边界。牛街所在宣武区下属各街道1990年回族人口比例如表三：
　　表三 1990年宣武区各街道回族人口比例
　　资料源自：根据北京市宣武区政府统计局《北京市宣武区第四次人口普查手工汇总资料》第151页资料计算而得。
　　由表三可以看出，牛街周边地区回族比例绝大多数在3.2%以上，因此我们将牛街回族聚居区作为形式文化区的最大边界以3.2%的回族比例来确定。这样，表二中自登莱胡同居委会之后的8个居委会，由于回族比例低，故排除在形式文化区之外，详见图2。
　　图2 牛街形式文化区的边界及核心区
　　从前面介绍的形式文化区和机能文化区的定义上看，形式文化区并不排斥机能文化区。牛街是否还是机能文化区呢?我们不妨假设牛街不是机能文化区，倘若这一假设成立，那么牛街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方面不应具有任何组织机能。然而事实上，历史上的牛街具有很强的宗教组织机能，现在的牛街又具有很明显的行政组织机能。由此反证牛街是一个机能文化区。它的边界就是牛街街道办事处所辖范围。
　　牛街回族聚居区历经近十个世纪的风风雨雨，发展成为一个在国际上有很高知名度的都市内部穆斯林聚居区，这与它明显的机能文化区特征密不可分。因为有了一个明显的机能文化区，所以才使得牛街形式文化区“形散而神不散”(见图2中形式文化区和机能文化区的空间关系)。目前北京市依然存在一些大大小小的回族聚居区和几十个清真寺，我们通过比较找出了这样一个规律：具有宗教、行政双重机能的回族聚居区较之具有单一机能的回族聚居区稳定，仅为形式文化区的回族聚居区是没有生命力的。
　　三、牛街回族聚居区的核心区特征──人口、商业、宗教因素的重合意义
　　牛街回族聚居区无论作为形式文化区，还是作为机能文化区，它都应具有核心区。核心的确定有助于区内行政管理、社区规划和文化发展。按照表一关于形式文化区和机能文化区之核心的定义，我们分别以民族构成和清真寺所在地来确定两类核心区。
　　牛街形式文化区的核心区必然是回族人口分布密度最大的地区，那么这个核心区位于何处呢?笔者及学生在实地考察中曾考虑过以穆斯林文化景观作为判断标准。在牛街穆斯林宅院门楣上多悬有“经字堵阿”，即一种用阿拉伯文书写的横牌，铜制、木制和铁制搪瓷不一，上写吉祥祝福之语或赞颂真主、穆圣的祝词。我们计划通过调查它的分布，判断回族居民分布的空间差异，但后来发现调查资料与实际分布情况有较大的出入，因此我们放弃了这种方法，依然通过分析民族构成的统计资料来确定核心区位置。表二的统计结果表明，共有11个居委会回族所占比例超过21.6%(即1990年牛街街道回族人口所占的百分比)，12个居委会回族比例超过15%，14个居委会回族比例超过10%。参照国外学者确定民族聚居区的一般方法，根据北京少数民族分布的具体情况，笔者认为由输入胡同、吴家桥四条、春风胡同、牛街、枣林斜街、小寺街、糖房胡同、麻刀胡同、教子胡同、西口外和法源寺后街这11个居委会所组成的地区可以视为牛街回族形式文化区的核心区。从图2上看，这11个居委会所辖地区在空间上基本上是联为一体的。由于这与牛街街道办事处通常划定的10个回族聚居居委会有一些出入，因此建议今后可将上述11个居委会作为核心区进行规划管理。
　　牛街机能文化区的核心区位于本区回族宗教活动的职能中心──牛街礼拜寺。它不仅是宗教活动的场所，而且与伊斯兰信众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礼拜寺的活动从每日凌晨五时就开始了，月落星稀，晨曦之中礼拜寺的阿訇登上唤礼楼(邦克楼)用阿拉伯语高声呼唤居住在周围的穆斯林进行当日的第一次礼拜。除了来此进行一日五次礼拜的信徒外，还有来此请阿訇给新生婴儿取“经名”、给家中男童施“割礼”的父母;举行结婚庆典的新人和其亲朋好友;举行丧葬殡仪的悼念之人;甚至还有来请阿訇调解民事纠纷的人。每年开斋节和宰牲节
　　图4 清朝牛街地区水井分布示意图
　　礼拜寺内外人如潮涌，人们穿上最好的衣服聚集在礼拜寺，缴开斋捐，听讲经，相互祝福。寺外卖食品的、卖经书的各种商摊前人头攒动，热闹非凡。为了便于行政管理，今日牛街街道办事处就坐落在距礼拜寺不远的牛街北端。因此，从宗教机能和行政机能两方面来看，它们的核心区基本上是一致的。
　　牛街回族聚居区的核心区不单与回族居民的分布密度、礼拜寺的位置有关，同时还与这里的总人口分布状况、经济活动中心相关。
　　由图2可见，牛街形式文化区的核心区相对偏东，恰好与这里的经济活动分布重心一致。今日牛街地区的商业活动主要分布在牛街、输入胡同和南横街这三条街上。日用百货和餐馆集中分布在牛街，农副产品尤其是牛羊肉等清真食品的商贩集中在输入胡同和南横街。这三条街构成了核心区内的“骨架”。历史上牛街一带的商业活动分布也有偏东的特点，从地名景观，我们不难看出它的历史状况。例如今天的寿刘胡同原为“瘦肉胡同”(又有说因有一位绰号“寿面刘”的玉行艺人曾在此居住，故得名)，输入胡同原为“熟肉胡同”，它们分别是出售生肉、熟肉的地方;今沙栏胡同原为“沙拉胡同”，“沙拉”蒙古语为珊瑚、珠宝之意，元朝时这里曾是京城两处最大的珠宝、玉器销售地点，清末至民国牛街玉器商号也主要分布在这一带。上述胡同都分布在牛街以东，分布在牛街以西的商业活动街道相对少得多，仅有一个糖房胡同(卖麦牙糖)可以从地名景观上看出。
　　经济活动的分布与居民人口的分布有密切关系。牛街历史上人口的分布重心就相对偏东，我们根据《京师坊巷志稿》的记载，绘制了“牛街地区寺庙及其遗址分布示意图”(图3)和“清朝牛街地区水井分布示意图”(图4)。通过这两类景观分布特点，我们可以间接推断出历史上牛街地区的人口密度东部大于西部。这种人口分布必然影响经济活动的分布，它是经济活动分布“偏东”的主要原因。如今这种“偏东”的趋势仍然保持着，从而使得牛街回族聚居区的核心具有很大的稳定性。
　　四、结  语
　　斗转星移，牛街上店铺、商号等街景变了;牛街许许多多的地名变了;然而回族穆斯林文化鲜明的特点依旧未变。在北京这个五方杂处的现代都市中，牛街的社区文化特点如此突出，生命力如此之强，除了与民族文化特点有关外，还有三方面原因：第一，牛街在空间上与主体民族聚居核心一直处于一定的偏离状态，故没有消融在主体民族文化之中;第二，牛街作为一个回族、伊斯兰教文化特点非常明显的机能文化区，区内具有很强的组织力和凝聚力;第三，牛街人口、经济、宗教三者的中心重叠，从而加强了聚居区的稳定性。
　　笔者认为保持牛街回族聚居区今后的繁荣要注意以下几点：
　　一、继续保持牛街回族聚居区的机能文化区的特性。随着北京城市居民居住条件的改善，牛街上不少老住户逐渐外迁，尽管回迁率很高，但是依然不可能是全部回迁。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担心牛街回族聚居区的繁荣和发展将受到影响。根据以上分析，只要牛街回族聚居区的机能区特性不减弱，就不会影响到它的繁荣。因此今后需要继续加强这里的民族文化的建设，充分发挥社区的行政管理职能。
　　二、逐渐实现牛街回族聚居区的多职能化。
　　较之北京其它一些回族聚居区，历史上牛街回族聚居区繁荣的原因有二：第一，牛街礼拜寺声名远播;第二，这里有很多有名的珠宝玉器商号。也就是说宗教、经济两个因素起了很大的作用。为了牛街的持续繁荣，在制定这里的建设规划时，应充分考虑牛街的经济和宗教职能，不能仅仅将之作为一个回族居住区。根据牛街在北京城区目前的空间位置，它的居住职能还将逐渐减弱，经济职能会逐渐上升。今后需要大力发展具有民族特色的经济，如清真食品的生产和销售。根据国外一些城市内部少数民族聚居区的发展轨迹，我们可以看到，它们的居住职能也逐渐被经济职能代替了，但是这种替代不但没有削弱其繁荣，反而起到了促进作用。建议今后重点规划的地区还应在人口、经济、宗教三中心重叠的东部。
§　参考文献
　　1.《北京牛街》刘东声等著，北京出版社，1990年;
　　2.《冈志》刘东声等注释，北京出版社，1991年;
　　3.《京师坊巷志稿》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
　　4.《日下旧闻考》于敏中著，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年;
　　5.《天咫偶闻》震钧著，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
　　6.《北京地名志》多田贞一著，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
　　7.《北京的胡同》翁立著，北京燕山出版社，199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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