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历史进程：一与多的考量

源自：《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  : 孙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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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语：文化发展的历史说明，文化的繁荣始终存在着一元与多样的对立统一关系，马克思主义开辟了人类文化一与多辩证发展的崭新历史。马克思主义所代表的一，不是简单的一，它是思想文化发展中的核心，因此，一与多的关系，也体现为核心与多样的辩证关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形成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其中不仅有理论结合实际的问题，还有外来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的问题，这是一与多对立统一关系在中国的具体体现。　　关键词：文化；一与多；马克思主义

⊙　作者简介
　　孙力，南京政治学院党的创新理论研究中心教授。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8273(2013)10-0058-04
　　社会主义文化不仅仅是一种先进文化，它更是人类文化的先进代表。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阐述了人类从相互隔离的民族历史走向统一的世界历史的进程，这一“世界历史”的思想具有极为丰富的内涵。从文化发展的角度说，它开始了一个与“世界历史”相对应的“世界文化”的进程。如果说，此前文化发展立足的基点是在民族和地域范围内的话，此后，文化发展就具有了全球的性质。文化的碰撞、冲突、交流、交融成为文化发展的新现象，真正具有世界意义的思想、理论和文化得以诞生，社会主义思想、马克思主义理论就是其典型的代表。
　　在这样的文化发展场景中。一与多的矛盾成为推动文化发展的基本矛盾，并十分鲜明地体现在两个方面：任何一种文化的存在和发展，都要处理自身与其他多种文化的关系，从而确立自己的地位；代表人类文明的先进文化，要处理同其他丰富多彩、纷繁复杂文化的关系，巩固、滋养和彰显自己的主导和引领地位。一部社会主义的文化史，也是在一与多矛盾斗争中的发展史，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今天，正确认识和把握这一矛盾尤为重要。
　　一
　　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理论不断发展的历史，最为生动地体现了文化演进中的这种一与多的基本关系。
　　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是人类文化科学性、丰富性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当然，先进的生产力和科学技术是首要的前提，落后的生产力在自然界面前是无能为力的，落后的科学技术不可能深刻认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规律。近代欧洲在生产力和科学技术上的领先优势，决定了这块土地必然成为各种先进思想的先行者。
　　从近代欧洲的兴起和发展可以看到先进生产力和科学技术与思想文化繁荣的多元耦合。自文艺复兴打破了基督教神学的文化垄断以后，思想自由逐步成为社会的共识。从基督教内部“因信称义”对神学思想垄断的破除，到直接“用人的眼光来观察国家”[1](p.227)思想自由达到了人类历史的高峰。
　　到马克思、恩格斯创建他们的学说时，欧洲已经实现了相当程度的思想繁荣。无论是学科成长和完善，还是学派的传承和共生，都为科学理论的诞生提供了丰沃的土壤。哲学、经济学、人类学以及社会发展的诸多学说，已经搭建起了比较系统完整的阐释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学科体系。竭力维护现存社会的意识形态和思想流派。与奋力批判现存社会的思想观点和体系形成尖锐的对立，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就是鲜明的映照。1516年，莫尔撰写了《乌托邦》，批判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一直到19世纪，形成蔚为壮观的批判浪潮。
　　社会批判理论的发展，进一步促进了社会多样思想体系的共生和繁荣。马克思主义就是在这种多样思想体系的背景中产生的。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社会主义“就其理论形式来说，它起初表现为18世纪法国伟大的启蒙学者们所提出的各种原则的进一步的、似乎更彻底的发展。同任何新的学说一样，它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虽然它的根子深深扎在物质的经济的事实中”。[2](p.719)
　　马克思、恩格斯极为重视批判借鉴人类文明的宝贵成果，他们几乎没有遗漏历史上的任何重要思想成果，人类重要的思想家在他们的著述中一一展现，这样的胸怀、这样的眼界正是他们创立科学理论的重要原因。
　　列宁为了在文化不发达的俄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简明扼要地向俄国民众介绍马克思主义，阐述马克思主义有三个思想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3](p.309)但列宁也讲过：“共产主义是从人类知识的总和中产生出来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方面的典范。”[4](p.284)可见，列宁关于马克思主义三个思想来源的观点，只是一种简要的阐述，不能够将其误读为马克思主义只有这三个来源。
　　但简要地概括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有利于理论的大众化传播，并且还可以清晰地看到马克思主义是建立在人类科学发展最高水平的基础上的。德国的古典哲学、英国的政治经济学、法国和英国的空想社会主义，毫无疑问代表了当时欧洲以及世界在哲学、政治经济学、政治学等学科中的最高水平。马克思、恩格斯正是在对这些学说进行了科学的批判和借鉴的基础上，为人类社会创立了科学的思想体系。
　　列宁十分明确地把马克思主义同整个人类文明联系起来。他说：“哲学史和社会科学史都十分清楚地表明：马克思主义同‘宗派主义’毫无相似之处，它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一种故步自封、僵化不变的学说。恰恰相反，马克思的全部天才正是在于他回答了人类先进思想已经提出的种种问题。他的学说的产生正是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极伟大的代表人物的学说的直接继续。”[3](p.309)
　　马克思主义的诞生，使人类思想文化的发展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也使得人类文化更像与“世界历史”相对应的“世界文化”，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具有了世界属性。认识马克思主义的这种世界属性，对于我们正确地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必须要坚持它的科学性、先进性。这一方面，要求我们要辨识和弄清马克思主义与其他思想体系的区别，排除非马克思主义对我们理论建设和革命实践的干扰；另一方面，又要求我们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并不是独立和隔绝于其他思想体系的理论，否认和忽略马克思主义在发展进程中与其他思想体系的联系。因此，困难就在于：既要正确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又要积极地从外部、乃至从对立面吸收有用的养分；既要防止在开放和交流中丧失立场和先进性，又要防止在封闭僵化中失去活力和科学性。
　　马克思主义开辟了人类文化一与多辩证发展的崭新历史。马克思主义所代表的一，是思想文化发展中的核心，因此，一与多的关系，也体现为核心与多样的辩证关系。马克思主义是核心，它正确地把握了自然和人类发展的一般规律，具有科学性和先进性。其他多样的社会思潮也力图真实地反映世界和社会，但它们没有科学地揭示世界和社会的本质，因而总是陷入这样或那样的错误之中；然而它们也反映了复杂世界和社会的不同侧面，可以丰富人们对世界和社会的认识。马克思主义及其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经验证明，处理好一元与多样的基本关系，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文化的繁荣以及社会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也是一部生动展现马克思主义理论同其他思想体系和文化碰撞、交融的历史。自从马克思、恩格斯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在其后的每一次大发展，都离不开对其他思想文化的借鉴和吸收。列宁主义的诞生，就清晰地反映了马克思主义与俄国文化的交融。俄罗斯对民族独特发展道路的珍视、俄国传统公社土地制度孕育的集体主义精神等俄罗斯民族文化的特质，都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俄罗斯土地上生长、发展的文化基因。所以，列宁所代表的布尔什维克革命理论的确立，表明“马克思主义的俄罗斯化或东方化发生了”。[5](p.109)
　　然而，斯大林模式形成后，苏联的文化领域越来越封闭、越来越僵化。思想文化界只允许存在符合斯大林思想的一种学派、一种观点，不仅在哲学、史学、文学等社会科学领域无情地打压不同的观点和学派，也人为地按意识形态画线，不断地开展对诸多自然科学思想和理论的大批判。例如，20世纪30年代对摩尔根生物遗传学派的批判，认为摩尔根的生物遗传学是唯心主义的、反动的、资产阶级的生物学说。
　　在思想文化领域主观、人为地画线，打压学术上的不同观点，制约了苏联文化的健康发展。20世纪30年代，法国著名左翼作家纪德在《访苏归来》中说：“苏联公民对外国的无知非同一般。更有甚者，苏联公民被告知国外各方面一切都不如苏联。”有学生告诉纪德：“几年以前，德国和美国还有东西可以让我们学学。但是，现在，我们没有什么可以向外国学习的了。因此又何必去讲他们的语言呢?”[6](p.23)
　　1968年11月，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就青年学生的情绪呈苏共中央的报告反映了这样的情况，“社会科学在大学生中间威信很低，在那些不把社会科学作为主要课程的高等学校，它们被看做‘废话’”，而社会科学知识的贫乏，“导致学生对尼采、胡塞尔、柏格森、弗洛伊德、海德格尔、萨特、杜威的哲学一无所知”。[7](pp.144、145)
　　事实证明，文化封闭和以我画线，并没有繁荣苏联的社会主义文化，更没有巩固苏共意识形态的地位，其教训极为深刻。
　　二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新里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呈现出的勃勃生机以及推动中华民族文化的现代化，在于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创造了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这一过程不仅涉及理论与实际结合的问题，还涉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这是一种文化的交融，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引入的科学理论，它与中国传统文化不是简单的对等融合的问题，而是作为指导思想的科学理论与中国文化的具体表现形式的关系问题。这是一与多、核心与多样在中国环境中的体现。
　　这对矛盾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正确地把握这一矛盾，面临着两个方面的巨大考验：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要反对教条主义、本本主义；既要以开放的、与时俱进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也要反对改良主义、自由主义等各种错误思潮的侵蚀。前者往往体现为与“左”倾思想的斗争，而后者则往往体现为反对右倾思潮的斗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正是在这样的斗争中不断地发展和完善。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个伟大成果──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就是它们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基础上吸收了中国文化的优秀成果，用中国的话语、中国的逻辑来阐述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深深扎根于中国的大地。
　　毛泽东是把中国文化融入马克思主义的最伟大的开拓者和贡献者。在最基本的方法论和认识论层面，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了，以“实事求是”这一中国文化的命题，阐释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以矛盾学说阐释辩证法和对立统一规律，使深邃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能够顺利地浸润中国民众的心田。
　　批判继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个永不止息的过程。科学发展观极为鲜明地体现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当代人类文明成果的内核。以人为本具有深刻的中国文化根基，中国古代政治家管仲曾阐述过以人为本的思想，它代表了中国政治家、思想家治理国家和社会的理念。人的自由解放这一马克思主义的主题，在中国与社会本位观和集体主义相融合，塑造了先人后己、公而忘私、人民至上、共享和谐等新的思想和理念，它不同于并超越了欧美文化凸显个人权利和个人自由的观念。
　　以人为本理念的提出，是中国社会主义文化不断发展的产物，同时，也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解放主题的进一步发展。它把中华民族对美好社会和幸福生活的希望与马克思主义“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8](p.78)的伟大社会变迁结合起来，把个体的权利和享有幸福的人民主体扩展到前所未有的地步，它展现的理论逻辑，深深扎根于“革命—建设—人民幸福”这一无产阶级政党推进人的解放的历史进程中，使人的解放迸发出时代的光芒。
　　批判和继承当代人类文明成果，也是繁荣与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强大动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发展不仅限于社会主义物质建设的层面，同时也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当代思想文化的交流。《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明确指出：“对外开放作为一项不可动摇的基本国策，不仅适用于物质文明建设，而且适用于精神文明建设。”[9](p.1177)
　　社会主义文化越是繁荣兴旺，对其他思想和文化就越具有批判借鉴和容纳能力。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是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一个重大开拓，它大大拓展了社会主义文化的包容能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包含了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等十分丰富的内容。但它还不是社会主义文化的全部内容，我们可以简单地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之外的其他文化内容称为多样的文化的组成部分。由此，我们看到了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前所未有的态势和气度。
　　正是这样的态势和气度，不仅使主流意识形态有了更丰厚的思想来源和更广博的理论支撑，而且能够深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最基本的理念和核心思想。
　　文化发展的历史已经证明，一元与多样的关系不仅仅是主次关系、引领和被引领的关系，它们的对立统一包含着丰富的内容，不能把一元混同于多样，而一元的巩固和提升也离不开多样的内容。如果我们把它们之间的关系简单化，甚至截然对立起来。表面上是坚守了一元，坚定地坚持了马克思主义，但在实践的进程中，我们能够看到，那种排斥了“双百方针”、追求所谓纯正的马克思主义文化发展的路径，最终将导致文化发展的僵化。
　　文化借鉴在文化创新中具有重要意义，而文化多样化则是文化借鉴的前提，没有文化多样化，就无所谓文化借鉴。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创新当然需要借鉴，需要重视文化的多样化。实践证明，借鉴并不容易，尤其在当代西方文化处于强势的背景下，资本主义的价值理念往往会披上普世价值的外衣，这是我们在借鉴世界文明优秀成果时应当加以辨析的，并要揭示其实质。
　　我们要警惕将文化发展中的一元与多样的对立统一关系简单化，甚至绝对化的倾向，清醒地认识到我们正处于一个思想文化交融的时代，一个不仅生产力和经济发展需要充分开放和充分交往的时代，而且思想文化的发展也需要充分开放和充分交流的时代。我们应当确立一个重要判断：文化发展中的一元与多样的对立统一具有丰富的内容，在包容中引领，在批判中借鉴，是文化发展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所以，当代社会主义文化，特别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发展创新，最需要的依然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们那种善于在批判借鉴中创新前进的理论智慧和胆魄。

§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列宁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俄]尼·亚·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的宗教阐释[M].邱运华，吴学金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
　　[6][法]安德烈·纪德.访苏归来[M].李玉民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7]叶书宗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1卷)[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