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人口流动对流出地文化传承的影响

源自：《中国民族报》  : □ 汤夺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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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传时间: 2014-5-10 0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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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族地区，曾经作为家庭中重要公共空间的火塘已经越来越少见了。
　　人既是文化的创造者，也是文化的传承者。在民族地区，随着人口频繁、大量地流动，附载在流动人口身上的少数民族文化与价值理念等，也随之开始变迁。
　　根据文化传播理论，文化传播是促进文化变革和创新的活性机制。那些重返家乡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是文化传播的载体，也是文化发展的推动力。他们将城市的现代文明、先进的经营理念带到封闭偏远的山区和牧场，影响着当地人的思想意识，促进了传统观念的变革，促进了本元文化的生成和发展，从而使民族文化从传统走向现代。

物质文化发生变迁
　　少数民族人口外出务工后，民族地区经济收入提高，人们便有更多的资金用来购买衣服、食物、家用电器等，服饰、饮食、交通工具等物质文化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民族服饰不仅是各民族适应自然环境的文化产物，还与民族地区的风俗、仪式、禁忌等文化紧密相联，具有丰富的民族文化内涵。传统的民族地区自给自足、交通较为封闭，其民族服饰面料及制作工艺大多取决于所处的社会环境、地理环境，同时服饰的颜色、式样、图案及配饰等也体现了各族人民不同的审美意识。改革开放以来，民族地区出现了一定规模的流动人口，服饰作为民族文化的显性特征，其变迁显得越发直接与明显。
　　一般情况下，外出务工的少数民族人口为了适应流入地的生活，较少身着民族服装以避免被城市人看作“另类”。而且民族传统服饰大多制作过程复杂、穿戴较为繁琐，劳作时较为不方便，外出务工者逐渐习惯身着现代服装。尤其是一部分年轻的少数民族务工人员，受到城市服饰潮流的影响，对服饰的审美观逐渐发生了变化，并用一部分务工收入追起了“时尚”。
　　这些流动人口回到民族地区后，周围很多人在穿衣方面也都向他们学习。逐渐地，在民族地区，人们日常生活中很少或基本不穿戴民族服饰，一般只有在一些重要的节日或有婚丧嫁娶时才身着本民族服装。有研究者在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恩施市小王村调查发现，外出务工人口的流动，在增加村民经济收入的同时，也引起了村民衣饰偏好的改变：一部分中老年妇女也开始讲究衣服的样式和花色，甚至穿得大红大绿;年轻姑娘穿无袖裙、迷你裙、吊带衣等现代服装也已司空见惯;几乎所有男性已经都不穿对襟式传统服装了，尤其是青年人，和城市男青年一样穿起了西装、打起了领带。
　　饮食习俗是人们在筛选食物原料、加工、制作和食用食物过程中长期形成并传承下来的饮食习惯和风俗，一般包括居家饮食习俗、节日饮食习俗、待客饮食习俗、饮食礼俗等。而饮食文化除饮食习俗外，还包括人类不断开拓食源、开发食品、制造食器、消费食物的过程，以及以饮食为基础的思想和哲学。少数民族的饮食文化因自然条件、地区、民族、道德礼仪、宗教信仰、经济水平的差异而丰富多彩。伴随少数民族人口流动的加速，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自身的饮食方式有了较大改变，进而对整个民族地区的饮食文化产生了显著影响。
　　变化最为明显的是食材。在人口流动的过程中，外来文化的冲击打破了原本的饮食结构，进一步丰富了他们的餐桌。如壮族地区，在饮食方面，鸡、鸭、鱼肉的做法与城市没有多大区别，以前不习惯饮用的啤酒、可乐、雪碧等，已成为常喝的饮料，酱油、麻油、味精、鸡精等也已成为常用的调味品。据相关资料显示，藏族地区的特色、传统食物所占比例已大大减少，糌粑、酥油茶等已渐渐从餐桌淡出，主食多数变为了大米和面食，饮料增加了可乐、碳酸汽水等种类，人们开始食用各类时令蔬菜等。这都是藏族人口外出流动与回归以及藏族地区其他民族人口进入对藏族聚居区人们饮食习惯带来的冲击。
　　餐饮器具的变化也是人口流动的结果。随着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回归民族地区，蒙古族、藏族等少数民族的传统奶茶壶等餐具已不多见，具有民族特色的银质餐具和装饰精美的杯、碗、盘等，被常见的铁质、陶瓷餐具取代，煤气、电烤箱、微波炉等在民族地区被广泛使用。
　　民族地区以自行车、马等为交通工具的传统出行方式同样受到了影响，逐渐出现了一些新型的交通工具，如电动车、摩托车、机动三轮车、汽车等。比如，在恩施市小王村，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起，摩托车、三轮车等逐渐走进了村民的日常生活，很多人出行时放弃公共汽车，转向服务质量更好的个体出租车，以人力为动力的自行车时代在当地已结束。此外，民族地区出现了一些新的通信工具，电话、手机与电脑在民族地区的很多家庭都成了日常必备品。

文化空间发生变迁
　　“文化空间”首先是一个文化的物理空间或自然空间，是有文化场所、文化所在、文化物态的物理“场”;其次，在这个“场”里面，有人类的文化建造或文化认定，是一个文化场;再者，在这个物理“场”、文化场中，有人类的行为、时间观念、岁时传统或者人类本身的“在场”。随着少数民族人口流动的规模化，民族地区传统的文化空间正在不断地缩小，甚至消逝。
　　住宅建筑空间的变迁是民族地区文化空间变迁最明显的地方。大部分民族地区的少数民族人口外出后，生活在现代化的建筑群中，其审美观念难免受到城市中主流建筑审美观的影响。同时，他们通过外出打工获得的经济收入，除了满足自己的生活需要外，一般都会投入到自身家庭中，这笔收入中用以建造房屋的就占很大比例，而住房的外形、结构及内部装修风格，与传统民居相比都发生了很大变化。
　　有研究者在广西调查发现，早在2003年，百色市田林县利周瑶族乡那善屯的“打工族”在都市与那善屯之间的往返穿梭，增加了经济收入，也促进了那善屯住房的变化。凡有钱建新房者，均不再沿袭原来的“干栏”建筑形式，而是仿照城市“套房”的形式兴建“洋房”。
　　而在广西仫佬族聚居地区的凤梧村，外出打工赚钱的农户在靠近县城的马路两边建起一座座楼房，原先的土坯房大多被废弃，只有个别老人还住在老房子里。据调查统计显示，该村近 10年来已修建小洋楼154 栋，每栋一般在两到三层。该村能够盖新房、建楼房的家庭大多是有劳动力外出打工的。同样，近十年来，恩施市小王村建房者，均不再建“土筑瓦盖”的干栏式建筑或土家吊脚楼，而是修建小洋楼或者平房，土家吊脚楼已经淡出了小王村村民的生活。
　　楼房极受欢迎，与人口流动所接触的高层建筑审美文化密切相关。房屋的内部设计、装修等也不再完全按照民族地区传统的房间格局安排设计，而是合理搭配划分出不同用途的客厅、卧室、厨房、卫生间等空间，添置各类现代化的家具等。比如，凤梧村的新建住房内部按照现代的生活方式，设计了宽敞明亮的客厅、设备齐全的厨房和卫生间，室内家具也换成了沙发、茶几和组合式电视柜。全村彩电普及率达 90%以上，一些年轻人家中还安装了电脑，可以使用宽带上网。
　　在一些民族地区，曾经发挥特殊功能意义的传统房屋正在逐渐消失。例如，在云南省富宁县壮族聚居的坡芽村，新建房屋中不再修建女儿房。在传统的壮族社区，每家每户在大门外的左右两边建盖有侧房，又称为女儿房，是专门给成年的女儿夜晚对歌、谈恋爱准备的。由于人口流动数量的上升，壮族人恋爱方式也相应发生变化，因此夜晚对歌、谈恋爱的习俗渐渐消失，女儿房慢慢失去原有的功能和意义。
　　新式住宅建筑不断涌现的现象，并不意味着传统民族建筑的完全消失。如四川省峨边彝族自治县黑竹沟镇西河村作为彝族聚居村落，尽管在房屋外部结构和样式上已经丧失了部分民族特征，但房屋内部结构还保留了本民族的风格。在部分民族地区，一些家庭将修建的新式住宅与传统建筑合并使用，成为新旧结合的住宅。比如，在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凯里市凯棠苗族聚居地区的农村，老房子吊脚楼的前面，新建起了一个两层楼，粉红色、具有西洋味道的扶梯盘旋而上，清一色的水泥墙面和地板，宽敞的窗户采光通风俱佳。
　　除了住宅外，民族地区的公共建筑空间也发生了极大的变迁。广义上的公共建筑空间可分为家庭中的公共空间及社区中的公共空间。在民族地区，火塘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小型的家庭公共空间，一家人常常围坐在火塘旁吃饭、烤火或者聊天等，围绕火塘也有许多民族特色活动，如哈尼族在古老的火塘边唱哈巴，彝族有祭祀火塘的活动等。但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新式住宅中较少保留传统火塘，比如在凤梧村，新式楼房中逐渐以现代化的客厅、厨房等代替传统火塘作为家庭公共空间。
　　随着民族地区整体经济收入的提升，社区中的一些街道、商业建筑以及公共祠堂等较以往也更具现代特色。比如在凯里市的凯棠苗族聚居地区，过去的老街在半山坡上，坑坑洼洼的石头路边，除供销社外只有几家卖烟卖糖的店。而新街沿道路伸展，呈”丁“字形，街上全是以钢筋混凝土砖头为材料的新式楼房，与山上的吊脚楼形成对比。
　　不仅如此，作为民族地区村落人口公共活动场所的祠堂与作为民族信仰中心的某些宗教设施等，在人口外流的影响下，呈现出两个极端的发展情形：要么是由于年轻人外出过多，人们把中心放在务工经商与个人家庭上，公共祠堂与宗教场所无人问津，导致这些作为公共活动空间的场所逐渐破败;要么是很多人在城市里获得了大量的财富，意识到家乡传统民族文化复兴的重要性，而组织人力财力把公共祠堂与宗教场所按照现代人的审美标准修建得富丽堂皇，但却失去了其作为民族传统建筑的意义。

民族传统文化继承主体逐渐流失
　　随着人口流动规模的增大，留在民族地区的少数民族青壮年人口逐渐减少，原来传统的礼仪规范、仪式实践、风俗习惯等也都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导致传统民族文化的传承主体的萎缩。
　　作为民族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民族语言，其功能逐渐在消弱。对民族地区的很多人尤其是年轻人来说，民族语言仅仅只是一个符号，一些民族语言濒临消失。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就有一些研究者发现，朝鲜族人口流动引致的朝鲜族居住形式和各地区人口比重的变化，对朝鲜族传统文化尤其是对朝鲜族语言文字、风俗习惯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由于朝鲜族迁往城市的速度加快，民族语言环境正在逐渐消弱，朝鲜族后代正面临着丧失民族语言的趋势。在少数民族散居地区，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遇到的问题就更大。散居地的多数朝鲜族青年兼通甚而精通汉语，与异族通婚后双方在日常生活中多使用汉语，风俗习惯上与汉族趋同，使传统的朝鲜族民族文化与习俗难以承继。
　　人口流动还会改变少数民族人口对待民族语言的态度，他们普遍认为民族语言不方便交流，没有价值，而不让后代学习民族语言。比如，在湖北省苗族聚居地区，一些孩子随父母流动到流入地汉族学校读书，他们一开始就处在与民族语言文化完全隔离的状态之下。即使是留守儿童，其父母也要求他们说汉语，学好普通话，并且嘱咐长辈不要跟孩子说苗语，因为他们认为“苗语跟不上形势，教娃娃讲苗语，长大后吃不开，与外面交流不方便。”跟随父母在外流动的孩子没有机会学习民族语言，而在家乡的留守儿童则不被鼓励学习民族语言，这就使得民族语言失去了传承的场域与主体。
　　同时，民族地区蕴含着少数民族特有的精神价值、思维方式和想象力的口头传统、仪式实践等文化，也都存在着传承断层的问题。
　　著名人类学者纳日碧力戈认为，文化的存在形式是复制，文化被不断地复制，在复制中存在，在复制中保持意义，所谓“原汁原味”的文化，从严格意义上说，是不存在的;文化经历一代又一代人的派生，要找到它客观实在的源头，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们所说的文化或文明的源头，是某些现实事物或话语形式的推理，在很大程度上靠说服和信奉来得到认可。因此，口头传统是民族集体记忆及身份认同的重要媒介。有研究者对哈尼族进行调查发现，哈尼族在火塘边唱的哈巴被现代流行歌曲代替，一些古老的民族神话传说、史诗歌谣等非物质文化的传承后继乏人。作为村寨核心文化人物和传统文化代表的“莫批”，年龄大多在50岁以上，现在的年轻一代对古老的仪式不感兴趣，不少无形的口述遗产濒临灭绝。
　　传统仪式实践及生活实践的传承主体也相应减少。例如，坡芽村外出打工的年轻人走出了壮族文化所包围的传统社会，融入了一个更大的、更为广阔的文化氛围。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已经不再会进行唱壮族民歌、穿本民族服装、做鞋垫送情人、织布等传统生活实践了。而朝鲜族聚居地区的人口外流，使一些传统的体育实践开始衰落。例如，朝鲜族传统体育项目荡秋千和跳板，过去很受群众喜爱，凡是朝鲜族聚居的地方，都有秋千架子。近年来，荡秋千和跳板运动逐步消失。尽管国家每4年举办一次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把荡秋千纳入竞技项目，但是，愿意练荡秋千的人还是越来越少。
　　传统的劳作实践也面临着传承困境。如在稻作文化发达的哈尼族地区，人口的大量流出使作为农业文化遗产的哈尼梯田面临亟待保护的紧迫性。有学者在调查中发现，本是梯田耕作主力军的哈尼族青壮年人口的大量入城，意味着精壮劳动力的流失和梯田的荒弃。年轻一代的哈尼族对很多传统的手工艺技能、稻作技能都很陌生，农业遗产濒临灭绝。

民族地区人们价值观变迁的影响
　　民族地区的打工人员相对来说思想比较保守、观念比较落后。打工者进城打工后，受城市文化的影响，逐渐习惯和接受了现代生活，其生活方式、思想观念也都有了较大的改变。其中，思想观念包括婚恋观、教育观、生育观、消费观、娱乐观、时间观、市场观念、养老观等。
　　除了交通、通讯越来越快捷便利等原因外，少数民族人口流动现象在民族地区文化变化过程中起着更加直接、更加重要的作用。由于外出打工的主要是青壮年，他们返回家乡后，身体力行地用现代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影响和改造流出地主要是民族地区的传统生活方式和观念，进而导致民族地区生活方式与思想观念的变迁。有研究者指出，外出务工的维族青年在天津、浙江工作几年后，思想观念必然发生很大变化，会推动南疆社会逐步接受现代化和对外交流，发展成一个多元文化社会。
　　这样一来，由于缺乏必要的受众与市场，民族地区尤其是有着民族语言、民族文字的少数民族聚居区的民族文化事业发展，也逐渐呈现出滞缓状态。有研究者通过对朝鲜族的调查发现：朝鲜族人口流动频繁，而且流入异地后多与其他民族杂居，难以接触本民族的文化设施以及各种新闻媒体，因而朝鲜族的文化部门如报纸、刊物、出版、广播、电视、文艺团体等由于缺少营运空间，难以维持，民族文化事业健康发展受到一定影响。
　　美国著名人类学家莱斯利·怀特曾这样形容文化变迁：文化是一条交互作用的要素所组成的河流，某一特性对其他特性有作用，它们反过来又对这一特性有反作用。某些要素已陈旧过时并被淘汰;新的要素又补充进去，新的排列、组合和综合持续不断得以形成。的确，人口流动背景下民族地区文化的变迁过程中，文化中的各类因子不断被创造的过程也在不断流失。文化正在不断被社会大环境形塑着，一些传统习俗开始消失。
　　我们也看到，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作为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在城市中接触并学习了城市文化回到民族地区后，便成为城市文化的传播者。虽然在整个文化碰撞的过程中，民族地区的文化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但是少数民族流动频繁流动所引起的文化变迁，并不会使民族地区的传统文化及其内涵完全丧失，而会呈现出一幅传统文化因子与现代文化因子互相整合、互渗所重构的民族地区新的文化形态。并且传统文化因子以新的形式出现，或者新的文化形式以传统文化作为载体呈现，新旧文化因子的互渗、并存，传统与现代文化的交融，使民族地区的发展呈现出欣欣向荣的繁荣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