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后不和：清末光绪维新变法为何失败

心想事成 · 发表于: 2014-5-14 10:3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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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绪帝

1.帝党的雏形
　　光绪帝“亲政”时，他原封未动地接受了慈禧经营20多年而形成的一个旧班底。而且在光绪帝“亲政”之前，慈禧就对清廷统治集团的核心又进行了一次大调整，排除异己、安插心腹，集结了她的亲信势力──后党。后党的骨干成员，可以说基本上都是一些在思想上直接继承封建传统观念的人，是封建“圣道”的顽固维护者。在当时中国已经远远地落后于世界潮流的时代里，仍死死地抱着“天朝至上”的陈腐观念不放。尽管其中的一些人逐渐对外国的坚船利炮产生兴趣，并试图以此自救。但这些人对于社会的变革仍是极端的仇视。
　　渐渐成长起来的光绪帝，反映在他思想上的矛盾性，也越发的明显。光绪帝受制于人的处境，一方面使其思想发育受到极大的限制，严重消磨了他的自为能力；另一方面，随着时间的推移及其辨别力的增强，这种不得志的境遇，又变成了光绪帝的一大助力。在中法战争期间，他对国势、朝政的敏感反应，即是一种突出表现。
　　在其“亲政”后的19世纪90年代初，鉴于慈禧拨弄下的朝局越发昏暗，他又进而产生了对朝政现状的不满情绪。其实，在国势日衰的情况下，统治集团内部也出现了裂痕。
　　早在慈禧强立载湉为帝时，清廷统治集团的核心已经存在着的矛盾便因此出现了新的更大的裂痕。慈禧虽然尽力使之弥合，但是却不能消除它的根源，这一裂痕便只能随着光绪帝的长大、君主地位的显露和影响的日益扩大而日益凸显。
　　于是在光绪帝“亲政”之后，那些愤于太后干政的“朝士之守正张謇者”，深感愤懑和不平，便把光绪帝作为自己的希望和寄托，逐渐在思想倾向上“附之”，开始围绕光绪帝在清廷统治集团里聚结起另一支政治势力──帝党。
　　这些附之者，起初除了瑾妃、珍妃（主要是珍妃）外，还有他的汉文师傅翁同龢以及瑾、珍二妃的堂兄、礼部侍郎志锐等人。
　　在这些人中，翁同龢居于较为突出的地位。作为帝师，翁同稣既对光绪帝忠心耿耿，又是身居要位的朝廷重臣，对帝党的形成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他在政权和军权为后党掌握的情况下，以“延揽新进”为救时要务，利用科举考试拔擢人才。文廷式、张謇就是翁同龢拔识的人才，他们成为帝党的中坚。而一些不满于后党专政的官僚、文人、名士也相继聚集在翁同龢的周围，以拥帝相标榜。
　　在清政府面临重大的内政分歧和军事外交斗争中，帝党人物关心社稷民生、国家和民族的危亡，与后党对内保守、对外妥协形成对立。因此，他们已经在不断的政争中有了日益明显的分野。
　　但是帝党的成员大多是无实权的京官书生，而且其中还有一些人与后党联系颇多，在帝、后两党间进行政治投机。这些都决定了帝党的虚弱。
　　尽管如此，年轻的光绪帝在帝党骨干成员的支持下，开始走上前台，寻求着救国的道路。

2.甲午战事
　　19世纪末，中国和朝鲜成为列强争夺殖民地的角逐重点。就在西方殖民者互相争夺的空隙中，“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也逐渐走上了向外扩张的军国主义道路，并把目标定在了依山连水的大清帝国上。从同治十三年（1874年）起，日本就开始对我国的台湾进行武装侵犯。
　　光绪二十年（1894年）春，朝鲜爆发了东学党起义，清政府应朝鲜政府所请，于光绪二十年甲午五月（1894年6月）出兵朝鲜，协助朝鲜政府镇压人民起义。日本借口“保护侨民”向朝鲜大量运兵，并蓄意向驻朝的中国守军挑衅，从而把中日两国推到战争的边缘。
　　1894年7月，日本军舰突袭朝鲜半岛附近海面中国的运输船只，同时进攻牙山清军，中日战争一触即发。
　　面对日本带来的战争威胁，帝党主战，后党主和，帝后两党演变为主战派和主和派，帝后两党的矛盾冲突日趋公开和尖锐。光绪帝和以他为首的主战派，为了积极地推行备战抗敌的方针，对以慈禧为首的主和派进行了坚决地抵制和斗争。由于光绪帝公开主战，使得朝廷上下激起了一股卫国抗敌的主战波澜。光绪二十年七月初一（1894年8月1日），清政府发布了基本体现主战派的对日宣战上谕，正式对日宣战。
　　但是在平壤失陷、黄海重创后，日本取得了陆海两方面的战争主动权。相反，中国的抗战却陷入了被动的地位。这时，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主和派占了上风。
　　由于光绪帝在战和问题上态度鲜明，公开拒绝与主和派合流。慈禧便采取了杀鸡做猴的手法，企图以此来胁迫光绪帝和削弱主战派势力。
　　慈禧借口珍妃“卖官”事宜，先是用后宫的“家法”，将珍妃当众杖责，并将其和瑾妃降为贵人，将光绪帝及珍妃身边“涉案”的太监或杀或充军，死者达60余人。更严重的是，不准二妃在平时向光绪帝呈送物品，企图切断他们之间的感情纽带。然后明旨给皇后，授意她打探光绪帝与嫔妃的一切事宜，并随时上报。
　　从表面上看，慈禧惩处珍妃，是为了维护大清的祖制家法，冠冕堂皇，实际上是“后党”对“帝党”的一次反扑和严厉打击，是皇权斗争中的插曲。“帝党”遭到这次打击后，元气大伤。

3.马关条约
　　威海卫保卫战的瓦解和北洋水师的全军覆灭，使得清政府在战略上遭到沉重打击。以慈禧为首的主和派完全陷于失败主义的泥潭中，认为只有屈从日本，才能保住自己的地位。
　　光绪二十一年二月初九（1895年3月5日），慈禧派李鸿章作为全权代表赴日谈判，三月二十三日（4月17日）李鸿章代表清政府签订了中日《马关条约》。
　　《马关条约》的主要内容是中国要把辽东半岛和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包括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赔偿日本军费白银二亿两，添设湖北沙市、四川重庆、江苏苏州、浙江杭州为通商口岸。还规定日本人在各通商口岸可以自由从事工艺制造，并可以将各种机器自由装运进口，日本在中国制造的货物与进口货物享受一样优待的权利。最后一条对当时的日本来说并不是太现实的需要，但是根据列强利益均沾的原则，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可借这一条款，进一步拓展他们在中国的投资，对其极为有利。这个条约表明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已开始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大大加深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化和民族危机。
　　经李鸿章草签的《马关条约》以最快的速度送到北京，消息传开，在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要求废约的呼声高涨。在京参加科举的各省举人1300多人公推康有为执笔上书光绪，反对签约，提出改革政治，建议以赔款为战费，迁都再战，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公车上书”。公车上书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冲破禁制，第一次参加反对帝国主义的群众性运动。台湾人民得知台湾被割让，痛哭流涕，坚决反对。他们纷纷组织义民军，推举台南守将刘永福任军统，共同抗日。台湾军民在极度困难的条件下仍然坚持战斗。最后，义军大部分战死。台湾军民4个多月的抗战，给了日军以沉重打击，杀伤敌人3万多。在这以后漫长的半个世纪中，台湾人民反抗日本侵略的斗争始终没有停止过。爱国诗人丘逢甲于1896年所作的《春愁》反映了台湾人民的悲愤之情：
　　春愁难遣强看山
　　往事惊心泪欲潸。
　　四百万人同一哭
　　去年今日割台湾。
　　《马关条约》割地面积之大、赔款之多大大超过了当年的《南京条约》，引起了白鸦片战争以来清朝统治集团内部的最大震惊和痛心，连在疆臣中很有影响的洋务派头面人物刘坤一和张之洞也激起爱国良知，上书朝廷要求废约再战。
　　但是由于清朝统治集团的腐败无能，内部争论不休，光绪亲自到颐和园向慈禧请求，慈禧也只是含糊其词，并不明确表态。四月初八，光绪挥泪批准了《马关条约》。十四日，中日双方代表在烟台正式换约生效。
　　《马关条约》的签订，在中国人民的身上增加了一道沉重的枷锁，中国社会在半殖民地的陷阱里又加深了一步。光绪在山穷水尽的困境中挥泪签字批准《马关条约》，对此他一直耿耿于怀，心中常存“朕何以为天下主”的白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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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午战争对远东战略格局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日本既占台湾，又获2.3亿两白银的战争赔款，其资本主义经济以此为契机更加迅速发展起来，并进一步扩军备战，远东的主要战争策源地开始形成。
　　中国割地赔款，半殖民地化速度进一步加快，民族危机愈益深重。巨额的赔款转嫁到广大农民身上，人民流离失所。
　　同时也促使中华民族日益觉醒，资产阶级维新运动和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迅速高涨。

4.不做亡国君
　　甲午战争中国的惨败和《马关条约》的签订，尤其对手是历来被中国视之为“倭寇”的岛国日本，这对全国上下特别对光绪是一个很大的触动。光绪没有被这次失败所击倒，而是进行了深刻的反省，决心振作精神，安定人心，重新建树皇帝的权威，不做亡国之君。
　　中日甲午战争使光绪得到锻炼，他经历了自亲政以来最险恶的风浪，接受了严峻的考验。在抗战过程中，光绪深深地体会到虽然亲政但仍处在不操实权的地位，也看到了现实制度的腐败，官吏的无能，朝廷大臣们的门户派系之争，他在失败中得到有益的教训和反思。
　　光绪维新变法的思想萌发于洋务运动时期。而甲午战争的失败宣告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运动是不可能使中国走上富强之路的。改变中国的命运，要从政治制度人手。
　　康有为等维新派的思想萌发了光绪维新革旧的意念。甲午战争刚结束，光绪多次颁发谕旨，提出了一揽子的新政项目，虽然其主要内容还没有超出洋务派所策划的范围，可是在很短的时间里什么修铁路、造机械、开矿产、创邮政、练陆军、整海军、立学校等繁多的新政都一齐泉涌到光绪的脑中，并加以积极催办，可见他图强的迫切心情已经升华到如饥似渴的程度。光绪帝和康有为在很多问题上的看法都是一致或相近的，都认为中国的积弱是守旧派墨守陈规造成的，而解决的办法就是变法。
　　《马关条约》签订之时，康有为发动一千三百多名举人联名上书，主张拒和、变法、迁都，震动了海内外，但由于顽固派的封锁，光绪没能看到这份上书。二十多天后，康有为又写了一万三千多字的上皇帝书即第三次上书，又称《请及时变法富国养民教士治兵呈》。这次上书比公车上书的内容更加具体和广泛，陈述了变法着手之方和先后缓急的次序，条理清楚考虑周密。他向光绪建议，《马关条约》刚签订，朝野图强雪耻之志有不可遏止之势，此时即下哀痛之诏，以鼓舞士民的勇气，选举贤士参政，以备顾问，转败为胜，重建国基也为时未晚。康有为除了建议光绪广选贤才外，还提出了自强雪耻的大方案，即富国、养民、教士、练兵四策。
　　光绪二十一年（1895）五月，皇帝终于第一次看到了康有为的上书。他读了以后，思想受到了很大的启迪，耳目为之一新。光绪对康有为的建议极为重视，当即命誊录三份，一份送慈禧太后，一份发军机处，一份存乾清官，原件留勤政殿。
　　光绪想亲自召见康有为，询问变法事宜，但恭亲王奕诉以“清朝的成例，非四品以上的官员皇上不能亲白召见”为由劝阻了皇帝。光绪便命总理衙门向康有为问话，康有为还通过翁同龢向皇帝呈进了自己所写《俄皇彼得考》《日本变政考》等宣扬变法的论著。
　　日本，这个令人憎恨的侵略者，今天，反而在希望变法图强的一些中国人眼中，成为了“先生”，这说明当时先进的中国人已经不再局限于“华夷之辩”了，这也符合历史的辩证法。
　　十九世纪末的中国，尤其对于身居深宫的光绪帝来说，加上语言文字上的限制，光绪帝所阅读的“西书”实在有限，但是对于急切想了解外界情况的光绪帝来说，也引起了不少的触动，开阔了眼界，思想认识开始有了明显提高。开始逐步摆脱“天朝至上”等固守观念，进而以中外对比的眼光来看待中国现实问题。
　　光绪在陆续阅读了很多日本、欧美各国的变法著作之后，深感中国在面对“各国环处，凌迫为忧”的形势下，“非实行变法，不能立国”。此时已锐意变法的光绪帝，向高高在上的慈禧提出了要权的要求。他对庆亲王奕勖说：“太后若仍不给我事权，我愿退让此位，不甘作亡国之君。”
　　无论光绪要权的主观动机如何，为了不做亡国之君，为了支持和推行变法维新，而决然向大权独揽的西太后提出“收权”的要求，可见光绪帝的变法决心之大。
　　奕劻向慈禧报告了光绪变法的决心后，慈禧怒气冲冲地说：“他不愿坐此位，我早已不愿他坐之。”但慈禧说完这句气话后，经过庆亲王奕劻的耐心解劝，渐渐心平气和，答应说：“由他去办，等办不出模样再说。”变法终于得到了慈禧的首肯。
　　奕勖把慈禧同意变法的话转告后，光绪心中有了底，便兴冲冲地到颐和园面见慈禧。慈禧直视着光绪，严肃地说：“你所实行的新政，只要不违背祖宗的大法，不损害满洲贵族的权势，我就不阻止。”
　　光绪便进一步将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呈给慈禧审阅，这是一部新兴的学西方、谋自强的时代精神论纲。慈禧太后看后，说写的不错，同意光绪变法，但告诫光绪不要操之过急，并且明确表态：“如果可以使国家富强，你白可以进行，我不从内牵制。”
　　有了慈禧的应允，光绪开始了他的变法之路。

5.《明定国是诏》
　　由于慈禧已经首肯，维新派的大臣们认为光绪变法的时机已经到来。于是他们更加急迫地希望光绪尽快颁布诏书明定国是，所谓“国是”就是国家的大政方针，从而排除干扰，启动变法维新。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康有为于四月初相继写出数份请定国是的奏折，从四月十三日（6月1日）起分别以支持变法的御史杨深秀、康有为本人、侍读学士徐致靖三人的名义先后呈给光绪，希望仿效日本，皇帝择日斋沐，大集群臣，于天坛祭拜告天，诏示天下，决定变法维新，从而形成了请求光绪诏定国是的呼声。
　　康有为、梁启超之所以如此急切地要求光绪帝颁诏明定国是，其意图是学习日本明治维新并鉴于中国守旧势力之强，力求以皇帝的权威来肯定变法维新，而且主张以此作为国家的“行政方针”公布于天下。康有为认为，如此似乎就可以排除疑虑，摆脱守旧势力的干扰与阻扰，达到统一思想的目的。这样，就可以使朝廷上下有所遵循实行变法新政了。
　　光绪决定迅速颁诏，在此之前，他特意去颐和园，将杨深秀、徐致靖的奏折交给慈禧进行请示。由于慈禧此前已经答应不禁止皇帝办事，所以觉得现在进行钳制不太合适，何况杨、徐要求定国是的奏折对她的权势也并没有什么威胁，便称二人的奏折非常好，并说今后“应专讲西学，明白宣示”，表示赞同他们的见解。
　　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1898年6月11日）是一个重要的日子。这一天，光绪召集全体军机大臣，发布上谕，明定国是，正式向中外宣告进行变法维新。
　　“数年以来，中外臣工讲求时务，多主变法自强。迩者诏书数下，如开特科，裁冗兵，改武科制，立大小学堂，皆经再三审定，筹之至熟，甫议施行。惟是风气尚未大开，论说莫衷一是，或托于老成忧国，以为旧章必应墨守，新法必当摈除，众喙哓哓，空言无补，试问今日时局如此，国势如此，若仍以不练之兵，有限之饷，士无实学，工无良师，强弱相形，贫富悬绝，岂真能制梃以挞坚甲利兵乎？
　　朕惟国是不定，则号令不行，极其流弊，必至门户纷争，互相水火，徒蹈宋明积习，于时政毫无裨益。即以中国大经大法而论，五帝三王，不相沿袭，譬之冬裘夏葛，势不两存，用特明白宣示，嗣后中外大小诸臣，白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发愤为雄，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专心致志，精益求精，毋徒袭其皮毛，毋竞腾其口说，总期化无用为有用，以成通经济变之才。
　　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尤应首先举办，著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会同妥速议奏，所有翰林院编检，各部院司员，大门侍卫，候补候选道府、州、县以下官，大员子弟，八旗世职，各省武职后裔，其愿入学堂者，均准入学肄业，以期人才辈出，共济时艰，不得敷衍因循，徇私援引，致负朝廷谆谆告诫之至意，特此通谕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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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绪帝
　　在诏书中光绪雄辩地驳斥了攻击维新变法的错误言论，适度地提出了进行变法维新的指导思想，为变法维新在实行上明确基调。并具体点明了维新变法的第一个项目──京师大学堂的筹办设想，为以后陆续出台的变法维新项目提供样板。光绪下令这一项目由军机大臣、总署大臣迅速拟定妥善办法后议奏，并号召编检司员、世职子弟、下级官吏均可以报考。这同科举考试相比是一大历史进步。
　　《明定国是诏》的颁布，是以康有为为代表的维新派及光绪在推动变法的过程中，历经反复、曲折的酝酿与斗争，所取得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进展。它反映了人心所向，因此当宣布变法的国是诏颁下，在社会舆论界产生了强烈的反响，极大地激发了人们的奋发精神。
　　光绪的这一举动，是他在支持变法维新的道路上，迈出的决定性一步，标志着百日维新的正式开始。从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1898年6月11日）光绪颁布《明定国是诏》正式宣告推行变法新政为起点，到当年八月六日（9月21日），慈禧发动宫廷政变宣布变法维新是非法为止，光绪实行变法共一百零三天，史称“百日维新”。
　　在此期间，光绪先后发布有关革新的各种诏令一百八十余条，如果按日计算，少的一天发布一道谕旨，多的一天十几道谕旨，它们像雪片一样飞向了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清王朝的神经中枢重新放射出振奋人心的异彩，其影响冲击着几千年来不断加固的封建壁垒，使人们看到了一丝晨曦的阳光。
　　据统计，在百日维新期间，光绪帝颁布的改革维新诏令不低于180次，内容涉及到政治、经济、文教等方面，主要的如下：
　　1.设立京师大学堂；
　　2.分遣宗亲去外洋考察欧美的政府状况；
　　3.奖励艺术、科学以及现代农业；
　　4.皇上表示愿意倾听守旧派对进步和改革的异议；
　　5.废除科举考试中作为主要项目的八股文；
　　6.谴责那些企图拖延设立京师大学堂的人；
　　7.催促尽快修筑卢汉铁路；
　　8.倡导所有的八旗军队采用西式武器和操练；
　　9.下令在各省设立农业学校，教农民改进耕作方式；
　　10.下令引进专利和版权法：
　　11.要求兵部和外务部就武举改制作出报告；
　　12.对发明家和作家予以特别奖励；
　　13.下令官员们鼓励商业，帮助商人；
　　14.下令全国的每个城市都设立中小学堂；
　　15.成立铁路矿物总局；
　　16.鼓励记者对政治发表议论；
　　17.要求水师增添学额，购置战船；
　　18.号召军机大臣和各省地方当局协助；
　　19.下令所有的驻外使馆建立学校，以便于当地的华人儿童学习；
　　20.为了鼓励商业，下令在上海设立商务局；
　　21.裁撤北京六个无用的部院；
　　22.准许一切人上书言事；
　　23.礼部的两位尚书和四位侍郎因为阻格上书言事而被革职；
　　24.湖北、广东、云南三省巡抚因为冗费而被裁撤；
　　25.下令成立学校教授丝茶加工方法：
　　26.建立邮局，裁撤驿站；
　　27.同意建立西方国家式的预算制度。
　　光绪发布的变法谕旨内容涉及的范围很广，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文教改革方面。主要是废八股，设学堂，设翻译局及报馆等。
　　自从宋朝的王安石开始按四书的经义考试选拔人才，到了明朝初年把八股文定为考试的固定文体，把先秦的四书即《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定为考试的范围，当时的社会流传“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读书人为了求取功名，便孜孜不倦地研读经书，而对国家大事漠不关心，让他们来治理国家，其结果是只能严重阻碍中国社会的发展。它已经成为束缚人们思想、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工具。而维新派学习西方，引进外来文化，就势必要触及到文化思想领域。所以光绪颁布废除八股考试制度，以后改考策论，这一举措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是光绪在百日维新中所取得的一个重大成果。
　　而这一变革，既触犯了广大文人的世袭“领地”，又对封建统治者实行的“愚民”政策有所突破。
　　光绪深知要变法必须有人才，要想培养人才必须设立学校，所以在《明定国是诏》中就明确表示要设立京师大学堂，培养人才。同时设立翻译局，翻译西方的政治、财经、法律等方面的书籍，从而为思想文化界破除旧文化、建立新文化打下了基础。光绪对近代中国文化教育方面的贡献是空前巨大的。
　　第二，奖励科技，兴办近代工业。
　　在康有为先进的资本主义维新思想影响下，光绪敏锐地认识到资本主义机器工业生产代替封建主义传统手工业生产的必要性，因此奖励科学发明，鼓励各省商办铁路、矿务，筹办中国通商银行，广设邮政分局等，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
　　第三，学西制，建新式军队。
　　经过甲午战争，中国旧式军队的装备恶劣、战术落后、斗志低下，完全暴露了出来，因此有责任的官员纷纷上书，建议学习西方兵制，改革旧有兵制，建立现代军队。光绪下诏改革旧军队，建立新式军队，后来新军成了辛亥革命的主要军事力量。
　　第四，裁撤冗员，改革吏治。
　　在中央裁撤詹事府等七个闲散衙门，裁撤督抚同城的湖北、广东、云南三省巡抚及东河总督，裁撤各省不办运务的粮道和没有盐场的盐道等官。
　　对于清王朝上上下下重叠臃肿的官僚机构来说，裁撤几个闲散的机构和冗员似乎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在封建顽固派看来，这些均是“祖制”，不可违背。光绪大胆而轻率的官制改革因此遭到了守旧派的强烈攻击和极端仇视，守旧派把攻击的矛头直接对准了光绪和他的维新派官员，光绪的官制改革是失败的，为自己的维新失败埋下了祸根。
　　到七月中（8月底），新法推行了两个多月。在这期间，虽有一定的建树，特别是在社会上极大地鼓舞了人们的奋发精神，在沉睡已久的神州大地上，依稀可见未来的希望之光。
　　但变法革新刚刚起步，就遭到了封建顽固势力的阻扰。一系列重要的改革，有的尚未公开推行就被扼杀；有的被改头换面使原意走形；多数虽颁布予以推行却未能得到贯彻执行。变法维新，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6.慈禧防范
　　坦率地讲，把玩权术，慈禧无论是心机还是手段，都远比光绪帝强得多。光绪帝空有一腔热情，却缺乏做政治家的资质，身边的幕僚也多是些腐儒酸臣。帝党成员不冷静地分析现状，也不懂政治谋略，只会一味刺激光绪帝，说出“太后虽穆宗（同治帝）之母，实文宗（咸丰帝）之妾。皇上人继为文宗之后，无以妾为母之礼。本非母子，宜收揽大权”之类的话来。耳目众多的慈禧听到这些话后，对帝党深恶痛绝。
　　当光绪决意采纳杨深秀等人的奏请将要颁布国是诏时，慈禧也意识到变法之势已不可阻挡，为了牢牢把握大权，慈禧预先做了防范措施，以防止对局势失去控制。
　　此前一直在颐和园修身养性的慈禧自归政以来已经很久没有召见军机大臣了，这时候也开始进行召见了。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日（1898年6月8日），慈禧召见庆亲王奕劻、军机大臣荣禄、刚毅，询问皇帝的所作所为，并说“要紧的事你们要劝阻皇上”。刚毅伏地痛哭，说：“奴才婉言劝谏，屡次遭到斥责。”慈禧又问：“难道他自己筹划，不同你们商量吗？”荣禄、刚毅回答说：“只有翁同龢能承皇帝的意旨。”刚毅又哭求慈禧阻止变法，慈禧答道：“到时候，我白有办法。”
　　这次召见两天后，荣禄被授予大学士管理户部事务，授予刚毅为协办大学士调任兵部尚书，从而进一步提高了后党两大骨干的地位，又扩大了慈禧核心班底的权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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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光绪颁布《明定国是诏》的第五天，即四月二十七日（6月15日），慈禧又勒令光绪宣布了三道谕旨和一个任命：第一道谕旨是以揽权狂悖为罪名将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翁同龢革职勒令回乡休养，第二道谕旨规定以后凡是补授二品以上大臣均须向慈禧太后具折谢恩，第三道谕旨是当年秋天光绪恭奉慈禧太后乘坐火车到天津阅操。一个任命是将王文韶调任军机大臣，任命荣禄暂时署理直隶总督。
　　大学士、军机大臣兼户部尚书翁同龢已经是连续担任皇帝老师二十多年的帝党领袖，他一直在皇帝和太后之间进行调和，他也是最早接触并向光绪推荐康有为的第一个清廷大员，在清政府的统治集团里，他是光绪决心变法的支柱。因此反对变法的官僚已经把翁同龢看成一个眼中钉、肉中刺了，慈禧任命荣禄管理户部事务，就是为顶替翁同龢做准备的。随后，当光绪去颐和园向慈禧请示颁布“国是诏”时，慈禧在表示同意此诏时，提出的前提条件是必须撤掉翁同龢。
　　这一天，恰好是翁同龢的生日。离京之前，翁同龢急忙来到宫门希望能见光绪最后一面，他跪在路边向皇帝叩头，年轻的光绪竟然没敢召见翁同稣。很快，翁同龢被迫离开北京，回他的家乡江苏常熟养老，直至终老。
　　慈禧在光绪颁令变法之初，先将他在内部的支持者翁同龢除掉，对变法革新事业来说，无疑是一个极为沉重的打击。当时有的评论家认为：如果翁同龢没离开，戊戌政变可能不会发生，翁同龢一定会有办法进行调和的。翁同龢自己也在日记中写道：我若在，决不会让他们决裂到那种地步。
　　与此同时，慈禧太后重新收回对重要官员的赏赐和任命权，从而限制了光绪任用新人推行变法的活动余地。并把王文韶调入军机处，加强了自己在清中央的实力阵容，将其亲信荣禄安插在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的位置上，并以其统辖警卫京津的北洋三军，从而进一步巩固了后方。慈禧让光绪陪着自己到天津检阅全国最有战斗力的北洋军队，阅兵是兵权所属的示威性举措，只有真正掌握兵权的人才有资格检阅军队，这样慈禧就向各界传递了一个信息，即兵权还在慈禧的手中。
　　荣禄当时曾恳请慈禧再垂帘训政，但慈禧与光绪的矛盾并没有达到水火不相容的地步，慈禧感到没有必要直接垂帘，还是退居幕后指挥为好。所以她一方面允许光绪实行变法，另一方面也做好了预防发生意外情况的防范措施。

7.变法失败
　　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底（1898年9月），光绪帝又加大了反击顽固派官僚的力度，一举罢免礼部六堂官并将李鸿章、敬信逐出总理衙门，把斗争矛头明显地指向了慈禧的班底。几天之内，光绪连发上谕，罢免了一些不称职的大臣，从而引起了守旧大臣的恐慌，他们集体向慈禧告状，诬告光绪变乱祖宗法制，敦请太后出面训政，收拾残局。此时慈禧虽然心怀不满，但感到事情还不像一些旧臣渲染得那么严重，不想自己出面训政，只是想适当时候劝一劝光绪。
　　在口头上的劝阻已不起任何作用的情况下，慈禧便密派内务府大臣怀塔布等七人乘火车到天津找荣禄商议一下对策。
　　虽然守旧的大臣们一直叩请慈禧再度训政，但她却没答应，但后来守旧派的造谣以及维新派所做的几件事却彻底改变了慈禧的想法，使她痛下决心发动政变。
　　先是内务府大臣立山跪请慈禧训政，慈禧没有答应，于是他向慈禧造谣说：“皇上派太监到各国的使馆，请求帮助废去太后。”慈禧最担心的是外国列强逼迫她下台，听到这个消息，觉得不能容忍，非常生气。
　　接着光绪召见了伊藤博文。伊藤曾经四任日本首相，三任枢密院长被认为是明治国家权力的象征。他于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二十六日（1898年9月11日）由朝鲜来到天津，当时朝廷上下一片流言，说伊藤是康有为特意安排到中国来的，将要进军机处，恰好光绪拍来电报，想见伊藤。光绪的本意也只是想当面询问伊藤，日本究竟如何改革，如何富强的，深入地了解一下日本明治维新的情况。可这一举动似乎印证了光绪要聘用外国人为顾问官的流言。
　　伊藤在与康有为见面时试探性地打探中国变法的底蕴，康有为便叙述了慈禧太后牵制、光绪无权、守旧大臣阻挠的情形，并请伊藤能够劝说一下慈禧太后，伊藤满口答应。得到消息，庆亲王奕劻等再赴颐和园，哭请太后训政，并说光绪于八月初五会见伊藤，到时中国的事对外泄露，权力就会不归太后所有了。慈禧听了这样的话，于前一天匆匆回宫，光绪接见伊藤时，慈禧便坐在屏风后面监听，结果光绪吓得只是与伊藤寒喧了几句，没敢多谈。
　　而此时维新派却对慈禧要光绪陪着到天津阅兵的事产生了误解，以为慈禧要借阅兵之机废除光绪。其时虽然慈禧退居幕后，但仍然牢牢地控制着皇权，如果她想废掉光绪，只需一道懿旨就够了，没必要跑到天津，何况后来实际也正是如此。她发动政变之时，也只是从颐和园回宫，宣布一下，光绪便束手被擒了。
　　事实上到天津阅兵是荣禄为了迎合慈禧喜欢游玩的心理而上奏折请求的，并且是在慈禧允许光绪变法之前做的决定。而当时北京的大臣们听说太后、皇帝竞要冒险坐火车，都纷纷劝阻，但慈禧称“自己从未坐过火车，现在初次乘坐，一定是很有趣的事。”
　　但是，随着百日维新的深化，帝后两党矛盾的加剧，到天津阅兵之事却逐渐复杂化了。先是后党官员有意造谣，说到天津阅兵之时将对光绪如何如何，帝党的一些年轻维新官员们听到消息，却信以为真，十分惊惶，便千方百计为光绪出谋划策，这正好落入了老辣的守旧派设置的圈套。
　　维新派们此时才认识到抓军权的必要，康有为彻夜不眠，为光绪想出了几条办法，建议仿照日本设参谋本部，由皇帝亲自掌握，并改变年号，变更服制，迁都上海。但远水解不了近渴，于是他们把眼光转向了袁世凯。
　　他们认为，袁世凯曾经率兵远驻朝鲜，了解外国情形，又积极参与强学会活动，是个有头脑的人，但又担心袁世凯与荣禄关系密切，怕袁世凯不听光绪指挥，派人进行了试探。
　　书生气十足的维新官员根本不是老于世故的袁世凯的对手，他们误以为袁世凯可以信任。于是光绪于七月二十六日下诏召见正在天津小站练兵的袁世凯，这个不明智的举动更引起了慈禧太后的警觉，从那一天开始慈禧的态度大变。
　　最后决定派谭嗣同去找袁世凯，想说动袁世凯起兵勤王。谭嗣同拿出一个行动草稿，提议袁世凯在初五听皇帝训示时，请光绪发给朱谕一道，令其带兵到天津，趁荣禄听朱谕时，将其正法，然后袁世凯带兵进京，一半包围颐和园，另一半保卫皇宫。
　　袁世凯口头应允，思忖良久，回到天津后急忙密告荣禄，荣禄连夜打电报将此事禀告了慈禧。
　　八月初六日早晨，慈禧匆匆回宫。当天，清廷以光绪名义发布谕旨，以皇帝重病为由，请慈禧再度训政，随后光绪被囚禁在中南海中的瀛台。康有为、梁启超得讯后在外国人的帮助下逃脱，谭嗣同、杨深秀、杨锐、林旭、刘光第、康广仁被杀，这就是近代历史上有名的戊戌政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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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帝后不和：清末光绪维新变法为何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