廪君族系的缘起与发展

花芬雪地 · 发表于: 2008-11-24 18:22:47

⊙ 邓辉／文
　　近年来，对于廪君与巴人文化的研究多不区分，这也一直是人们感兴趣的课题。笔者再就廪君族系的缘起及发展进行探讨。

一：对廪君族系研究的缘起
　　廪君族系起源于清江流域，这已是众多研究者的共识。但从这一区域所发现物质文化特点来看，已经是远远超越了这一流域，其范围包括了三峡与清江口外的广大区域。特别是对于三峡地区及清江中所出土的以夹砂黑褐色陶系的陶器，如釜、罐为主要器形的生活器具，人们通常认为这是早期巴人文化的代表器形。发现有这类的器具，也就代表了巴人文化的存在，此后是不断的发展与完善。这样，清江与长江三峡相同的文化内涵，就统称为巴人文化了。但是，这些是巴文化还是廪君族系形成时期的文化？这是我们过去讨论较少的问题。笔者认为，称其为廪君形成时期的文化可能更确切。
　　廪君的称谓与廪君时代，笔者认为是从农业生产区域向新的地域过度的历史时期。从历史环境看，廪君时代是一个社会动荡与融合的时代，称为廪君是不是有追忆先祖的生活方式？否则，怎么会从农业环境好的地方跑到山区里去呢？这是需要探讨的问题。而廪君作为农业部落首领的称谓，又究竟经历了多少世纪多少代？如果从我国古代氏族部落社会生活的特点来看，有的就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有着联贯意义的名称，笔者以为廪君这一称谓似乎就是这样的特点。同时，廪君所代表的群体也是一个有较大范围的群体，是一个与农业有关的共同体。至于说到廪君与盐神部落的战争，那是一场社会变革，也是文化变革，廪君取代神女部落，并夺取所供给的盐。也正是盐利的原因，廪君决定要取代盐水的女神而拥有这一资产利益，所以就有了一个历史故事，廪君与盐水神女的和亲与吞并……这个故事流传经久不衰，从而成为我们今天研究廪君文化的钥匙。
　　廪君起始时代的历史，也是看法不一的问题。自从清江的香炉石遗址发掘之后，发掘者认为，可称之为“香炉石文化”，其物质文化的属性是“巴文化”。香炉石遗址的地理特点，与《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记载的“巴郡南郡蛮本有五姓：巴氏、樊氏、1氏、相氏、郑氏，皆出于武落钟离山”有共通的地方。“长阳香炉石遗址的考古发现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它不仅从地域和年代以及文化体系上解开我国古代早期巴人的历史之迷，而且弄清了我国古代早期巴文化的起源确在鄂西的清江流域。”王善才先生对此有过多次讨论，并认为香炉石遗址中的物质文化内容，就是早期巴人文化。有学者表示赞同，如宋冶民在《蜀文化与巴文化》中说：“早期巴文化的分期以湖北长阳香炉石遗址的分期为代表。……从以石板巷子为代表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到白庙遗存再到香炉石遗址的第七层，存在着一部分继承关系。……巴文化的渊源已基本清楚，它是起源于湖北西部长江沿岸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考古学所反映出来的这些情况和根据传说整理的文献记载，即巴族起源的廪君说，是基本一致的。”这是对香炉石遗址的文化特点属于廪君巴族有力的支持。当然对这个问题，也有其他不同意见。
　　廪君时代，是多个部落组合而成的一个大的联合体，它代表在一个时期内有着共同文化特征、延续不断的社会群体。笔者认为，廪君仅仅是其中的一支，而廪君是这个联合体的最高首领，并一直领导着这个群体。考古材料表明这至少有数百年的历史，且不仅仅是一个人，而是多少代的问题。也许正是那次战争的需要，最早的廪君脱颖而出，由于他在征战盐水女神中的英勇表现，他的后人一直引以为荣，所以在他死后就一直推崇他为本族的祖先，世代祭祀。以至于在后世的文化融合中，这成了巴人文化中独特的传统观念。在传说中，并未分解历史阶段，真正廪君族系的形成不会很简单，应有着与不同的文化源泉相融合的历史阶段性。
　　早期廪君族系与巴族无关，徐中舒先生在《巴蜀文化续论》中说：“巴为姬姓，属周部族，而《世本》称：‘廪君之先，故出巫诞’。巫即楚所自出，诞与坦同，即为来居于平坦土地的部族，诞即濮族所居之地。据此言之，廪君当为楚与濮族的传说而与巴族无关。”徐中舒先生认为廪君与濮族有关，诞与坦同，也正好是对廪君与农业民族有关的解释。发掘者提出，从清江中的考古学文化角度来看，桅杆坪遗址上的大溪晚期文化内容似与廪君族系文化就有联系，这是很有可能的。因为我们从发现的墓葬头向上看，有着鲜明的地方特点。大溪文化在这里的时间跨度相对来说较长一些，文化特点在习俗上产生了一些变异，有了新的融合。但是就廪君时期而言，这一文化还处于发生与发展的初期，或许濮人文化的内容与巴近同，而在后世的文人记载中认为，巴与濮本来就是一家，巴的范围更广大，而濮成了其中的主要支系族体，这时的巴已经代替了濮，所以后世的巴人推崇廪君为先祖。汉魏时期三峡地区的民众，仍然是以廪君族系的后裔为主。如《通典·南蛮传上》卷188板盾条中云：“其在峡中，巴梁间，则为廪君之后。”这告诉我们，三峡地区自汉代以来，廪君族系仍是这里的主支。那么，文献中的廪君以及在这一地域的考古材料中是否有这个阶段的物质文化存在呢？回答是肯定的，存在已经成为历史事实。笔者在一篇关于水布垭地区的古代墓葬一文中，对清江中的早期墓葬文化的特点作过对比与研究，特别是对于墓葬的头向与集体葬的方式问题进行了研究。从研究中使笔者认识到，这些墓葬的存在，特别是群葬与二次葬的特点，并不是这里的独创，应有其他来历与源头。

二：对巴人的再认识
　　对于“巴”的讨论，特别是对于字意的讨论，在这里我们从略。但自“巴”与廪君有缘之后，对于巴人与巴文化的讨论内容就扩展了许多。
　　早在商代，在汉中盆地里有一个古国，这个古国应就是巴人。这个巴人与商王朝有过多次战争过程，这是以姬姓为主的巴，在商代的甲骨文中有其记载。而这个汉中之巴的巴人与廪君的后裔巴人在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上似乎是不平衡的，廪君巴人似乎要落后不少，其居住地也不同。
　　在文献中，春秋时期的巴人活动，多记载于湖北的西北部，主要是汉水中上游流域里，与上述讨论相近。而清江中的一支少见于活动记载，虽与楚有过抗争，也曾打败过楚军而载入史册，但总体上是廪君后裔巴人与楚的关系较好，鄂西南及三峡等地的巴人与楚之间的文化关系密切。一方面，巴人的社会活动层面相对较低，经济类型以渔猎为主，农业并不发达，民众间的交往多，精神文化生活丰富；另一方面，他们与楚的关系紧密，在考古发现中得到了不少的印证，其遗址里共同拥有不同的物质文化。春秋时期，楚文化遗物在这一区域里的覆盖面很宽，更是不可忽视的重要文化内容，时常与巴文化共存一地，形成了巴楚间紧密联系而不可分割的特点。
　　这样，巴人的足迹与生活区包括了今天的鄂西南地区，鄂西北、陕东南、鄂西地区以及重庆与川东地区。在这么大的一个区域内，统称为巴人区域，并在古代的交通与地理环境条件下，一个民族分为不同的支系，应该是合理的。巴民族支系的始点，当始于商时期或更早，而廪君族系为主的文化始点，似当在夏时就已经出现。但在后来的融合中，难以理清源头，随着更多的考古资料的发现和对这个问题的深入研究，我们又能够明了这支系的不同存在了。而廪君后裔巴人，则始终与清江、长江三峡地区相联系，长期发展。楚兴盛强大以后，他们与楚也有着深厚感情。
　　在巴蜀文化中“巴蜀式剑”最丰富的时期大致属于战国阶段。赵殿增曾说：“巴蜀式柳叶剑大约成熟于春秋时期，如襄阳山湾2号春秋墓出土的短剑为扁茎无格，柄端柄侧各一穿，虽然血槽很深，但剑身已具尖头柳叶形。柳叶形剑可能是由西周时代宝鸡茹家庄、灵台白草坡等地的那种扁平无格青铜短剑直接发展而来的。到战国时代这种兵器遍及全川及附近地区，剑上多铸有巴蜀特有的那种手、心、星等纹饰。这时，几乎每墓必出这种剑，它是晚期巴蜀文化最富代表性的铜器。”而最早就是在陕西的宝鸡发现的，就数量而言，到目前为止也是最丰富的。
　　从考古发现的材料中，西周早中期阶段，在今天陕西宝鸡一个弓鱼国墓地中，出土了2675件文物。在其M13号墓葬中，出土了4件殷人著名氏族的青铜礼器，“史”氏、“覃”氏、“戈”氏……等。从这里我们看到了与巴蜀式剑关系密切的“柳叶剑”，目前所知最早的这类剑共19件，其中11件就出自于宝鸡竹园沟，另有4件出自甘肃灵台白草坡， 3件出自陕西岐山贺家，还有1件出自北京琉璃河。那么属于西周中期的巴式剑只有2件，都是在宝鸡茹家庄。还有巴式矛和巴式钅戍，这在城固所发现的最早，宝鸡的次早，后来在重庆四川等地所见是流。由此可见，春秋之后是巴文化的成熟时期。但许多青铜器出现在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巴人地区，最早的巴式青铜器发现于陕西境内外，这给我们提出了新的问题，就是巴人文化的主支来源于何方？如鄂西、重庆与湖南境内并未发现早于春秋时期的虎钮钅享于，而兵器类也是相对要晚一些的如矛、剑、戈等巴蜀式兵器，时间上没有更早的物品，而最早的均出自于陕西境内，这就不得不使我们的研究方向、视觉有所拓展，研究有相应的深入。
　　邓少琴先生认为，巴分为两支，一支为汉水之巴，为彭人；一支为清江之巴，为髳人；彭人与髳人均在《尚书·牧誓》中，属于所记载的八国之列。董其祥先生则认为：一支为汉水之巴，即太昊之巴，以龙蛇为图腾；一支为夔巫之巴，即廪君（乘禧）之巴，以白虎为图腾。这些研究，对于我们认识廪君巴人与巴文化是很有帮助的。张正明先生认为：第一，早期的巴人是西部民族，属于藏缅语族；第二，巴人起源于羌人频繁出没乃至长久栖息的地区即陕西西南部和甘肃东南部，可能还包括四川东北部和重庆西北部的少量边缘地带在内，从流域来说是汉水上游和嘉陵江上游；第三，巴人推进到峡江地带的年代不早于春秋中期；第四，巴人推进到清江流域的年代不早于春秋、战国之际。张先生还从发现的遗物进行探讨，推论说巴人文化遗物在时间上，比所发现的楚文化遗物进入峡江与清江的时间跨度还要晚。当然，张先生也是从发现的巴式青铜器来论证的。

花芬雪地 · 发表于: 2008-11-24 18:24:32

三：廪君族系文化的生成与发展
　　1．对廪君的辨识。廪君的“廪”字，与古代的农业民族有关，“廪”字形体，其初期（商代）特点就是有粮食，到金文中又加有了城池的意思；“廪”字“是会意兼象形，从人回，象屋形，中有户牖。又作廪，廪是俗字，本义米仓”。《现代汉语词典》中说“廪，表示仓库，粮仓”。是代表农业种植的收获。那么，被后人所推崇的巴人的首领──廪君，应是一个农业民族的部落首领或尊崇农业的首领。从历史环境看，廪君时代似是一个有灾荒而引起动荡的时代，不然，他们为什么要从生活资源丰富的平原地区向山区进发？是那时的战争不能让人立足，还是那时的食用资源不足？在笔者看来，很可能是生活资料的不足或是荒年，另外就是食盐的问题，使他们不得不离开平原，使用伎俩并夺取他人的盐利为己有，这在廪君的传说故事中得到了充分的说明。《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中说：“巴郡南郡蛮，本有五姓，……皆出于武落钟离山。……未有君长，具事鬼神。乃共掷剑于石穴，约能中者，奉以为君。巴氏子务相乃独中之，众皆叹。又令各乘土船，约能浮者当以为君。余姓悉沉，惟务相独浮。因共立之，是为廪君。乃乘土船，从夷水至盐阳。盐水有神女，谓廪君曰：‘此地广大，鱼盐所出，愿留共居。’廪君不许。”从这里我们似乎可以看出，廪君到盐水的目的，就是为了盐，并把那里的一个原始的女姓部落给镇压消灭了。虽然传说的故事很轻松，但实际上是一场血雨腥风的残酷屠杀，否则，廪君怎么会带着众多的人从农产环境好的地方跑到山区里去呢？这是一个让人不得不思考的问题。而廪君作为农业民族的首领的称谓，又究竟经历了多少世纪？我们不得而知。但从推举廪君为首领的过程中，可见廪君族群的制陶技术十分高超，也表明了他们与农业社会的关系非同一般。至于说到廪君与盐神部落的战争，那是新时期的文化与社会的变革。
　　2．清江中较早的集体葬。首先，我们把有关于群葬墓的资料作些搜集，在清江流域里，特别是古代民族葬俗，有如下的报道：“桅杆坪遗址中所发现的大溪文化晚期的墓葬，据发掘者王善才先生报道说该遗址中发现的集体葬所处时期不同，分为上、下两层。上层为夏、商时期，下层属于大溪文化时期的晚期。”王善才先生描述说：“桅杆坪的2C层大多为仰身直肢葬，一般为两膝平胸，上肢向内屈肘，一手弯曲至肩部，一手放在腿下膝弯处，个别的仰身屈肢为两小腿相交，呈盘腿式。桅杆坪的下层墓葬中的人骨，其葬式主要为屈肢葬，共有18具人骨。其中14号人骨的颈部出土了一对绿松石的佩饰（耳坠）,在左胸上（锁骨处）还发现了一件绿检录石佩饰。而这一人骨的葬式与众不同，不是屈膝向上，而是腿骨向两侧张开和两脚相交。呈盘腿姿势，埋葬位置也是在这群人骨的中间偏上，似明显反映出该人物在当时的身份与地位特征。”报告中认为：“很可能是当时母系氏族社会的一位首领或是德高望重的年长者。”还说“这批墓葬的头向，以头北脚南为主，经测年，其时在距今4240年左右。这是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墓葬。”从出土的遗物来看，“下层墓葬中的人骨葬式为屈肢葬，属大溪文化晚期的特点，出土的陶器也明显是大溪文化晚期特征。”桅杆坪遗址的上层，其发现的墓葬人骨为夏、商时期，与下层（大溪文化晚期）之间，有10厘米左右的分隔层。
　　3．夏商周时期的集体葬。关于夏、商、周时期的古墓葬，在水布垭地区，以桅杆坪遗址的上层、岩屋顶的崖葬墓最有代表性。另外有半峡外的香炉石遗址，以及隔河岩坝区的深潭湾，都发现了这一时期的墓葬，认为是巴人墓葬。从其埋葬的方式来看，崖屋顶、香炉石、深潭湾发现的墓葬有相近之处，也有小的差异；就时间来看，崖屋顶的要稍晚于香炉石早期的。在岩屋顶的西周时期的岩葬墓葬里，我们发现了属于大溪文化的彩陶的残片与其它一些随葬品，下面我们分别作相关的介绍：
　　桅杆坪遗址上的二次葬：在桅杆坪遗址的上层墓葬中，共发现了30具人骨，但较为散乱，没有完整的人骨架被保存下来。从清理中分析这是属于仰身直肢的迁葬墓。从头向来看，人的头颅集中于西侧，如编号1、2、3、8、9、10、11、12、13、14、15号等11个人头骨在西侧，头向应是以西向为主，而肢在东侧为多，而5号到8号一堆人骨，则是层层叠叠在一起。又如16、17、22至27号等8个人头骨边，所见的肢骨不多，肢骨一大片置于东部，且多是叠压放置的。在肢骨集中的5号至8号一带，清理中有完整的股骨16根，这些都表明了埋葬的方式是迁葬。发掘者认为是属于石家河文化时期或至夏时期的基葬。而这层人骨的头向，以东西向为主，实际上是头西脚东，少量的头东脚西者的墓葬里随葬品较少，出土了一件能复原的圆底陶罐， 1件红陶三足小鼎， 2件圈足小黑豆，及2对绿松石耳附， 1件绿松石佩饰。经测年，这批墓葬的年代距今约3560年，也就是夏末商初时期。但发掘者认为年代有点偏晚。发掘者经研究认为，在桅杆坪遗址上层所发现的这批墓葬应属于早期的巴人墓葬。
　　另外，岩屋顶的岩葬墓群，大约属于西周后期，有二次葬与原葬两种。二次葬排列堆放的人骨计有13个个体，原葬的有3至4个个体，但多被破坏。在香炉石遗址里，也发现了多座集体葬的墓葬，时间约从早商到汉代。在长阳的深潭湾的岩葬墓里，发现了多层叠压在一起的群葬墓，其时间约从两周开始。再如，在三峡地区的路家河遗址编号为H1、H2的灰坑中，也发现了类似于二次葬的墓葬，有人牙，有下颌骨、肢骨以及陶器等，这很可能是二次葬的特征；它与清江中的墓葬发现有相似之处，时间上也相近。孙民利认为：在发现的人骨里“经过火烧并钻孔的头骨显示了一种有目的的行为，有可能是有关原始信仰或者祭祀活动。由此H1、H2可能是祭祀坑，火烧头骨可能出于燎祭的结果。”这与廪君族系的“人祭白虎”有关，似乎才更接近那时的历史事实。笔者在《土家族的献头祭祀习俗研究》一文中，较详细的讨论了“人祭”的习俗问题，溯源历史，即与廪君族系有关。
　　4．中原地区新石器时代的集体葬。我们发现，集体葬葬式与方法，在中原的仰韶文化时期就存在了。从仰韶文化的相关资料来看，主要是在史家类型中的史家、元君庙、横阵、姜寨二期的墓地采用集体式埋葬的方式。在这些地方，除有一次葬和单人二次葬外，集体二次葬是其主要的丧葬形式。一个坑内常有20具左右人骨，多的甚至达到70至80具，一般都分层头朝西整齐堆放。史家遗址中有墓葬43座，发现了人骨架730具，头向不明的49具，头向可辨的向西者572具，占84%。在淅川下王岗遗址“仰韶文化”的二期中，也出现了大量的二次葬，据统计，在451座土坑墓中，二次葬就有289座。合葬的人数从2人、3人、……到20人，最多达29人。另外，在汉水中的郧县大寺遗址中，也发现了二次葬的合葬墓，其“M18就成一排共有7具，每具人骨架只有头骨和四肢骨，堆放在一起头骨置于肢骨的西端”。从时间跨度上看，这似乎要比我们讨论的清江桅杆坪遗址中的二次葬稍早。笔者认为，清江中的大溪文化晚期的二次葬，可能与仰韶文化中的这类现象有关。因为，我们目前在大溪文化中，尚未发现这样的合葬墓。如巫山的大溪遗址以及巫山县城里所发现的大溪墓葬，也都是单个的土坑，还没有发现群葬一坑或二次葬的内容。在江汉地区以及洞庭湖区域里，多是单个的埋葬，但在松滋桂花树发现的M2号墓葬里，有4个人头骨和少量肢骨。这是否说明他们在文化习俗上是有差异的呢？笔者认为有这种可能，特别是在清江中的这些发现，明显的与三峡中的大溪文化不同，至少说明其地域特点明晰或是代表了不同的习俗文化类型。
　　5．墓葬头向与廪君族系。仰韶文化中，我们可见其墓葬头向多从西向，而我们在清江所发现的大溪文化晚期的墓葬头向的特点是：下层北向为主，上层西向为主。那么，桅杆坪遗址中下层二次葬的特点，是否与仰韶文化有联系呢？依张正明先生的看法，“东夷及其先民尚东，楚蛮及其先民尚南，西戎及其先民尚西，华夏及其先民尚北。”可见，墓葬头向代表了族属存在的方位，代表了他们所尊崇风俗。张正明先生还说：“中原自龙山晚期到战国，北向墓在中原占主导地位。……从宏观上可认定华夏墓葬头向尚北。”而廪君族系在形成时，在清江等地发现他们的头向为：
　　（1）桅杆坪遗址下层集体葬：在桅杆坪遗址（2C层时）,墓葬的头向以向北为主，这是属于新石器时代大溪文化的晚期墓葬。说明桅杆坪遗址上的二次葬，可能与仰韶文化的史家类型很有关系，也许与汉水流域的更近。
　　（2）桅杆坪遗址上层的集体葬：在上层中（2B层时）,头向以向西为主，这是属于夏到商时期的墓葬。
　　（3）香炉石遗址的集体葬：在香炉石遗址里，共有两处发现了墓葬，多是多层叠压在一起，头向西或西南的9个，向东的2个，东北向的5个。在山崖顶部的发现中，共3层，上层时间晚至明代；中层的M2号墓葬其头向西，M3、M4、M5号墓葬的头向东北；下层M6、M7、M8号墓葬，头向朝西南或南。
　　（4）岩屋顶集体式墓葬：岩屋顶的墓葬共有4座，属于一次葬与二次葬，M1、M2、M3号墓葬为一次葬并多人合葬，但是在发掘前，因破坏大，可知者有2人或3人的合葬，这3座墓葬其头向西；M4号墓葬为多人的二次葬，其头向南（因堆放在一起）。
　　（5）深潭湾集体式墓葬：在长阳深潭湾发现商至两周时期墓葬，共计有9层之多。从其头向上看，第3层中的头向是：2个头向西南， 3个头向东北； 4层中的是一个头向北，一个头向西， 5层中的为两头向西； 6、7层的头向西或西南，第8、9层的头向西南。依张振标等人的研究，这里是今天土家族先民的重要发现地。

花芬雪地 · 发表于: 2008-11-24 18:25:17

　　从发现的墓葬头向特点看，大溪文化以南向为主，而桅杆坪遗址上的大溪晚期则是以北向为主，夏商时期以西向为主，而在西周或是稍晚的年代其头向是多个方向并存，这些有助于帮助我们了解廪君时代的埋葬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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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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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辉，武汉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源自：《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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