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晋时期巴蜀儒学的传播与发展

八神 · 发表于: 2021-12-30 16:54:47

源自：《中华文化论坛》2021 年第 6 期

⊙作者：颜信

　　从以汉武帝为代表的汉代统治阶层对儒学思想正统的认同开始，儒学教义在多层面被普遍接纳，儒学思想逐步成为社会主流思想。儒学的“大一统”“尊君抑臣”等思想主张成为这一时期国家治理的重要依据，无论是在政治秩序的维护还是在道德行为规范上都行之有效。儒学地位的不断巩固，儒学思想的广泛传播，使得儒学在这一时期成为一种十分重要的社会信仰①。东汉末期社会的动乱对汉室的统治地位形成了冲击，儒学的绝对地位也在这一时期受到了冲击，儒学的中衰现象逐步显现。儒学在汉晋复杂的时局下求得生存与发展则需要较为安定的地区社会环境，巴蜀地区提供了这样的一种环境，加之儒学在传播过程中受到巴蜀学派及地方统治者的推崇，儒学内涵变得更为丰富，为儒学在南朝乃至后世不断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笔者试对汉晋间巴蜀地区的儒学传播与发展情况进行浅析，以求能对巴蜀儒学的发展特点有所揭示。

一：巴蜀儒学的兴起与传播
　　早在儒学兴起的秦汉时期，巴蜀地区就已经是儒学传播的重要地区。儒学传播的途径和方式是多方面的，一方面借助于秦灭巴蜀后中央王朝为加强对巴蜀地区的控制与教化，将大量人口向巴蜀地区迁入，实现了儒学思想在该地区的传播；另一方面则是汉代文翁化蜀对巴蜀地区在文化教育方面采取的一系列教化措施，加速了儒学在巴蜀地区的快速传播。至东汉末期，儒学在巴蜀地区的发展一直都较为平稳①。有着这样良好的儒学传播基础，汉代巴蜀地区的儒学得以迅速传播，以儒学为主导的思想影响着巴蜀地区各种思想文化的发展。

　　1. 汉代巴蜀儒士对儒学的接纳与推动
　　巴蜀地区的儒学繁荣反映出巴蜀地区对儒学思想的接纳，越来越多的巴蜀民众自觉接受儒学主张。汉代巴蜀地区接受儒学思想的儒士主要是由两大类人群所构成，一类是巴蜀地区的土著居民；一类则是秦汉以来从巴蜀以外迁入的移民。正是在这两大群体的积极推崇之下，儒学在巴蜀地区的空前兴盛。
　　儒学在巴蜀地区的扎根与发展源于大量儒士的出现，他们推动了巴蜀地区儒学的繁荣。巴蜀地区大量儒士涌现的原因一方面在于儒学成为了当时朝廷选拔人才的基本条件，同时中央王朝加强对巴蜀地区思想、政治等方面的治理，巴蜀各地官吏在百姓治理、社会舆论衡量和社会风气评价、个人道德行为评判等多个方面都依托于儒学思想。巴蜀本地各级官学、私学等教育体系中培养的人多是以儒学观念为重，最为典型的是文翁化蜀对巴蜀居民的教化作用。另一方面，大量巴蜀地区的学者外出求学或为官，接受儒学思想，返回巴蜀地区后对儒学思想的传播起到了较大作用。汉末，巴蜀学者就有到儒学盛行之地荆州求学的经历，唐长孺先生在《汉末学术中心的南移与荆州学派》一文中就巴蜀学人向荆州学派求学的相关情况有所评析②。大量求学外地的学者回到巴蜀后，仿效各地学派对儒学的传承模式和教学方式，开设私学，加快了儒学的传播。
　　东汉时期巴蜀儒学思想更是改变了巴蜀社会的风貌。儒家所倡导的“正道直行”的思想精髓广为传播。这种思想传承了先秦时期孔子主张的“士可杀而不可辱”、孟子倡导的“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等众多的优秀文化精神，这样的精神也伴随着大量中原文士入迁巴蜀而广泛传播，在巴蜀地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本土巴蜀学派的代表人物杨厚就曾在东汉外戚梁冀擅权之时选择了“自退去，授门徒三千人”①，反映出其深受儒家所倡导的坚持正义与气节的思想。杨厚在巴蜀地区的收徒授学对儒学在巴蜀的传播有着积极作用，巴蜀学派也在杨氏的推动下不断壮大，其众多的学生成为汉晋时期巴蜀地区儒学传播与发展的重要推动者。

　　2. 蜀汉统治者对儒家思想的认同与倡导
　　汉末益州牧刘焉入蜀得到在京任职的益州籍士人的支持，其中巴蜀学派的代表人物董扶极力相扶，而董扶正是巴蜀籍儒士之一。刘焉治理蜀中时不仅任用大量巴蜀籍儒士，同时也依靠来自荆州的儒士实现对巴蜀地区的治理，进一步推动了儒学思想在巴蜀的传播。
　　刘备建立蜀汉政权后，常以忠义或道义自诩，是他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结果。曹丕称帝后，刘备为汉献帝制服发丧，以汉室后裔的继承人为名，立国号为汉，以儒学维系人心，争取众多儒士的支持。辅佐刘备的大臣也多受儒家精神的影响，丞相诸葛亮在治理巴蜀的过程中，虽有用名法，但是从他辅佐蜀汉王帝过程中所展现出的鞠躬尽瘁和忠义精神看，则是对儒家精神的现实展现。儒家精神深刻影响着蜀汉政权统治阶层和社会各阶层儒学观念的构建，实现了儒学在巴蜀地区的进一步传播。诸葛亮在治蜀过程中也采用法家的理念，如澄清吏治、劝民农桑、信赏必罚等政策，因此诸葛亮把法家治术融合到儒家治本的精神中②，儒学与多学派的融合实现了巴蜀地区儒学在三国时期的广泛传播和稳步发展。
　　巴蜀地区良好的儒学发展氛围，使得儒学之士大量的涌现，如杜琼、谯周、许慈、卻正、尹默等。蜀汉时期巴蜀儒士在学术教育过程中积极传授儒学知识，促进了巴蜀地区儒学的发展。史载：“益州刺史董荣图画（谯）周像于州学，命从事李通颂之曰：‘抑抑谯侯，好古述儒。宝道怀真，鉴世盈虚。雅名美迹，始终是书。我后钦贤，无言不誉。攀诸前哲，丹青是图。嗟尔来叶，鉴兹显模。’”③ 这样一段文字可以充分证明，在蜀汉末期谯周执掌巴蜀地区的学术教育，积极推动巴蜀地区学术的发展，对儒学思想的传播、儒学地位在巴蜀地区的巩固起到了积极作用。
　　综上可见，汉晋时期儒学在巴蜀地区的传播与地区教育的发展和大量儒士的涌现有着密切关系，儒学思想的传播范围越发广泛，儒学无论是在统治阶层还是在巴蜀民众中都有着极强的影响力。

二：儒学与巴蜀学派的融合
　　儒学在巴蜀地区广泛而持久的传播最为典型的表现则是不断兴盛的巴蜀学派及其学派中大
　　量儒士的涌现。他们不仅自身秉持儒学的思想，习得儒学的精髓，同时也在授学和为官过程中不自觉的将儒学思想加以运用和传播。巴蜀儒学的传播不仅对蜀学自身的完善与发展起到了很好地推动作用，同时儒学与蜀学的相互融合不断丰富儒学的内涵。在北方地区儒学思想遭受到冲击和破坏时，巴蜀地区能够较好传承和保护儒学传统文化，这为儒学在之后一个时期的持续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巴蜀学派是汉晋时期在巴蜀地区极为盛行且颇具地方特色的学术派别，集经学、史学、谶纬之学、古文献学等多学科综合研究于一体，涌现出谯周、杨厚、陈寿、任安等一大批著名学者。他们不仅在学术上能够与当时中原地区诸学相匹，而且对巴蜀地区乃至全国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特别表现在对儒学传统思想方面的影响。

　　1. 巴蜀学派两大派系对儒学思想的倡导
　　兴起于汉末的巴蜀学派深受儒学思想的影响，其中以广汉（今四川射洪县）杨门的谶纬学和巴西（今四川阆中）谯氏的经学为代表。杨门自称其谶纬学为家学。《三国志》载，杨厚字仲桓，祖父春卿，善图谶学，为公孙述将。汉兵平蜀，春卿自杀，临命戒子统曰：“吾绨袠中有先祖所传秘记，为汉家用，尔其修之。”① 统感父遗言，服阕，辞家从犍为周循学习先法，又跟随同郡郑伯山受《河洛书》及天文推步之术。杨统作有《加法章句》及《内谶》二卷解说，为官至光禄大夫，为国之三老。杨统的儿子杨厚承袭家学之风，亦修图谶，同时他也“修黄老，教授门生，上名录者三千余人”②。杨氏家族作为巴蜀学派的重要代表，世修儒学，“统字仲通。曾祖父仲续举河东方正，拜祁令，甚有德惠，人为立祠。乐益部风俗，因留家新都，代修儒学，以《夏侯尚书》相传”③。杨厚“弟子雒昭约节宰、绵竹寇欢文仪、蜀郡何苌幼正、侯祈升伯、巴郡周舒叔布及任安、董扶等皆征聘辟举，驰名当世”④。杨氏家学在汉末三国时期深研图谶，也深受儒学思想的影响，兴办私塾广收门徒，不少杨氏学子为官从政，对当时的政局产生了一定影响。杨氏家学推动了巴蜀学术的发展，在学术著作的编纂中不仅保留原本的学术传授谱系，同时也积极吸收儒学思想精髓，形成独具特色的地方学术文化特征。
　　巴蜀学派中的谯氏致力于经学的传承与弘扬，沿袭和遵从东汉的旧有学风与规模，十分注重师法，研究图谶、阴阳、占候之术等方面的内容。谯氏经学派始于西汉末年，东汉时期在巴蜀学派中的影响力不断加大，其倡导者为谯玄。“少好学，能说《易》、《春秋》。玄独训诸子勤习经书。”⑤ 可见自小习学以经学为主，同时也兼修谶纬学，在思想上接受儒家的传统思想，对儒家文化有着很强的依赖性。谯玄在汉成帝时因日食之变，诏举“敦朴逊让有行义者”，得以公车诣京，屡陈灾异。谯玄在王莽摄政以后弃官归家，此后便“训诸子弟勤习经书”。在谯玄之后谯周的父亲谯賆，治《尚书》，兼通诸经及图、纬之学，但在谯周年幼之时谯賆不幸离世，仅为他留下不少经书和图、纬书籍。谯周“既长，耽古笃学，家贫未尝问产业，诵读典籍然独笑，以忘寝食。研精《六经》尤善书礼。颇晓天文，而不以留意，诸子文章非心所存，不悉遍视也”①。可见谯周在年幼之时对天文、图谶之学投入关注与学习的同时，对儒家思想有很高的接受度。谯周年少时师从杜琼，成为他唯一真传弟子。杜琼自少受学于任安，精研任安之学术，精通经学和谶纬之学。任安则为杨门之学的集大成者，因此谯周拜于杜琼门下，则在其早期接受谯氏家学基础之上吸收了杨门之学的精髓，并将两学派的精华加以融合，促进了两个学派的发展。谯周作为巴蜀两大学派的集大成者，不仅对儒家思想的各种精髓有深刻的理解，还将经学和巴蜀本地学术加以结合，实现了儒学与巴蜀学派在汉晋之际的融合与发展。

　　2. 巴蜀学派对儒学思想的传承与改造
　　巴蜀学派在汉晋时期的兴起与发展和儒学思想在巴蜀地区的广泛影响有十分密切的关系。巴蜀学派在壮大发展过程中，众多学派的学者不自觉地对儒学思想采取了接纳的态度，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早期学习中以儒家经典为指导，研习儒家经典，同时也在自己求学、为官、教授等过程中将儒学思想实现推广与传授。从受教和游学情况看，巴蜀学派的学者大多在本地成名，在外受学的情况并不多见，多是承袭家学。成名以后的学者，因受儒学思想的影响，有到中原等地为官的现象。如杨充，少好学，求师遂业，受古学于扶风马季长、吕叔公，南阳朱明叔，颍川白仲职，精研《七经》。李仁则有游学荆州，师从马德操、宋仲子研习古文经学，古文经学研究方面造诣深厚。尹默则和李仁一起受学司马徽、宋忠等人，他在研习中重点学习《五经》，除对经学经典的全面学习外，《左氏春秋》也是其精修的内容，曾以《左传》授后主。从以上巴蜀学派的学者情况可以初略了解到他们在学术发展过程中不仅秉持巴蜀本土研究的特色，同时也广泛接受外来的学术之风，外出求学获取更高的学术升华，儒学在巴蜀学派发展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
　　巴蜀学派对儒学思想的接受过程中，充分反映出固守本土学术传承和对外来儒学思想的选择性接受的特征。总的来看，汉代，特别是东汉时期，由于政治中心的改变，巴蜀学派的学者在儒学思想接受过程中更多与洛阳等地交流。东汉晚期随着荆州地区儒学思想的活跃，加之荆楚之地和巴蜀地区相邻的地理区位关系，大量巴蜀学派的学者求学荆州地区。故而，巴蜀儒学发展与荆州学术思想有着密切关系，特别是经学方面的接受与交流更是甚密。从巴蜀学派学人在学术思想上的追求看，大多数学人在经学方面造诣颇深，“多贵今文而不崇章句”②，今文经学等深受学者推崇。但从《华阳国志》的相关记载可以看出，巴蜀学派学人在大量接受儒学思想、经学主张的同时，学术思想中也糅杂大量的宗教与迷信等内容③，对传统儒学思想不仅有所继承，同时也多进行改造，使其具有典型的本土特色。
　　巴蜀学派接纳儒学思想的过程中，从今文经学获益良多，如杜琼师从任定祖，学习经学、艺术等知识。杨宣则在年少时受学楚地的王子张，后向河内郑子侯学习天文、图谶等，学术方面取得很大进步，后教授学生数百人。大量的文献记载充分反映出汉晋时期巴蜀学派在经学方面取得的卓著成就，段渝先生认为：“今文经学之所以成为两汉巴蜀儒家的主流，还在于它是儒家经典融合阴阳五行学说作为这些基础的，其中的灾异成分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三国鼎立时期，不少巴蜀儒士为蜀汉政权所用，在这一时期，蜀汉儒家一改昔日今文经学之风，学者多治古文经学为主。”① 夏增民先生指出：“今文经学的昌盛以及谶纬的流行是蜀地学术的一个鲜明的特色。今文经学的影响是普遍的，但是也有少数人坚持学习古文经学。”② 汉晋时期巴蜀学派中大量的儒士研习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同时在图谶方面取得了很好的成就，这一时期的儒学也因为巴蜀学派等各类儒士的学习与推广，实现了儒学在巴蜀地区的弘扬与发展。

三：巴蜀儒学的贡献
　　如前所述，汉代文翁化蜀促进了儒学在巴蜀地区的早期传播与发展，巴蜀学派在汉末兴起则可谓是儒学思想在巴蜀全面扎根并快速发展的阶段，随着蜀汉政权的建立，儒学思想在巴蜀地区获得了难得的发展机会。巴蜀地区相对于我国其他地区有着较为特殊的地理区位，四川盆地作为一个独立的地理单元在我国古代历史上发展尤为特殊，文化也因此获得独立发展的机会。汉晋时期全国政局动荡，战乱频繁，由此带来的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破坏明显，巴蜀地区相对稳定的政局为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加之汉代文翁之后儒学在巴蜀的持续传播，儒学得以持续在巴蜀地区发展。巴蜀儒学在发展的同时也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1. 巴蜀儒士积极参与政治建设
　　蜀汉政权建立前后，巴蜀儒士在政治、文化、教育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蜀汉建国之时，周群劝进先主刘备立国。“魏文帝称尊号，改年曰黄初。……治中从事杨洪、从事祭酒何宗、议曹从事杜琼、劝学从事张爽、尹默、谯周等上言：‘……臣闻圣王先天而天不违，后天而奉天时，故应际而生，与神合契。愿大王应天顺民，速即洪业，以宁海内’”③。据任乃强先生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中考证分析，本段引文中的“谯周”应当为“周群”，因为当时的谯周仅二十岁，尚未入仕，而“臣父群”应当是“臣群父”三字误倒④。这段引文反映出巴蜀学派基于对邦国乡土的关心，为寻求巴蜀地区治理的明君，主动寻求机会参与地方政治，同时为先主提供成为英主真君的合法继统基础，而这种入世思想正是儒学思想最为直接的反映。
　　蜀汉政权建立后，采用汉室的治国制度，如设置儒林校尉、典学校尉、劝学从事等官职，推行经术。为了迅速提升国力，蜀汉政权加强文化和教育方面的实力，设立了博士。正如文献所载尹默被先主立为仆（射），教授后主《左氏传》，而其子宗传其业，为博士①。另史载李：“延熙元年（238），后主立太子，以为庶子，迁为仆（射），转中散大夫、右中郎将，犹侍太子。……著古文《易》、《尚书》、《毛诗》、《三礼》、《左氏传》、《太玄指归》，皆依准贾、马，异于郑玄。”②从中原入蜀的孟光学识渊博，博览群书，尤善经史，特擅长汉家旧典，对《公羊春秋》有深入研究。孟光拜为蜀汉政权的议郎，和许慈等人共同执掌朝廷礼仪制度，后迁大司农。另一位来自于中原地区的来敏也是广阅群书，对《左氏春秋》尤为擅长，精于《仓》《雅》等的训诂，儒学造诣颇深，蜀汉建立后任典学校尉。上述儒学志士在蜀汉政权中任有要职，共同治理蜀汉，同时也积极推动儒学的发展。

　　2. 巴蜀儒学的创新发展
　　巴蜀地区的儒学在巴蜀学派的倡导下快速传播，学派也因此受到汉末三国时期巴蜀统治者的重视，巴蜀学派为代表的巴蜀儒士群体对儒学的传播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巴蜀学派的代表人物谯周作为当时巴蜀地区的儒学大家，诸葛亮任命其为劝学从事。谯周对六经等内容有深入的研究，非常善于书札，著有《论语注》《古史考》《五教》《丧服图》《蜀本纪》《益州志》等十多种③。蒋琬领益州刺史时，谯周为典学从事，总州之学者，后主立太子后，谯周以儒学教太子④。大量的儒士在蜀汉政权中获得重用，这也为儒学在巴蜀大地进一步稳固发展而获得良好的机遇。
　　西晋以后，儒学分立和不平衡发展的局面逐步改善，儒学的地域性特征也逐步消失，儒学思想实现了统一。但由于玄学、佛教、道教的兴盛，儒学地位逐步削弱，儒学发展受到较大冲击，但巴蜀地区儒学思想汉代以来的广泛传播，三国时期的持续发展，保证了两晋时期儒学在巴蜀及江东等地的存在与发展。东晋时期，有鉴于西晋王朝的灭亡的教训，统治者及有志之士开始总结前代的得失，特别注重对思想及思想意识的考察，主要对玄学思潮流行的原因进行了全面的反省，认为玄学多以儒学立论，弘扬名数，贬损老庄，抬高玄学地位，故而导致国力衰微。东晋在检讨得失和批判玄学的同时，大力提倡敦崇儒教，明经兴学，在政权的建设过程中将儒学思想的重塑作为最重要的内容。正是在这样的主导思想之下，东晋时期儒学再次兴起，实现了东晋政权的儒家化，同时也涌现出一大批儒学著述和研究丰硕的儒士，儒学再一次成为统治政权的指导思想。

■　结束语
　　巴蜀地区汉晋时期的儒学无论是在传播范围还是发展速度上都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儒学思想在巴蜀地区的受众面不断扩大，伴随着汉代巴蜀学派的快速崛起和学派中大量儒士对儒学的崇尚，儒学思想与巴蜀学派相互融合，进一步丰富了儒家文化内涵，促成儒学在巴蜀大地的扎根与发展。巴蜀学派在弘扬儒学的同时也不断将图谶与经学加以融合，呈现出儒学发展的地方化特征。巴蜀地区儒学的传播与发展也对当时统治政权产生了巨大影响，特别是蜀汉政权崇尚儒学，以儒家传统礼仪制度作为治国的理念，实现了蜀汉在政治、文化、教育等多个层面的持续发展。汉晋时期巴蜀地区儒学的发展，对汉代以来的儒学思想实现了很好的保护与传承，对儒学在汉晋以后的持续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引领作用，为后世儒学在巴蜀地区乃至全国范围内的传播与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颜信四川师范大学中华传统文化学院特聘副研究员，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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