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实施的三线建设战略工程 迁徙上百万人移上千工厂

　　三线建设，指的是自1964年起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中国中西部地区的13个省、自治区进行的一场以战备为指导思想的大规模国防、科技、工业和交通基本设施建设。
　　三线建设是中国经济史上一次极大规模的工业迁移过程，发生背景是中苏交恶以及美国在中国东南沿海的攻势。
　　由于三线地区社会经济落后，导致建设起来的企业单位在之后很长一段时期内经营发展都极为困难，但是三线建设也为中国中西部地区工业化做出了极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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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和国的三线建设改变了很多中国人特别是四川人的的命运。今年3月4日是攀枝花建设上司十周年纪念，这里转帖几页来自攀枝花政府网上的文章。从当年建立攀枝花特区的决策和实施过程可以窥见老毛的远见！
　　1964年5月15日至6月17日，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讨论国家“三五”计划和国防布局问题。会议期间，毛泽东主席鉴于美国在我南方邻国发动侵越战争，苏联在我北面边境屯兵百万，印度支持达赖挑动西藏事端，告诫全党“要准备打仗”提出全国作一、二、三线设防，要求调整一线、充实二线、加强三线，在国家腹心的西南、西北山区配置冶金、石油、煤炭、兵器、航天、机械工业体系，勾通铁路交能，建立巩固的国防后方，防范战争于未然。攀枝花以其地处纵深、山势险要、资源丰富而被列为三线建设重点，再次提上国家建设议程。
　　27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研究三线布局问题。毛泽东主席指出：“第一线是沿海，第二线是包钢、武钢、兰州，第三线是攀枝花。原子弹时代，没有后方不行，搞攀枝花，第三个五年不一定全建成，打个基础，战略布局才展得开。为了搞攀枝花，就要搞煤、铁路、电、机械，其他工业也跟着上。不搞第三线，总是在沿海现有基础中转，就展不开”。

　　1964年6月19日，周恩来总理召集国家计委、冶金部、地质部、铁道部、交通部、电力部、一机部等负责同志传达党中央、毛主席开发建设攀枝花的指示，责成国家计委牵头组织中央各部联合前往攀枝花调查规划，并指定程子华为调查工作组组长，全面负责调查规划组织工作。23日，国家计委、国家经委、中国科学院、地质部、冶金部、煤炭部、电力部、铁道部、林业部、交通部、一机部、劳动部、西南局、四川省、云南省、贵州省等360名专家、学者、领导干部汇集成都，“攀枝花调查工作组”正式成立。程子华任领导小组组长，杨超、王光伟、熊宇忠任领导小组副组长。调查工作组下设冶金、煤炭、电力、林业、农业、铁道、交通、地质、劳动、布局、军工、综合12个专业组。各专业组由各有关部委专家、学者、领导干部组成，负责各专业体系规划布局。
　　24日，为满足攀枝花铁矿冶炼试验需要，冶金部决定改造西昌28立方米高炉，恢复西昌高炉冶炼试验。8月5日得到国家计委和国家科委批准，西昌28立方米高炉试验厂改造工程正式立项。
　　26日，攀枝花调查工作组从成都出发，沿乐山、泸沽、西昌抵攀枝花一线实地考察.7月15日结束室外考察回到西昌汇报总结。
　　冶金组完成乐山黄田坝、太平场、九里，西昌小庙、礼州、牛郎坝，德昌宽裕、王所，米易挂榜、丙谷，攀枝花弄弄坪等11处厂址踏勘，提出弄弄坪、牛郎坝为推荐厂址，规划建厂以100万吨铁、80万吨钢为初定规模。
　　煤炭组完成宝鼎矿区踏勘，规划开发宝鼎110平方公里煤田，建设摩梭河、营盘山、灰家所、太平场、宝鼎山5个矿井，年产煤225万吨。
　　铁道组完成云南、贵州、四川三省选线踏勘，规划“三五”期间修通成昆、川黔、滇黔3条铁路,形成西南环形交通。
　　地质组完成《攀枝花地区矿产资源概况》编制，推荐攀枝花、白马、太和3矿为先期开采矿山，并围绕攀枝花建设需要，决定对3矿再次进行补探。
　　林业组完成西南林区调查，规划打通金沙江、雅砻江水上漂木通道,开发金沙江、雅砻江流域1291万公顷林区，年伐木500万立方，以保证基地木材供给。
　　电力组完成铁矿、煤矿、钢厂、林区用电调查，规划利用宝鼎矿区洗煤副产品作为发电燃料，靠近矿区建立20万千瓦火力电厂，以供基地生产、生活用电。
　　交通组完成攀西交通调查，规划改造川滇路、宜西路、美娥路等公路干线，新建大桥至攀枝花等矿区内线，开辟金沙江航道，水陆并举，保证基地运输。
　　布局组完成攀枝花市镇规划，拟定攀枝花工业区布局于弄弄坪相近的金沙江两岸，弄弄坪为钢铁联合企业区，攀枝花为矿山区，大水井为洗煤电力区，宝鼎山为煤矿区，新庄为石灰石矿区。

　　1964年8月3日，四川省交通厅“金沙江航道勘察组”抵攀，摩梭河至燕子岩621公里航道开始勘察。
　　5日，冶金部批准，四〇公司（攀钢）筹备处成立。该处以原西昌钢铁公司留守处为基础，李原任筹备处主任。
　　6日，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提交《攀枝花地区地震情况报告》。测定西昌、冕宁、德昌为8～9度震区，攀枝花为6～7度震区。指出攀西建设应进一步弄清其地质结构、地震规律、震级强度、波及范围、破坏情况。
　　8日，重庆煤矿设计院王志龙、宋作辉等20余人设计队伍抵达宝鼎，宝鼎矿区总体勘测设计开始进行。
　　9日，国家计委和国家经委批准地质部《关于加速攀枝花和酒泉地区地质普查勘探工作的报告》。四川省106地质队奉调抵攀，攀枝花、白马、太和3矿补探开始进行。
　　12日至14日，西南局召集云、贵、川党政军负责人会议听取攀枝花调查汇报，研究厂址选定问题。会议围绕厂址选定争论激烈，多数同志认为攀枝花近矿、近煤、近水、近林，主张建厂弄弄坪；少数同志认为西昌地势开阔、场地平坦，主张建厂牛郎坝；还有部分同志认为乐山农业优厚，供给方便，主张将厂放在太平场。几种意见相争不能统一，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最后作了三点会议总结：一、厂址根据多数人的主张可以初定弄弄坪，但须继续找点比较；二、攀枝花地区钢铁潜力很大，规划应考虑形成以攀枝花为中心的多点布局；三、争论意见上报中央定夺。
　　14日，冶金部为满足攀枝花钢铁基地科研需要，决定鞍山钢铁研究院搬迁四川。10月10日得到国家计委和国家科委批准，1965年1月1日该院正式迁址西昌，改名“西南钢铁研究院”，主攻攀枝花钒钛磁矿科学研究。
　　17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研究三线建设问题。毛泽东主席指出：“攀枝花是战略问题，不是钢铁厂问题。现在抓是抓了，但要抓紧，要估计到最困难的情况，有备无患。现在再不建设第三线，就如同大革命时期不下乡一样，是革命不革命的问题。成昆线怎样？要快修，要多开点，五十个点少了搞六十个，再不够开一百个，总而言之，成昆线要快修。三线建设，要越热心越好，那怕粗糙一点也好。……要抢时间”。
　　18日，西南局、攀枝花调查工作组联合向周恩来总理、李富春副总理汇报攀枝花调查规划情况和厂址选择问题。周恩来总理、李富春副总理对西南局所提“厂址初定弄弄坪，继续找点比较，统一规划，多点布局”意见表示赞同，并责成国家计委副主任程子华、西南局第二书记闫秀峰负责落实厂址继续选择和多点布局规划，抓好先期建设准备工作。
　　26日，攀枝花各路考察、勘测、规划往返人员与日增多，西昌汽车运输公司两台25座“峨眉”牌客车奉调抵攀，仁和至大渡口短途客运开通运行，是为攀枝花客运开创之始。
　　28日，冶金部和国家科委制定攀枝花铁矿冶炼试验方案，决定攀枝花铁矿冶炼试验分三步进行：一是在承德利用承德低钒钛矿按照一定比例逐渐掺合加大钒钛成份作模拟试验；二是在模拟试验取得经验基础之上回到西昌利用原矿进行验证试验；三是验证试验成功之后前往昆明利用昆钢大型高炉进行工业试验。

　　1964年9月6日，四川省邮电管理局副局长袁宝林率领67名邮电职工携带50余吨器材抵攀，大田、仁和服务点设立开业，是为攀枝花邮电创业之始。
　　7日，国家计委和西南局根据周恩来总理、李富春副总理“继续选点比较，进一步作好基地规划”指示，再次组织“攀枝花工业基地规划工作组”进行攀枝花基地继续选点和进一步规划。参加继续选点和进一步规划的有中央各部及云、贵、川专家、学者、领导干部475人，程子华任规划工作组组长，闫秀峰、贺光华任规划工作组副组长，规划工作组下设冶金、化工、煤炭、铁道、电力、地质、机械、交通、公用、财贸、林业、综合、生活、秘书14个专业组，各专业组由各有关部委专家、学者、领导干部组成，负责各专业具体规划布局。
　　8日，成都变电工程处主任马述义率领6名电力职工携带3千瓦柴油机抵攀，次日在大渡口江边安装发电，是为攀枝花电力创业之始。
　　9日，中央10部和云、贵、川三省在大田召开现场联席会议研究攀枝花继续选点和进一步规划问题。中央各部和云、贵、川三省领导、攀枝花基地规划工作组全体成员参加会议，会议由国家计委副主任程子华主持，西南局第二书记闫秀峰传达周恩来总理、李富春副总理关于基地继续选点和进一步规划的指示，并对继续选点和进一步规划工作作了安排，要求全体规划成员克服困难，务将基地继续选点和进一步规划工作搞好，基地继续选点和进一步规划工作正式展开。
　　10日，武汉冶金勘察公司、四川省气象局、云南省卫生厅防疫站、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等相继抵攀，弄弄坪、地质科研综合考察开始进行。
　　11日，中共中央批准，西南三线建设筹备小组成立。该小组由西南局、四川省、云南省、贵州省及中央各部15人组成，李井泉任组长，程子华、闫秀峰、蒋崇璟任副组长。筹备小组下设：以攀枝花为中心的工业基地规划工作组、以重庆为中心的常规兵器工业配套工作组、钢铁厂选址工作组。程子华、闫秀峰负责以攀枝花为中心的工业基地规划，蒋崇璟、鲁大东负责以重庆为中心的常规兵器工业配套，徐驰负责钢铁厂选址。
　　12日，毛泽东主席在杭州听取西南铁路规划的汇报。当谈到西南四条铁路同时上马，川黔、滇黔两条尚存困难时，毛主席指出：“把川滇黔停下来，又不打别的主意，不搞攀枝花，这是没有道理的。不是早知道攀枝花有矿嘛，为什么不去搞？！你们不去安排，我要骑着毛驴下西昌。如果说没有投资，可以把我的稿费拿出来。”
　　13日，云南省地质局审查1958年永仁地质队所送《永仁煤田纳拉箐、华坪矿区地质勘探报告》，发现报告存在“煤层对比不祥”，“矿床规律不清”等问题，遂对该区提出再次详勘。
　　14日，四川省煤炭厅第四建井公司70余人的土建施工队伍抵达宝鼎矿区，宝鼎矿区太平煤矿动工修建。
　　15日，冶金部“攀枝花铁矿冶炼及综合利用科学研究技术领导小组”成立。该领导小组由王之玺等18人组成，王之玺任组长，范杰良、王力方、李公达、蔡博任副组长。同日，四川省金沙航道工程处在攀成立，选址炳草岗，编制职工1100，金沙江从挹泡江至龙川江口河段整治开工。
　　16日，攀枝花邮电通讯开通。长途电话可接北京、成都、昆明、西昌、楚雄。为保守秘密，攀枝花工业基地规划工作组决定工地单位一律使用信箱代号：基地规划工作组领导小组为1号信箱，冶金专业组为2号信箱，化工专业组为3号信箱，煤炭专业组为4号信箱，铁道专业组为5号信箱，电力专业组为6号住处，地质专业组为号信箱，机械专业组为8号信箱，交通专业组为号信箱，建工专业组为10号信箱，财贸专业组为11号信箱，森工专业组为12号信箱，综合小组13号信箱，生活小组为14号信箱，秘书小组为15号信箱。这种代号后为各专业系统一直沿用，至1974年7月13日取消。
　　22日，中共西南局批准，以攀枝花为中心的工业基地领导小组成立。该小组由西南局、四川省、云南省、贵州省及在攀中央各部委负责人19人组成，程子华任组长、闫秀峰、贺光华任副组长。受西南局和西南三线建设筹备小组领导，负责基地筹备协调工作。
　　24日，攀枝花工业基地规划工作组完成攀枝花工业基地“继续选点”和“再次规划”。规划攀枝花工业基地以攀枝花及其相邻云、贵、川三角地带为范围，工业配置以钢铁、煤炭为主，兼备电力、交通、化工、林业。交通以修筑成昆、滇黔、川黔三条铁路为主干，次修相应公路，构成三角环形运输，改变区内封闭环境。钢铁以攀枝花矿山龙头，沿铁路分建弄弄坪、牛郎坝、太平场、安符坝、昆明、威宁等6个钢铁厂，总产量600万吨，产品为钢板、钢管、带钢、线材、轨梁等。煤炭以六枝、盘县、水城为主，同时开发宝鼎、羊场等矿，年产原煤465万吨。电力围绕攀枝花、六盘水建设需要，分别在攀枝花、六盘水利用洗煤副产品就近建立火电厂，并在稍后修建偏窗子、龚咀、铜街子等水电站，以备后期发展需要。林业规划打通金沙江、雅砻江水上漂木通道，开发金沙江、雅砻江中上游1291万公顷林区，年伐木500万立方。6个钢铁厂采取分期方式建设，第一期先建弄坪，年产铁100万吨，钢80万吨，钢材60万吨。攀枝花工矿市镇布局于弄弄坪相近的金沙江南北两岸60平方公里之内。钢铁厂摆在弄弄坪，瓜子坪为铁矿区，宝鼎山为煤矿区，河门口为洗煤、电力区。
　　25日，地质部“宝鼎地质勘探指挥部”成立。云南省地质局副局长李汉震任指挥，云南省地质局勘察大队党委书记胡立健任副指挥，云南省地质局工程师戴恒贵任技术总指导。
　　30日，韶关地质702队、湘潭地质401队、衡阳地质406队、浙江地质探矿队奉调抵攀，宝鼎矿区详勘开始进行，矿区汇集勘探人员5000之多，开动钻机38台。

　　1964年10月4日，重庆船厂副厂长左鸿初率领100名技术骨干抵攀，四川省交通厅内河局鱼鲊选船厂成立。选址金沙江鱼鲊渡河滩，定向为金沙江通航生产中小船舶。
　　7日，交通部公路二局四处4166人抵攀，大宝鼎至摩梭河矿区公路动工修建。该路全长24.67公里，1965年12月24日建成通车，6级公路标准，泥石结构，基宽7.5米，路宽6.5米，最大纵坡10％，最小平曲半径20米，设计荷载13吨重车、60吨拖车通行。
　　8日，西南局再次召集云、贵、川党政军负责人会议听取攀枝花工业基地规划布局和厂址选择汇报。西昌方案因地震和水源问题被否决，会议主要围绕弄弄坪方案开展讨论，西南局、四川省部分同志认为弄弄坪建厂，粮食供给、劳动调配等俱多困难，投资较大，主张将厂放在乐山，攀枝花只搞煤矿和铁矿。国家计委、冶金部等同志则认为乐山无矿无煤，运程遥远，不利生产。两种意见争论激烈，弄弄坪建厂仍未形成统一认识。
　　14日，建工部云南建筑总公司一处500名房建职工抵攀，攀枝花工地指挥部在大渡口东坡开工建设。干打垒油毛毡平房，依山分层布局，总面积1万平米，是为攀枝花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政治、商贸中心。
　　16日，云南省518名建材职工抵攀，市一砖厂动工修建。选址仁和老街，占地20亩，1965年10月10日建成投产，设150型砖机2台，18门和38门轮窑各1座，年产烧结红砖3000万块，是为攀枝花建设时期主要墙体材料生产基地。
　　22日，毛泽东主席召见广东省委听取广东国防工业和战备工作汇报。当谈到国防工业和战备的指导思想时，毛主席指出：“必须立足战争，从准备大打、早打出发，积极备战，把国防工业放在第一位，加强三线建设，逐步改善工业布局”。
　　24日，四川嘉阳煤矿193名建井职工抵攀，小宝鼎龙树湾煤窑启封复建。
　　25日，李富春、薄一波副总理为解决攀枝花基地规划和厂址选定问题亲临攀枝花调查研究。10月26日，在昆明听取规划工作组、西南局、云南省、贵州省、四川省等各方汇报情况，10月31日抵达攀枝花察看弄弄坪厂址、攀枝花矿山等选点和规划，11月4日回到北京，11月5日向毛泽东主席呈送攀枝花调查规划和厂址选择的《情况简报》。简报详细介绍了攀枝花的自然条件，矿产资源，调查经过，规划选点等情况，认为攀枝花矿产丰富，辅助材料齐全，丛山峻岭，深谷急流，地形隐蔽，是建设国防后方基地的理想场所；提出该处建设当以开发矿山资源为龙头，围绕矿山开发，沿铁路在攀枝花弄弄坪、西昌牛郎坝、乐山太平场、宜宾安符坝、云南宜威、贵州水城和威宁等地分期多点建厂，形成产品齐全、布局分散的钢铁体系。并认为7个厂址之中，弄弄坪近矿、近煤、近水、近林，条件最好，宜于首先建设。
　　29日，国家储量委员会审查通过《攀枝花钒钛磁铁矿储量计算报告》。确认朱家包包、兰家火山、尖包包3矿储量6.3亿吨，同意攀枝花矿山以此3个矿点作为建矿依据，矿山建设开始规划设计。30日，中国农业科学院朱德慰等22人抵攀推广蔬菜生产和畜牧饲养技术。1977年7月15日返院，在攀13载，不畏严寒酷暑，深入农乡田园，指导农民育苗栽培，帮助农民选种繁养，开创攀西蔬菜、畜牧专业生产，是为攀枝花菜、肉自给作有很大贡献。

一：战备形势紧迫、建设正急正快
　　1964年，国际局势动荡，战争因素急剧增长。美国扩大越南战争，直接威胁中国安全；苏联在中国边境陈兵百万；台湾当局制造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面对迫在眉睫的战争形势，国防安全已经成为头等大事。
　　在5月间进行的中共中央北京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要求全党把三线建设当作一件很重要、很紧迫的战略任务来看待。他指出，国防工业建设要同帝国主义、修正主义争时间，抢速度，对沿海工厂搬迁和三线建设要热心些，不能冷冷清清，积极性越高越好，哪怕是粗糙一点，也要赶快搞起来。1965年4月，针对美国侵越战争不断升级的趋势，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加强备战工作的指示》，明确指出，美帝国主义在越南采取扩大侵略的步骤，直接侵犯越南，严重地威胁着我国的安全，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在思想上和工作上要准备应付最严重的局面，要加强备战。
　　当时的判断是，战争会早打、大打，因此要抢时间、争速度，赶在战争爆发前尽快建设“三线”战略大后方。
　　当时，各级“三线”建设指挥部都把抢时间、争速度放到了突出地位。结果一些建设项目未经周密勘探就盲目定点；当时还采取“三边”原则，即边勘探、边设计、边施工，没有搞好总体设计就全面施工；片面追求速度，忽视施工质量；辅助和配套设施没有建成就凑合投产。不仅造成了许多返工浪费，而且把一些工厂建在断裂层、滑坡带、山洪口或缺水区，遗留一些以后不好解决的工程建设问题。许多建设项目长期形不成生产力，给国民经济背上了一副十分沉重的包袱。

二：计划经济的运作模式造成资源配置效率低下
　　三线建设是一种发展封闭的内向型经济：国家是惟一的投资主体，所有制结构是单一的国有经济，调节机构是国家计划和行政命令，动力是单一的精神动员，格局是依靠国内自有资金、自有资源。党和政府一声令下，几百万建设大军就浩浩荡荡地向西部转移，一大批工厂企业、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就纷纷内迁，一批批建设物资就源源不断地调往三线，三线建设是典型的计划经济的产物。
　　计划经济最大问题是不能使资源得到有效配置。三线建设形成了一大批国有企业，这些企业在当时只是国家机关的行政附属物，丧失了人、财、物、产、供、销的自主权，既无动力，又无压力，也没有活力。结果造成资源配置效率低下，浪费惊人，据有关部门测算，1966～1972年，无效投资达300多亿元，占同期国家用于三线资金的18%强。

三：政治运动影响三线建设
　　三线建设主要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搞起来的，明显地带有政治性。当时推进三线建设的办法主要是政治手段，包括：政治动员和号召，阶段斗争和大会战等。
　　三线建设开始时进展迅速，“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形势发生剧变，许多三线建设的各级领导干部“靠边站”，造反武斗浪潮更使地方“三线”建设工程陷于混乱之中，许多科技人员遭到伤害，重要科研攻关项目停滞不前。从1967年～1969年初，不少三线建设项目如成昆铁路、重庆兵器工业基地等处于停顿和半停顿状态，其余的也在艰难维持之中。
　　1969年中共九大召开后，国内政治局势稍趋缓和，三线建设领导班子、施工力量、物质资金得到充实，重新展开。
　　政治运动给三线建设的影响很大，特别表现在所谓“政治建厂”上。
　　1970年1月下旬，国家建委召开的全国基本建设现场会，主要内容是学习和推广属于“大三线”的第二汽车制造厂、江山机械厂与焦枝铁路的经验，即走“政治建厂”的经验；发动贫下中农参加基本建设，大打人民战争的经验；边建设、边施工安装、边生产，先生产后生活、先厂房后宿舍的经验；发扬“干打垒”精神，节约建筑材料的经验等等。这些经验，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客观经济规律和基建程序，给三线建设造成了危害。

四：积累率过高，投资结构不合理
　　首先是农、轻、重产业结构比例失调。三线建设投资方向主要集中于重工业和国防工业，根据安排，在国家整个基本建设850亿元的投资中，重工业、国防工业、交通运输共628亿元，占74%；农业120亿元，只占14%；轻工业37.5亿元，仅占4.4%。“三五”计划期间，三线地区的国防工业、原材料工业、机械制造业和铁路运输的投资，占该地区总投资的72%，结构显然不利于农业轻工业的发展。
　　其次是扩大了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的矛盾，直接原因是由于三线建设形成基本建设规模过大，积累率过高，抑制了消费，人民生活受到了影响。“三五”、“四五”时期，职工工资事实上处于冻结状态。这一时期，全国消费水平是1949年以来增长最慢的。

五：“山、散、洞”的方针影响开发效益
　　作为战备工程，根据三线地区的地形地貌，毛泽东提出“大分散，小集中”和“依山傍水扎大营”的意见，中央进而确定的“靠山、分散、隐蔽”的建设方针是有它的合理性的，特别是关系到国家安危的一些国防尖端工程，更应首先考虑其隐蔽性。但是，过分强调了山、散、洞原则，势必违反经济规律，达不到应有的效益。
　　如一个三线企业，下属的研究所和生产车间分散在5个县11条山沟里，最长距离146公里，内部连结公路达700多公里。联系十分不便，造成工序之间重复倒运，花费了大量人力物力。很多现代化程度极高的尖端技术，深山里的条件显然不适合其发展，由于远离经济文化中心的城市，布点过于分散，并在相对封闭的状态下进行开发，所以这些镶嵌在西部大地上的一个个现代工业基地对周边地区的辐射功能受到限制。

六：忽视沿海老基地的发展，影响整体国力的增长
　　由于集中建设三线地区，全国有380多个项目、14.5万人、3.8万台设备从沿海地区迁到三线地区。由于西部当地经济基础比较落后，措施难以配套，大量资金和设备闲置，施工队伍窝工严重，生产、生活问题较多，造成长期不能开工或开工不足。第3个五年计划中，累计三线地区投资为482.43亿元，占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52.7%，整个内地建设投资为611.15亿元，占全部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66.8%，沿海投资为282.91亿元，占30.9%。在底子厚、本来能取得很高经济效益的沿海地区，投资相对严重不足，影响了生产规模的扩大。

七：忽略的三线人员待遇差距和基本生活保障
　　三线建设是出于国家战备国防考虑的。正面意义是除了国防外，拉动落后地区经济和人才提高，同时集中一批产业发展。反面意义是强行推动经济并不因地制宜，导致大量破产和关停并转，造成极大损失。
　　最大危害支援三线人员，造成返城返乡极大待遇差距，当年“献完青春献子孙”就是真实写照，涉及人数约几千万，无数家庭子孙成长的巨大悲剧，国家因此特别保障，在此呼吁，尤其三线退休人员，从京沪省会发达地区流落至山村三四级城镇待遇，在当地也许还行，但大部归乡痛苦不堪，无法本地化医疗和收入平衡。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第二重型机器厂	贺兰山煤炭基地
重庆建设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西昌卫星发射中心	酒泉钢铁公司
重庆川维股份集团	攀枝花钢铁集团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
重庆川仪股份有限公司	六盘水煤炭工业基地	丹江口水电站刘家峡水电站
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洛阳玻璃厂	西北铝加工厂
重庆红岩汽车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二汽	襄渝铁路（襄樊──重庆）
重庆大江工业集团	江汉油田	青藏铁路一期西宁至南山口
重庆珠江光电集团	葛洲坝水利工程	湘黔铁路（株洲──贵定）
重庆望江船舶集团	陕西飞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成昆铁路（成都──昆明）
重庆816核工厂（816地下核工程）	长庆油田	焦枝铁路（焦作──枝城）

一：三线建设
　　1964年8月，国家建委召开一、二线搬迁会议，提出要大分散、小集中，少数国防尖端项目要“靠山、分散、隐蔽”（简称山、散、洞）。有的还要进洞。三线建设宣告拉开帷幕。
　　在1964──1980年期间，国家在三线地区共审批1100多个中大型建设项目。大批原先位于大城市的工厂与人才进入西部山区。更有“备战备荒为人民”、“好人好马上三线”等口号号召人们前往三线地区。文革早期，三线也是大量知青的去处，前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就曾经分配到甘肃刘家峡水电站。由于国防考量，这些工厂的位置都偏僻而分散，导致企业的后续发展进入瓶颈。如陕西汉中飞机工业基地，下属28个单位分散在两个地区，7个县的范围内，其中一个企业被分散在6个自然村中，装配零部件需要汽车往返几十甚至上百公里，员工上下班也非常不便。
　　陕西新建的400多个三线项目，将近90%远离城市，分散在关中平原和陕南山区的48个县，多数是一厂一点，有的甚至是一厂多点，布局被讥讽为“羊拉屎”、“瓜蔓式”、“村落式”。而且山区内信息闭塞，生产出来的产品往往无法跟上世界潮流，显得过时落伍。有时山区内爆发山洪等自然灾害，企业也往往损失惨重。冬季大雪封山后，工人更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时人用“洞中方数月，世上已千年”来形容这些工厂的闭塞与环境的恶劣艰苦。也因此，许多的厂矿单位里医院、商店、学校设施一应俱全，成为一个封闭的社会。十堰等城市更是因三线建设才得以出现。1973年，国家正式发文重点建设贵阳、重庆、安顺、绵阳四个重点城市，后来这四个城市成为全国三线企业的核心。
　　贵州、四川东部山区、四川中部平原地区、汉中、秦岭北麓等地区新建的项目数量多，规模大，迁入工业人口多。其中，四川成都主要接收轻工业与电子工业，绵阳、广元接收核工业与电子工业，重庆为常规兵器制造基地，甚至包括第三个钚生产堆（816工厂）和常规潜艇制造业（望江造船厂）；贵州贵阳主要接受光电工业，安顺主要接受飞机工业。需要注意的是三线建设并不都是沿海工业内迁，还有大量基础工业如长庆油田、攀枝花冶金工业、六盘水煤炭工业以及大量配套的铁路公路等新建项目。
　　1980年代后，伴随着改革开放与冷战趋于缓和，三线建设由保密名词逐渐见于报端。而改革开放后，许多三线建设单位由于位置偏僻闭塞而难有发展。1983年12月，中国政府在成都设立国务院三线办公室（1990年代改为国家计委三线办公室，21世纪后又改名为国防科工委三线协调中心）。
　　1984年11月在成都召开会议，确定第一批调整121个单位，迁并48个，全部转产15个。其后一些三线企业陆续迁往邻近中小城市，如咸阳、宝鸡、沙市、襄樊、汉中、广元、德阳、绵阳、天水附近。而技术密集型企业和军工科技企业则移往成都、重庆、西安、兰州等大城市。
　　这些企业迁移后，多半进行了改制，由军用企业转为民用企业。如位于十堰的中国第二汽车制造厂改制为东风汽车公司；重庆兵器工业基地改为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长安集团、嘉陵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建设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而一些未迁移的企业，则逐步走向荒废关闭。也有部分在地方政府的帮助下得以继续生存，但生产门类已经发生发生巨大变化，如重庆著名的816工程。1965年2月26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西南三线建设体制问题的决定》，成立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以加强对三线建设的领导。3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组成人员的批复》，同意以李井泉为主任，程子华、阎秀峰为副主任。后来彭德怀、钱敏任西南三线建委副主任。

二：部分基地
　　011基地：安顺。歼击机和教练机生产基地。
　　012基地：汉中。预计建设成歼击机生产基地，1975年，中央决定西安飞机设计所研制的运八飞机由012基地继续研制，基地变为运输机制造基地。1979年彤辉机械厂、劲松机械厂和012飞机设计所分出单独设立陕西飞机制造公司，012基地成了航空配件生产基地。1980年，运八飞机投入批量生产。
　　013基地（湖南航空）：张家界—长沙。管辖几个航空配件厂（主要是3028厂湘陵机械厂）和张家界航空工业职业技术学院、航空第三设计院。
　　014基地（中国空空导 弹研究院）：洛阳。158厂南峰公司从汉中迁来，专门制造空空导 弹。
　　061基地（江南航天）遵义。防空导 弹生产基地，航二院分建。
　　062基地（航天七院）万源—成都（现四川航天技术研究院）。火箭/弹道导 弹生产基地。航一院分建。
　　063基地（航天四院）：西安。
　　064基地（并入062基地）：达州。
　　066基地（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第九研究院（中国三江航天集团））：远安—孝感。飞航导 弹生产基地（红鸟）。航三院分建。
　　067基地（航天六院）：凤县—西安。液体火箭发动机生产基地。航一院分建。
　　068基地（湖南航天）：邵阳4县1市—长沙。航二院分建。1970年始建，1978年停建，1994年搬迁到长沙。
　　081基地（川北电子）：广元。原0821指挥部，1965年开始兴建，为火控雷达生产基地。
　　082基地：成都东郊电子工业基地。
　　083基地（振华电子）：都匀。
　　541总厂：坦克制造基地，机关在山西省闻喜县东镇，厂区分布在闻喜县、绛县、翼城县、夏县。
　　531工厂：现中原特殊钢铁厂，总部在河南省济源市，其余分布在济源西部山区各个山沟。可生产坦克炮、重炮，并通过焦柳铁路与洛阳相连，可和洛阳拖拉机厂在战时快速生产坦克。

　　所谓“三线”，一般是指当时经济相对发达且处于国防前线的沿边沿海地区向内地收缩划分的三道线。一线地区指位于沿边沿海的前线地区；二线地区指一线地区与京广铁路之间的安徽、江西及河北、河南、湖北、湖南四省的东半部；三线地区指长城以南、广东韶关以北、京广铁路以西、甘肃乌鞘岭以东的广大地区，主要包括四川（含重庆）、贵州、云南、陕西、甘肃、宁夏、青海等省区以及山西、河北、河南、湖南、湖北、广西、广东等省区的部分地区，其中西南的川、贵、云和西北的陕、甘、宁、青俗称为“大三线”，一、二线地区的腹地俗称为“小三线”。
　　粗略从行政区划看：一线地区：北京、上海、天津、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新疆、西藏。三线地区：四川（含重庆）、贵州、云南、陕西、甘肃、宁夏、青海7个省区及山西、河北、河南、湖南、湖北、广西等省区的腹地部分，共涉及13个省区。介于一、三线地区之间的地区，就是二线地区。
　　同时，地处一线二线的省份，各自建一批省属的“小三线地方军工企业”，由省国防工办领导，生产半自动步枪、7.62毫米中间威力步枪弹、手榴弹、引信、迫击炮弹、重机枪、中小口径迫击炮、火箭弹、火箭筒、高射机枪、无后座力炮，也就是步兵营连级的火力。力争做到在未来反侵略战争中“省”自卫战坚持抵抗。黑龙江的小三线是阿城和尚志，吉林的小三线是辉南，辽宁的小三线在朝阳凌源，河北的小三线沿太行山麓，山东的小三线是沂源，河南的小三线是济源，湖北的小三线是襄阳。湖南的小三线是娄底，广东小三线是连江，广西小三线是河池，安徽小三线是六安，上海小三线是皖南，江西小三线是万载和安福，福建小三线是三明，浙江小三线是云和与龙泉，江苏小三线是盱眙，新疆的小三线是和静县阿拉沟，甘肃小三线是平凉。

　　当时，我国的工业、国防工业等绝大部分都分布在东北、华北一带。
　　随着国际形势的演变，我国周边局势越发严峻。1956年之后，中苏由于在意识形态等方面发生了很大分歧，引起了苏联极大不满，单方面撕毁合同、撤走专家、逼还抗美援朝时期购买军备所欠下的债务，并且苏联还策动新疆分裂分子举行武装叛乱。随着中苏关系的进一步恶化，两国长达7300公里的边境线，出现了空前的紧张局势。美国第七舰队公然进入我台湾海峡，他又挟迫我周边国家签订条约，结成反华联盟，并在这些地区建立军事基地，对我国东、南部形成一个半圆形的包围圈。印度、日本、韩国等国对我国也持敌对态度。
　　1962年后，美国在台湾海峡多次举行以入侵中国大陆为目标的军事演习。
　　1964年，美国制定了绝密报告──《针对共产党中国核设施进行直接行动的基础》，试图出动空军袭击中国即将进行第一颗原子弹实验的核基地。
　　1964年8月2日，北部湾事件爆发，美国驱逐舰“马克多斯”号挑起并夸大与北越的武装冲突。美国出动第七舰队125艘军舰和600余架飞机，5日，美国悍然对越南民主共和国进行轰炸，开始全面介入越南战争，导致越战全面升级，并将战火延烧到包括北部湾和海南岛在内的中国南部地区。
　　1969年，中苏边境陈兵54个师、近百万人，在珍宝岛发生大规模武装冲突，苏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要用外科手术式核打击消灭中国核基地的计划，并打算联合美国进行。

　　“三线建设”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作出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它是在当时国际局势日趋紧张的情况下，为加强战备，逐步改变我国生产力布局的一次由东向西转移的战略大调整，建设的重点在西南、西北。
　　在1964年至1980年，贯穿三个五年计划的16年中，国家在属于三线地区的13个省和自治区的中西部投入了占同期全国基本建设总投资的40%多的2052.68亿元巨资；400万工人、干部、知识分子、解放军官兵和成千万人次的民工，在“备战备荒为人民”、“好人好马上三线”的时代号召下，打起背包，跋山涉水，来到祖国大西南、大西北的深山峡谷、大漠荒野，风餐露宿、肩扛人挑，用艰辛、血汗和生命，建起了1100多个大中型工矿企业、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