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前三十年：主动放弃苏联建党模式的文化大革命十年

一：七千人大会的出席者有多少成为了走资派
　　1961年底召开的七千人大会，原来是为了确定1962年的征粮指标。第二个五年计划执行中出现的经济比例全面失调，是伴随着生产关系和政治能量的大量不正常现象。
　　工业化带来的城市化，应当是在与世界市场的粮食进口和工业品交换同时进行的，但是中国在1958年进入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由于外部环境的关系，并不存在这样的条件。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中国增加的大量城市人口，得不到自己工业品出口换回的粮食进口，因此不得不依靠国内农业的供养。但是，1958年大量增加的城市人口，是在农村人民公社和大跃进中的浮夸、虚假信息基础上供养的。
　　这种情况在城乡广泛出现了粮食短缺、农村饥荒、居民营养不良等现象以后，发展到党内出现了干部情绪低沉、政治空气沉闷和巨大泡沫破灭感。
　　隔了几十年中国走上了改革开放道路以后，反过来看，当时人们潜意识中实际上是意识到国家治理出现了根本性的问题，但是，无论是中央领导层还是刚刚经历了大吹大哄的政治局面的一般干部，谁都没有条件认识到这一点。毕竟外部世界的冷战局面是一个最大的历史基础，谁的认识都不可能超越历史。
　　可是中国自己的历史毕竟是可以总结的。在进入被列强入侵瓜分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时期，中国新出现的大城市都是遵循了出口与进口遵循、经济交换的原则，在当时的条件下，城市主要是围绕着能够快速回流资金和出口的轻工业建立的，农村被迫为轻工业和快速出口服务，这些都是经过清末和民国时期几十年的实践证明了的东西。
　　在顺应资本主义实行了蚕农、桑农和棉农等商品化种植的地区，中国传统农村仍然是实行儒家村社的自治性治理。农村富农的出现和城市的在外地主的出现，代表了市场条件下的农村能够在轻工业商品经济快速循环和人口在城乡流动中享受到城市化的良好效果。但另一方面是对于贫苦农民的挤出效果──流失到城市成为工人阶级后备力量。
　　在这里，农村几千年传统的破坏是逐渐的、是有着补救措施的。
　　但是，解放后，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实行中的城市化不是这样，农村在高度分割的城乡户口治理和粮油统一调配体制下，农民的口粮和种植品的调拨，就意味着桑田织麻的农村生活物质基础的减少，就意味着农村几千年传统的破坏。
　　没有了轻工业在多种所有制下的在城乡之间的润滑和快速运转资金作用，中国的工业化城市成了农村的负担，而不是工业化支撑。在这种大的环境下，人民公社的大而公体制带来了家长制和强迫命令。公社干部俨然成了城市代表和工业化代表，农民丧失了几千年小农身份所附加的人文性和自治性。
　　对比起来，农村几千年传统的破坏是粗暴的，是脱离了中国共产党人一贯的尊重国情的路线的。
　　因此，后来四清运动中，很多农民在启发自己对于阶级斗争认识时，不去针对旧中国时期的地主富农，而是以切身体会谴责大跃进时期的种种现象。
　　七千人大会以后，很多省份的县以下公社出现了放弃征粮和种植计划，放任让农民自救，实行了三自一包的退回私有制的措施，而共产党的干部采取了实事求是的不去干涉的实际做法。
　　七千人大会以后在县以上的城市人口下放、工业指标缩减等调整中，刘少奇陈云邓子恢等人，在工业化城市调整中，伴随着在农业、农村自留地、城乡贸易和轻工业上，采取了符合中国传统城乡关系的经济措施，使得1964年以后形势逐渐好转。
　　七千人大会曲折反映出的国家治理中的根本问题，在刘少奇陈云邓子恢等人的实事求是的调整和承认底层民众利益的基础上得到了缓解，实际上也为出席当年大会的几千名县以上的干部队伍，打下了工业化时期党的领导集体所应当呈现的领导印象，那就是法治、民主和从实际出发的集体领导形象。
　　七千人大会上的情绪，在1964年的形势好转中得到了缓解，也间接承认了陈云做主报告的西楼会议和以后历次调整和恢复城乡农民自主关系体现的领导是正确的。是需要当时的中央加以总结和承认的。
　　这种情绪和在刘少奇主持调整工作中的理性站队，七千人大会的出席者都是历史见证人，同时他们是不是就成为日后文化大革命中，也成为毛泽东认定党内出现了一大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根本缘由？
　　这只有在历史条件成熟和逐渐清晰时才能确定。
　　但现在有一点可以统计的就是，当时1962年，出席七千人大会的人员中，有多少成为了日后被打到的走资派呢？

二：三分之一领导权丧失的判断从何而来
　　1962年到1964年经济逐步好转，实际上奠定了当时处于第一线的刘少奇、邓小平这些做实际工作的领导集体成员的党内威信。日后，毛泽东感受到了党内形成的对于刘邓的情感上的跟随。以至于以后发出某些地方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感慨。
　　毛泽东在这一时期，始终在研究阶级斗争问题。那就是从意识形态上来主导党内外话语权和处理与苏联关系问题。
　　全民党和宣布消灭了阶级，是苏联在赫鲁晓夫的集体领导时期明确的政治方针，毛泽东认为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本来在1956年党的八大时，毛泽东也同意了国内主要矛盾是生产力落后问题。但是，随着冷战局面和国外形势的发展，毛泽东转变了自己的认识。
　　生产力落后与超前的大而公的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结合中国国情灵活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结果。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为工人农民作为一个劳动者群体阶级，可以更加集中力量办大事地发展生产力创造了条件。
　　但是，经验证明，这种集中力量也可能是办了错事。
　　在社会主义教育多少多少条的不断修改推出中，可以看出当时党内对于中国国情中的深层次内容结合的迫切性，即把村民自治与工业化社会结合作为一个重要探索方向。
　　毛泽东在1964年开展的四清运动中，始终在思考如何发挥中国几千年中微观政治中的群众自治和创造性的问题。
　　毛泽东在开始评价刘少奇指导四清运动的做法──大兵团作战也好，桃园经验也好，都是从大跃进期间、人民公社期间县以下干部破坏了微观政治以后的政治乱作为现实出发，是肯定的。但是，很快他对依靠工作队方式和仍然是老一套的启发原有的贫农成分的群众诉苦划线的做法厌倦了。他把目光盯在了城市，盯在了经过反右、经过社会主义教育的文化教育卫生艺术领域以及工业领导干部，提出了意识形态控制和阶级斗争贯穿一切的命题。他设想在城市各个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领域，率先创造一个自下而上传递政治能量的阶级斗争理论，提出了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斗争要时时讲天天讲。
　　因此，毛泽东把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的原先设想中，由城市服务农村、支持农村的经济反馈、干部反馈，变成了城市为农村示范造反有理、阶级斗争意识形态化的政治反馈。
　　例如，毛泽东把土改时期单纯用土地占有作为划分阶级的标准，在新的时期发展到不在村地主的城市居民身份划分。提出解放后进入大学进入工厂商业的岗位中的地主富农后代的再教育问题。他说，
　　──阶级斗争所以会反映到党内来，还有一个重要根源。从党内成份来看，我们党内主要是工人、贫雇农、下中农，主要成份是好的。但是党内有大量的小资产阶级，其中有的是城乡上层小资产阶级分子，也有一批是知识分子，还有相当数量的地主、富农的子女。这些人，有的马列主义化了，有的化了一点，没有全部马列主义化，有的完全没有化，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没有入党。这些人对社会主义革命没有思想准备。另外，这几年还钻进一些坏人，他们贪污腐化，严重违法乱纪。民主革命不彻底，坏人钻进来，这个问题要注意。但是比较好处理。主要问题是没有改造好的小资产阶级分子，知识分子和地主、富农子女，对这些人需要做更多的工作。
　　把土改时单纯为了平分土地定的成分，变成了新时期为了意识形态的需要，把当初不在村地主仍然定为敌对势力，这就在城市的教育、文化、艺术领域和上层建筑中开展唯成分论和挑动青年中的派性打下了基础。

三：文化大革命初期党组织与工作组一起坏了名声
　　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是为了解决社会主义教育不能深入的问题。
　　刘少奇主持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做法，就是根据桃园经验在农村开展工作队的经验，必须在学校、大学和机关团体，开展面对面的斗争，因此很多学校和文化单位对成分不好的地主富农后代进行压制，对在过去有右派言论和与校党组织领导关系不好的知识分子进行人身打击。这里面实际上是由城市各领域的党组织和工作组进行了布置，让成分好的学生和带头批评党组织的青年进行无情打击、无限上纲。
　　同时，社会上的血统论和扫四旧作为先导开始了，即一些出身干部家庭的青年，在社会上进行破四旧，同时对城市地主扫地出门、遣返回乡等等。
　　扫地出门的地主富农没有什么政治能量，但是，成分不好的地主富农后代和受过教育的青年学生，是有政治判断力的。他们吸收了很多干部子弟和红色后代，很快在党组织之外组成了造反团体和造反派别，宣称自己背叛了自己的出身，已经成为建立政治微观主体的新人和被压制的对象。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看到了利用政治口号，在动态中、在矛盾对立中建立微观政治的机会，因此他适时地出来支持了广义的革命小将，即对于他过去几年中由于经济调整而建立起来的对立面──刘少奇、邓小平、邓子恢、陈云所建立的党内干部信息系统和政治能量传递系统，进行了彻底打击。
　　毛泽东在1966年8月5日发出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呵！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的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在这里，毛泽东明确指出：文化大革命与某些领导同志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的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密切相关。
　　那么，这里的“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的形左而实右”指的是什么呢？那就是经济调整中的农村基层党组织对于三自一包的默认变相承认了农民的自治权，以及四清运动中大兵团作战的工作队模式，在这两次发展中都与党组织的基本作用已经不再有关。
　　毛泽东站在革命小将一边，已经把党组织的系统和历史继承彻底打乱。

四：主动放弃苏联建党模式的文化大革命十年
　　1966年八月被造反派称之为红色八月，那一月，由于在城市地主富农后代的阶级斗争演化和意识形态主导权的争夺，在文化、教育领域和政治机关等等当中，人们被裹挟着加入了争夺意识形态控制方面的政治微观建设中，无数的造反组织成立了。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建立的工厂都是按照苏联一长制的模式建立的，党组织在这种模式中是没有位置的。而文化大革命中建立的造反组织，把工人阶级地位、干部参加劳动和鞍钢宪法等中国工业管理模式提了出来。
　　在学校停课和卫生医疗等城市资源下乡、以及文艺革命中的样板戏等等新事物中，是造反派组织把在四清运动中怎样动员也下不去的城市老爷、干部官僚一下子给推了下去，从精神面貌上，从科层体制上被推了下去。
　　毛泽东看到这一切，想到了费了很大劲的四清怎样推也推不动，搞了多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设想怎样做也不完满，在心里是十分振奋的。在这方面，即使打倒了一大片、打倒了一大批老干部、伤了一大批人心，他也在所不惜。
　　被打倒的老干部中很多人惊惶震惊，但是没有人想起四年前──1962年9月24日怀仁堂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实际上在那里面已经预示了这一天：
　　──社会主义国家有没有阶级存在？有没有阶级斗争？现在可以肯定，社会主义国家有阶级存在，阶级斗争肯定是存在的。列宁曾经说，革命胜利后，本国被推翻的阶级，因为国际上有资产阶级存在，国内还有资产阶级残余，小资产阶级的存在，不断产生资产阶级，因此，被推翻了的阶级还是长期存在的，甚至要复辟的。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如英国、法国等都曾几次反复。社会主义国家也可能出现这种反复，如南斯拉夫就变质了，是修正主义了，由工人、农民的国家变成一个反动的民族主义分子统治的国家。我们这个国家就要好好掌握，好好认识，好好研究这个问题。要承认阶级长期存在，承认阶级与阶级斗争，反动阶级可能复辟。要提高警惕，要好好教育青年人，教育于部，教育群众，教育中层和基层干部，老干部也要研究，教育。不然，我们这样的国家还会走向反面。走向反面也没有什么要紧，还要来个否定的否定，以后又会走向反面。如果我们的儿子一代搞修正主义，走向反面，虽然名为社会主义，实际是资本主义，我们的孙子肯定会起来暴动的，推翻他们的老子，因为群众不满意。所以我们从现在起就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开大会讲，开党代会讲，开全会讲，开一次会就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一条比较清醒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
　　这里讲的“如果我们的儿子一代搞修正主义，走向反面，虽然名为社会主义，实际是资本主义，我们的孙子肯定会起来暴动的，推翻他们的老子，因为群众不满意。”会使老干部恍然大悟。
　　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之火终于烧到了老干部──这不就是一场暴动吗？
　　打倒一大片以后是大联合，是军宣队、工宣队，是斗批改等等。
　　1967年10月27日，经过近一年半的“文化大革命”动乱，各级党组织陷于瘫痪状态。为使党组织得以恢复并发挥作用，中共中央、中央文化大革命小组发出《关于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的单位恢复党的组织活动的批示》。毛泽东在批发这个文件时指出：“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后称“五十字建党方针”）。11月5日，他提出“一个无产阶级的党也要吐故纳新，才能朝气蓬勃。”“九大”闭幕时他又说：“有些外国人、新闻记者说，我们这个党在重建。现在我们自己也提出这个口号，叫做整党建党。”
　　从这五十字的建党纲领来看，毛泽东是把文化大革命的微观政治造反经验，作为一个新的建党模式提出来，是用新的建党模式来巩固和维持文化大革命的成果。但是，党的九大修改的新党章，却由于林彪的自我爆炸和文化大革命在人们心目中的破产，变得不再有说服力。
　　一直到毛泽东逝世，揪出四人帮，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
　　从此，由于文化大革命彻底抛弃了苏联建党模式，留下了中国在派性政治基础上延续党的生活的一种不正常的基因。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改革开放时期的全体党的注意力放在抓经济，在体制方面暂时压制了党内的派性惯性，但是一旦政治出现问题，由于文化大革命带来的派性基因，还会在党内以新的方式表现出来。
　　可以说，文化大革命带给党的最大遗产，就是派性基因。如何彻底消除这种恶性基因？回到苏联的建党模式是行不通的，要解决历史遗留，归根到底，还是要依靠党内创新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