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与买菜──智与智库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高研院院长) 编者按:2021年6月5日 上海“观察者”网,发表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全球与当代中国高等研究院院长郑永年教授的《郑永年:中国正在面临西方的知识围堵》一文,值得一读。这里摘要该文其中的两小节部分“菜与买菜──智与智库”内容,以飨 读者。 中国智库的现状 我们现在所说的智库,或者包括更广的研究领域,我将其分成三种类型。一种比较明显的,体制内的智库叫论证派。政策论证是很需要的,无论是中央的、地方政府的政策,都需要有人论证。对于一些政府的决策,论证正确的,需要及时地总结经验,而对于一些的决策,论证存在质疑的,需要及时反馈,并提出建设性的建议。 但论证派有它的局限性。中国如果跟美国或者西方主要国家比较一下,我们的决策机制跟其他国家不一样。在我们国家,决策者也往往是政策研究者,或者决策者跟政策研究是同一个体系。 西方的决策论证和政策决策研究,大都是分离的,决策者基本上不做政策研究,政策研究不做决策,他们强调的是“政策市场”或者“思想市场”,决策者到“政策市场”或者“思想市场”上去“采购”政策。也就是说政策市场跟我们买菜一样,喜欢吃哪种菜就买哪种菜,采购就行了。美国政府从里根开始就是从“思想市场”“政策市场”里去采购政策,因此这个“政策市场”非常发达。 而基本上每一届的“政策采购”,都是相当成功的。这种情况也说明了智库在美国的重要性。 特朗普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他武断专制,忽视了美国的“政策市场”,什么都是自己说了算。 中国的知识体系重建 无论是智库也好,学术界也好,我们现在吃亏的地方,在于缺少完整的中国知识体系。比如前面所提到的,我们媒体的表达形式很多方面远远超过西方,尤其是硬件,但是为什么我们媒体走不出去呢? 因为我们媒体背后没有一套人家可以接受的知识体系来支撑,如果没有这套知识体系,我觉得中国的媒体永远做不大、做不强。 中国目前已经有大量的智库,但有些还是“有库没智”。在西方,比如说 基辛格先生,他基本上没有库或者库太小,但即便如此,他也是一个智库。智库需要智,智在前面,库在后面,我们不要把大量的钱都弄在造库上。 大量的钱花到了搞机构,到了要发展智,就没有钱和精力了。 从国内的发展来说,也是面临知识短缺的问题。我们下一步怎么做?我们一直强调要有知识体系的指导,没有知识体系的指导,下一步会走得更辛苦,甚至会走错。这套知识体系如何构建? 实际上,我们的实践还是很丰富、做的很成功的。但是为什么那么丰富的实践,到了我们的理论、到了我们的思想方面,就变得那么贫乏贫穷了呢?我们需要思考,如果我们不能把丰富的实践提升成为概念、理论、思想的话,就很难构建真正有用的知识体系,也很难总结以前怎么过来的经验来指导未来的实践。 中国几千年的实践很丰富,近代以来的变迁、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就、深圳从40年以前的一个小渔村和小镇发展到今天这样,所有这些都是非常成功的实践。现在深圳还没有一本好的用社会科学的方法来总结深圳经验的书,用社会科学的方法总结深圳成功的经济学, 政治学,或者社会学。深圳的经济发展、社会治理、政商关系、中央地方关系、体制改革的演变、开放历程等等,这些都需要学理化、概念化。美国的智库有一点做得好,美国很多学者成名之后会往智库跑,为国家服务,甚至出任政府官员,真正“学而优则仕”。 所以智库是美国一个跟实践相结合的平台,在国家政策的研究和形成过程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我们也可以考虑,如果要建设好智库,应该考虑与大学相对区分开来,与实践更为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我们做智库毕竟是比较新近的事情,没有多大的历史包袱,设计得好,可以有更高的起点。 希望我们的智库能经常交流,把智库这个事情做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