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谈中兴事件：不惜代价发展芯片产业是危险的

　　吴敬琏，1930年1月24日出生，南京人，是中国经济学界的泰斗，当代中国杰出经济学家、著名市场经济学者、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
　　吴敬琏的母亲邓季惺是著名的女报人，吴的生父吴竹似、继父陈铭德都是《新民报》（《新民晚报》前身）的创办人。被誉为“中国经济学界良心”。
　　现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国务院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历届总理的座上宾，中国企业发展研究中心顾问；《改革》、《比较》、《洪范评论》杂志主编；南京大学、复旦大学著名校友、香港浸会大学、香港大学荣誉社会科学博士。1984～1992年，连续五次获得中国“孙冶方经济科学奖”。2003年获得国际管理学会（IAM）“杰出成就奖”；2005年荣获首届“中国经济学奖杰出贡献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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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敬琏PK联合国，大家都笑了

　　前不久，吴敬琏先生提到了医疗改革，他说，他们研究中心一位同志为外单位做了个课题，认为医疗改革问题出在市场化上，作为一家之言在有关媒体上发表了。把不同的意见拿出来做深入研究，本来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但后来就有媒体报道：国务院直属研究中心认为医疗改革基本不成功。“于是就轰起来了，造成很大的社会震荡”，吴敬链说，“这个问题就没有经过认真讨论，于是网上就出现了很多情绪化的声音，开始‘捣糨糊’”。
　　吴敬琏先生的这个说法，很明显是保留了对医疗改革的态度，他认为不宜先“轰起来”，应该好好讨论一下再说。虽然很婉转，吴敬琏先生明确地说明了这只是“我们研究中心一位同志”的“一家之言”。
　　可是太多的人认可了这个“一家之言”，于是就有网络和媒体对吴敬琏的斥责和批评。
　　无独有偶。时隔几天，新华社3月18日发表了记者韩洁和王永康的文章，称“作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的中国在医疗卫生领域正面临尴尬境地：在世界卫生组织进行的成员国医疗卫生筹资和分配公平性的排序中，中国位列191个成员国中的倒数第四位。”
　　这下吴敬琏先生就有些尴尬了。因为，反对吴敬琏说法的人又有了一条有力的根据。我认为，吴敬琏先生既然希望“认真的讨论”，那么是不是应该有理有据地写出一篇文章，反驳联合国卫生组织的说法呢？
　　但稍想想又觉实在没有必要。联合国卫生组织的结论来自于何种标准什么依据，其实并不重要，而且可以肯定，它联合国的标准不一定适用于我们，只具有参考的意义罢了。要紧的是，大众的声音和吴敬琏的声音不同。
　　吴敬琏先生的尴尬，真正的表现在当多数人对医疗体制不满时，还没有看出问题，还在坚持要“经过认真的讨论”。我不知道要经过什么样的认真的讨论，是要说服吴敬琏先生改变看法吗？这不仅不太可能也没有必要，历史从来不肯为某个人停下脚步。
　　我于是便猜想，吴敬琏对医疗体制的评价，究竟是经济学家依据某种理论作出的判断还是依据中国的现实做出的判断，为何与大众的声音有如此大的反差？难道，真正应了另一位经济学家所谓的“正确的观点是不需要投票的”的说法？如此天马行空，难道真认为自己是真正的精英，不食人间烟火而只在深奥的理论中遨游？
　　现实却比较冷静，当吴敬琏的“没有经过认真研究”PK联合国的不一定可靠的研究结论时，大家都笑了。
　　这笑的经济学含义是什么呢？愿吴敬琏先生三思。

　　最近有一些关于吴敬琏先生的传言，都是敏感话题，不说也罢。
　　可是，吴敬琏先生公开露面了，接受采访了，传言止于公开。
　　日前，吴先生正在天津开会。8月29日他接受了《财经》记者的采访，谈及他对改革开放30周年的看法。并透露他将启程前往顺义，参加将于8月30日召开的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会议。
　　【《财经网》专稿/记者：杨哲宇】“近年来变得严重起来的腐败现象，本来是由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不到位所造成的，坚持改革是惟一出路，”吴敬琏向《财经》记者重申此观点，强调他一贯的改革主张。
　　“现在一些地方正在兴起新的思想解放运动，突破旧观念的束缚，在经济、社会、政治领域形成新思想。我希望在明确认识的基础上，中国的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得到推进。”吴敬琏说。
　　吴敬琏还表示，改革能否推进，关键在于政府自身。计划经济下的政府是从宏观到微观，直到人们的家庭生活无所不管的全能政府。要把这样的政府改造成为专注于提供公共产品的服务型政府，就需要政府官员出以公心，割舍那些与公仆身份不符的权力。
　　政府改革的任务，不仅是要减少和消除对资源配置和价格形成的行政干预，使市场机制有可能发挥基础性作用，更艰巨的任务，还在于建设一个能够为市场的正常运作提供支持的制度平台。没有这样一个制度平台，就难以摆脱规则扭曲、秩序混乱、权钱交易等状况。

　　本报讯 （记者徐春柳）针对近日凤凰财经报道的吴敬琏教授卷入美国间谍案、被带离调查一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网站8月29日刊出声明公开辟谣，称吴敬琏目前工作及生活一切正常。
　　吴敬琏昨日也对本报澄清，“卷入间谍案”属谣言，他自己也觉得莫名其妙。
　　29日，有境外媒体报道称，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因涉嫌为美国担任间谍工作，被带离调查。
　　当天，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网站首页发布声明，“近日网上流传吴敬琏教授的一些不实传言，也有不少人来电询问并关心吴教授的近况。我们刚刚与吴敬琏教授通过电话，他目前工作及生活一切正常，并将于2008年8月30日如期出席相关学术会议。”落款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时间是“2008年8月29日下午”。
　　昨天，吴敬琏出席了在北京顺义一家宾馆举办的改革开放三十年研讨会。
　　会后，吴敬琏对本报记者表示，他四天前在外开会就得知了这个谣言，觉得莫名其妙，一直没有理会，没想到愈演愈烈。吴敬琏对传谣者的动机很有疑惑。他觉得谣言传播的过程也值得研究，到底是什么人在传谣。

　　中国经济时报：在中国经济学界，您是最早提出警惕权力寻租阻碍改革进一步推进的学者。
　　吴敬琏：市场经济制度的有效运转，必须有其他制度的支撑。对于一个所谓“非人格化交换”占主要地位的现代市场经济来说，没有合乎宪政原则的法律和独立公正的司法，合同的执行是得不到保障的。在这种情况下，经济活动的参与人为了保障自己财产的安全，就只有去“结交官府”，“搞掂”官员。于是，就出现了寻租的新动力。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难于贯彻”。按照邓小平的要求，1987年的中共十三大部署了以“党政分开”为重点的政治体制改革。但是这些改革也因为1989年发生的政治风波而中断。1997年的中共十五大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口号，十六大又重申了这样的主张，而且还提出建设民主政治和提升政治文明的问题。但是，十年来进度十分缓慢。
　　中国经济时报：根据您的分析，由于市场化改革不到位和制度缺陷，导致我国经济社会领域仍然面临着挑战。您能否介绍一下这些挑战？
　　吴敬琏：好的。这些挑战从大的方面看有两个：经济的和政治的。先说经济。改革不到位使靠资源投入和出口需求驱动的粗放经济增长方式得以持续。这导致资源短缺、环境破坏等问题日益突出，内外经济失衡加剧，金融市场面临系统性风险。这方面的挑战，我在各种场合已经做出了比较详尽的说明。
　　从社会政治方面说，经济和政治改革迟滞造成的主要不良后果，则是寻租基础扩大，腐败蔓延和贫富分化过大导致大众强烈不满，威胁社会安定。由于行政权力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加强和寻租规模的扩大，腐败活动日益猖獗。根据1989年以来若干学者的独立研究，我国租金总额占GDP的比率高达20％──30％，绝对额高达4万亿──5万亿元。巨额的租金总额，自然会对我国社会中贫富分化加剧和基尼系数的居高不下产生决定性的影响。1995年，李强教授的抽样调查表明，1994年全国居民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了0.43的高水平，超过了国际上0.40的警戒线；世界银行《2006世界发展报告》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已由改革开放前的0.16上升到目前的0.47。
　　中国经济时报：从您的分析中，我们明白，目前我国存在的种种社会弊病和偏差，从根本上说，是源于经济改革没有完全到位，政治改革严重滞后，权力不但顽固地不肯退出市场，反而强化对市场交换的压制和控制，造成了普遍的腐败寻租活动的基础。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扩大成就和克服缺陷的道路，在于推进改革，建设法治的市场经济。但是，现实中还存在着另一种解释，这种解释认为，改革本身就是错误的，这种看法，据说还很有些“市场”。
　　吴敬琏：的确如此。近年来，改革开放前旧路线和旧体制扞卫者对我国目前态势作出了与事实完全相反的解释，以此对改革开放发动全面攻击，若干早已被执政党否定的旧思想、旧观念又力求利用人们对历史和现实缺乏了解而重新流行起来，在部分人群中造成了思想混乱，亟待澄清。这就是引发2004──2006年“第三次改革大辩论”的背景。在争论中，这些人利用广大群众对腐败等问题的正当不满，极力鼓吹目前我们遇到的种种社会经济问题，从腐败的猖獗、分配不公直到看病贵、上学难，甚至国有资产流失、矿难频发等，都是由市场化的“资产阶级改革路线”（“资改路线”）所造成。据此，他们主张摒弃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路线，重举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旗帜，为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人“平反昭雪”，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实现“对党内外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中国经济时报：有人相信吗？
　　吴敬琏：虽然旧路线和旧体制的支持者在对医疗、教育、住房以及国企改革的具体问题的讨论中利用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言说蒙蔽蛊惑不明真相的群众，煽起怀疑和反对改革开放的风潮，在意识形态这个他们自认的世袭领地中取得了某种程度的成功。但是，一旦他们亮明了自己的底牌，即回到给中国人民造成了巨大民族灾难的旧路线和旧体制去的时候，那些虽然对于改革开放的某些具体做法和中国社会的现状怀有这样或那样意见，但不反对改革开放大方向的人们也就离他们而去了。
　　中国经济时报：我注意到，您在最近的一系列谈话中，一再强调要进一步明确改革的目标模式是建立在法治基础上的现代市场经济，避免由于缺乏统一认识导致的思想混乱和不准确的理解。那么，依您之见，经济改革将如何向前推进？
　　吴敬琏：我认为，经济领域的改革努力，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实现尚未完成的产权制度改革。例如，与中国将近一半人口的农民利益息息相关的土地产权问题没有解决，农民的土地、宅基地等资产无法变成可以流动的资本。这既使继续务农的农村居民的利益受到损害，也使转向务工、务商的新城市居民安家立业遇到困难。
　　二是继续推进国有经济的布局调整和完成国有企业的股份化改制。当世纪之交国有经济改革取得阶段性成果，应当进一步对国有大型企业改革进行攻坚的时候，改革的步调明显放缓。不但在股权结构上一股独大和竞争格局上一家独占的情况没有得到完全的改变，在某些领域中还出现了“国进民退”、“新国有化”等开倒车的现象。这种趋势必须扭转，中共十五大和十五届四中全会关于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改革的决定必须贯彻。
　　三是加强商品和服务市场的反垄断执法和资本市场的合规性监管。对于目前在商品和服务市场上仍然存在的行政垄断，必须采取有力措施加以破除。在资本市场上，被称为“政策市”、“寻租市”的痼疾并未得到根除，各类“内部人”利用信息优势和内幕交易及操纵市场等犯罪活动损害民间投资人的利益、大发横财的情况也所在多有。因此，必须端正思路，选好手段，加强合规性监管，促进我国资本市场健康成长。
　　四是建立新的社会保障体系。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建立全覆盖、多层次的新社会保障体系。可是十几年过去了，由于遇到了政府内部的重重阻碍，这项极其重要的社会基础设施至今还没有建立，使弱势群体的基本生活保障不能落到实处。其建设进度必须加快。
　　中国经济时报：政治领域呢？
　　吴敬琏：政治改革必须加快。宪政、民主、法治，是现代市场经济所要求的上层建筑保证。中共十五大提出建设法治国家和十六大作出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承诺以来，时间已经过去了许多个年头。虽然在中国这样一个国家建立民主、宪政和法治三位一体的现代政治体制并非易事，但是世界潮流浩浩荡荡，容不得我们延宕和等待，必须从建立法治起步，加快我国政治体制的改革。通过法治建设在各种权利主体之间正确地配置权力，规范政府的行为，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不受侵犯。在此基础上逐步扩大民主，强化民众对政府的控制与监督，才有望稳步地实现宪政、民主和法治的目标。在这样重大的问题上，我们没有退路可寻。（原载于《中国经济时报》）

　　中国经济时报：人们在描述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时候，有一个十分流行的说法叫“摸着石头过河”。您同意这个说法吗？
　　吴敬琏：这个说法，涉及的是我国改革的目标模式。改革最初几年，虽然在全社会范围形成了变革的共识，但是，改革目标还比较模糊。摸着石头过河，实际上是没有一个很明确的体制目标。当时的人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变革设想。不过在当时进行全面改革的思想和理论准备不足的情况下，中国党政领导采取的策略是在保持国有企业和命令经济占主体地位的条件下，作出了一些变通性的制度安排。比如，在土地仍归集体所有的条件下，以“包产到户”的形式恢复农民的家庭经营；在保持公共财政与企业财务合一的前提下，实行“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使各级地方政府有了促进本地经济发展的积极性；在物资的计划调拨和行政定价的“计划轨”之外开辟出物资串换和协商定价的“市场轨”； 在国内市场的“大气候”尚未形成的情况下，构建“经济特区”的“小气候”来与国际市场对接。
　　这些变通性制度安排的关键，就是在保持命令经济基本框架不受触动的同时，引进了市场经济的因素作为补充。市场因素的出现，为一些有才能的人士积极从事生产性活动提供了可能性，促使国民经济很快恢复。
　　这些变通性制度安排更深远的影响，是形成了一种“双轨制”的制度环境。一方面，作为计划经济基础的国有经济（存量部分）仍然按照命令经济的逻辑运转；另一方面，新成长起来的民营经济成分虽然仍然在不同程度上依附或隶属于基层政府，但其供产销则大体上是由市场导向的。
　　中国经济时报：那么，在您看来，市场经济的目标模式逐渐明确起来，始于什么时间？
　　吴敬琏：市场经济的目标模式是在1984～1992年期间逐渐形成的。
　　上世纪80年代初期， 已经有一些经济学家提出用什么样的经济体制来取代计划经济的旧体制的问题。到了80年代中期，随着变通性政策取得一定的成效，人们发现，仅仅依靠一些不成体系的政策来“调动积极性”，并不能实现经济的根本性变化，相反还带来种种冲突和混乱。于是，就提出了需要探索什么是“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这一重大问题。
　　在讨论中，政界、经济界和学术界人士大致提出了四种体制目标模式：（1）后斯大林时期的计划经济模式（“改良的苏联模式”）；（2）“市场社会主义”模式（“东欧模式”）；（3）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模式（“东亚模式”）；（4）自由市场经济模式（“欧美模式”）。在1980年代中期，在模式（1）和模式（2）的影响逐渐消退的同时，模式（3）和模式（4）占了上风。大体说来，在后两种模式中，东亚模式往往为官员们所钟爱，而欧美模式则为具有现代经济学知识的学者所向往。不过，虽然这两种模式在政府的作用问题上存在原则性的差别，但在当时命令经济还占有统治地位的条件下，它们之间的分歧并不占有突出的地位。而且即使以自由市场经济作为改革最终目标的人们，也往往认为在落后经济高速发展的冲刺中，强有力的政府往往利大于弊。从1984年以后的中国党政领导机关的文献可以看到，在对改革目标作理论论述时，大体上采用模式（4）的语言；而在规定具体措施时，则有更多模式（3）的内容。
　　这样，在具有改革思想的官员和学者的共同努力下，在1984年10月的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上形成一种大多数人都能接受的改革思路，这就是建立“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或“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应当说，从这时开始，就不再是“摸着石头过河”了。
　　中国经济时报：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只有两个字的差别，但是，这个转变却花费了数年时间。
　　吴敬琏：明确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在1992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四大。在此之前，经历了一些曲折，出现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二次改革大辩论。但也正是这些曲折和辩论，使愈来愈多的人明确地认识到，要建立的新的经济体制就是在现代国家中普遍流行的市场经济，问题的关键在于用市场取代计划来进行经济资源的配置，决定企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为谁生产、如何分配等微观经济问题。
　　中国经济时报：不少学者用“增量#改革”战略来解释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但是，正如您最近一再指出的，增量改革战略也导致了一些严重的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是：（1）国有企业的财务状况日益恶化；（2）由此引发反复出现的通货#膨胀；（3）利用“双#轨制”以权#谋#私者的“寻#租”活动日益猖#獗，行政#腐#败广泛蔓延；（4）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等等。
　　吴敬琏：市场经济的目标模式虽然在1984──1992年期间逐渐形成，但是改革的实际推进，仍然按照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做法，以“增量改革”的方式进行。这就是说，对于计划经济原有的部分（存量部分）不作大的改变，改革和发展着重在增量部分进行。增量改革战略对80年代改革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是，由于没有触动国有经济和改变“双轨制”的基本态势，就带来了一系列消极后果。
　　为了克服经济社会领域存在的弊端，需要全面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用配套改革消除“双重体制胶着对峙”状态。在1992年中共十四大明确宣布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以后，1993年11月的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整体推进、重点突破”的新的改革战略，设计了一系列重要改革的目标和实施步骤，要求在20世纪末把市场经济制度初步建立起来。从此经济改革进入了大步推进的新阶段。到世纪之交，以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为基础成为初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它的主要表现是：第一，民营经济份额的提高和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格局的形成。这种格局首先在沿海地区形成，然后逐步向内地延伸。凡是建立了这种所有制格局的地区，无一例外地出现了社会投资迅速增大，内外贸易空前活跃，经济全面繁荣的局面。第二，商品市场初步建立，要素市场开始形成，并在资源的有效配置中起到了愈来愈大的促进作用。第三，宏观经济管理体系初步建立。这一体系的基础在1994年的财税改革和金融改革中开始建立，使宏观经济管理当局有可能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等总量手段调节宏观经济，并在1994──1995年反通货膨胀和1998──1999年反衰退的宏观经济调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经济时报：30年来，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确实取得了巨大成就，这是因为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的结果。
　　然而，在改革目标上，至今还存在一些分歧，甚至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有不同的理解。
　　吴敬琏：前面我们提及，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占主导地位的是“东亚模式”和“欧美模式”，两者都赞成搞市场经济，至于政府作用大小可以存而不论。由于针对政府职能定位和国有经济地位等问题没有明确说明，这成为80年代改革目标模式上的模糊之处。早期这个问题不大，越到后来，这个模糊之处就越成为问题。它使具有不同倾向的人可以对这一目标作不同的解释。在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后，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也出现了不同理解。相当一部分人，特别是政府官员，把东亚国家所谓“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当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常态，因此常常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强化这种体制中政府强力干预的重商主义倾向。于是，在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以后，我国社会始终存在一个“向哪里去”的选择问题，或者是确立宪政，限制行政权力，走向法治的市场经济制度，或者是沿着重商主义的道路，走向权贵资本主义，或称官僚资本主义、官家资本主义的穷途。在这种情势下，坚持建立市场经济的人们要求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建设法治的市场经济；而某些能够从寻租活动中获得利益的既得利益者不愿意继续朝法治市场经济的方向前进。他们采取各种各样的手段来阻止进一步进行经济和政治改革，以免自己的寻租权力遭到削弱；甚至假借“改革”的名义扩大权力的干预，以便扩大寻租活动的空间。
　　中国经济时报：在中国经济学界，您是最早提出警惕权力寻租阻碍改革进一步推进的学者。
　　吴敬琏：市场经济制度的有效运转，必须有其他制度的支撑。对于一个所谓“非人格化交换”占主要地位的现代市场经济来说，没有合乎宪政原则的法律和独立公正的司法，合同的执行是得不到保障的。在这种情况下，经济活动的参与人为了保障自己财产的安全，就只有去“结交官府”，“搞掂”官员。于是，就出现了寻租的新动力。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难于贯彻”。按照邓小平的要求，1987年的中共十三大部署了以“党政分开”为重点的政治体制改革。但是这些改革也因为1989年发生的政治风波而中断。1997年的中共十五大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口号，十六大又重申了这样的主张，而且还提出建设民主政治和提升政治文明的问题。但是，十年来进度十分缓慢。

　　中国经济时报：根据您的分析，由于市场化改革不到位和制度缺陷，导致我国经济社会领域仍然面临着挑战。您能否介绍一下这些挑战？
　　吴敬琏：好的。这些挑战从大的方面看有两个：经济的和政治的。先说经济。改革不到位使靠资源投入和出口需求驱动的粗放经济增长方式得以持续。这导致资源短缺、环境破坏等问题日益突出，内外经济失衡加剧，金融市场面临系统性风险。这方面的挑战，我在各种场合已经做出了比较详尽的说明。
　　从社会政治方面说，经济和政治改革迟滞造成的主要不良后果，则是寻租基础扩大，腐败蔓延和贫富分化过大导致大众强烈不满，威胁社会安定。由于行政权力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加强和寻租规模的扩大，腐败活动日益猖獗。根据1989年以来若干学者的独立研究，我国租金总额占GDP的比率高达20％──30％，绝对额高达4万亿──5万亿元。巨额的租金总额，自然会对我国社会中贫富分化加剧和基尼系数的居高不下产生决定性的影响。1995年，李强教授的抽样调查表明，1994年全国居民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了0.43的高水平，超过了国际上0.40的警戒线；世界银行《2006世界发展报告》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已由改革开放前的0.16上升到目前的0.47。
　　中国经济时报：从您的分析中，我们明白，目前我国存在的种种社会弊病和偏差，从根本上说，是源于经济改革没有完全到位，政治改革严重滞后，权力不但顽固地不肯退出市场，反而强化对市场交换的压制和控制，造成了普遍的腐败寻租活动的基础。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扩大成就和克服缺陷的道路，在于推进改革，建设法治的市场经济。但是，现实中还存在着另一种解释，这种解释认为，改革本身就是错误的，这种看法，据说还很有些“市场”。
　　吴敬琏：的确如此。近年来，改革开放前旧路线和旧体制扞卫者对我国目前态势作出了与事实完全相反的解释，以此对改革开放发动全面攻击，若干早已被执政党否定的旧思想、旧观念又力求利用人们对历史和现实缺乏了解而重新流行起来，在部分人群中造成了思想混乱，亟待澄清。这就是引发2004──2006年“第三次改革大辩论”的背景。在争论中，这些人利用广大群众对腐败等问题的正当不满，极力鼓吹目前我们遇到的种种社会经济问题，从腐败的猖獗、分配不公直到看病贵、上学难，甚至国有资产流失、矿难频发等，都是由市场化的“资产阶级改革路线”（“资改路线”）所造成。据此，他们主张摒弃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路线，重举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旗帜，为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人“平反昭雪”，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实现“对党内外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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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敬琏：虽然旧路线和旧体制的支持者在对医疗、教育、住房以及国企改革的具体问题的讨论中利用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言说蒙蔽蛊惑不明真相的群众，煽起怀疑和反对改革开放的风潮，在意识形态这个他们自认的世袭领地中取得了某种程度的成功。但是，一旦他们亮明了自己的底牌，即回到给中国人民造成了巨大民族灾难的旧路线和旧体制去的时候，那些虽然对于改革开放的某些具体做法和中国社会的现状怀有这样或那样意见，但不反对改革开放大方向的人们也就离他们而去了。
　　中国经济时报：我注意到，您在最近的一系列谈话中，一再强调要进一步明确改革的目标模式是建立在法治基础上的现代市场经济，避免由于缺乏统一认识导致的思想混乱和不准确的理解。那么，依您之见，经济改革将如何向前推进？
　　吴敬琏：我认为，经济领域的改革努力，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实现尚未完成的产权制度改革。例如，与中国将近一半人口的农民利益息息相关的土地产权问题没有解决，农民的土地、宅基地等资产无法变成可以流动的资本。这既使继续务农的农村居民的利益受到损害，也使转向务工、务商的新城市居民安家立业遇到困难。
　　二是继续推进国有经济的布局调整和完成国有企业的股份化改制。当世纪之交国有经济改革取得阶段性成果，应当进一步对国有大型企业改革进行攻坚的时候，改革的步调明显放缓。不但在股权结构上一股独大和竞争格局上一家独占的情况没有得到完全的改变，在某些领域中还出现了“国进民退”、“新国有化”等开倒车的现象。这种趋势必须扭转，中共十五大和十五届四中全会关于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改革的决定必须贯彻。
　　三是加强商品和服务市场的反垄断执法和资本市场的合规性监管。对于目前在商品和服务市场上仍然存在的行政垄断，必须采取有力措施加以破除。在资本市场上，被称为“政策市”、“寻租市”的痼疾并未得到根除，各类“内部人”利用信息优势和内幕交易及操纵市场等犯罪活动损害民间投资人的利益、大发横财的情况也所在多有。因此，必须端正思路，选好手段，加强合规性监管，促进我国资本市场健康成长。
　　四是建立新的社会保障体系。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建立全覆盖、多层次的新社会保障体系。可是十几年过去了，由于遇到了政府内部的重重阻碍，这项极其重要的社会基础设施至今还没有建立，使弱势群体的基本生活保障不能落到实处。其建设进度必须加快。
　　中国经济时报：政治领域呢？
　　吴敬琏：政治改革必须加快。宪政、民主、法治，是现代市场经济所要求的上层建筑保证。中共十五大提出建设法治国家和十六大作出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承诺以来，时间已经过去了许多个年头。虽然在中国这样一个国家建立民主、宪政和法治三位一体的现代政治体制并非易事，但是世界潮流浩浩荡荡，容不得我们延宕和等待，必须从建立法治起步，加快我国政治体制的改革。通过法治建设在各种权利主体之间正确地配置权力，规范政府的行为，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不受侵犯。在此基础上逐步扩大民主，强化民众对政府的控制与监督，才有望稳步地实现宪政、民主和法治的目标。在这样重大的问题上，我们没有退路可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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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怪要搞臭吴敬琏，原来是因为说了这样的话。

　　50年代我们要赶英超美，结果非但未能如愿，反而招来三年饥荒，葬送了数千万同胞的生命。又过了整整半个世纪，虽然超美之路仍迢遥而曲折，但经济总量赶英却已毫无问题。只是，我们却没有美梦成真的狂喜。
　　这固然是一种理性，更重要的原因，则在于经济总量赶英，给我们带来的福利有限，梦已成真，但梦并不那么美。经济总量节节攀高，而底层社会依旧广泛存在，普通人的生活品质没有实际改善。工资增长幅度远远比不上GDP和财政收入的增幅，教育、医疗、住房三座大山岿然不动，就是有力的印证。
　　经济增长不能让老百姓受益，这种现象早就不是鲜为人知。而要追问这种并非鲜为人知的现象，吴敬琏最近推出的《呼唤法治的市场经济》，不能不说是一本必读书。

两种主要危险
　　吴敬琏是以“吴法治”的身份，来推出这本书的。早年，也就是1990年代之前，吴敬琏的社会形象基本上可以叫做“吴市场”。换句话说，那时他是以市场经济的主要倡导者而著称于世的。随着市场经济在中国逐渐落地生根，吴敬琏发现他早年对市场经济的幻想过于浪漫，“在我国改革的早期阶段，包括我本人在内的不少市场取向改革的支持者都认为，只要放开了市场，就能够保证经济的昌盛和人民的幸福，而没有认识到市场的正常运行是需要一系列其他制度的支撑的。没有这种支撑，市场经济就会陷入混乱与腐败之中”。随着市场经济越来越变形走样，社会越来越无序和失范，吴敬琏大梦渐醒，从前的“吴市场”，就逐渐变成了“吴法治 ”。但他对市场经济的信念却始终没有变化，只是更理性，更成熟罢了。如何用法治来规范市场经济，保障市场经济，成了吴敬琏晚年思考的主题。
　　在这点上，吴敬琏完全是以三娘教子的心态，苦口婆心，不厌其烦。《呼唤法治的市场经济》主要就汇集了他多年来反思市场经济，多年来主张法治与民主的言论。
　　在吴敬琏看来，中国现在面临着两种主要危险，一种危险来自左，一种危险主要来自自己的阵营，对手主要是他原来的同道，即当年和他一样因主张市场经济而成为另类，后来却越来越主流、越来越飞黄腾达的某些老朋友。个人友谊的淡漠固然令人伤感，但最让吴敬琏忧心的，还是那些老朋友所代表的那种势力，那种思想倾向。与老近卫军不同，这批人“并不愿意回到计划经济的体制中去，然而他们也不愿意看到规范化的、平等竞争的市场的建立，而是希望维持甚至扩大目前的市场混乱和行政权力广泛干预市场的状态，以便继续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自由自在地弄权‘寻租’、发财致富。”在过去20多年中，“要求进行规范的改革往往被有些人说成是‘理想化’乃至‘保守思想’，而花样百出的‘寻租’活动，例如，圈地运动式的‘土地批租’、掠夺广大中小投资者的金融魔术、鲸吞公共财富的‘产权改革’等等却被这些人以‘改革’的名义歌颂备至。”在吴敬琏看来，腐败之所以蔓延，就在于有那么一种强势力量，以行政权力干预市场交换，把市场体制变成分肥体制。他们只会在混水中摸鱼，水清了，他们就无鱼了。所以，强大的法治体系，规范的市场秩序，恰恰是他们的噩梦。但是，正是他们往往占据着改革的话语高地，他们一切混水摸鱼的丑行，都套上了改革的炫目光环。
　　两种力量，一个是因分赃不均而不满现实的老近卫军；一个是垄断了资源分配大权的当红新贵，他们互相以对方作为自己存在的依据，组成了制约市场经济发展的同盟军，导致了市场秩序的倒退和混乱。
　　如果说，在整个1980年代后期和1990年代初期，吴敬琏主要是跟反市场的老近卫军角力，那么在1990年代中期之后，吴敬琏就陷入了两面作战，而且是把主要精力用来跟本来同属于市场派的新贵们交锋。反市场的老近卫军对他自然是咬牙切齿，如有杀夫之仇；新贵们则认为他多管闲事，碍手碍脚。吴敬琏就这样两面不讨好，两面不是人，挣扎于两种力量的夹缝之中。

三个方向的挑战
　　好在，虽然在精英层面几乎落落寡合，但在群众中间，吴敬琏以其独有的道德形象，而赢得了广泛的尊敬。但随着市场经济无序状态愈演愈烈，底层乃至中产阶层都因为市场的无序而饱受煎熬，一度被人们寄予厚望的市场经济，其声誉一落千丈；群众开始走向市场经济的反面，作为市场经济主要捍卫者的吴敬琏，因此在群众中也开始失去原有的尊敬，彷徨孤立达于极点。市场经济的这种尴尬境遇，吴敬琏其实有所预言。第三次改革大论战爆发前夜的2004年，他曾这样预言：在过去20 多年的改革中，弱势群体可能由于各种原因受到了损害，但对于是什么样的制度或政策使他们受到损害，可能并没有深刻的了解和把握。如果制约市场经济发展的两种力量结盟蒙蔽群众，就有可能把群众误导到反市场的方向上去。第三次改革大争论中，本来已成明日黄花的老近卫军，竟然赢得部分群众的喝彩；甚至某些自由派学者，也盲目附和群众的激愤，扮演起民粹主义先知的角色。这在在印证了吴敬琏预言的精确。所以，争论巅峰中的2005年12月，吴敬琏曾用一位外国学者的著名论断来结束自己的演讲，以此提醒同道：
　　自由市场经济是人类创造的最有效的组织生产和安排分配的方式。然而，它的发展需要一系列良好的制度安排作为其基础设施，而这些基础设施的建立和维护需要一个良好的政治环境。这种政治环境面临着两个方面的威胁，第一个威胁是来自既得利益集团，他们已经在市场中占据了强势地位，还企图继续维持其地位。第二个威胁来自庞大的贫困人群。这两方面的人群，看起来彼此地位极其悬殊，可是它们一旦在反对市场体制的问题上结成联盟，就会发挥巨大的影响力，政府对市场采取干预行动。这种行动表面上打着改进市场缺陷的招牌，实际上却妨碍市场的有效运作。而大众不但不会抗议，甚至还要喝彩，全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未来会因此受到损害。
　　无论是老近卫军的狙击，还是新贵的作祟，这一切其实都在情理之中，意料之中，因而都是无所谓的事情。对人杀伤力最大的，应该是部分群众的倒彩。群众往往是非理性的，他们只是凭感觉做出选择，凭义愤采取行动。实际上因为信息不对称体制，他们也根本不可能获取足够的资讯，也就不可能理性得起来。而嘈杂的剧场效应，比的只是姿态，比的只是调门高，谁敢于附和群众，谁就容易得到群众，也就容易最后操纵群众。这已经是被历史千遍万遍证明了的铁律。不幸的是，这个铁律在当下中国还很管用。第三次改革大争论就部分呈现了这个特点。吴敬琏看出了这个危险的苗头，但有多少人能够认真倾听他呢？“人们，我是爱你们的，你们可要警惕啊。”吴敬琏的这声呐喊在民粹主义的喧嚣中，那么苍白乏力，那么孤苦无助。
　　老近卫军，当红新贵，以及从底层抗议中派生出来，而为部分精英推波助澜的民粹主义潮流，当下中国的市场经济就面临着来自这样三个方向的挑战。市场经济走到今天，其力量的确在不断壮大之中。但毋庸讳言，反市场的力量，并没有因为市场力量的壮大而稍有衰减。老近卫军固然已是气息奄奄，但政府管制的力量，行政垄断的力量则仍在不断强化之中，民粹主义也在潜滋暗长。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态势并非不可逆。事实上，市场经济发展进程被人为终止的悲剧，无论是别的国家，还是在我们自己的历史上，也并非没有发生过。对此吴敬琏有清醒认识。他曾反复提醒人们：虽然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搞市场经济，但是好的市场经济并不多，它们的教训值得借鉴。他并这样语重心长地告诫道：
　　有人认为市场经济初期总是比较乱的，经济发展了，自然就会规范起来。这种想法可能过于天真。亚洲有的国家曾经有过很好很快的发展，但是几年十几年以后，因为缺乏法治，都陷入了一个坏的市场经济的泥坑，遇到一点风吹草动，或遇到一种外来的冲击，经济一下子就崩溃了，而且长期不能从泥坑中走出来。历史发展存在路径依赖，这种情况要引起我们足够的警惕。

经济结构的背后
　　吴敬琏坚信，自由市场经济是人类创造的最有效的组织生产和安排分配的方式。但自由市场经济在当下中国遭遇的困境充分说明，没有一系列良好的制度安排作为其基础设施，市场经济的正常发展就是不可想象的。法治则是支撑市场经济的基本制度安排。吴敬琏《呼唤法治的市场经济》洋洋数十万言，全部旨趣无非在此。
　　中国必须要法治，这其实早已经是人所共知。但法治从何而来？吴敬琏的答案反反复复就一个，那就是政治体制改革。这答案了无新意，但问题是，除了改革政治体制，我们确实也没有别的法子可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