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12月,就在中共中央下决心夺取全国政权之际,毛泽东在中央扩大会议上告诉与会者,要准备向胡志明领导的抗法斗争提供援助。他说越南的保大(Bao Dai)投靠法国,胡志明(Hu Chi Minh)丢了主要阵地还没有了军火,正在乡村打游击,只有中共“打到两广时,援助他们”。《毛主席在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中央会议上的谈话》。1949年1月,在中共中央会议上谈到对外政策时,周恩来提醒与会的同事们,在思考苏联和美国分别领导的两大阵线时,还要注意有个东南亚“殖民地的独立运动问题”。《中央政治局一九四九年一月会议记录》。随着中国革命运动走向全国胜利,中共领导人内心的地区关怀日益显露。
苏联对外政策的变动是推动中共领导人在1949年夏季开始认真思考东亚地区革命问题的重要因素。美苏冷战在欧洲达到高潮之后,斯大林在应付中欧、东欧地区层出不穷的危机的同时,开始更积极地推动和援助亚洲的革命运动。苏共中央从1947年夏季以后十分重视推动东南亚地区的革命运动,党的有关机构最初很关心的是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以及越南共产党,那些领导人曾经希望能帮助印尼共产党担当这个地区革命运动的旗手。Larisa Efimofa,“Did the Soviet Union instruct Southeast Asian communists to revolt? New Russian evidence on the Calcutta Youth Conference of February 1948”,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40(3),October 2009,pp 449-469.他们还有过这样的念头,就是让印度共产党担当亚洲的领导。〔美〕沃捷特克·马斯特尼:《斯大林时期的冷战与苏联的安全观》,郭懋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7页。但是,斯大林最终还是确定中共为东亚的地区革命中心,因为印度共产党、印尼共产党等看上去在国内还成不了气候,而且并没有那么强烈的革命激情和对这个地区的号召力。反之,中共正在发起战略反攻并有可能取得全国政权。特别是中共领导人表现出愿意接受斯大林的领导,尽管还有些可疑。斯大林是个疑心很重的人,他一直在怀疑毛泽东可能是亚洲的铁托。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他的怀疑并不完全是空穴来风,虽然毛泽东后来同苏联反目的理由与铁托不尽相同。但是,斯大林还是决心努力将中共团结到苏联的阵营里。1948年5月,斯大林告诉即将前往中国东北的科瓦廖夫他的想法,即只要中苏两党“走上同一条道路,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就能得到保证”。〔苏〕N B 科瓦廖夫:《斯大林和毛泽东的对话》,《国外社科信息》1992年第21期,第29页。
1949年初,米高扬在访问西柏坡期间,向中共中央非常清楚地转达了斯大林的上述意图。米高扬在强调中国革命的亚洲意义时是不吝辞藻的,他说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不必谦虚,“中国革命是伟大的历史事件”,“中国共产党的经验具有历史意义,它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科学”,“中国经验的总结对亚洲国家革命运动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米高扬用布尔什维克经典的论证方式问毛泽东等:“难道可以否认这一点吗?这当然不对。”他随后询问“亚洲国家共产党之间的联合行动”是否有可能,毛泽东说他还没想清楚这个问题。米高扬代表苏共中央建议中共领导人,“不应参加共产党情报局,而应建立以中国共产党为首的共产党东亚国家局”。毛泽东自然表示同意,并说要争取“尽早成立”。他说“我们与印度支那和朝鲜共产党联系紧密些,同其他共产党联系较少”。然后他们还讨论了具体的步骤,毛泽东表示希望在中共军队占领华南并等局势稳定后再讨论。《米高扬与毛泽东的会谈备忘录》,1949年2月3日,存华东师大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资料室,No 16471。此后毛泽东的确同斯大林探讨过组建共产党东亚国家局。这是米高扬访问西柏坡引致的一个重大的事态,其关键是为中共领导人建构了一种新的认同,使他们相信从此要承担起东亚革命运动中心的历史责任,这对后来中国的东亚地区政策带来了极为重大和长远的影响。
在3月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期间,中共领导人之间至少谈论过中共在东亚革命运动中的地位。毛泽东这时是相当谨慎的,这同他的主要思考是一致的,因为他刚刚告诫全党“务必使同志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1949年3月5日。3月13日,毛泽东在会议上做总结报告时很明确地指出,中国革命是20世纪可比肩于俄国十月事变、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的“第三个最伟大的胜利”。不过他不赞成王明将他的思想定义为“是马列主义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具体运用和发展”。他提出了这样几个理由:第一,殖民地半殖民地地域宽阔,这样定义好像“斯大林只管那些工业发展的地方,而殖民地半殖民地就归我们管”;第二,如果有的国家不听中国的,“直接到莫斯科去买货,这又怎么办呢?”;第三,“不要忙于想宽了,先把中国自己的事情做好,如果有可以运用到其他国家的经验,自然会有人运用的”。他认为还“不要把毛同马、恩、列、斯并列起来”,主要是因为中共的理论水平还不够高。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总结》,1949年3月13日,《毛泽东文集》第五卷,第260~261页。毛泽东这时还是谦虚的,不过他列举的理由中并没有否认中国革命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首要地位的逻辑。
在刘少奇秘密访问莫斯科期间,斯大林亲自阐述了对中共成为东亚革命运动中心的希望。他明显地突出了东亚和中国在世界政治中的地位,向刘少奇描述了一个世界革命的中心不断从西方向东移动的历史过程,即在马克思、恩格斯死后从欧洲“移到东方”即俄罗斯,“现在又移到了中国和东亚”。他说中共有“很高的地位”,因此“责任更大了”。会谈中,高岗提出了中共参加欧洲共产党情报局的问题。斯大林认为中国的情况与东欧国家有两个重要的不同,一是“中国是一个长期被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二是中国的资产阶级同东欧不同。他建议组织一个“东亚各国共产党联盟”,因为“在东亚各国有许多情形是和中国相同的”,即中国革命的经验在东亚是有普遍意义的,苏联也可以参加东亚共产党联盟。《斯大林谈话》,1949年7月27日。可以肯定,斯大林这样的评价会极大地强化中共领导人对东亚地区革命的认同和责任感,他们看来是乐于接受这种使命的,虽然他们在取得和巩固全国政权之前还不准备采取重大行动。当时,至少在莫斯科的中共代表团已经开始从东亚革命的角度考虑问题了。刘少奇专门就东亚革命运动的策略问题给斯大林写过一个报告,提出“革命斗争的主要形式已经是或早晚将是武装的游击战争”,在城市应采取“不作声息”的策略。他直言不讳地说,这个判断是“根据中国的经验”。刘少奇:《关于东亚民族革命运动策略问题给斯大林的报告》,1949年8月14日,《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一册,1949年8月14日,第51页。
新中国成立不久,中共领导人公开宣布,他们是愿意承担亚洲革命领导者的义务的。新中国成立仅45天,亚洲和澳洲工会会议就在北京召开了。刘少奇担任这个会议主席团的主席并致开幕词,他豪迈地宣布中国革命的经验和道路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是有普遍性的。他说:“中国人民战胜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道路,是许多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民主所应该走的道路”,“这条道路是毛泽东的道路”,“这条道路也可能成为情形相类似的其他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人民争取解放的基本道路”。刘少奇:《在亚洲澳洲工会会议上的开幕词》,1949年11月16日,《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一册,第160~161页。这次会议通过了很多个决议,最重要的是决定建立世界工联亚澳联络局。刘少奇发表讲话说,中国工人阶级的胜利意味着他们“所担负的责任也就大大地加重了”,“在国际上还要担负援助世界各国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亚洲、澳洲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繁重的责任”,而且是“不能也不应该推脱的”,“这是一种光荣的责任”。刘少奇:《在北京各界庆祝亚洲澳洲工会会议成功大会上的讲话》,1949年11月23日,《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一册,第176~177页。这次大会对于新中国外交是相当重要的,因为刘少奇的两篇讲话逻辑清晰,揭示了中共领导人的地区认同、角色理解和对支援地区革命的相当明确的义务感。事实上,他们首先碰到的选择就是在东亚地区的印度支那半岛和朝鲜半岛的军事介入。
毛泽东对莫斯科的访问和中苏结盟无疑对中国领导人推行一项更积极的东亚政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毛泽东在莫斯科是同斯大林谈过印度支那革命运动和朝鲜半岛的局势的。1950年3月4日,毛泽东、周恩来等从莫斯科回到北京。10天后的3月14日,刘少奇即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份有关支援东亚革命的党内指示。这种时间上的连接绝不可能只是巧合,它表明还是有必要进一步探索毛泽东和斯大林在莫斯科会谈的内容和就东亚政策达成了哪些共识。刘少奇说:中国革命胜利后,“用一切可能的方法去援助亚洲各被压迫民族中的共产党和人民争取他们的解放,乃是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不可推辞的国际责任,也是在国际范围内巩固中国革命胜利的最重要的方法之一”,中共应给各国共产党和革命团体等“兄弟般的帮助”,“详细的向他们介绍中国革命的经验”,不能表现出“冷淡和骄傲”。《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卷,第245页。这是中苏结盟严重影响新中国东亚政策的标志性事件,它表明中共领导人终于决定承担东亚革命中心的重任。
显然,新中国从诞生之日起,就表现出对境外尤其是东亚毗邻地区革命运动的关注和支持。这种关注和支持可以简称为“外张力”,它部分地来自中国革命运动的内在冲动,即渴望中国革命的胜利在全世界,至少也要在中国的周边地区产生巨大影响。新中国领导人相信,既然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中国革命的胜利就应该也必然会引起国际政治格局的重大变动。尤其是中国革命在如此广袤的东亚中心地带取得堪称惊人的胜利,其经验必定具有普遍的意义,更何况连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斯大林都认为,世界革命的中心已经转移到了中国。这方面较有代表性的论述可见周恩来《民族解放运动的地位和作用》,1951年4月9日,《周恩来外交文选》,第34~37页;刘少奇:《在亚洲澳洲工会会议上的开幕词》,《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一册,第130~135页。另外,中苏同盟的形成和周边形势的一些变化,也强化了他们对境外革命运动的关注和支持。
新中国外交中存在“外张力”并影响巨大是不争的事实,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至少在一个时期,这种“外张力”并没有产生压倒性的影响,其原因即在于新中国外交也还存在着一种与生俱来的“内向性”。事实上,新中国外交与以往的中国外交在深层次上是有一种连续性的,这种连续主要表现为它的“内向”,即中国的对外政策经常是依据国内政治议程制定的,并经常受到国内政治的严重影响。它反映了中国历史的长期积淀,从19世纪中叶有近代外交起便存在了,而且一直持续到20世纪。这种“内向”同中国幅员广大有天然的联系,随着中共在内战后期控制的版图越来越大,它的影响也就越来越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