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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中有剽窃基因吗 2010年9月9日,世界著名学术期刊《自然》杂志登了题为《(某)中国期刊发现投稿中有31%的剽窃率》的来信。信中认为,这可能与中国的文化传统有关,并举例说“在古代中国,学生们经常被鼓励仿效他们的老师们的文字”。这似乎为国内学人31%的高剽窃率找到了文化传统根源,好像中国学人的骨子里就有“剽窃(抄袭)”的文化基因。 被称为大自然的猎人的美国著名生物学家爱德华·威尔逊于1975年出版了《社会生物学──新的综合》这部震惊学术界的著作。威尔逊认为,从蚂蚁到大猩猩的各种动物的社会行为都有生物上的基础,并把这个观点推广至人类。国际进化生物学者、动物行为生态学家、被誉为达尔文猎犬的英国学者理查德·道金斯在其名著《自私的基因》中提出了“弥姆”的概念,并解释说“弥姆”是意识的单元,是能够一代一代进化、综合和传递的信念,与威尔逊的文化基因概念是一致的。生物学特征的传承是遗传基因的作用。所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这些古语将生物学的基因功能描述得栩栩如生。人类的文化传统(音乐旋律、信仰、习惯、传统、宗教等)的代代传承是通过模仿完成的,这里面“弥姆”(或文化基因)起到了重要作用。文化基因到底存在与否,似乎还有些争议。但不可否认的是,关于复杂行为的基因基础和进化生物学基础,今天已有许多分子和神经生物学方面的证据。 威尔逊的主要推论为:人类社会的行为是由文化传递的,文化是脑的产物,而脑又是遗传演化的产物,能基于感官印象作出决策;反过来,脑的遗传演化又是文化条件下发生的,因此,文化变迁必然会影响脑的特质。也就是说,遗传的演化和文化的演化是互动的。我们都知道流传在中华大地的有点调侃味道的治学古话:“天下文章一大抄,看你会抄不会抄。”我们也熟记从小就听老师、家长讲过的“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和“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的劝学警句。如果是照抄的话,那是“向前辈致敬”;如果是拼贴的话,那是“采撷众家之长”;如果是抄了再改改的话,那就是“化用先人古意”。时至今日,我们对“旧瓶装新酒,新词挂旧谱”的现象也已经见怪不怪了。在荣誉的诱感下,在利益的驱使下,人们出卖了灵魂,忘掉了正义和诚信,在今日有愈演愈烈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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