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视野下的巴蜀文化与美国西部文化

──巴蜀文化与美国西部文化对比研究

袁彬

全球化是世界经济政治发展的必然结果,首先表现为一个多元社会化构成的全球文化系统,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文化是全球化演变的关键。巴蜀文化与美国西部文化属于中美两国具有鲜明特色的地域文化,其复杂多样的文化成分和社会历史背景决定了在文化全球化的背景下西部地区在构建文化体系、凸现自我文化价值与意义等方面的建设显得任重而道远。

一、历史定位与现实意义

长江文化与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系统中具有悠久历史的、相对独立而又相互交错影响并最终融会的文化源头。长江文化主要由上游的巴蜀文化、中游的楚湘文化和下游的吴越文化构成。传统的长江文化研究视野主要着眼于对楚湘文化与吴越文化的探讨,而一般认为巴蜀地理决定了其文化的封闭性和落后性,从而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对巴蜀文化的深度挖掘与整理。但随着巴蜀地区宝墩古城文明的发现以及三星堆遗址、金沙遗址、商业街独木棺船棺葬遗址等重大考古发现研究深入进行,巴蜀文献的历史记录不断被刷新,巴蜀文化的历史内涵也不断地得以挖掘,从而对传统的学术结论,尤其是巴蜀文化在长江文明体系中的历史地位,提出了挑战。

巴蜀文化是指以巴蜀地区为依托,北及天水、汉中区域,南涉滇东、黔西,生存和发展于长江上游流域,具有从古及今的历史延续性和连续表现形式的区域性文化。早在人类起源时代,就有巫山人和资阳人的先后出现,这就是传说的“巴蜀同囿,肇于人皇”的时代,由此足见巴蜀文化始源的悠久与独特。到新石器时代,特别是在晚期由文化积累到文明诞生的时代,巴蜀经历了独特的灰陶文化时代、玉器文化时代和青铜文化时代。成都平原是当时长江上游古文明发展的中心,是长江文明的生长点,这就是整个先秦时期巴蜀文化的历史定位。秦汉时期,巴蜀以“水利殖国”为特征的农耕文明发展起来,到汉唐时期一直保持着“天府之国,秀冠华夏”的称谓,直到宋代,天府农业文明尚处于鼎盛。两汉和唐宋时期,是巴蜀文化发展居于全国乃至世界前列的时期,出现了巴蜀文化的两次鼎盛。从而也奠定了巴蜀文化在长江文化体系中的独特历史地位。

美国西部文化的产生与发展则是与整个美国疆土开拓、民族性格塑造与价值形成紧密相连的,最终促成了整个美国文化体系的形成与完善。独立战争及《凡尔赛和约》签署后,美国完成独立大业,当时美国西部边界南起密西西比,北到俄亥俄一线。1830年美国人从法国人手中购进路易斯安那以后,美国的历史便进入到了向西部挺进、开发的阶段,美国西部文化开始逐渐形成与显现。美国西部文化主要表现为艰苦奋斗、顽强拼搏的开拓精神,自我实现、自我奋斗的开拓意识,求实创新的民族气质,是属于北美独立战争和南北战争前后并有承上启下之作用的一场使“美国真正成为美国”的伟大运动,从l8世纪初到l9世纪末贯穿于整个l9世纪的始终。它是一种大规模的经济开发和社会迁徙运动,它不但对于美国工业化和社会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且对于美利坚民族性格的形成和发展,对于美国思想文明的发展具有重大的影响,是整个美国民族文化与个性、思想形成的基础和核心。

二、文化特征与现代启示

早在巴蜀文明的初生时期,它就是一个善于容纳和集结的开放性体系。作为农耕文明的典型,巴蜀文化自然有其封闭板结和落后保守的一面,这是自然经济带来的必然的特征;但它确实又含有渊源于古典工商城市生活方式的极具开拓、开放性因素的另一面。巴蜀虽为盆地,虽为“内陆大省”,但它有很早就发达的“货贿山积”的工商业城市和充满向外扩张活力的水文化。正是这种静态的农业社会的小农生活方式与动态的工商社会的古典城市生活方式的矛盾运动,构成了巴蜀文化既善于交流和开放,又善于长期保持稳定和安定的多彩画面,引起了思想领域和思维方式的相应变化。

巴蜀地区是西南丝绸之路的出发点和主经之地,自古与西南各族和南亚各国保持着密切交往,巴蜀文化影响了西南各族乃至南亚诸国,使巴蜀文化冲破了自身的地域特色进而具有大西南意义和国际文化交流意义。一些重要的考古发现,如三星堆出土的海贝、象牙,大溪文化的海螺和象牙,茂汶和重庆涂山出土的琉璃珠,都充分证明巴蜀先民与南方世界有密切交往与交流。四川盆地虽为高山和高原所环抱,但山原之间的若干河谷却成为巴蜀得天独厚的对外交通走廊。盆地的西部是岷江、雅砻江、大渡河和金沙江流域,它们穿行于横断山脉,其中可通行的河谷,成为古氐羌民族迁徙的南北走廊。盆地的东部有长江三峡作为出口。盆地北部既有剑门蜀道(金牛道)直通秦陇,又有嘉陵江河谷直通汉中。而盆地以东的清江流域又北与江汉平原相通,南与湘西山地相连。正是依据这样的地理特点,自古巴蜀先民就兼容了南、北、东、西文化,造就了巴蜀先民封闭中有开放、开放中有封闭的历史个性。

巴蜀文化又具有很强的辐射能力,除与中原、楚、秦文化相互渗透影响而外,还远达东南亚大陆地区,在金属器、墓葬形式等方面对东南亚产生了深刻久远的影响。汉唐以后,文化的交流更多地体现在人才的双向交流上,这一方面如明代学者杨慎所说:“自古蜀之士大夫多卜居别乡”;一方面又如清代学者赵熙所说:“从古诗人多入蜀”。这种双向交流不仅使巴蜀文化在保存其特色的基础上更多地推陈出新,而且使巴蜀文化在更多的方面走向全国,进一步推进了中华文化多元与整合。同时,巴蜀文化从其诞生时期开始,即开始了向大一统的中原文化凝聚和集结,实现最广泛的文化认同的历史进程。一方面,从文化认同角度看,其特质和内涵从秦汉以后即融入中原文化之中,成为汉族文化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从区域特色的延续性角度看,它又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以蜀人自身的思维方式,努力实践其区域性文化个性的更新与崛起。从数千年的历史进程看,巴蜀文化始源独立发展的时期相对甚短,而其与汉文化融合融汇的时期则较长,表明巴蜀人历代对于母体文化体系有最广泛的文化认同的整体观念和大局观念。此外,巴蜀文化在自身的变革和发展过程中凸显出了独创性。它拥有从李冰父子治水后形成的优越农耕文明;它有独特的巢居、栈道、笮桥和梯田林盘四大文化习俗,是今天旅游胜景的资源基础之一;巴蜀是最早出现城市文明的地区之一;它是世界上最早的天然气开采地,是世界纸币和世界茶文化、盖碗茶文化的起源地。因而,正是这种开放、兼容与创造性使巴蜀文化在中华民族文化体系中占有独特重要的地位,并具有强烈的历史穿透力与现实意义。

而美国西部文化在美国西部及整个国家的社会、历史发展史中则着重体现了其开放、包容、进取的文化特征与内涵。就西部开发与文化形成而言,政治上改变了美国政治实力的分布,加速了美国民主化的进程;经济上促进了美国工农业生产,完成了经济的一体化;文化上重铸了美利坚民族精神,改变了美国人的生活方式。美国近代西部的开发,首先使美利坚民族精神更为完整。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其居民相当一部分是欧洲人和欧洲人的后裔,他们在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上不尽相同,但是在西部开发中,共同的追求将不同国籍的移民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他们在共同的生产和生活中,使崇尚自由和民主、富于冒险精神、勇于开拓进取、注重个性发展等精神,深深地融人了每个人的血液中,使其成为美利坚民族精神的重要内涵。

美国是一个奉行“民主”、“平等”的国家,这一点是在西部开发建立的过程中得以加强,进而渗透在整个民族的血液之中。西部的拓荒还强化了美国人的个体主义思想。“个体主义”是美国价值观的核心,推崇个人自由,个人价值,强调自我支配和自我控制。拓荒精神是19世纪美国特有的西部实践.它直接推动了美国西部开发的历史进程,也促进了美国人的边疆性格、乃至美国民族性的形成,成为美国思想文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边疆学派的”创始人弗里德尼克·特纳论述美国文化的西部基础时就指出,“边疆不断地向西部推进就意味着离开欧洲的影响,增长美国独有的特性。”他认为:“美国思想的显著特性是依靠边疆形成的。粗暴、强健,加上精明、好奇这种特性;头脑既切合实际又能别出心裁,想的办法快这种特性;掌握物质一类的东西,手脚灵巧,不过艺术性差,但做出来的东西使人产生伟大有力的感觉这种特性;精力充沛,生气勃勃的特性;个人主义突出,为善为恶全力以赴这种特性;同时热爱自由,华而不实这种特性──这一切都是边疆的特性。受到边疆的残酷考验的移民都美国化了,获得自由,成为一个混杂的种族。”特纳因此而认为美国民族独特的精神气质正是在不断的边疆开拓中才逐渐形成的。

纵观美国的历史,可以看到,美国人往往把边疆的殖民者看成是自由人的楷模,边疆概念不断被理想化,成为人们怀旧的基础,因为现在的美国在日渐复杂化与多元化的过程中丧失了其原由的简朴与纯真。但每当时世艰难时,美国的政治领导人总会提醒国民回忆他们的边疆文化遗产和拓荒者祖先们的坚强意志。从这种意义上而言,美国的西部边疆与以拓荒精神为代表的西部文化已经成为整个美国民族自豪与灵感的源泉,而且,事实上很多西部边疆的价值观直接变成了美国的价值观。美国研究学者纳什史密斯就在其《处女地:美国西部的象征与神话》一书中,追溯了美国西部开发的历史与文化意义,认为,西部开发的历史观与西部文化的形成不仅反映了美国历史的客观存在,更为重要的是反映了美国历史和思想史上的重要传统与主题。

三、全球化视野下的文化建设模式与对策

全球化背景下的巴蜀文化建设面临着双重的“困境”:一是中国文化体系内因社会条件、地理位置和开放顺序导致的东西部文化在文化现代化程度上的差异,一是处于全球化中边缘化地带的西部文化与发达国家文化较量、融合的触接过程中,在文化层次竞争力上的差异。这种巨大的文化差异在文化建设的依托、内外部条件、文化体系构建等方面带给了巴蜀文化巨大的挑战。同时,与美国西部文化比较而言,巴蜀文化体系中固然有其开拓性的一面,也有其在与世界其他文化交融中的创新意识,更有其积淀几千年的文化底蕴。但是中国文化尤其是西部文化是以农业经济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其价值体系落实到社会文化层次上,依然有其保守性和落后性,或者价值取向依然包含着非理性的成分。因而,面对全球文化意识的强大冲击,在保留其文化体系自身多维性的同时,重新挖掘和建构巴蜀文化体系的进取性、开放性、科学性、开创性,应该是巴蜀文化建设要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

因而,在构建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模式时,首先要强化文化主体意识。巴蜀文化要适应全球化时期的多元文化和文化交流的新特点,必须实现由传统社会经验的、自在自发的文化模式向现代文明所要求的理性的、自觉创造的文化模式转换;同时要进一步塑造巴蜀文化体系的开放性。在全球化进程中,一个开放形态的巴蜀文化只有在世代积累和相传的过程中不断创新和赋予新的特色与内涵,才能使“越是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文化成为一种现实和可能;最后需要构建与全球化相适应的文化价值观念、文化体系与文化产业。

袁彬,攀枝花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硕士

源自：《攀枝花学院学报》2007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