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康巴文化
(一)康巴文化的基本定位
康巴地区是我国历史上藏族聚居的重要地区之一,由于区内还有汉、纳西、羌、傈僳、回、彝等民族与康巴藏族和睦共处,交流融合,共同开发了这一地区,创造了绚丽多姿的康巴文化。康巴文化,从广义的角度来认识,应是区内各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并积累下来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总和。它以藏族文化为主体,兼容其他民族文化,具有多元性、复合性等特色的区域性文化。康巴文化的核心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多元文化的和谐兼容、人与人和谐共处的“香巴拉”人文意境。
(二)康巴文化形成和发展的自然因素与人文背景
1.康巴文化形成和发展的自然因素
康巴文化形成和发展的自然因素主要为以下两个方面:
(1)特殊的自然生态环境
康巴地区地处青藏高原东南缘,是青藏高原向四川盆地、云贵高原的过渡地带。其自然生态环境与卫藏和安多地区相比较,主要凸显在两个方面,一是属于典型的高山峡谷地区,境内雪峰高耸,河谷深邃,雪山与河谷之间的相对海拔悬殊。区内最高山峰为大雪山脉主峰,有“蜀山之王”美誉的木雅贡嘎山,海拔7556米,谷地最低海拔为1042米,海拔相对高差达6514米。正是由于这样的立体自然地理特征,许多地方呈现出“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的立体气候带谱。在这样一个复杂的海拔高度起伏变化,气候条件垂直变化的区域内,造就了区内生物的多样性,生物的多样性必然造成人们生产、生活的差异性,自然也就导致区内文化的多样性。在历史上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条件下,人们对自然生态环境的依存性显得格外突出,故尔,在物质文化方面所显现出来的多样样态也就更加明显。
康巴地区地处青藏高原横断山系地区,境内的主要山脉他念他翁山脉、宁静山脉、云岭山脉、沙鲁里山脉、大雪山脉、邛崃山脉,以及主要河流怒江、澜沧江、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纵贯并行,从而形成一条连接我国西北、西南的天然通道。这条通道被学术界称之为“藏彝民族走廊”。
(2)特殊的地理区位
康巴地区东部和南部地区,是汉藏的结合部。一方面使它成为了汉藏政治、经济和文化交往的枢纽和通道;另一方面,由于与羌、纳西、傈僳、彝等民族地区相邻,藏族与这些民族之间文化交流和交融在客观上提供了地理区位上的有利条件。
2.康巴文化形成和发展的人文背景
(1)民族背景
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都不是完全封闭和孤立的,他必然会或多或少地接受和吸纳外来文化的有益成分。在一个区域内,如果民族成份在不同的时期内发生改变并呈逐渐增多的趋势,那么其文化的多元性特点就会逐渐明显。
康巴藏族在形成以前和形成初期,曾经经历了两次较大的民族融合。第一次较大规模的融合是从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期,大量的西北古羌部落向西南迁徙,停留在康巴地区的古羌部落,与当地的土著先民交错杂居并相互融合,共同创造了康巴地区的史前文化和隋以前的古代文化。第二次较大规模的融合,是公元7世纪中后期,吐蕃势力不断扩张,在东渐过程中,康巴地区成为吐蕃属地,一些军人及眷属留居,并与当地各部落(部族)民众融合。更重要的是吐蕃文化得到了康巴地区各部落(部族)的认同,并逐渐成为康巴地区的主体文化。民族的融合与文化的认同成为康巴藏族形成的基本基础。
康巴藏族形成后,其他民族的迁入成为康巴文化发展的又一人文背景之一。自元代以来至今的700多年时间里,康巴地区在各个历史时期都有汉、纳西、回、蒙古、羌、彝等民族迁入,并成为区内的世居民族。在共同的地域内,各民族友好往来,和睦相处,由于共同的经济生活、共同的生产劳动,推动了相互之间的文化交往和文化契入,使康巴文化变得更加多姿多彩。
(2)社会背景
康巴地区在元代以前,是一个典型的“部落林立、君长什数,互不相率”的社会,部落文化十分发达。元代以来至清的数百年间,历代中央王朝在区内推行土司制度,封建领主制度成为区内的主要社会制度。在封建领主制社会中,呈现出两种文化发展趋势。一方面,区内各个朝代的土司与中央王朝始终保持了稳定的臣属关系,代行中央政权,为推进康巴地区的封建领主制文化的完善和发展各施其政。另一方面,在区内历朝历代的大小土司之间,依然保持着部落文化时期“互不相率,各自为政”的态势,这种态势,为早期部落文化的延续,提供了生存的土壤。康巴地区之所以成为《格萨尔》文化的核心区,就是一个极为典型的例证。在一些小区域范围内,至今仍然较完整地保存着一些远古文化的遗存,形成一些小区域的亚文化圈。正是由于这样的制度形态,在与宗教的关系上,多数地区体现出较为松散的“政教联盟”,而少数地区则体现出较为紧密的“政教合一”的样态,二者并行不悖,这在客观上张显出一种文化包容性,致使康巴地一些古老教派如本教和宁玛派长盛,诸教派之间兼容并蓄,和谐共存。
(3)经济背景
康巴地区无论在部落社会还是封建领主制社会时期,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形态都是康巴地区经济文化的主流。人们的物质生产与交换方式,都是在这种经济形态格局下运行。但自宋代以来,随着川藏、滇藏“茶马互市”的逐渐兴盛,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自然经济的格局。川藏、滇藏茶马古道文化,一方面刺激了康巴地区的经济发展,促进了汉藏、藏族与其他少数民族的经济交往,同时代之而起的还有文化的交流。更重要的是,随着汉藏之间、藏族与其他少数民族之间以茶叶为中心的经济贸易的不断纵深发展,还加快了康巴地区城镇聚落、集市贸易口岸的发展,诸如云南迪庆州的香格拉县(原中旬县)、西藏昌都地区的昌都县、四川甘孜州的康定县、甘孜县、理塘县、德格县、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的玉树县等,在清代均成为康巴地区的经济、文化重镇。川藏、滇藏大道的形成,使其成为西藏与内地交通的生命线,对维护国家的统一,确保中央对西藏的管理,加强汉藏等民族的经济贸易与文化交流产生了至为重要的作用。
(4)宗教背景
众所周知,佛教于公元7世纪正式传入吐蕃,在长达近3个世纪里,经过佛本之间宗教势力的相互较量、斗争,以及互相吸纳、融汇,最终佛教在西藏立足,并逐渐本土化,形成了极具雪域特色的藏传佛教,而本教也渐趋于佛教化而得以保存。康巴地区的藏传佛教和本教都是从西藏传入的。首先值得一提的是,康巴地区的本教和藏传佛教各教派,在教义、教理和法源上始终与西藏保持着相对的一致性,同时,在其发展过程中,也在一定程度受到西藏的制约和影响。作为一个基本全民信教的地区而言,藏族文化在康巴地区的传播和发展,宗教起到了重要的传媒和推进作用。但是,由于受到地域以及社会因素的影响,也逐渐形成了一些自身的特点。在诸多特点中,有两个特点显示出与西藏的差异性。一是古老教派在区内的影响较大,传承较盛。本教和藏传佛教的宁玛派是我国藏区最为古老的教派。本教在康巴地区的传承与发展,与西藏和安多地区相比较而言,一是10世纪藏传佛教形成后,尽管内区也有不少本教寺庙改宗,但保存下来的本教寺庙却依然不少。据有关资料介绍,西藏境内保存的本教寺庙仅为30余座,而在康巴地区,数量却在100座以上,仅今昌都地区丁青一县就有31座之多。与区内藏传佛教玛、萨迦、噶举、格鲁各派相比,寺庙总数仅次于宁玛派,位居第二。同时,在区内不仅有一些在全藏区影响较大的本教寺庙,诸如今昌都地区丁青县的孜珠寺,今甘孜州德格县登钦寺和满金寺,新龙县的益西寺等。同时以这些著名本教寺庙为核心,还形成了一些小范围的本教文化区。宁玛派是藏传佛教中最早形成的一个教派,自公元12世纪宁玛派的著名寺庙呷拖寺在今甘孜州白玉县创立后,该教派的中心不仅从西藏东移至康巴地区,经过长时期的发展,康巴地区成为宁玛派的宏传中心。在藏区宁玛派的六大寺庙中,除多吉扎寺和敏珠林两座寺庙在西藏外,其余呷拖寺、白玉寺、竹庆寺、协庆寺均在康巴地区。康巴地区宁玛派寺庙众多,以甘孜州为例, 20世纪90年代以来,宁玛派开放寺庙达203座,占全州开放寺庙总数的43·2%,其寺庙总数位居该州藏传佛教各教派寺庙之首。此外,康巴地区宁玛派还对西藏东部地区、甘、青海藏区产生过较大影响。第二个特点是教派齐全,各教派之间共融共存,包容性强。自元代萨迦教派掌握西藏政教大权以来,西藏“政教合一”体制历经元、明、清三朝更臻成熟。其间,萨迦、噶举、格鲁等教派都曾执掌过西藏地方政权,教派势力随着地方政权的更替此消彼涨的现象十分突出。在康巴地区,各个历史时期虽然各教派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西藏的影响,但总的趋势则是各教派兼容并蓄,和谐共融。正是由于这种宗教格局,才造就了区内一大批各教派高僧大德学者,极大地推进了藏族文化的发展。被誉为“雪山下的藏族文化宝库”的德格印经院,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展和兴盛的。19世纪中叶,以德格宗萨寺活佛降央·青则旺波为首的一批宗教高僧,就曾发起过“无教派运动”,旨在开创藏传佛教内部不分门派,彼此共融的局面,并在区内产生过较大影响。
自清代以来,随着汉文化影响不断扩大以及其他文化的渗入,诸如外来宗教天主教和基督教传教士在区内迪庆州的德钦县、维西县和甘孜州的康定、泸定、丹巴、道孚、炉霍、巴塘等县曾相继建立过教堂,传播天主教和基督教;居住在昌都地区昌都县和甘孜州康定县的回族,也曾建立过清真寺,传播伊斯兰教。此外,汉族的汉传佛教、道教、以及关帝信仰等也在区内有所传播和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