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翰庭48年义救沉船乘客 49年后被指为劣绅枪决

     在公开出版的刘少奇文稿中，有这样一条“对华东局拟处决恶霸张翰庭请示的批语”，时间是1950年1月9日，全文如下:

   “请吴溉之与沈老商量拟复，交我批发。此等罪大恶极分子，应经过正式法庭审判，证实罪状，可以判处死刑。”



     那么，张翰庭何许人也？

     据该书提供的注释:“张翰庭，浙江温岭人，日本警监学校毕业，曾任国民党的巡官、局长、县长多年。直接间接谋害人命十一条，勾通匪首，侵吞公产，霸占公地，系全县性恶霸。解放后曾公审两次，群众坚决要求枪决。”

不过，这条注释，过于简单。我们先看看张翰庭的另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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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8年12月3日夜晚7时许，天已全黑，寒风呼啸，由上海开往宁波的江亚轮突然在吴淞口外触雷爆炸，顿时，灯火全灭，求救的汽笛仅仅响了两响也噶然中断，右后舷随即开始倾斜，就在3000多名乘客们惊恐万状之时，一艘名为“金源利”号的小货轮奇迹般地出现了，站在前面奋力指挥抢险的老者，就是67岁的船主、时任浙江省参议员的张翰庭。

     他的这艘小货轮，只有200吨，实际上是木壳机帆船，要想在风急浪高的黑夜中，靠上4000吨大船进行施救，无异于以卵击石，稍有不慎，就有可能撞上去，或者是被正在沉没的大船拖翻，怎么办？张老先生说:“救人第一！”乃冒险决定:将自己的船头与江亚轮作“丁”字形连接，让争相逃命的乘客们可以跳过来，也可以很快地游过来。当小小的货轮经过抛货清舱、再也容不下更多人，而船头又被撞坏、江亚轮还正在把它往下拖之时，水手们不得不砍断缆绳。霎那间，江面上哭声一片，令人肝肠寸断。张翰庭于心不忍，把最后两条小舢板也放了下来，又从冰冷的海水里夺回几十条人命。

     这起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海难，造成约3000名乘客丧生，而不足900人的幸存者中，竟有一半以上是被金源利号救上来的。据说，当时清点的被救人数共为543名，但被媒体笔误为453人，这个数字便一直引用到今天。将大家送到上海后，张翰庭即下令悄然返航，回海门修理被撞伤的部位。

     与金源利号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江亚轮船员与乘客的争相逃命，甚至连救生艇都没有放下来；还有丧尽天良的几条帆船，充耳不闻凄惨的求救声，埋头打捞漂浮在海面上的行李、箱包，大发黑心财，从而引起强烈的民愤。

     张翰庭和他的水手们，理所当然地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赞扬，新闻报道铺天盖地。捐款捐物络绎不绝。上海《新闻报》读者在钦佩之余，捐款银元一千三百块，但张老先生却转送给慈善堂。老人只为犒劳自己的船员，才收下少量的服装、呢绒、鞋子、牙刷等生活用品，然后在登报致谢的同时，声明:“自今日起，辞受各界捐赠物款”。

     为弘扬正气、表彰楷模，上海市长吴国帧特将一面“瀛海慈航”的红缎锦旗赠予金源利号，并亲手将“荣誉市民”的徽章别在张老先生的胸前，这是十里洋场自建市以来唯一的一枚徽章。曾目睹授勋仪式的上海市财政局长钱剑夫，后来回忆说:授予张翰庭“荣誉市民”称号的仪式是在市参议会举行的，议长潘公展和市长都作了讲话，最后是由张翰庭致答谢辞。“张坐在前排，恂恂如乡老。话也不多，还带几分羞涩。”



     随后，第52期的《上海宁波周报》，即以三行标题的突出形式，再一次对张翰庭的事迹作了热情报道。眉题是:“见义勇为，古道可风”，主标题是；“义人张翰庭”，副题是:“舍已救人，留芳于百世；积德子孙，万古美名标”。

     张老先生的义举，绝非偶然。

     民国九年，洪水泛滥，他的老太爷“曾奋力救灾，活人无数 临终时遗言子孙应以救世救人为本”。

     年轻时代的张翰庭，原名张寅。他遵从家训，从东洋学成归国后，参加同盟会，利用自己的巡官身份，打开城门，为杭州光复作出过贡献，并从民国初年至1935年间，先后担任过好几个地方的县长，都留下一定的口碑。

     例如，在他出任乐清县首任知事期间，禁种罂粟，倡导放足，并知人善任，选派曹志旦为大荆区区长。曹“莅事两月，策荒政，筹团练，防御土匪，民赖以安”，使乐清县北部这座最大的集镇商业繁华，市肆相比。张翰庭不仅勤政，还能够洁身自好。据史料记载:民国时期，乐清县共有17名知事、县长犯有程度不同的贪污行为，占总数的三分之二，而这些贪官中恰恰没有张翰庭。

     1914年年底，在他调任浙江行政公署内务司科长不久，省长屈映光认为他办事勤能、经验有素，又向大总统保送他不通过考试而代理东阳县知事。张翰庭走马上任，即创办农业学校；又“设委浚塘，兴修水利”，这一举措，其后为两任县长所推广。

     即使不是份内的事情，张翰庭也乐于助人。1913年，玉环县围垦大平塘，作为乡邻，他出资赞助。这一工程历经5年，3次堵口都遭失败，耗资颇巨，独力难支，后邀韩家财主也参与进来，用1200根杉木打桩才得以合拢，堤长2000余米，可耕种面积1100亩。

     目前，在笔者能够查找到的文史资料中，只有一份记载了有关他“贪污渎职”的事情。大致的经过是这样的:

     渎职方面:1934年12月，在押犯供出临海县有人在上海租界内制售鸦 片烟，县长张翰庭派人实行了跨省追捕。第一特区地方法院认为:如要提移嫌犯，须相当证据，鉴于临海方面迟迟不能提出证据，遂作出各交3000元铺保、停止羁押的裁定，嫌犯随即逃之夭夭。对此，有人告他拿了别人的钱，有意拖延。

贪污方面:临海县因修建飞机场，征沙地80亩，在发放1万元征地费的过程中，扣除10%，作为县政府修理费，每户还扣除18个铜板的登记纸张费等等，因而又有人要弹劾他。

     最后，经调查认定:一、张县长没有及时提交证据、移提人犯，虽未发现受贿行为，但不尽职责。二、所谓修理费、登记费等等，查无实据。因此，中央公务员惩戒委员会于1936年8月作出决定:张翰庭减月薪百分之十，为期两个月。

     其实，这起“贪污渎职”案，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捏造的。尽管上峰没有给他定罪，但终究给了他一个玩忽职守的惩戒处分。后来，张翰庭弃官回乡，将家里的渔船装上柴油机跑起了运输。他想，商场总比官场清净，再不会惹麻烦了吧？

     事实证明，他的想法太天真了。

     1938年11月，张翰庭准备将收购的10万包大米贩运到上海。中共温岭县委书记梁耀南认为这是一种资敌的奸商行为，发动群众起来强烈抗议。不久，梁耀南又被国民党当作汉奸逮捕，关了6个月，出狱后因病去世。

     当时，在浙东沿海一带还有几股海匪横行，国军通过张翰庭等士绅出面招安，改编为护航总队，让他们以收过路费的合法形式，为往来船只保驾护航。正是这一群乌合之众，调转枪口，屡屡出击，甚至在1945年3月还一举击毙大日本帝国的山县正乡海军中将，这也算是张老先生为抗战出了一把力吧。

     经商，免不了要赚钱，也免不了要与黑道打交道，只要不叛国、不谋财害命，都算不了什么，可就是这些鸡毛蒜皮，为他的杀身之祸埋下伏笔。

     就在张翰庭冰海救人的一年之后，温岭解放，本可去台湾的他，之所以没走，就在于他问心无愧，手上没有血债。而且， 关于国民党政府各级官员除战争罪犯外一律不逮捕的新政府第一份布告，也给了他一颗定心丸。因此，张老先生宰猪担酒，慰劳大军，共筹措军粮4万斤、草料10万斤，还将家中用来防盗的枪支弹药全部上缴，以明心迹。

     然而，没过多久，五条罪状却落在他头上，即:杀害共产党人梁耀南、李先导，李哲甫、梁甘泉、梁纯富等11人；通匪养匪；霸占土地；侵吞公债；漏米出海。

     其他四条，暂且不谈，我们看看这11条人命案:

     梁耀南、李先导病故家中；梁甘泉、梁纯富死于国民党陆军监狱；李哲甫死于土匪抢劫；梁耀东一直活到1987年。以上6人，是有确凿史志记载的。其他5人，按民间的说法是:梁开义、陈宝山、李敏轩也是因病去世，而颜希园、陈元旺则子虚乌有。《温岭县志》上有一份名单，记载了本地和外籍的数百位革命烈士，但都没有这5人的名字。

     据《江亚轮海难救生英雄张翰庭的谜样人生》（原载《档案春秋》2008年第5期）一文介绍:张翰庭被捕之后，六七十位老人顶香喊冤；曾亲自参与过“江亚轮”海难处理工作的上海宁波同乡会，上书陈毅市长，要求放人；浙江籍的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沈钧儒（即刘少奇文稿中所提到的沈老，文稿提到的吴溉之，时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也为此事而震惊，向周总理请示如何处理。

     周恩来是如何批示的？该文没有说。目前，我们能够看到的，就是刘少奇对张翰庭问题的批语。这条批语，在并未核实的情况下，首先将张老先生定性为:“此等罪大恶极分子”；所谓“应经过正式法庭审判”的要求，也是空话一句，他不是不知道，当时的各地法庭，连律师都没有，都是群众性的斗争大会，就更不要说什么上诉、抗诉、疑案从无那一套司法程序了，冤假错案的出现便可想而知。

     于是，不久的一天后，张翰庭便在城关西门外举行的全县万人公判大会上被判处死刑。临刑前，老先生仰天长呼:“天晓得！天晓得啊……”至于行刑经过，有人说是“用开花弹瞄准头部近距离射击实施枪决”。

     当然，十几年之后，身为共和国主席的刘少奇，同样难逃厄运……

48年“江亚轮”海难幸存者与英雄船长后人会面

“江亚轮”海难幸存者张善良（左）和张克劬先生相见的情景。  247db0a6619bc8b3f9e6fa1418451c4c.jpg  保存到相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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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3日是举世震惊的“江亚轮”海难55周年纪念日。当日上午，宁波海事博物馆迎来了一位与江亚轮有着特殊渊源的贵客，他就是江亚轮沉没时勇救453条生命的头号功臣船──“金源利”船主张翰庭的儿子、浙医大退休教授张克劬先生。

1948年12月3日，从上海开往宁波的江亚轮在长江口“里铜沙”洋面爆炸沉没，造成了2300多人葬身海底的世界第一海难。当时路过此处海域的机帆船“金源利”在船主张翰庭先生的指挥下，不顾自身安危，拼死相救，从死神手中夺回了453人的性命。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这些大难不死的老人们仍时时怀念“金源利”，希望在有生之年见到“金源利”后人，了却多年心愿。经过张克劬先生在宁波的老同学牵线搭桥，已77岁高龄的张先生决定来宁波，代表全家和这些与“金源利”有不解之缘的老人们见面。

当张克劬先生和夫人来到宁波海事博物馆时，闻讯从宁波城乡各地赶来的江亚轮幸存者们，早就迎候在江亚轮的惟一遗物──劫后余生流入民间、历尽波折终归故乡的舵盘前。一见到“金源利”的后人，这些九死一生的老人们禁不住热泪盈眶。

今年75岁的陈道运老人，回忆着当年攀着“金源利”上抛过来的缆绳死里逃生的经历，百感交集；从镇海赶来的82岁的翁景舫老人，拉着张克劬先生的手，一边端详一边连连说:“真像张翰庭先生，真像啊！”来自奉化61岁的张善良说:“我、我的父亲、还有我的两个哥哥全在江亚轮上，‘金源利’救了我们一家四条性命啊！”说着，张善良和张克劬先生紧紧地拥抱在了一起。

在这场充满人间真情的见面中，幸存者们纷纷对“蹈仁义而弘大德”的张翰庭先生表示深深的谢意和敬意。张克劬先生则强调父亲生前经常教育他们说，救人于危难之中是做人本分，无需大加褒扬，更不能施恩图报。

张克劬先生（左四）和江亚轮幸存者们在一起。  a04fe142ee8643f7a68a6ab681ff6a27.jpg  保存到相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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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亚轮”海难救生英雄张翰庭的谜样人生
一

     海难幸存者每年一次聚会，据记载，古今中外仅有两个:一是“泰坦尼克”号，一是“江亚轮”。英国游轮“泰坦尼克”号沉没以后，每年的4月14日晚上，该轮的幸存者们在欧洲或美洲的某个饭店的大厅里聚会，以纪念命运恩赐他们第二次生命的那个夜晚，追悼葬身大西洋海底3720米深处的遇难者，最初，每次聚会有上百人，但年复一年，赶来参加的人头发越来越白，人数越来越少，最后只剩下几个步履维艰、老态龙钟的人。于是他们无奈地商定，不再进行聚会。

     而今仅存的，是“江亚轮”車存者们的聚会，开始于1998年12月3日，至今未辍。

     “江亚轮”海难发生于上世纪四十年代末的上海吴淞口外海面上，遇难人数逾三千，远远超过“泰坦尼克”号。五十年代以后，“江亚轮”海难淡出人们的视野，很多年轻人都不知道“江亚轮”海难是怎么回事，直至好莱坞大片“泰坦尼克号”在中国热映后，“江亚轮”海难开始被人们一次次重新提起。

     比较两次海难，有颇多的不同之处，“泰坦尼克”是一艘豪华游轮，第一次航行，一切都显得有条不紊，海难发生原因，遇难者及获救者人数在事后统计得一清二楚。“江亚轮”海难发生于解放前夕，由于战争临近上海，逃难人数众多，虽有出售船票数可统计，但出于船上无票乘客及儿童甚众，此次航行船上到底有多少人，详尽的数字无从知道，只能大致估计为4000人左右，上船的人数都无法统计，因此死难的人数就更是一笔糊涂账，只能毛估估二千左右。第二笔糊涂账是“江亚轮”失事之时正值政权交迭，因此“江亚轮”真正的失事原因到现在还设有弄清楚。

     “江亚轮”海难也有亮点，那就是当年在海难吋驶过的船只对逃难者的救援，尤其是机帆船“金源利”号，在船主张翰庭的指挥下，救起了453人，占获救总人数的一半以上。

     所以而今“江业轮”海难聚会的大部分幸存者的生命，可说都是张翰庭先生所赐。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非官方的聚会无人敢组织。“江亚轮”的乘客多为沪币籍人士，尤以甬籍居多，因此幸存者聚会基本上都是宁波人。1998年，《宁波晚报》发起并组织幸存者相聚，以志纪念。幸存者们首次相见，彼此感慨唏嘘。提到他们的救命恩人，更是感慨不已。因为他们共同的恩人张翰庭先生于1950年1月，因反革命罪而被处以极刑。

     2003年11月30日，幸存者们第六次相聚的前几天，《宁波晚报》刊登厂“江亚轮幸存者55年后再相会”一文，表达幸存者们的3个愿望:一、联系更多的幸存者；二、见到恩人，“金源利”船主张翰庭先生的后人；三、设立江亚轮海难事件纪念碑。

     “江亚轮幸存者55年后再机会”一文，为居住在宁波的张翰庭的第五个儿子张克劬的同学读到，他看到后十分感动，立即打电话给浙江医科大学退休教授张克劬，已77岁高龄又患有心脏病的张克劬得知幸存者的愿望，十分激动，当即决定启程赴币，代表全家和这些与“金源利”有不解之缘的老人们见面。12月3日，“江亚轮”幸存者们在获救55年后，终于见到当年救命恩人的儿子。这些白发苍苍的老人抱着张克劬先生痛哭流涕。他们一直不知道张家后人还在大陆，他们说:“你们家有船，大家以为你们在解放前夕早随着国民党政权逃亡台湾了……”他们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张翰庭先生的夫人和孩子们解放以后一直留在大陆。

     《宁波晚报》登载了这次张克劬先生和幸存者见面的消息和照片，《人民日报》等报纸也发文报道。各报倒也并不因为张翰庭被处以极刑而有所顾忌，一致盛赞了张翰庭先生的功绩，不过神龙见首不见尾的是，幸存者对张翰庭的遭遇的唏嘘、不平和议论，媒体只字不提，仿佛张翰庭先生是寿终正寝。2007年，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以吕凉为主持人的“民国遗案”节目，有一档是“江亚轮海难”，节目中不但提到张翰庭先生冒着被沉没中的“江亚轮”拖翻，生命和财产损失的极度危险，义无反顾地救起400多条生命的经过，而且还请张翰庭先生的第八个儿子张克勋先生来到节目现场，请他介绍当年惊心动魄的救人情节。讲完救人事迹，张克勋先生很自然的又讲起父亲之死，看来该节目的编导知道张翰庭先生的死因，所以张克勋先生才一提起父亲的死，编导当即就制止了他。

     笔者由于一篇稿件的缘故，得以认识张克勋先生，他向笔者讲起有关他父亲判刑及平反过程中的一些鲜为人知的事情。上世纪50年代，张案曾惊动过周恩来总理、谭震林副总理，陈毅市长和沈钧儒院长等领导，80年代，习仲勋副委员长也作过批示，请统战部查清情况酌处。下面将一些鲜为人知的经过作一叙述，以飨读者。

二

     1948年12月3日下午6时多，由上海驶往宁波的“江亚轮”在吴淞口外白龙港沉没，船上4000多位乘客，有3000多人葬身海底，仅有不到900人获救。

通常情况，作为船主的张翰庭先生是不会参与船只的经营性航运的，此番随船同行出于偶然。几天前，“金源利”机帆船为上海一家水果公司将3000箱橘子从浙江黄岩运到上海，由于当时海上风急浪高，船身倾斜，致使3000多箱橘子全部滚进海里，航运中惨重损失的计算以及如何赔偿，都只能由船主张翰庭先生亲自出马与货主谈判。张翰庭在上海与货主谈判完赔偿事宜后，于1948年12月3日，搭乘自家“金源利”机帆船返回浙江温岭，出上海行驶未远，路过吴淞口白龙港时，正值“江亚轮”遭遇灭顶之灾……

     “江亚轮”是一艘载重3365吨的豪华客轮，而“金源利”只是一艘载重300多吨的小货轮，两者容量相差10倍之多，风急天黑浪大，小船营救即将沉没的大轮上的难民，其危险是可想而知的，一些路过的轮船为确保自己船只的安全，大抵是在“江亚轮”周围游弋，捞救落水难民，也有为保自身不虞，远离难船扬长而去，更有丧尽天良者，打捞“江亚轮”上落水的箱子和财物以发海难财。张翰庭虽然前不久才遭赔偿3000多箱橘子的惨重损失，但此刻，当船员请示是否救人时，张翰庭当机立断地下令救人，而且还特别关照，救人可以，发难财不行，谁敢打捞水面浮物，定予解雇……

     面对“江亚轮”上呼天抢地的惨状，“金源利”不像其他船只那样，在难船周围游弋，采取能捞起几个难民算几个的安全做法，为能救援更多难民，经与船上大副商定，“金源利”顶着风浪驶向即将覆没的沉船，在有可能被“江亚轮”撞坏铁锚和船头的情况下，几经挫折，“金源利”终于靠上了“江亚轮”驾驶舱，并与“江亚轮”成丁字型排列，船员们将绳索抛向江亚轮，并缚在“江亚轮”上。采取这样的救援措施，既便于年轻难民跳船，也便于年迈与年幼的难民通过绳索登船，所以“金源利”救起的难民既有七八十岁的老妇，也有六七岁的孩童；此外，张翰庭还命船员在船的周围垂下直达水面的长绳索，以便溺水乘客缘绳索爬上轮船，多种救援措施并施，登上“金源利”机帆船的难民越来越多，获救的难民们一个个惊恐万状地拥挤在甲板上，对着“江亚轮”上的亲人恸哭呼号，不肯下到底层，造成“金源利”头重脚轻、船身倾斜的危险局面，再加上此时“江亚轮”正加速下沉，有缆绳与“江亚轮”相连的“金源利”号，随时都有被“江亚轮”拖沉的危险，船老大不及请示张船主，当机立断用利斧斩断绳索，“金源利”这才转危为安。由于“金源利”号是冒着沉船风险，贴近难船，因此其救起人数包括妇孺孩提等，相当其他各救难船的总和。当时统计和后来沿用的数字普遍是453人，实际上不止这个数字，1984年，“金源利”号机房的王恩铭师傅曾对张翰庭先生的女婿林仁基说，当时他为好奇心所驱使，曾与另一船员清点救起的遇难者人数，被救起的难民总数为543人。

     本是开往浙江温岭回家的轮船，此时载着数百难民，掉转船头重新又向上海驶去。临离海难现场时，张翰庭先生还关照电报员，代“江亚轮”向过往船只发出求救讯号，为留在船上的难民们做了最后一件好事……

     风急浪高，天寒地冻，难民们有的衣衫单薄，有的全身湿透，无不处于饥寒交迫之中，张先生下令船员们尽量将自己的衣服给难民穿，将自己的被褥为难民们挡风，还命厨房里多多烧些热粥和姜茶为难民们御寒。有个6岁的男孩，因冻得发抖无法自己进食，张先生还一口口地亲自喂给他吃。(五十五年后，张翰庭先生的儿子张克劬听当年被救起的孩童张善良讲起此事时感慨地说，父亲在家里还从来没给我们兄弟姐妹们喂过食呢！)

     经过近十个小时的艰难航程，“金源利”号终于靠上上海十六铺金利源码头。码头上是人山人海悲号的家属，“金源利”号的船员们将获救的乘客送上码头和救护车后，在张翰庭先生的示意下静静地返航，当时码头上的人群都只顾着争认亲人和救援受伤的乘客，以致忽略了“金源利”号悄悄地远去。是谁救了数百位遇难乘客，并把他们安全送回上海，一时无人间及，直至几天后，媒体从一位幸存者口中得知，是浙江“金源利”号机帆船救了他们，船主的名字叫张翰庭。由于此段时期正是“金源利”号返运橘子的季节，因此人们把张翰庭先生前几天3000箱橘子沉没的损失和这次救人的航行交错在一起，当时上海的街头巷尾纷纷传说，张翰庭先生下令将全船橘子统统倾倒人海，腾出船舱救人……

     冒险并舍财救人的义举传开，沪甬等地百姓轰动了，当“金源利”号再次登陆上海时，上海一些企业和市民自发地捐赠金钱衣物给张翰庭和他的船员，上海市民有捐赠上千银元的，有捐赠呢绒衣物鞋子的，有捐赠肉食酒类的。众多的捐赠中，肉食酒类船员们和捐赠者共同享用，少量衣物鞋子允许船员留下，以弥补救人时衣鞋的损耗，其他银元之类的贵重物品均为张翰庭先生婉拒，统统转赠给当时上海的慈善机构普善山庄。

     在战争阴霾笼罩着上海的动荡年月，有这样的义士、义举，上海感动了，上海震惊了，报纸电台铺天盖地地赞颂张翰庭的侠义行径，连当时正处于焦头烂额中的国民党上海政府的市长吴国桢也为之动容，1948年12月11日，他在电台里颂扬张翰庭抛橘救人之举，12月30日，他又亲手为张翰庭别上一枚“上海市荣誉市民”奖章和颁发锦旗。南京民政部也专电表彰，“金源利”获全口岸航行特权，介绍张翰庭事迹的新闻纪录片在各地放映，场场满座，书场电台以为说唱材料，经久不息。

（续）

三

     1949年4月，吴国桢逃离上海，5月上海解放。与此同时，张翰庭先生的家乡温岭也解放了，当时解放温岭的并非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大部队，首先进入温岭的是以周丕振为司令员的中共浙南游击纵队，当部队进城时，很多士绅或避匿或逃亡，而张翰庭先生则宰猪担酒进城犒军。

     周丕振率领的游击纵队解放温岭后，丁世祥暂摄县政，还曾接见过犒军的张翰庭先生，感谢他为大军筹措4万斤军粮和10万斤草料，并将家中为防海盗土匪之用的全部枪枝弹药上缴政府的侠义之举。

     周、丁等几位领导都是当地人，对张翰庭先生是了解的，尊重的。但俟1949年6月，解放军大军南下，南下干部70余人取代周、丁等当地干部到温岭任职，情况就大不相同了。

     新任张县长竟以邀请张翰庭先生的方式将其逮捕入狱。

     周丕振司令员得知此消息，十分吃惊，特地委遣当地老师叶黄平给张县长一信，介绍张翰庭为地方为社会所作的一切，要求释放张翰庭先生，张县长未予理睬；温岭乡间六七十位老人顶香至县政府前，要求释放张翰庭，张县长还是不准。张翰庭被抓，惊动的不只是温岭县城与乡下，浙沪两地也掀起不小的波澜。张翰庭的义举，一年前在上海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书场电台一口一声的活菩萨、大义士、救命船主、救命英雄的称颂，上海市民记忆犹新，如何时间仅过一年，救命菩萨竟成了阶下之囚？上海宁波同乡会是当年处理“江亚轮”海难的一个群众团体，对张翰庭先生的义举有深刻的了解，为此，他们上书陈毅市长，要求释放张翰庭，陈市长从善如流，以上海市政府的名义向浙江提出要提张翰庭到上海；时任解放浙江的第三野战军第一副政委的谭震林同志也接到众多群众反映，为张翰庭的当年的作为而感动，发专电至温岭，令将张翰庭送往杭州处理；更有浙江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沈钧儒，为张翰庭被地方政府逮捕而震惊，向周总理请示如何处理。

     上海要提人，浙江要提人，最高法院院长亲自过问，到底为什么要抓张翰庭？温岭政府当时以张翰庭杀害梁耀南、梁耀东、李敏轩等十一位共产党员及其他罪状上报中央。中央的批复是:“组织法庭，核实事实，给予极刑。”

     在狱中的张翰庭先生可能也知道，对于他的入狱，外面会有人在为他奔走，所以从他本人来说，绝对没有会被处决的思想准备。据狱友所说，临刑这天吃早餐时，听到狱内鼓号声，张翰庭先生还对狱友徐开春、王建一等人说:“今天不是节日，怎么会有此声？”后又听到“张翰庭带东西”，他以为要起解上海，还担心地对狱友说:“路上无人照顾，怎好？”等到走出监房，看到全副武装的行刑战士，这才意识到自己的末日到了。他背对牢房，面对行刑的战士，仰天长呼:“天晓得，天晓得啊……”

     虽然张翰庭被处以极刑，但他的家属们和“江亚轮”的幸存者们坚信他是清白无辜的，他们能够作为的只能是为他翻案。从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的年月走过来的人们都很清楚，要想翻案，在那年月，决不是锲而不舍所能奏效的，他们只能等，等，等待合适的时机……

     四

     “文化大革命”结束了，张翰庭先生的平反开始显露曙光，其中的几起几落且不赘言，单讲失之交臂的一次:温岭家乡有位有些来头且十分热心的人士张小海，在其父亲平反后，起念为张翰庭平反，他到温岭横河老家去见张翰庭先生的遗孀王佩芬女士和张翰庭先生的第六个儿子张克勃，以自己为父亲平反为例，表示愿意出面代为申诉。于是张翰庭先生的女婿林仁基于1986年6月13日将申诉书交给热心的张小海，由他代诉。也许是因为张小海有些来头，一个月后，中共信访局第491期(1986年6月30日)文件到温岭县。内容如下:

     浙江省温岭张小海(自称是蒋介石外甥俞济民的过房儿子)致信小平同志，说其父张晓嵩于一九五零年被错杀问题已于今年五月在中央批示下，由薛驹同志主持进行了平反，现来信并附王佩芬(张翰庭之妻)申诉信一件，为原国民党浙江省参议员张翰庭申诉。

     来信说张翰庭早年为同盟会会员，一九四六年上半年被选为浙江省参议员，四八年十二月随自家船从上海返海门，行至吴淞口，适遇“江亚”轮遇难，张亲率船员抢救，获救者五百四十三人，博得了中外舆论一致赞扬。国共和谈破裂后，张通过何悦湖与浙南游击纵队周丕振司令员秘密接触，决定留在大陆。温岭解放后，张一面宰猪担酒慰劳我军，一面应政府要求，筹措军粮四万斤、草料十万斤，并将家中枪支弹药全部上缴政府，以明心迹。

     解放军南下部队接管温岭县政府，因不明真相将张逮捕判处死刑。当时，周丕振、沈钧儒、陈毅一致提出不同意见，谭震林同志专电温岭，令将张送杭州处理，温岭县未执行，于一九五零年一月将张枪决。对此上海、宁波及浙东沿海的去台人员至今仍不寒而栗，来信要求对张案进行复查，予以平反。

     该文件首页标有“报送仲勋同志”，后有习仲勋的批示:“请明复、李贵同志查清情况的处。七月九日。”

     时为1986年，习仲勋同志当时的职务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批示中的明复、李贵，指的是时任统战部部长的阎明复同志和副部长李贵同志。案子由人大副委员长批示统战部长和副部长调查，可见中央对此案是重视的，因为张翰庭先生毕竟不是个普通百姓，救出“江亚轮”数百遇难群众，当时曾名动海内外，国外很多报纸都给予报道。即便在今天，提起古今中外的海难史，无法不提特大的“江亚轮”海难，提起“江亚轮”海难，又无法不提张翰庭。现今提及“江亚轮”海难的文章不少，不是对张翰庭之死讳莫如深，就是错误地报道张翰庭先生已获平反。张案的未获平反，给社会和媒体带来不小的尴尬和被动。

     1986年12月，《上海法制报》记者汤永新和《文汇报》“法庭内外”栏目主编王复初及记者李颂联同时到温岭，他们经三天采访，了解前前后后的真相后，又一起到浙江高级人民法院采访，直接面见浙江最高人民法院张院长(这位张院长正好就是当年判处张翰庭极刑的温岭县县长)。第二年，也即1987年，浙江高院总算将案卷发还回温岭，记者们又到温岭调查，原判这才公布于世。也就是说，判处张翰庭一案的罪名究竟是什么，张家后人这才知道，其中最严重的一条是杀害十一条人命。之前，他们一直不清楚张翰庭先生究竟是因什么罪被处死的。

     1987年3月12日，温岭新河区长、统战部一位负责人和《上海法制报》记者汤永新三人坐车到横河看望张翰庭遗孀王佩芬，劝慰她不要焦急，相信政府会按政策办的。谁知事情偏偏还有反复。本来是想让案情更清楚一些，3月中旬，林仁基恳请温岭法院吕子君庭长，向尚健在的“被张翰庭杀害的”离休干部梁耀东取证，证明张翰庭并没有杀死梁耀东。吕庭长得悉梁耀东的地址后，于3月20日，携带随员，登门向梁耀东取证。取证之时，梁耀东的身体状况很正常，对答清楚，说明真相，而且还亲自送客到门口。据家人讲，当晚他有些心绪不宁，不知何故半夜起床出门，更不知他意欲寻找何人，不幸的是年迈的他没走多远，摔倒猝死在邻居家的户外。离休干部梁耀东没有被张翰庭杀死，而死于张案的调查，令人嗟叹。

     为调查张案，死了一位离休干部，再进一步调查又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后果谁能担待？这一切很棘手，就这样，案件被拖了下来、张家后人不知内情，还一味地耐心等待，于是一拖又拖了三年多。

     张翰庭案是习仲勋副委员长批示，让统战部部长、副部长调查的，可统战部与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没有隶属关系，这三年里，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和统战部之间有过什么文件往来，这一切张家后人更无法知道。1989年，阎明复同志被免去统战部长之职，拖延不决的张案突然有了结论:维持原判。

     公允地说，张翰庭先生的悲剧是时代的悲剧，张家后人和众多的“江亚轮”幸存者们，坚信张翰庭先生是清白的。即使张翰庭确实是罪该万死，也应该把罪该万死的条条罪行交待清楚，将张家提供的反证──驳斥，令张家后人心服口服才是。然而……

     从《人民日报》能报道张翰庭先生的救人义举及幸存者与张家后人团聚的消息来看，张家后人和幸存者们深信，在政治清明的今天，张案肯定会得到平反。今年12月3日是“江亚轮”海难一甲子纪念日，他们希望能在他们的有生之年，获悉张翰庭先生被平反的喜讯……

无语，没话说了

世界上最大海难 上海江亚轮沉没之谜将揭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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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亚轮究竟为何沉没，是近代上海的重大之谜。几十年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近期获得重要线索，两位知情者，尤其是来自四川雅安市的83岁的黄青先生提供了一条重要信息，有望对揭开江亚轮沉没之谜起到有力的推动作用。黄先生当时正在国民党军驻防上海的“青年军二○九师六二六团”服役，所在防区就是吴淞口外横沙岛附近的长江口海域，亲眼见到江亚轮的沉没。他说，“因我已从当年20多岁的小伙子，现已成为八十老翁，在世时间不多了，特寄此文，以慰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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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碇赴甬
1948年12月3日下午4时整，担负沪甬线航行任务的“江亚号”客轮，自上海十六铺3号码头启碇，驶往宁波。

近一时期的沪甬线上，旅客格外庞杂。数百公里外，淮海、平津两大战场的隆隆炮声，使上海滩谣言如飞蝗般四处蔓延，一些宁波籍的阔佬坐不住了，纷纷登船南迁。人流中还夹杂着大量的升斗小民，须在冬至前赶回故里，例行祭祀……

江亚轮是上海招商局六大新型客轮之一，与江静轮等为姐妹船，船龄未及10年，总吨数3365吨，马力2500匹，航速每小时12海里。无论外观、设备，在当时均堪称精良。

按国民党交通部航政局规定，江亚轮额定的最大载容量为2250人。是日，据出口报告单所填，船上有乘客2607人，船长沈达才以下船员179人，载货175吨。仅凭这些记录在案、可资查证的数据，它已大大超出了额定的最大运载能力。事后，据宁波人旅沪同乡会江亚轮惨案善委会调查统计，当时船上无票乘客及儿童甚众，实际载客达4000人以上。

罹难吴淞口外
岁月，至今仍铭记着海天浩淼间的这个坐标:东经31.15°、北纬121.47°。

几分钟前的江亚轮还是安宁的。尽管驶出吴淞口后，客轮出现了较明显的摇晃，但除部分旅客由于晕船而感不适外，大多数人依旧泰然处之，舱内到处都是一片津津有味的咀嚼之声。

名副其实的“最后的晚餐”。

6时45分，吴淞口外横沙西南白龙港海面水道。江亚轮右舷后部，骤然传出炸雷似的一声巨响，船体随之发生剧烈震动，所有灯火顷刻熄灭。与爆炸处紧挨的电报房瞬时坍塌，报务员被炸得尸肉横飞，收发报机损毁，与外界联络中断。船头驾驶舱内，求援汽笛也仅象征性地鸣响一声，就再也发不出声来。船舱内漆黑如墨，冰凉的海水哗哗涌入。男女老幼，惊惶万状，慌乱中群相挤轧，纷纷向船顶甲板夺路奔命。“骇叫悲啼，呼天抢地，如赴屠场，如临末日。老弱妇孺，践踏而死者甚多。”

可怕的次生灾难
爆炸发生在船体后部，船尾迅速下沉。首先遭到灭顶之灾的是三四等舱的旅客。十几分钟后，汹涌的海水已盖没甲板。由于失事地点恰为一浅滩，因此烟囱、桅杆以及悬挂的救生艇仍露出水面，然而慌乱中，加之天黑，竟无人去解开救生艇的缆绳。

爆炸发生的时候，白龙港附近水域有若干船只经过，其中不乏侠肝义胆、慨然援手者，如招商局茂利轮、中国渔业公司太孚1号2号渔轮等，但也有一些船只或袖手旁观，或趁火打劫。

海天浩劫话生死
由于罹难者大都为甬籍，宁波人旅沪同乡会旋于1948年12月6日成立“江亚轮惨案善后委员会”。据善委会统计，失事后仅900余人得以生还，估计罹难者多达3000人以上，死亡人数远远超过“泰坦尼克号”海难。

招商局于失事后派出90多名潜水员和十几艘船只前往失事地点打捞尸体，大多数已不知所踪，仅捞起有名有姓的尸体1383具，其中男性629人，女性414人，男童208人，女童132人(残体不计)……

桃源路停尸场，千余具尸体接踵运到，麇集场外的家属，焚香招魂，哭声震天。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著名影星张翼，原籍宁波。12月3日，张托人买到一张江亚轮二等舱客票，送妻子回故里省亲。但当张翼夫妇气喘吁吁地赶到码头时，船已离岸。夫妇俩沮丧而归，途中互相埋怨对方耽搁太久。第二天，噩耗传来，两人冷气倒抽，深感庆幸。另有一位姓张的老太太，本来买的是去宁波的江亚轮客票，可是忙中出错，误登了与江亚轮并泊的茂利轮，启碇后才知是开往浙东海门的。老太太躲过一劫。

失事之谜
江亚轮失事原因，人言言殊，各执一词，迄无定论。据载，不外乎6种可能:

1.锅炉爆炸；2.触礁；3.定时炸弹；4.夹运爆炸物；5.遭受鱼雷袭击；6.误触水雷。

1948年12月7日，招商局特邀中国渔轮公司副经理顾久宽，总工程师朱天秉，上海轮渡公司副经理周启新，轮机师总会理事长陆良炳，中国造船工程学会理事长、中华造船厂经理杨俊生，交通大学造船系主任、民生公司总工程师叶在馥，交通大学机械系教授柴志明，美籍专家格莱登极博士等14位专家及航政、监察等部门的代表，前往失事地点勘察。调查审定会上，专家们认为，该轮航线正确，不可能触礁，爆炸处距锅炉房尚有60英尺距离，也非锅炉爆炸所致。

江亚轮被炸裂口长约30英尺，裂口处的钢板上部向外翻出，下端却又向内凹进，形状蹊跷，缘由莫辨。传讯生还的江亚轮理货员，查明仓载货物中并无爆炸物夹带，一般随身携带的小型定时炸弹，也不可能有这样大的爆炸当量。

经多方协查，最后的意见大都趋同于误触水雷。中国渔轮公司顾久宽表示:“渠认为可能系一种──战时遗留下之水雷……”

善后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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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0余众罹难者的家属、亲友需要为死去的亲人讨还一个公道。且不论其他，仅凭是日客轮严重超载这一点，就足够追究招商局有关责任者的渎职之罪。但是，江亚轮惨案善后委员会提出的合理要求，却被当局以“失事原因尚未查明”为借口，给无限期地拖延了下来。

1949年2月8日，距惨案发生已逾两月之久，当局方面仍迟迟不予表示。聚集在西藏路宁波人旅沪同乡会中的5000余名被难家属终于按捺不住了。下午5时许，他们在善委会联络组正副组长王震林、王耐寒的统一组织下，分别乘卡车前往广东路20号招商局请愿。招商局闻讯慌忙停止办公，将铁门拉上。被难家属不得其门而入，转而往招商局董事长刘鸿生、总经理徐学禹的家中寻找。两人躲避在先，众家属遍寻无着，只好暂且归去。

次日一早，被难家属增至600余人，再度出现在招商局局本部大门口，要求给每位家属发放安家费食米125石。但招商局大门紧闭，徐学禹坚不出面。双方相持到下午2时许，家属们用卡车装来空棺10具，堵在招商局三处大门口，然后焚香祝拜。至傍晚6时许，在徐学禹的敦促下，警察局长俞叔平增派保警二中队及“飞行堡垒”前往驰援，施行弹压。全体被难家属先被强行分割，然后再遭驱赶，一场风波始告平息。

事后，招商局态度更趋强硬，声称在责任未明之前决不赔偿抚恤金，即使责任判定，也断无接受难属可提赔偿金额之可能，云云。

惊爆内幕
江亚轮惨案发生后，虽大多数人都倾向于触雷说，但均属推断，无人能够提供确切佐证。一桩震惊世界的惨案久悬未决，最终不了了之。直到解放后，原招商局经理胡时渊，方才吐口，对失事原因作出另一种解释，爆出惊人内幕。

据称，1948年12月，国民党上海海军航空兵的轰炸机飞往海州执行任务后，返回上海高昌海军基地，在吴淞口外上空，机上悬挂的一枚500磅炸弹，因安放欠妥而脱钩坠海。江亚轮此时恰好驶经这片水域，结果被炸沉没。

事发后，国民党当局将此视为绝密，严加封锁。直至1949年4月，国民党海军司令桂永清在上海国际饭店宴请招商局董事长刘鸿生、总经理徐学禹及胡时渊，诱劝他们去台湾时，才吐露了真相。

但此说究竟属实与否，仅凭一人之言，似乎仍然难以判定。

（续）

江亚轮事件，虽然历经半个多世纪，仍然是个未能完全解开的“谜”。但无论是监守自盗，还是检修失当，导致其“没”的原因，不外一个“贪”字。

“贪”，就是过分的获得，是一种与自己的能力不对称的攫取。

说到“贪”，我们常常容易联想到那些铤而走险，不惜以牺牲别人的利益为代价，换取自我价值的人。其实，为了实现所谓的“利益最大化”，有些人便可无视设备的隐患而“开足马力”，最终导致恶果……这种行为，说穿了，也是无异于“谋财害命”的。

贪多务得，其本质在于利益驱动。

那些看似与己无关的“贪”，其实却是有难以撇清的“私欲”在作怪──比如为了面子，为了形象，为了各种关系，乃至出于怜悯、好心……所有的一切，应以最后的结果来定义利弊。当所有的“好意”走向了它期望的反面，人们需要扪心自问的是:我们是否过于“贪婪”？

在中外历史上，因为“贪”而导致人间悲剧的，又岂止恒河沙数？

江亚轮的沉没，或许被许多人所淡忘，不过由它而引发的教训却不会沉没，对于那些“贪婪”的集体和个人来说，它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前车之鉴。

1948年12月，一艘往返于上海、宁波之间的客轮江亚轮突然爆炸沉没，成为震惊近海航线上重大惨案，死难乘客几千人，大多为宁波籍。

对于这次事件，一方面，因上海战争形势紧张，解放军准备突破江防；二是南京国民政府正忙着撤退，无暇顾及。因此，未进行调查、追究，也未作善后处理。但社会舆论却议论纷纷，如《海洋杂志》说:“江亚轮是触水雷爆炸沉没的。”更有甚者，某报刊说:“是轰炸长江北岸共军的国军飞机，将未投完的炸弹丢下海洋炸沉了江亚轮。”此说更加无凭。

我作为当时国民党军驻防上海守军──青年军二〇九师的一名后勤军官，经常从防区横沙岛去上海师部办事，亲眼看到沉没后江亚轮尚露出水面的烟囱。出事地点是在我团防区内。

由于青年军二〇九师是守卫上海的主力部队，南京国防部要求提高战斗力，特令，该师军马给养由法币(纸币)改发银元。我当时在该师驻防横沙岛上的六二六团担任财务官(我团大车连，有军马留在川沙搞后勤供应)，便乘船到川沙了解情况后，再乘车到杨思桥师部领取军马银元。当时，该师各团及直属部队的财务官都挤在一起，先来的已经把现有银元领完，后来的还需等着运银元来。

在等候时，我去找财务处的老葛，他在处里当“总出纳”，是我在重庆“军需学校”的同学。我问他:“取银元的地方很远吗？”他说:“存放银元的地方并不远，是在一艘客轮上，要从底舱一箱箱地抬出来，有些耽误时间。”我觉得很奇怪:怎么银元会存放在客轮上？他怕我深究，就吞吞吐吐地说了一些情况，以打消我心中疑团。

原来，这是一艘“特殊的客轮”。在解放军占领长江北岸，随时准备攻打京、沪时，南京国民政府已作了撤退准备。命令:南京、上海中央银行把国库中黄金、白银装箱运往台湾。黄金和白银早已装上专用军舰运走。银元由于数量很大，又因法币贬值，银元已经成为经济流通中不可代替的“硬通货”，代替了纸币流通。一旦市场上出现了银元短缺，交易就会停止，引起金融危机。因此，银元装箱抬上客轮底舱后，并未马上运走。

这些装箱银元抬上客轮时，是一个深夜，在军队严密戒严下秘密进行的。此事，只有央行行长、军统头子毛人凤，另外就是驻军司令部(因为戒严部队就是它派出的)三方知道。因此，该师军马改发银元，来源就在这里。其中，江亚轮装得最多，并由特务头子毛人凤派了一个“特别小队”化装成船员，毛还指派他的亲信特工徐继庄为“监守”驻船负责。

徐继庄眼见这白花花的银元被二〇九师官兵抬走，但“军令如山”是惹不起的，只好眼看人享受，但阴着干一下未尝不可。他趁军马银元出舱时，带着一伙兄弟，阴一箱、阳一箱地偷着往外搬，监守自盗起来。这时上海战局非常紧张，倘若江亚轮在港口交接时舱内银元亏空数额巨大，马上就会暴露出来。他这个“监守人”就脱不了干系，甚至人头也保不住……该怎么办？

不久，一声巨响，江亚轮爆炸沉没了。以后，我到师部办事，再见到这位同学时，我向他提及江亚轮爆炸沉没事，他叹口气说:“那不是天灾，是人祸。”其他再也不多说了。其实，从江亚轮上捞好处的不仅是徐继庄一伙，二〇九师以军马改发银元，司令部从中也得到不少好处。办法很简单──多报军马匹数，谁又敢亲自去部队查验呢？

从我这位同学的身家看，他与我悬殊很大。他比我大3岁(当时，我24岁)，已结婚，爱人是上海本地人。他自己住一栋小洋楼。他知道我还是单身汉，我每次到师部办事时，大多是他招待我在他家吃饭。他的家，不但装饰豪华、家具精美，他太太也是一身珠光宝气，连手臂上都是亮晃晃金镯子。一次，我在他家吃饭时，他偶然提及，有次，他去江亚轮提取军马银元时，在交给徐继庄“军用提单时”，见到徐夹放提单的账夹中，有军统“特别提款单”，赫然50箱(以每箱1000个银元计，整整是5万银元)。天哪！在搞什么鬼？我们军队提用银元，是“为了打仗，防守上海”，他们提取巨额银元又是干什么呢？

我为什么对江亚轮有如此深刻的记忆呢？因为军马给养改发银元时，师部还通知要领一批军用物资，本来，这不是该我办的事，因为青年军的后勤，是实行美军式管理，管实物的叫“经理官”，管经费钱财的叫“财务官”(以前统称军需官)。当时，方经理官出差未回，上面又催得紧。这时，恰遇军马给养改发银元，要到师部办领，团部就决定，这两件事情由我一起办了。谁知顺便办领的这批军用物资出事了，我被关起来。若不是师内“军需学校”同学大家凑银元来打通“军法处”和管后勤的实权参谋，我险些被判“枪决”。这是我一生遭受的最沉痛的打击。我不去领军马银元，我就不会出那趟差，也就不会代领那批军用物资，惹出一身大祸来。说到底，银元是祸首。

江亚轮爆炸沉没是必然的结果。如果江亚轮不沉没，当追查舱存银元真相暴露时，不知要牵扯出国民党政权内多少台后头面人物。因此，“死无对证”，是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

江亚轮出事后，在附近航行的船舶，闻讯纷纷赶往营救。最先到达的是满载桔子的源利号机帆船，船东命抛弃全部桔子，出空船舱，抢救落水旅客，随后由帆船及茂利轮和招商局的海津轮等参加救捞，共有900余人获救。打捞上来的尸体共1300多具，内儿童几百人。源利号船东金某因抛桔救人的义举，被授予上海荣誉市民称号。

这批回乡过年的旅客，颇多随身藏有一两小金条、银元、金饰、纸币等。于是有人装作前来认尸的家属，一面呼天抢地，一面摸衣袋趁火打劫，令人发指。

当时我在交通部上海航政局工作，办公室就在广东路20号招商局大厦的二楼。江亚轮出事后，死难者家属曾抬尸游行到广东路，堵住招商局大门，禁止任何人出入，殃及我们出去吃午饭。那时机关不设食堂，我们只得被迫“绝食”一次了。

江亚轮本是1939年日本建造的兴亚丸，日本投降时留在我国，由交通部拨交招商局使用。招商局将该船改名江亚轮参加沪甬线业务。多次航行年久失修，这次航行前由上海航政局技术室宋金麟、童亚范两技术员进行检查。他们认为此船多处不合格，必须大修，不能放行。

招商局则因此时为航运旺季，沪甬线旅客众多，要求放行一次。宋、童两技术员坚持必须大修，不允放行。招商局于是要求航政局长黄慕宗(也是招商局船务处长)无论如何让江亚轮放行一次。黄局长就找两位技术员来研究是否让江亚轮通航一次，返航即去大修。宋、童两技术员认为不敢冒此风险，是否请局长批一下。黄局长于是请技术室朱天秉主任来商量，请他签一意见。朱主任于是灵机一动，在两位技术员意见之后写下:“是否准予放行一次后进行大修请局长核示。”黄局长知道江亚轮票已售出，只得批示“准予通航一次，返航即行大修”。

江亚轮失事后，说法很多，有的说中舱的军火受热爆炸，所以船身断裂于此；有人说奸人放置炸 药，引起爆炸所致。就在此传说纷呈时，黄局长已命一切有关江亚轮的文件全部封存归档。

江亚轮失事的死难者尸体经宁波同乡会等机构决定，葬在霍必兰路(今古北路)永安公墓内，建有方形高大的墓碑，四周刻了这次海难经过和死者姓名。18年后的一场运动尽毁坟墓，永安公墓从此消失了。

这世界上还有什么比生命更为重要？大概没有。我想，许多人的回答也应该是这样。然而，在具体的表达形式上，也有相当一部分人还是“丧失”了执行力的，比如为了爱情，为了信仰，为了荣誉，为了地位，自然还有为了金钱，而置生命于不顾。生命虽说是受之父母，其支配权却是掌握在运作生命的人手里，说得白一点，就是生命的拥有者──自己的手里。

一个人倘若失去把握自己生命的权利和能力，就是最大的悲剧。所以，当哈姆雷特发出to be or nottobe(生存还是死亡)的时候，悲剧已经诞生。

空难，海难……总是让人无法接受，但我们必须有条件地接受，因为绝大多数的灾难纯粹是一种意外。对于泰坦尼克号的失事，几十年来，许多人“穷追猛打”，希望找到合理的解释，给出一个说法。我不知道这是否有意义，但我们必须明白，这样做，至少可以使我们加深对于生命的理解，从而尊重生命存在的合理性。

让人真正感到恐惧的往往不是“泰坦尼克式”的灾难，而是当人们把自己的生命托付给那些值得信任并以为可以给这些生命带来保障，然而其实却是一个对生命的意义缺少理解、缺少尊重的人的时候，人们走向死亡的脚步开始快了起来，悲剧的“浓度”变得不可思议的大。古今中外，不乏其例。矿难、车祸、污染、瘟疫、水灾、火警等等，究其原因，还是以人祸居多。而对生命的蔑视，乃是主因。

如果在吴淞口外飘浮的冤魂仍然死不瞑目的话，那是他们在寻找为何屈死的答案，虽然希望渺茫。或许，他们的执著还想昭示那些手中掌控着他人生命的人──请尊重生命。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那些使生命不再鲜活和生动的行为，都是一种罪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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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上海市人民政府从政治角度考虑，同时也为清浚航道，决定打捞江亚轮。工程由航务工程总局打捞工程局承担，于当年第二季度开始施工，至8月，沉船的后半部分被抬捞进港，10月30日，沉船的前半部分也被抬浮至宝山附近浅滩搁置。前后历时160余天，终于使沉埋江底的江亚轮重见天日。

工作人员遵照市政府的指示，仔细搜寻罹难人员的遗骨和财物，将这些残骨和黄金、银元、首饰、钢笔、手表等一一清理出水面，登记造册。后来，有关部门用那些无人认领的金银首饰，在西郊修建了一座公墓，安葬那些已无法分辨身份的死难者的遗骨。

1957年1月，江亚轮被送往江南造船厂，进行彻底修理。两年后的1959年2月4日上午，修复一新的江亚轮出现在张灯结彩的十六铺码头，通体被漆成了亮丽的乳白色，船上满载当年罹难旅客的家属和上海各界代表400余人。上午9时整，随着一声汽笛的鸣响，新生的江亚轮正式启碇试航。两个小时后，当客轮再次来到当年的蒙难地──横沙西南白龙港东首的里铜沙江面时，汽笛又一次鸣响，伴随着绵绵的哀思，浑厚的笛鸣声在茫茫海天间久久回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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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亚轮惨案之前，近百年来非战争原因，航海失事之最大者计:

1.1865年4月29日，美国轮船苏尔泰那号，在密西西比河爆炸，罹难者1450人；

2.1912年4月，英国泰坦尼克号轮船，在北大西洋触冰山沉没，罹难者1517人；

3.1936年10月16日，中国兵舰一艘，在长江沉没，罹难者1200余人。

太长了，没看完

“解放”初镇反，凡是上了他们内定的杠子，哪管你是起义投诚，还是老百姓公认的好人，尤其是有号召力，人缘好的，通通枪毙。理由是铲除旧社会的政治基础，巩固新生政权。那段时期，天天枪毙人，一串一串地，甚至用机枪扫。大陆千千万万的家庭惨遭厄运，家破人亡，遗下多少孤儿寡母和老人，这些未亡人后来的日子也很悲惨，寡母屈尊改嫁，老人气死饿死，孤儿流离失所沦为乞丐和小偷，且在频频的政治运动中遭精神凌迟。不是空穴来风，是笔者几年采访得来的一手资料。联想起那句古言：同是一根生，相煎何太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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