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达尔：1991年8.19苏联政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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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季·盖达尔《帝国的消亡》

⊙　作者简介
　　叶·季·盖达尔（1956～2009），经济学博士、教授。1992年任俄联邦政府代总理；1993～1994年任俄联邦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1994～2001年任“俄罗斯民主选择”党主席；1999～2003年任俄罗斯国家杜马议员，同时担任预算及税收委员会委员及俄罗斯转型经济研究所所长；2009年12月16日因病在莫斯科去世。
　　盖达尔先生在俄罗斯及国际的刊物上发表过的论文及出版的著作有上百部之多，其中包括《经济改革与等级结构》《国家与演变》《经济增长中的反常现象》《失败和胜利的岁月》《漫长的时间──俄罗斯在世界上，经济史随笔》等。　　导语：本文选自《帝国的消亡》。本书作者盖达尔1992曾经担任过俄罗斯政府代总理。作为前苏联核心机关的工作人员，作者亲历了苏联解体的全过程，并有机会掌握大量翔实的内部资料。作者认为，导致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是其僵化的经济制度使然。在本书中，作者从介绍世界历史上各帝国衰落的过程开始，从呈现上世纪80年代前苏联经济状况入手，抽丝剥茧似地分析了由食品短缺、物价飙升、货币危机、金融失信、石油价格下跌、政策失当而引起的其经济恶化，如何一步步地演变为危机、演变为灾难、演变为破产，最后演变为政治失控，导致了苏联的消失。使人们了解到苏联的解体并不是在骤然间迅猛地分崩离析的，而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和必然的结果。　　一 破产政变
　　1991年6月17日，戈尔巴乔夫签署《主权国家联盟条约》草案，并于18日将其送交苏联最高苏维埃和各共和国最高苏维埃。经过重大修改之后，最后的文本于1991年6月23日在新奥加廖沃进行讨论。6月29~30日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和纳扎尔巴耶夫会晤时作出决定，条约将于8月20日由各加盟共和国首脑签署。
　　在签署这一使帝国和平有序解散的手续条约前夕，苏联副总统、总理、国防部长、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军事工业委员会领导人、陆军总司令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的支持下，决定做一件在他们看来由于总统性格懦弱难下决心的事情──使用武力，来恢复政治控制，保住中央政权。3天之间事情即已见分晓，问题不在于总统，而在于已经变化了的国家。
　　1991年8月19~21日，数十年来政府所担心的事终成现实──军队拒绝向民众开枪。仅仅用了3个昼夜，一个超级大国的社会政治制度便已寿终正寝，而这一制度的核心正是能够而且随时准备对自己的人民毫无限制地使用暴力。
　　破产的政变让许多人回想起来像一出闹剧。然而其策划者们都面临着非同寻常的任务──在一个业已城市化的发达社会里很难觅得愿意下令用坦克碾压民众的指挥官以及同样愿意执行这种命令的士兵。军官们根据1980年代末的经验早已熟知他们必须承担何种责任，便尽量做得不致趋于极端。况且政变的领导人并非出生于革命和国内战争，他们经历的是一个稳定政权的数十年时光。他们力图将使用暴力的责任推诿给他人也就不足为奇。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最后一任主席B·克留奇科夫的回忆录清楚地证明，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政变领导人这样称呼夺取了全部政权的机构）并未打算采取可能引起流血的任何决定，而是指望内政部、克格勃和国防部等机关能自己处理好一切。
　　攻占白宫的行动预定于8月21日夜间开始。制定攻打计划的指示是克格勃主席B·克留奇科夫于8月20日上午9时发出的。这应该是军队、克格勃和内务部的一场名为“雷霆”的协同行动。该项决定在总参谋部从8月20日中午一直讨论到下午。将军们报告说，就军事观点而言占领白宫不成问题。但与此同时，和平居民的大量伤亡也不可避免。起初将行动定在深夜1时，后来又改为凌晨3时，但结果却并未实施。拒绝采取行动的主要因素是政变领导人不愿承担大规模流血的责任。军队等着克格勃动手，克格勃等着军队动手，而内务部则等着这两家和其他人。快到深夜时才得知，克格勃的“阿尔法”部队拒绝参与攻打行动，内务部的图拉师和捷尔仁斯基师按兵不动，“温暖营地”旅则不知去向。
　　T·沙赫拉扎罗夫写道：“如果调进莫斯科的坦克向街垒开火并得到空中攻击的支持，几乎转瞬之间便一切都会结束。各共和国也都会屈服，这从它们小心翼翼的反应便可得到证明，他们显然希望赢得时间，看看联盟首都的事态如何发展。这样，如若有斗胆之人敢于号召反抗，他们的脖子立马便会给套上绞索。”这倒并不那么简单。1917年2月在彼得格勒即曾有军队长官下令向示威者开枪。
　　1917年8月俄国陆军总司令科尔尼洛夫将军也曾打算发布这样的命令。这并未能挽救统治集团。在这样的情况下，重要的不仅要看是否发布过类似的命令，而且要看是否有部队肯执行命令，以及有没有人准备投奔到反抗现有制度的一方。
　　1991年8月的3天表明，戈尔巴乔夫没有运用武力挽救政权不单是因为他不愿意，而且也因为即使愿意也办不到这点。著名政治评论家马克西姆·索科洛夫在政变失败后当即这样描述其后果：“莫斯科的最后两天成了下葬的日子：愚不可及的制度以愚不可及的方式寿终正寝。政变显得愚蠢可笑，因为人民已不再是傻瓜……这创造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先例──73年之间公民首次得以迫使武装到牙齿的国家屈服投降。社会生活开始不再以恐惧的惯性而是以无畏的惯性定位……如果说在别的国家制造变乱通常都是一伙凶犯的异想天开，事后便被投入监狱去过他们一向所过的日子，那么八月政变则是没有先例的。这次政变中让自己触犯法典种种条款的，实际上是所有的苏联领导部门：强力机构（军队、内务部和克格勃的上层人物），权力执行机关（内阁），立法权力机关（卢基扬诺夫和“同盟者”），党的权力机关（苏共上层人物）。而当一个国家所有上层人物要么是罪犯，要么是其帮凶，并且他们都在人民面前遭到毁灭性失败的时候，这样的国家是无法立足的。国家的所有领导人都陷入政治的虚无之中，便会从政治真空中产生另外某个国家。这样的国家产生了，而且不止一个。”
　　1991年8月前在苏联所形成的经济状况，决定了事态发展可能的各种模式都难以逾越的界限。甚至即使政变的策划者能够牢牢掌握政权，那也改变不了国家的经济形势，其轮廓在此之前即已严格确定。
　　8月初戈尔巴乔夫签署关于增加居民所需商品生产和劳务的紧急措施的命令。其中责成全苏和共和国货币委员会、苏联经济和预测部、苏联对外经济联络部会同苏联对外经济活动银行，确保将外汇资金优先用于采购粮食、药品、生产民用商品必需的原材料和配套产品。如果将该命令中的严格指示与政府间的往来公文材料放在一起，便不难明白命令总体上与现实的差距是何等巨大。
　　苏联国家银行行长格拉先科向苏联内阁总理帕夫洛夫报告（1991年6月）称：“政府自1959年以来各个时期所通过的决议都责成苏联国家银行在执行预算开支时，从利用信贷资金达到调节差价目的的特别账户中对农业原料与其他产品的差价进行补偿，随后再从预算资金中偿还所形成的欠债。由于经常拖延上述欠债的清偿，预算的负债额年复一年增加，这对国家的货币流通造成了不良影响。自1991年开始，苏联财政部基本上将物价差别补偿推给了各共和国的预算……同时，在转向市场和价格上涨失控的条件下，银行不得不支付农业原料和其他产品日益增大的差价。例如，今年第1季度支付差价所用的信贷资金数额为292亿卢布，4月为59亿卢布。包括去年所支付的金额在内，预算因这类支付而欠下银行的债务在年初至5月1日期间已从616亿卢布增加至967亿卢布。由于这个原因，同时也由于国家整体债务的增长，苏联国家银行的集中贷款资金已全部用于抵补预算开支。如果继续将银行资金自动用于弥补物价补差而形成的预算开支，那么，补充资金的唯一来源就只能是信贷发行和现钞发行。由于并未对这个问题作出决定而导致信贷和现金的发行失控，我们认为有必要立即取消上述差价补偿制度，以免破坏经济稳定和造成通货膨胀进程失控。”
　　苏联内阁第一副总理B·谢尔巴科夫致苏联联邦委员会函（1991年8月16日，即政变尝试前3天）：“国家正以加快的速度陷入深重的财政危机和货币流通混乱。这些因素当前正在决定性程度上造成国内经济、社会心理和政治状况的恶化……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首先是采取不受欢迎的措施时迟疑不决，许多领导人对加强全联盟政府的作用畏首畏尾，不同层次的权力执行机关之间的组织和经济工作协调程度低下等。实际上实现反危机计划的能力在日益减弱。稳定国家财政状况的主要措施本应于7月1日实施。然而无休无止的协商、讨论之类导致已经损失了两个月时间。在此期间，尽管同样延迟，总算还采取了稳定基础部门和部分大众消费品生产工作的决定……必须明白，再过2~4个月要想使形势正常化，就必须另行采取迥然不同的措施，而反危机计划则只能扔进废纸篓……正在出现难以置信的局面。一方面，预算系统会将自己近3100亿~3200亿卢布的赤字倾泻到流通领域，另一方面，企业还会添加上将近2500亿卢布……由此可知，预算系统正在成为产生严重通货膨胀进程的最重要的因素……我们的意见是，在各共和国同意的情况下，可以通过苏联总统命令实施一个决定：立即（自9月1日起）冻结一切尚未开始按8月1日情况拨款的全联盟和共和国的社会性质计划，规定将这一措施至少延长至1992年上半年……在第二阶段（1991年12月1日之后）主要是实行自由价格形成制度过程，同时启动劳动报酬基金形成的新机制……应当强调的是，这些做法并不足以解决整个财政稳定问题，只能将其解决推迟至1991年以后……因此，这些措施只能使现有的形势不致恶化，但对财政不稳定的真正原因并不会产生最重要的作用。”此前苏联的外汇储备已完全枯竭。1991年夏季苏联最高苏维埃的分析材料中称：“在苏联对外结算方面形成了极为紧张的状况。出口的外汇收入减少，同时对进口的需求却在增加，收支平衡赤字加大。自由外汇储备枯竭。商务合同方面形成了大量的逾期债务。国家的外债已达到危急的程度。苏联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声誉下降……货币政策方面最重要的任务是恢复国家的支付能力……”
　　“1989年年底苏联进口方面的支付便开始不时间断，拖欠合同款往往长达数月。1990年底逾期未付的款项为29亿卢布。这种状况令人对苏联在国际信贷市场上一向无可指责的声誉产生怀疑。在苏维埃国家的整个历史上，苏联的债务（例如对外经济银行担保的苏联对外经济联络部各外贸机构的期票）在市场上流通时首次需要贴现。因此各种市场已将苏联视作不可靠的债务人。这与1980年代初期的情形一样，当时苏联也遭遇国际信贷市场的信任危机，债权人的恐慌使得随后的短期交易贷款额度急剧减少。1980年代苏联外债的绝对规模增加1倍多：从1981年的150亿卢布增至1991年初的322亿卢布。存放在外国银行中的苏联可兑换货币资产仅为37亿卢布。可见，苏联的‘净’债务为285亿卢布。1991年苏联偿还外债连本带利需要支付约100亿卢布。如此巨大的集中支付额恰恰在1991年造成了国家收支平衡额外的紧张，已经需要对本年度的出口收入采取特殊的分配方法。”
　　国家距离破产、终止支付外债只有数周时间──连这也还须停止进口供货结算才行。国家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休想得到成功获得大笔西方贷款的机会。新的行政当局不得不采取决定：进一步减少粮食采购，压缩牲畜头数，减少其他食品进口，因进口的配套产品缺乏而让工厂停产。
　　国家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的组织者之一、苏联军事工业综合体领导人O·巴克拉诺夫于1991年1月上书戈尔巴乔夫：“当前国民经济的状况已被视为危机……此外，国家依赖从资本主义国家进口材料和技术资源的程度愈来愈大。据苏联物资技术供应总局估计，1991年国内短缺的国民经济正常运转所需的原料资源将近90亿卢布，基本上都是从国外采购……国家所欠外国公司1990年提供原料、材料、食品和工业品的外汇债务相当多，这使原料采购的形势更为困难。由于缺乏原料，1990年末许多种产品已开始减产，其中也包括大众消费品，因此今年第1季度预计许多车间、生产部门和企业会大批停工。单是轻工业就有400家工厂亦即现有工厂的1/3可能停产，将近100万人无活可干。由于可能停工而造成近期内生产形势紧张的公司有：‘吉尔’汽车厂、罗斯托夫农机厂、切尔诺夫策州拉辛鞋厂、切博克萨雷市‘电路’厂和电灯厂、阿尔泰拖拉机厂、第涅伯罗彼得诺夫斯克州东方采矿选矿联合工厂、莫斯科机床制造生铁铸件厂以及其他许多企业。”
　　所有这一切，政变的策划者们都一清二楚。O·拉齐斯曾引用政变即将发生时国家安全委员会收集的情报资料：“1991年基本建设计划完全失衡。根据现有的预测估计，投入使用的主要基金1991年比去年减少30%~35%，住房投入减少20%~22%，其他社会领域项目减少15%~70%。为了保证航空企业不间断地生产，按照民用航空部的计划需要提供193·8万吨航空煤油和5·3万吨航空汽油。至8月末，已运送到的总共只有100·5万吨航空煤油和2·8万吨航空汽油，亦即一半略多。集体农庄、国有农场和生产单位企业1988年开始的牲畜总头数的减少目前越来越加剧……莫斯科动力领域出现了若干困难。有些热电站的设备磨损率已达70%。重油储备量仅及50%~80%。供热工程的城市系统在技术能力的极限上运行。消费市场形势严峻。城市商业网的肉奶产品进货率平均不超过去年的80%。全市的食品供给率仅60%~70%，现有的储备量只有15天……动力领域的形势也很困难。各热电站的燃料刚一卸车便投入使用。煤和重油必不可少的储备仅及所需数量的50%。食品供应时断时续。30%的居民6、7、8月间购买食粮、动物肉、肉制品的票证无法兑现。居民的谷物产品供应尤其令人担心。规定的标准为每人每天250克（H·A·萨文科夫，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管理局局长，1991年9月2日）。签署该文件的H·萨文科夫是苏联克格勃管理局领导人，经济安全也属于该局管辖范围。”
　　1991年第3季度的预算赤字迅速接近国内生产总值的30%。这意味着消费市场的形势仍然是灾难性的。不消除结构性的比例失调，不减少国防开支、对农村的补贴、基建投资，进一步提高价格只会在更大的程度上再次引发消费品的脱销。这一切都应当由不得人心也不合法的政权负责。如果考虑到此种背景之下波罗的海沿岸、格鲁吉亚、亚美尼亚、西乌克兰将会发生的事情，这个政权的命运便不难预料。
　　戈尔巴乔夫最亲密的助手之一B·梅德韦杰夫在八月事变期间曾对阴谋参与者B·博林说：“对待外国慷慨援助的皮诺切特式态度不会过时；相反，国内的骚乱和对外经济援助渠道的必然截断会迅速将经济引向灾难。政变不仅不会削弱联盟内的离心趋势，相反，倒会无可避免地招致联盟崩溃，因为各共和国都不愿意在这样的政权之下过日子。”
　　苏联内阁总理帕夫洛夫比那场政治阴谋的其他参与者都更为了解国家的货币金融形势，8月18日晚他喝了大量的酒，结果严重的高血压危险症状令他卧床不起。最后一届苏联政府的这位首脑当时都在想些什么已无从知晓。我不排除他非常明白政变注定覆灭的政治经济学原理。

二：政治上的濒死状态
　　1991年8月19～21日的事件之后，帝国的灭亡不但无可避免，而且已经发生。问题仅仅在于，对全国居民而言其崩溃的经济和政治后果将会严重到何种程度。
　　自然，苏联当局可以无休无止地援引1991年3月17日就保留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问题所进行的全民公决，以证明1990年12月1日乌克兰所举行的全民公决与苏联法律相抵触──乌克兰的全民公决有84%的共和国居民参与，其中90.3%的人表示赞成这个第二大加盟共和国独立。所有这一切对于现实的政治进程已经没有关系。所有的帝国轰然坍塌之际，其命运都不会取决于全民公决。早在3月17日投票的两周之前，M·索科洛夫即曾正确地指出：“从法律形成的观点来看，有失体统的全民公决不可能产生法律结果，从实际出发，它不会为戈尔巴乔夫额外提供任何一个可靠的师团……戈尔巴乔夫准备（或者不准备）采取坚决的行动取决于更暂短的因素，而不是取决于苏联公民对一个毫无意义问题的毫无意义的回答。还有更加发挥作用的因素：居民的愤懑，军队的不可靠……”1991年12月正式确认联盟解体之前，苏联领导人没有掌握任何可靠的部队。这一点，所发生事件的同时代人都一清二楚。
　　政变的第一个后果是：显示了苏联当局已不能运用武力保证对领土的控制。1991年8月末，任何一辆坦克、任何一个连队都没有按照苏联领导人的命令出动保卫现任政府和保障社会秩序，这是客观现实。
　　这对于行将垮台的帝国已是屡见不鲜。奥匈帝国、南斯拉夫的经历都令人信服地表明，当中央政权的合法性被摧毁，军官和士兵的忠诚在他们的原籍所组建的新国家与宗主国以及他们驻扎的那个帝国的行政当局之间被搞得四分五裂之时，国家机关所遭遇的困难是十分巨大的。通常的结果只有一个──军人丧失采取任何行动的能力。
　　无论苏联还是各共和国政府当局，1991年秋都已不具备控制武装力量的能力。1991年11月的车臣事件清楚地显示出了这一点。俄罗斯当局试图调入军队保住紧急状态下的政权，结果失败了，主要就是因为苏联当局已为军人准备好无所作为的借口。当一个国家不仅丧失了对暴力的垄断，而且连使用暴力的能力亦已丧失的时候，它便不复成其为原本意义上的国家了。
　　紧随八月事件之后，各共和国政府发表了一系列独立宣言。联盟想要阻止独立，却已既无力量也无威信。这种情况向全国和全世界表明，苏联无力控制自己的领土，从国际法的观点来看已不能承认其主体地位。在波罗的海沿岸，在乌克兰，苏联当局已不能控制海关和苏联边境的局势。各共和国之间具有法律效力的固定边界不复存在。实际上这已意味着苏联是一个没有边界的国家。1991年9月5日苏联人民代表大会自动解散，结束了苏联70余年的存在。至少大众传媒是这样看待这些决定的。
　　1991年10月初由部分加盟共和国草拟的《经济共同体条约》的条款是含糊不清的。第16条达成的协议认为有必要保留卢布作为统一的货币单位。同一条又规定各国──经济共同体成员可以采用民族货币。货币问题对于任何国家都是关键性的问题。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当时并未确定，建议日后由专门的协议加以调整。建立了一个在储备制度原则上活动的银行联盟。至于它如何采取决定，却并未写明。对于任何一个国家和国际机构都至关重要的预算问题也悬而未决。该文件称：“经济共同体的预算依靠其成员按规定数额缴纳的费用构成。规定交纳费用的多寡和次序由经济共同体成员的专门协议确定。”这是什么意思颇难理解。
　　位居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之后的最大加盟共和国乌克兰，在1991年8月19~21日的事件中采取谨慎的立场。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拒绝谴责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行为，直至8月21日政变的尝试完全失败已显而易见时为止。正是这点使得无论是他还是乌克兰共产党全体领导人都别无选择地支持乌克兰独立的想法。在相反的情况下，无论是他或共产党都已没有政治上幸存的机会。8月24日乌克兰最高苏维埃实际上一致通过了关于独立的决定。
　　1991年11月8日，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Л·克拉夫丘克说：“经济条约和协议仅可视作一般性原则──不会更多也不会更少。我们将反对建立任何中央机构。如果条约要设立无论什么类型的中央机构，我们都不会批准它。除了参与条约进程各国将要建立的协调机构之外，总的说来不应当有任何中心。”

源自：本文选自《帝国的消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