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简介
牛军，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外交学系教授，法学博士。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外交学系，教授。现兼任中美关系史研究会秘书长，中国国际战略基金会特邀研究员、学术委员会委员，英国 Cold War History 杂志编委，《国际经济评论》杂志副主编。出版著作包括：《从延安走向世界：中国共产党对外关系的起源》、《从赫尔利到马歇尔：美国调处国共矛盾始末》、《同床异梦：美国的欧洲战略》。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曾经介入了东亚大陆两端的战争，即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和朝鲜战争。绝大多数的历史学者将目光投注到朝鲜战争，因为中国介入那场战争的决策过程的确惊心动魄，在那场战争中的搏斗血雨腥风，战争的场景恢弘壮观，而最终的结果对中国的历史、东亚的国际格局乃至全球冷战的发展趋势等都影响巨大。在中国，关于这场战争的决策及过程的历史记忆令很多人直到今天还感到自豪，某种意义上成了国家英雄主义的重要精神来源。毕竟，在鸦 片战争过去一百多年的时候，中国军队在中国境外同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作战，并终结了美国打算用武力统一朝鲜半岛的军事计划。不过，认真阅读那个阶段的历史故事，就不应该忽视同时发生的另一个重大历史事件，即中国援越抗法。新中国领袖们建国伊始便准备援越抗法，在与苏联结盟过程中即决定介入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事实表明，这个决策对新中国东亚政策的影响同样是决定性的，甚至超过了在朝鲜半岛参加的战争。正是这个决策推动新中国迈出了向周边国家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提供军事援助的第一步，并对此后很多年里给中国在许多国家或地区执行的援助政策造成了持续的重要影响。
新中国对印支地区的政策是理解它的东亚政策之缘起的第一个故事，因为印支是一个少有的被赋予多种政治象征的地方。多少年来，中国对北朝鲜的支持几乎是没有改变的，甚至延续到冷战以后。在印度支那地区则不同，从伊始便决定援越抗法，到1954年和1962年两次为维持该地区的和平做出巨大的外交努力，再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展开声势浩大的援越抗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的中越关系恶化最终又演变成1979年对越南发动惩罚性的军事打击，此后较小规模的边境战争又持续了相当长时间。如果仅从地缘安全的角度看，新中国在印支的干预包含着一个相当连贯的目的，即阻止任何强权控制这个地区，这也包含了不能出现一个控制整个地区的地区军事强权。中国在整个冷战时期通过长达40年的努力，包括提供军事援助和采取军事行动，先是将法国，后来是将美国，最终是将苏联等，一个接一个地赶出印支地区，并顺便也摧毁了越南人建立印支联邦或他们领导的地区军事同盟的梦想。从本质上说，中国领导人其实就是认为这一地区是中国的安全缓冲地区，卧榻之旁决不允许他人酣睡。
如果从大时段看1949年以后的中国印支政策，可以说它本质上包含着带有浓厚历史传统的地缘战略考虑。有意义的问题是，这个政策孕育于中国革命的最后阶段并且是在冷战激烈对抗的年代诞生的，这个历史过程给这项政策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打上了什么样的烙印？
中国的援越抗法政策被确定下来大致是在1950年3月毛泽东从莫斯科回到北京之后，前引刘少奇3月14日起草的文件即是新中国东亚政策的指针，也是决定援越抗法的指导原则。毫无疑问，在中共军队打过长江后，中共领导人一度更多的是从西方列强进行军事干涉的角度认识印支区的形势，即担心并尽力防止印支地区成为列强干涉中国的基地。当时，在中共领导人看来，美、英、法等国会加强在印支半岛的军事力量，但从那里发动一场军事干涉的可能性并不高，而且中共靠自己的军事力量是完全可以应付的。《毛泽东通过科瓦廖夫给斯大林的报告》，1949年6月12日。分析内战后期中共领导人的这类思考是有重要意义的，因为后来的发展证明，中共领导人在建国后确定国防政策时，仍然将印支地区作为预防安全威胁的战略方向之一，它影响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设计的中国国防战略。尤其是随着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展开和发展，地缘安全考虑在中国印支政策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高。不过也如前所述，中共领导人同时也很关注胡志明领导的越南抗法运动，他们与越南共产党在1947年春正式建立了无线电联系。毛泽东不久即表明，他已经萌生了未来要支持胡志明的想法。
导致中共领导人在内战处于转折时期便有意支援越南共产党的基本原因是，他们认为中国革命运动同越南胡志明领导的革命运动有天然的联系，他们同胡志明很早就有过合作，而且这种合作是在共产国际的组织框架里发生和展开的。这同两国之间的历史组合在一起，才构成了后来所谓的“同志加兄弟”关系。这的确是一个堪称丰富多彩的历史过程，其源头值得追溯。
胡志明年轻时在法国留学，在那里成为法国共产党成员，并且在第二国际和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的斗争中，成为后者的积极拥护者。据一本有关越南历史书籍的描述，他是经过认真地聆听两者的争论并潜心思考之后，认为共产国际的主张更适合东亚殖民地国家的解放运动。大约是在1922年，胡志明开始结识包括周恩来在内的一些正在法国勤工俭学的中共成员，这可以说是双方最早的联系了。1924年12月，胡志明到达广州，化名李瑞，担任苏联顾问鲍罗廷（M M Borodin）的翻译。这时他也是共产国际东方部下属的南方局的一个负责人，并已经担任农民国际执委会委员，在共产国际中的资历高于很多中共早期领导人。
在广州期间，胡志明与中共领导人有了较多的来往。为了给越南革命运动培养干部，胡志明在广州举办了一个政治训练班，周恩来是多次被邀请去讲课的中共领导人之一。胡志明后来将他在这个培训班的讲稿汇集成册，名之为《革命之路》。这本书被认为是为越南共产党的纲领“奠定了基础”。李家忠编译《越南国父胡志明》，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24页。胡志明那些被包括在这本书里的反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革命思想就是从中国的广州传播到越南去的。而且不能否认，1924～1927年的中国大革命对胡志明的思想是有很大的影响的。此前在莫斯科期间，他固然从共产国际那里学了一套列宁主义的理论，但中国的大革命才是他从事“东方革命”运动实践的开端。在广东，中共领导人同胡志明的交往是包含着共产国际内部的同志关系的。
不仅如此，大革命失败后，胡志明有不少时间是在中国从事政治活动。1930年2月，越南共产党在香港的九龙召开成立会议，胡志明此后在中国活动了一段时间，曾经提出过越共与中共进行合作的建议。1935年3月，越共改名为印度支那共产党以后，在澳门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共中央派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尽管那只具有象征意义。抗战爆发后，胡志明多次到中国，同中共领导人交往比较密切了。1942年8月，胡志明再次进入中国，以便联络那些在中国的越南抗日革命志士，也试图与中共中央取得联系，以便交换对抗战时局的看法。但是，他一入境即被国民政府逮捕入狱，并被监禁了13个月之久。在被监禁期间，他写了100多首革命的诗篇，这同很多入狱的中共党员写革命诗词的风格是一样的。1944年秋季，越共中央机关已经无法在越南北部边区立足，他们便转移到中国广西的那坡县郊区的丛林里，搭起茅草棚作为越共中央联络站。胡志明被中共派人接到这里，住了大约半年的时间。郭明主编《中越关系演变四十年》，广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4页。这时越共改称越南独立同盟会，简称越盟。
1945年8月15日，就在日本宣布投降之际，越共中央开会宣布发动“总起义”，号召越南全国人民在日本投降后，“前进！前进！在越盟的旗帜下，同胞们勇敢前进吧！”这个在盟军到达之前乘机夺取政权的“总起义”史称“八月革命”。越共试图通过这类独立奋斗建国之壮举的历史描述，彰显其夺取全国政权的合法性。胡志明领导越盟在河内建立了一个越南民主共和国，他认为意义十分重大，甚至是世界性的，尤其对于国际共产主义在东亚的前途而言更是如此。因为越共中央认为，这不仅是越南人民的胜利，而且“也是马列主义在一个殖民地国家的第一次胜利”。参阅李家忠编译《越南国父胡志明》，第48页。
靠着在中法之间纵横捭阖，甚至不惜运用策略承认越南是法属印支联邦的一个部分，胡志明先是挤走了在北纬17度线以北的国民政府驻军，这同时也有利于打击越盟中亲国民政府的势力，他们是因为抗日统一战线的需要而被容纳的。当然，国民政府不愿介入印度支那事务是中国撤军的主要原因。中国军队撤出不久，进入北越的法国人就将胡志明和他的共和国从河内驱赶到山林之中。这个共和国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丛林政权”，胡志明有一个小棚子作为“竹林官邸”。胡志明立刻号召越南人民奋起展开武装斗争，抵抗并彻底推翻法国在战后恢复的对越南的殖民主义统治。越共领导的抗法战争从此开始，史称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
越共的反抗活动很快就变成了东亚革命运动的一部分，这同中国革命运动的进程更有密切的联系。此时正值国共全面内战爆发，中共处境艰难，尤其是华南的一些部队面临国民党军队的追剿。其中一些部队分散进入越南境内掩藏，他们得到越共部队的接待和保护，中共边境地区党组织还在越南境内开办过干部培训班。双方有过层级比较低的军事合作，越共游击队甚至帮助过边境地区的中共部队攻占国民政府下辖的地方政权。参阅郭明主编《中越关系演变四十年》，第16页；广西社会科学院印度支那研究所编《中越关系大事记》，1980年3月印刷，第33页。根据越南历史学家的描述，在1949年初，越共军队有两个排的“主力部队”参加了中共军队在广西地区的战役，这两个排还“取得了大范围的胜利”，他们直到1949年底才撤回越南。范春衡：《奠边府：历史与今天》，杨保筠、于向东主编《变动世界中的奠边府战役与日内瓦会议》，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有限公司2005年版，第51页。
以上简述中共与胡志明和越共的交往历史只是要说明一个简单的事实，即双方的关系在源头上同共产国际有密切的关系，当时两党领导人的核心认同就是中共与越共是苏联、共产国际领导下的国际共运中两个东亚共产党之间的同志关系。到新中国成立之前，胡志明和越共由于丢失了越南政权，越共与中共的关系又回归到两个共产党和两个东亚国家革命运动的关系。这种关系后来被称为“同志加兄弟”是十分贴切的，所以胡志明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向中共求援时，并没有表现出有过任何心理上的障碍，中共领导人则感到自己有一种天然的义务来帮助胡志明和越共的抗法斗争。当然，斯大林的首肯、鼓励和中苏结盟等，毫无疑问也极大地增强了中共领导人支援越共的热情和勇气，苏联的表态还有利于打消中共领导人的后顾之忧。
代表中共中央与越共联络的是周恩来，他与胡志明之间的联系是中共领导人了解越共状况的主要来源。中共中央这时只是大略地将越南归类为这样的东亚国家，即那里的“革命斗争的主要形式已经是或将要是武装的游击战争”。刘少奇：《关于东亚民族革命运动策略问题给斯大林的报告》，1949年8月14日，《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一册，第50页。当时广西地区的中共地方组织与越共之间有一些具体的来往。总的来看，中共中央与越共的交往时断时续，并且不算深入，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中共军队开始向西南进军。新中国成立前夕，《人民日报》对越盟抗法斗争的报道在增加，包括转载苏联《真理报》的文章和越盟歼灭法军的消息。其中《真理报》的文章详细介绍了越南的战略地位──处于美国拼凑的“太平洋联盟”的“中心”地区，越盟领导的越南民主共和国控制了“拥有两千万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国土”，越盟在那里领导实行了“深入的民主改革，并从这种民主改革中取得了力量”。《英勇抵抗法帝侵略越南共和国益强固》，《人民日报》1949年9月10日。这种评论对中国政策的影响值得分析。
新中国成立后，越共中央于10月派遣李班、阮德瑞秘密使华，目的是要求得到军事援助和恢复中越两党高层的直接联系。越共的代表参加了11月在北京召开的亚澳工会理事会。从此后双方电讯往来的内容看，中共中央很希望越共能协助阻止广西、云南等地的国民党军队败逃到越南境内，把那里当作庇护所。中共中央为了防止美国的干涉，已经明确规定中共军队不得超越国境线，如此越共的帮助就显得比较重要了。同时，中共中央也开始考虑如何向越共提供军事援助。刘少奇：《关于截击和解交逃入越南境内国民党军残部问题的电报》，1949年12月，1950年2月、3月；《军委为准备进军云南给林彪等的电报》，1949年12月8日，《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一册，第197～199、201页。双方关系的实质性进展发生在毛泽东访问莫斯科期间。
12月间，中越关系出现迅速的变化。这期间，中国领导人做出两个重要的决定：向越南提供军事援助和与当时还是“丛林政权”的越南民主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引起中国领导人重视越南的直接原因是中国西南地区的形势发展。按照毛泽东在内战后期的设想，如果白崇禧部队拒不投降，中共军队将围而歼之；如果该部队退到印度支那，中共将坚决追击到那里予以消灭，并同时消灭其他敢于抗拒的“反动派”。“Cable，Kovalev to Stalin，Report on the 22 May CCP CC Politburo Discussion”，23 May，1949，CWIHP，Issue 16，p 164.斯大林曾因此劝告中共军队不要进入印度支那地区，以免引起美、英、法的干涉。他打电报告诉毛泽东，现在应警惕美英军队在华北港口登陆，不要急于派军队到华南边境地区去。“Cable，Stalin to Mao Zedong（via Kovalev）”，26 May，1949，CWIHP，Issue 16，p 166。
毛泽东起程赴莫斯科不久，广西战役即告结束。云南卢汉宣布起义后，由于中共军队尚不能及时开进，国民党李弥部队开始向云南边境地区转移。李弥部的去向引起中国领导人的警惕，他们特别担心的是该部队进入越南，会从后方威胁越共军队，故多次指示有关部队迅速派遣军队，截击向越南境内败逃的国民党军队。刘少奇：《军委命令林彪部迎击国民党军的电报》，1949年12月26日，《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一册，第233页。这时法国殖民当局开始加强在中越边界地区的军事部署，以防止中国的战事蔓延到越南境内。法军的行动引起中共中央的警惕，担心法国殖民当局向国民党军队提供庇护。周恩来以外交部长名义在1949年11月30日的《人民日报》发表声明，谴责国民政府正企图使越南成为其“卷土重来的基地”，警告法国殖民当局不得“容留国民党反动武装”。《人民日报》1949年11月30日。可以说国民党军队退入越南境内和法国殖民政府加强在边境地区的军事部署，是使中国领导人认为越南涉及中国的安全利益并感到有必要干预越南局势的一个重要动因。
12月24日，刘少奇向在莫斯科的毛泽东报告云南政治和军事局势的同时，也说明越共代表已经明确提出了两项要求。其一是希望中国提供一笔数额巨大的军事援助，包括3个师的军事装备和物资，1000万美元的财政援助以及派遣军事干部到越南协助指挥作战。可以说这份清单实际上开启了越共对中共援助几乎是索要无度的行为方式，而且这种方式后来愈演愈烈，这种心理基础是需要深入分析的，或许就是基于较小型国家对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援助的“无私性”的理解。关于中国向越南派遣军事干部的要求可以说是越南提出中国向越南派遣军事顾问团的最初动议。其二是要求中国与胡志明的共和国互相给予外交承认。鉴于越共政权的实际状况，这相当于是要求中国通过外交承认的方式给予政治支持。
对于军事援助，刘少奇告诉毛泽东，在北京的领导人认为可以援助但需要有所节制。武器装备和医药器材可以提供，“但不能给予太多”；部分物资可通过贸易解决，“但不能有一千万美元”；军事干部可以派，不过要先派遣罗贵波带电台前往了解情况，“然后再派军事干部”，总之是不能立刻和完全接受越共方面的要求。对于外交承认，北京的领导人并没有立即答复，政治局开会时权衡了利弊。刘少奇告诉毛泽东，他们认为在法国没有承认中国之前，与“胡志明建立外交关系是可以的，利多害少”。行文如“是可以的”显然并不是表达十分积极的态度，而且他们是看到了还是有“害”的，只是比较起来“利”多而已。至于“害”是什么刘少奇没说，他请示毛泽东定夺。刘少奇：《关于云南军情和援助越南问题给毛泽东的电报》，1949年12月24日，《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一册，第226～227页。实际上，对中国领导人而言，在是先与法国还是先与越南民主共和国建交的问题上，并不那么容易权衡利害。1954年日内瓦谈判期间，法国代表告诉周恩来，他们原来是准备承认新中国的，后来由于中国与越南民主共和国建交“而未能实现”。《吉勒马慈及保罗-彭古宴请王炳南谈话纪要》，1954年5月1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档案选编（第一集）1954年日内瓦会议》（以下简称《1954年日内瓦会议》），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版，第260页。
毛泽东此刻正在世界革命的中心莫斯科。由于在这里需要经常从更广阔的世界革命的角度来思考和与斯大林讨论问题，这当然会影响到他对越共请求援助的反应。接到刘少奇来电的当天，毛泽东即回电，除了强调截住国民党军队使其不能进入越南“极为重要”之外，对援助越共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他要求刘少奇转告越共，需“派一个政治上负责任的代表团”公开来中国，北京也要“予以公开欢迎”；援越物资则要逐步增加，目的是使越共“善于掌握这些物资”；罗贵波带电台去越南很有必要，要“谆嘱”他“务须采取友好合作态度，多鼓励、不要批评”。毛泽东在这个电报中首次提出，派遣到越南的军事干部只能做“顾问”。这是中国后来决定向越南派遣“军事顾问团”的由来。《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一册，第228页。
毛泽东的积极表态有力地推动了双方讨论援越的进程。刘少奇接到毛泽东的指示即电告越共中央，立即派“一个政治上负责任的代表团来北京”。与毛泽东不同的是，他明确提出越共代表团“应秘密地来到中国，不应公开”。刘少奇：《中共中央关于接待印度支那共产党中央代表团问题的电报》，1949年12月24日，《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一册，第229页。第二天，刘少奇又给越共中央发出一封措辞更为谨慎的电报，说中国“很愿意”给越共“一些援助”，希望能派遣一个代表并随同五六个人带电台前往越共控制地区。刘少奇：《中共中央关于拟派代表赴越南问题给印度支那共产党中央的电报》，1949年12月25日，《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一册，第231页。与此同时，林彪也派遣四野一五一师向老街靖边方向进军，以便截击可能退入越南的国民党军队。随着军事行动结束，中国明显开始加强管理中越边境贸易和人员的往来。
显然，在北京的领导人比毛泽东要谨慎，他们在没有了解清楚越共的实际状况之前，并不打算贸然承诺提供更多的援助。其中的另一个原因同中共中央不赞成胡志明在1946年事变之前对法国的妥协有关，他们认为这种所谓的“中立”政策是错误的，只是还没有确定这个“错误”是不是“原则性”的。当时胡志明基于权谋一度同法国合作，并称越南愿成为法属印度支那的一个部分，他本人还到法国访问。特别是他曾经给杜鲁门政府写过几封信，要求美国支持越共的反法殖民主义的运动，甚至许诺战争结束可以将金兰湾提供给美国海军作为基地用。George C Herring，Americas Longest War：The United States and Vietnam 1950-1975，2th editon（New York：McGraw Hill，1986），p 10；另见《关于胡志明呼吁美国支持独立的报告》，1946年2月27日，《关于美国国防部侵越秘密报告材料汇编》（上），三联书店1973年版，第33页。当时正值毛泽东提出“中间地带”的思想，很反对“各国人民”随着大国间的妥协也妥协。毛泽东在莫斯科表达的意见一时还不足以消除在中国领导人内部曾经对越共一些政策抱有的负面印象。
在1950年元旦发出的一份电报中，刘少奇告诉林彪等人，越共军队因作战需要，可以经过中国境内或暂时躲避，但应“非正式地”允许，并告诉对方“不是必要的时候”就不要进入中国境内，如必要过界“亦须在夜间秘密行动”；如对方需要弹药、粮食等，可以在对方负责人保证能够保密时，方可“暂时送给他们不大的一批”。毛泽东很快从莫斯科表示他并不赞成这种谨慎的措施。于是，刘少奇在五天后又告诉林彪，毛泽东认为“必须尽可能给越盟人员及越南人民以便利和帮助”，越方所需弹药、粮食等“应尽力帮助”。毛泽东要求国内的同事们要将越共“看成自己的同志一样”，等等。刘少奇：《关于允许越南军队必要时到我国境内躲避等问题的电报》，1950年1月1日、5日，《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一册，第70～711页。
1月2日，刘少奇曾经电告林彪等人，对越共代表访问北京一事，“在中央未公布前并暂时保守秘密”。在接到毛泽东的指示后，刘少奇再电林彪，指示后者要给予越共代表团“热情招待并用最迅速的办法送他们来北京”。刘少奇：《中央为护送越南代表团来北京事给林彪等的电报》，1950年1月2日、6日，《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一册，第231页。不过，他这时仍然认为双方联络不畅，越共派来的代表并不能解释清楚他们到底需要些什么援助，故中国不能盲目地提供援助，更不能有求必应。刘少奇：《关于援助越南军火物资问题的电报》，1950年1月11日，《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一册，第315页。所以，越共代表还是不能公开访问北京。刘少奇这时并不知道，他将在北京接待的越共要人是越共领袖胡志明。
胡志明这时可能已经看出中国领导人的政策正向越共希望的方向演变，他抓住时机亲赴北京求援。胡志明这个决定同越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情况有直接关系，这次会议认为越共面临的首要困难是武装力量不适应形势的需要，包括缺乏武器装备和军事干部等。胡志明知道，只有在北京才能找到解决越共在军事方面燃眉之急的办法。
1月15日，越共中央在胡志明起程时宣布，“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决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周恩来于三天后回电，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胡志明的共和国建交。周恩来：《关于中国与越南建交的电报》，1950年1月18日，《人民日报》1950年1月19日。19日，《人民日报》以《东方民族解放斗争的新胜利──祝中越两国建立外交关系》为题发表社论，阐述中越建交的实质并高调予以肯定。社论说两国“都属于伟大的世界民主和平阵营”，建交“必能对中越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以及世界和平民主事业作有利的贡献”。《东方民族解放斗争的新胜利──记中越两国建立外交关系》，《人民日报》1950年1月19日。与胡志明政权建交是中国迈出援越抗法的决定性的第一步，它对越共的心理支持是非常重要的。越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报》曾经将1月18日称为“外交胜利纪念日”，而且还是一个“举国欢腾的日子”，因为他们得到了第一个实质性的政治支持。郭明、罗方明、李白茵编《现代中越关系资料选编》（上），时事出版社1986年版，第10页。
胡志明访问北京是促使中国领导人决定援越抗法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这时恰逢毛泽东在莫斯科的谈判取得进展，他与斯大林的关系日渐融洽。胡志明从丛林里起程的时候可能都不知道，毛泽东此时还在莫斯科与斯大林谈判中苏同盟条约的很多具体条款。他甚至也不知道，中国代表罗贵波带着秘书和电台已经踏上前往越南丛林的旅途。
1月25日，胡志明到达武汉。直到这时，刘少奇才从中南局领导人发来的电报中知道，一直酝酿访华的“负责任的”越共代表竟然变成了胡志明本人。他感到兹事体大，无论如何这已经是两个国家间的关系问题，胡志明尽可以保持革命者的本色，不拘礼节，但中国领导人面对的问题是该如何接待一位而且无论如何也是第一位访问新中国的国家元首，尽管胡志明本人很可能完全没有国家元首的意识和感觉。刘少奇立即指示中南局不要公开此事，只在党内表示秘密欢迎，并善加款待后“周密护送来京”。第二天，刘少奇即电告毛泽东，越南来人是胡志明本人，他已经指示武汉秘密接待，来北京是否要公开欢迎？毛泽东可能也没有想到北京将要接待的是一位国家元首，而不仅仅是一位“同志加兄弟”，如果公开接待，就需要规模足够大的仪式。
毛泽东复电表达了极大的热情。他要求刘少奇、朱德、董必武、聂荣臻等都应前往车站迎接，越南要求援助事项“凡可能者均应答允之”，并希望胡志明能等他和周恩来回京后见上一面（即举行今日所称的“峰会”）。他同时还表达了对胡志明在北京久留“是否于越南工作有妨碍”的颇为善解人意的关切。毛泽东随后又发一电报说，越共抗战后搞的“越南中立”那套政策好像也不算什么原则错误。毛泽东做此说明显然是为了给援越政策进一步提供合法性。
28日，刘少奇将胡志明的一封电报转给毛泽东，后者向毛泽东、斯大林和周恩来提出打算秘密访问莫斯科。可能是他从刘少奇那里得知毛泽东等尚在莫斯科，只有他也前往世界革命中心，这样才能实现中越“峰会”，而且在莫斯科还能见到斯大林，从而也实现苏越“峰会”。胡志明是革命者，革命者的突出个性是勇敢和富有想象力，对规则并不是十分在意，甚至并不是十分了解也不愿意花很多精力去了解。实际上，从国家外交行为的规则看，胡志明的这种角色问题导致的困局已经决定了他只能秘密访问北京和莫斯科，并秘密地举行“峰会”。无论如何，至少斯大林是知道，“峰会”是有固定的不能改变的外交程序的。
1月30日，胡志明到达北京。刘少奇当时没有执行毛泽东要公开到火车站热烈迎接胡志明的要求，他只派杨尚昆到车站迎接，以便继续保密。当天晚上，刘少奇设宴招待胡志明，然后举行了气氛热烈的会谈。胡志明对他想要获得的援助是富有想象力的，他在会谈中甚至提出要得到飞机等。刘少奇表示中国基于国际主义的义务，愿意提供胡志明有关援助的大部分要求，除了不能提供飞机。刘少奇告诉胡志明，国际形势对越共是很有利的，中国将承认他的国家，援助的具体办法和内容要等同毛泽东等同志商量之后确定。刘少奇还谈到援助越共对中法关系的影响。他的谈话表明，中国并不急于同法国建交，更重要的是相信援助越共可能不会对法国承认新中国有实质性的影响。而实际情况是中国与越南民主共和国建交确实影响了法国的态度，这是法国当时没有像英国那样寻求与新中国建立关系的重要原因。可参阅Zhai Qiang，“Transplanting the Chinese Model：Chinese Military Advisers and the First Vietnam War，1950-1954”，The Journal of Military History，Vol 57，October 1993，No 4，p 692。胡志明在会谈中解释了越共过去一度搞过的“中立”政策。刘少奇按照毛泽东的口径说那不是原则性的错误，即不会妨碍双方的关系。至此他们算是相见甚欢。
刘少奇一定对胡志明印象深刻。会谈后，他打电报告诉毛泽东，胡志明“年已六十”，看着很瘦，“但尚健康”，特别是光脚走了17天才进入中国。胡志明自己说已经离开战斗岗位一个月，听说去莫斯科往返要个把月，便打算取消这个新加上的行程，还说为见到毛泽东而在北京等一个月亦“认为不可能”，只能停留数天而已。毛泽东立即回电要求刘少奇力邀胡志明访问莫斯科。他说接到胡志明访问莫斯科的电报后就给斯大林打过电话，斯大林表示欢迎，但希望在苏联承认越南后公开来访。毛泽东说胡本人希望秘密访问，斯大林方才允准，即斯大林是在毛泽东的劝说下才同意立刻接待胡志明的。现在胡志明如嫌路远不愿意来，他会再与斯大林电话协商。
刘少奇接到电报后再与胡志明商议，后者遂毅然决定前往莫斯科，2月3日起程。他们当即与苏联驻华代办商量是乘火车还是飞机。这时毛泽东和周恩来从莫斯科发来一封贺电，问候胡志明并告之“苏联已承（认）越南”，中国已代为转达了越南要求各苏联阵营国家承认并建交的文件，估计这些国家“亦可能承认”。中国在同苏联谈判建立同盟的时候，就这样顺便把北越也带到苏联阵营，胡志明则必须要到莫斯科聚会，共襄东亚革命之盛举了。
为了能使胡志明顺利成行，毛泽东在莫斯科继续做了一些努力。2月3日，他发电报告诉刘少奇，斯大林决定派飞机接胡志明前往莫斯科，飞行员很有飞中国航线的经验，当年曾送米高扬访问西柏坡。但刘少奇同时从苏联代办处接到维辛斯基的通知，说是飞机已经被取消了，胡志明只能乘火车到满洲里，然后苏联派火车接他。胡志明决定当晚立即上路，并请苏方安排飞机到赤塔或伊尔库茨克接送。刘少奇建议毛泽东在莫斯科直接与维辛斯基联系解决。刘少奇：《关于胡志明访问中国和苏联的电报》，1950年1月、2月，《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一册，第421～426页；《毛泽东、周恩来为问候胡志明给刘少奇的电报》，1950年2月1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254页。胡志明于2月6日抵达莫斯科，从时间上看，苏方最终还是提供了飞机。
在莫斯科期间，胡志明有机会被斯大林接见，从披露的会谈内容看，象征意义更大一些，因为斯大林已经将援越抗法的重任交给中国，毛泽东也已经毅然承担起这个重任。请胡志明来莫斯科更多的是表示对越共的认可和支持。在胡志明到达莫斯科之前，斯大林告诉毛泽东，援助越共之重任可由中国担任，苏联可提供一些物资从旁协助。毛泽东是以此为荣的。窦金波：《参加赴越军事顾问团纪行》，该书编写组：《中国军事顾问团援越抗法实录（当事人的回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191页。会见胡志明时，斯大林表达了同样的意思。胡志明当然希望能有更密切的苏越关系。2月16日，斯大林设宴招待中国代表团，胡志明借参加宴会的机会，向斯大林提出越共也与苏联签订一个同盟条约。斯大林除了高度赞扬胡志明很有智慧，其他未置可否。伍修权：《在外交部八年的经历1950 1～1958 10》，世界知识出版社1983年版，第13页。实际上这也是不可能的，胡志明的访问仍然是秘密的，尽管他的政权已经被中国和苏联承认为越南的合法政府。
毛泽东回到北京不久，即接到罗贵波从越南前线发回的电报，他建议在中越边境的高平、老街等地区发动一场战役，打开中越边界的交通。罗贵波还提出需要向越共提供15000人的武器装备，以及派遣一批从营到军级的干部前往越军担任军事顾问。中国领导人接到电报后立即召开会议，讨论援越问题。参阅张广华《中国援越抗法重大决策秘录》，该书编写组：《中国军事顾问团援越抗法实录（当事人的回忆）》，第28页。这次会议大致确定了援越抗法政策，即通过提供军事援助和派遣军事顾问团的方式，帮助越共打败法国殖民统治。援越抗法政策从此形成。
从4月到9月，中国为了实施边界战役，立即向越共提供了各种枪支15700支，各种火炮及火箭筒500余，以及大量弹药、粮食、药品和通信器材等，并有大批越南军人进入中国边境地区接受军事训练和接收武器装备。中国军事顾问团历史编写组编《中国军事顾问团援越抗法斗争史实》，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第44页。与此同时，中央军委根据会议决定，立即任命韦国清为军事顾问团团长，并开始从各军区抽调军事干部，组建军事顾问团。4月17日，中央军委向各野战军下达抽调干部组建顾问团的命令。组建工作于5月中旬完成，共调集从兵团级干部到工作人员共281人。中国军事顾问团历史编写组编《中国军事顾问团援越抗法斗争史实》，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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