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族：根在高原 流散多地

源自：中国民族报  : □ 吴楚克　　朱美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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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内藏族状况
　　藏族最早起源于雅鲁藏布江流域中部地区的一个农业部落。藏族是跨界民族，在中国境内的藏族主要聚居在西藏自治区；青海省的海北、海南、黄南、果洛、玉树等藏族自治州和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海东地区；四川省的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甘孜藏族自治州、木里藏族自治县；甘肃省的甘南藏族自治州、天祝藏族自治县；云南省的迪庆藏族自治州。据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显示，我国境内藏族总人口为628.2万人。
　　藏族人生活的青藏高原有着全球独一无二的地理环境和气候，青藏高原的平均海拔为4000-4500米，被称为“世界屋脊”，因此藏族人有独特的习俗、文化。首先，在饮食上，酥油、茶叶、糌粑、牛羊肉等农牧产品塑造了藏族人健硕的体格。其次，在服饰上，由于高原的温差大，藏族人喜爱穿长袖、宽腰的服装、配以长裙、长靴，夜间气温低可和衣而眠，白天气温高可露出一个臂膀，方便调节体温；藏族还喜欢金、银、玛瑙、珍珠、玉、翡翠、珊瑚、琥珀等材质制作的饰品，配上传统服饰热情奔放。其三，在丧葬方式上，藏族的天葬，可称之为世界上最独特的丧葬方式。原因一方面是由于高海拔地区缺乏火葬的木材，在冬季土葬，冻土又很难挖开，因此火葬和土葬都不合适；另一方面，从文化上讲，藏族人更看重人的灵魂而非躯体，选择天葬代表释然、超脱的态度。藏族文化是适应高原环境的一种生存策略，也是千百年来藏族人自我文化认同的一种方式。
　　藏族信奉藏传佛教，由于长期实行政教合一制度，使历史上的西藏社会更多表现为一个宗教性的社会，宗教组织是藏族聚居区最基本的社会组织。新中国成立后，实行宗教信仰和政治制度分离，根本改变了政教合一制下的农奴制，使西藏走上世俗化的现代化发展道路。藏传佛教是吐蕃王朝后藏地本土信仰苯教与从印度和中原两个方向传入的佛教糅合而形成的，并发展出活佛转世制度以及密宗等众多教派支系。藏族人把宗教思想融入生活，对藏族人的性格和思维发展影响最大，可以说信仰的力量无处不在。从个体的诞生、成长、结婚到死亡，宗教信仰习俗贯穿了藏族个体生命的全过程，传统节日也多属于宗教节日，有供佛类、驱鬼类、纪念活佛类、戒杀生类，节日庆祝有纷繁复杂的仪式，如挂经幡、放风马、供酥油灯、供净水、煨桑等。藏族文化推崇的虔诚、执着、坚韧、约己等品格，都和信仰有关。
　　上世纪五十年代，西藏从农奴制中解放出来时，与全国其他地方相比经济落后。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大多数西藏人珍视现在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卫生、教育等领域的进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在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下，西藏经济的发展速度非常快，旅游业一枝独秀。随着藏族年轻人教育水平的提高，藏族人在就业方面有了很大的进步，大大改善了他们的生活水平。“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促进了西藏的公路建设，使各地区往来更加容易，物资交易更加频繁。
　　二、境外藏族人的分布
　　目前，国外分布的藏族人主要包括三部分：一是流亡国外的藏族人；二是在印度非法侵占的领土上居住的藏族人；三是主动、临时性移民或长期移民国外的藏族人。具体情况如下：
　　菩提亚人(bhotiyas)是不丹的主体民族，在尼泊尔、印度也有分布，大约有100多万。其中，不丹有50多万，印度有40万。他们讲的菩提亚语，是藏语言的一种方言，使用一种近似藏文的文字（在藏文字上加了一些隔音符号）。信仰藏传佛教，主要是噶举巴派和宁玛巴派。服饰和风俗也与西藏境内的藏民族一样。
　　塔芒人（tamangs)主要分布在尼泊尔，大约有78万人，相传是吐蕃的骑兵后裔。原来部分西藏叛军在尼泊尔的基地──木斯塘（与阿里相邻）就是塔芒人的聚居地区。其生产以农业为主，相对而言比较贫困。信仰藏传佛教，主要是噶举巴派。使用语言也是藏语言的方言，不过只有很少的僧人掌握藏文字。使用藏历，藏历新年是最大节日。
　　夏尔巴人(sherpas)主要分布在尼泊尔，大约有11万，居住在喜马拉雅高山区。有一种说法，夏尔巴人与现今在西藏康区的木雅人一样是西藏木雅人（党项人）建立的西夏国的后裔。使用的语言是藏语言的方言，类似于康区方言，但是有很多卫藏方言的词汇。信仰藏传佛教，宁玛巴派为主，最大寺院是丹保切寺（Tengboche)。使用藏历，过藏历新年，过驱鬼节。服饰与风俗也和西藏境内的藏族大致一样。以放牧为主，同时善于经商，所以相对而言比较富裕。常年的高海拔生活使夏尔巴人具有强健的体魄和顽强的性格，作为向导帮助各国登山队登上珠峰，使得夏尔巴人世界知名。
　　巴尔蒂人（baltistan)，主要分布在巴基斯坦的斯卡度（skardu)、甘切（ganche)，约22万人，使用巴尔蒂语，是藏语西部方言，更接近于书面语，属古典藏语，与安多方言更为接近，文字已经失传。信仰伊斯兰教。
　　除了以上分布情况外，还有很多在不丹、尼泊尔、印度的民族都和藏民族有关系，但这还有待探讨和研究。
　　三、跨界居住在印度、尼泊尔的藏人
　　1959年西藏上层发动的武装叛乱失败后，十四世达赖外逃，大批不明真相的藏族群众也追随达赖外逃至尼泊尔和印度等国，至今已有57年。目前这十多万生活在印度、尼泊尔等国藏人的真实状况到底如何？
　　1、人口状况。
　　目前，印度、尼泊尔藏人大体由四部分组成：第一部分：1959年以前，因经商和朝佛等原因前往印度和尼泊尔等国，并已经在所在国定居的藏族人；第二部分：1959年西藏发生叛乱之后到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前，追随达赖及因其他原因外逃的藏族人；第三部分：外逃藏族人在境外生的第二代、第三代等后辈；第四部分：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及对国外藏人实行“来去自由”的政策以来，非法出境的藏族人。
　　根据境外藏人的人口具体数量和增长情况，可与西藏总人口进行对比。按照达赖“流亡政府内政部”2004年发放的藏人花名册计算，当时世界各地共有13.8万左右的藏人，其中印度大约有11万，尼泊尔藏人15000人左右，不丹藏人2000多人，美国和加拿大藏人7300人（其中美国5800人，加拿大1500人），瑞士1630人，其他国家为2031名藏人，境外总人口应该在14万以上，比1959年的8万人增加了6万，其中印度、尼泊尔藏人的总人口只增加了4.5万。而1953年原西藏地方政府申报的西藏总人口是100万，到2002年，西藏总人口达261.5万，其中藏族人口241万，翻了一番以上。人口的迅速增长是衡量一个社会是否稳定发展的重要指标，可见西藏社会较境外的藏族社区来说更加稳定。2005年以后，西藏藏族人口又有了更迅速的增长。
　　目前，全世界共有30多个国家和地区生活有藏人，但印度和尼泊尔是跨界藏族最主要的居住地。根据印度的地区划分，藏人定居点大致分布在印度的五个地区。其中，北部地区人口占28.84%，其次分别是南部占27.92%，东部占18.26%，中部占8.83%，而印度西部最少，只有1235人，占1.45%。尼泊尔是藏人外流的一个主要中转站，流动性很强，不同时期进行的统计大不相同。
　　2、印度、尼泊尔藏人的人口特点。
　　印度、尼泊尔藏人的人口特点主要有五个方面：第一，男女比例失调，男多女少，这也导致了藏人的低结婚率和低增长率；第二，人口结构呈菱形状，中间大，两头小。印度、尼泊尔藏人的儿童与老人的抚养比为34.64%，说明整个藏人社会中需要供养的人口比例仍然比较高；另一方面，需要就业的人员比例非常高，而印度政府根本不可能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加上人口增加使藏人的人均土地面积大为缩水，就业形势越来越严峻；第三，印度、尼泊尔藏人妇女生育率低，只有印度人的1/4，主要因素是经济情况不理想、寄人篱下；第四，婚姻状况处于“三多、两少”的情况，三多即“未婚多、晚婚多、独身多”，两少指“结婚少、离婚少”；第五，印度和尼泊尔藏人死亡率比其刚外逃时期已经大幅下降，但与西藏藏族人的平均寿命无法相比。
　　总体来说，生活在印度和尼泊尔的藏人的收入水平与所在国普通老百姓大体相当，或许略好一些，而生活在美国、加拿大或欧洲的藏人的收入水平则比所在国的平均水平低一些。此外，国外援助对于国外藏人来说，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由于国外援助资金大多是经过达赖“流亡政府”各机构经手，流入普通藏人腰包的机率大大减小，加上这些国外援助的款项大都是项目资金，如援建学校、医院、水利设施、培训项目等，对直接改善普通藏人的生活水平比较有限。
　　3、新近出境藏人的困境。
　　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印度和尼泊尔的边境开放政策以及我国对国外藏人的“来去自由”政策的实施，加上达赖集团的反动宣传、引诱，国内各个藏族聚居区陆续有相当数量的藏人外流到印度和尼泊尔等国。尤其是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藏人外流现象明显加剧。从外流藏人的组成来看，近二十多年来外流的藏人以僧人和尼姑以及儿童居多，其次是一些世俗年轻人，还有少量老人。他们来到尼泊尔和印度后，有的被达赖“流亡政府”所利用，有的投亲靠友，有的进入学校、寺庙，有的流落街头。
　　新近外流的藏人在印度处境艰难。第一，在寺院方面，调查表明，由于最近从境内流出的尼姑人数急剧增加，在印度和尼泊尔藏人社会中尼姑的数量已经是1980年的四倍多。大量的外流僧尼已经导致寺庙和尼姑庵人满为患。第二，在学校方面，在1980-1993年间，一共有4457名青少年获准进入“西藏儿童村”和“藏人之家基金会”开办的学校学习。但是由于年龄、文化程度等方面的差距，这些进入学校学习的年轻藏人制造了一系列问题。第三，因其他原因出逃的成年人，除了少数为达赖“流亡政府”所用之外，没有一技之长的更多人根本不为现有的藏人定居点、学校和寺庙所接受，其生活状况极不稳定。对于这些人，达赖集团也只是组织他们暂时居住在手工艺品制作中心并让他们接受短期培训，这导致手工艺品制作中心人满为患。根据达赖集团1995-2000年新“难民”安置情况报告，他们的计划是“安置1000名普通难民”，这对于外流人员来说，只是杯水车薪。
　　总的来说，除了18岁以下和有机会进入寺庙学习的僧尼之外，那些没有一技之长和对达赖集团没用利用价值的藏人在印度和尼泊尔的生活窘迫，不少人只能靠打零工为生，在当地四处流浪。
　　4、与当地人的关系及矛盾。
　　在过去的五十多年里，印度和尼泊尔的藏人与当地人的关系比较平稳，但在有些地方，有些时候也出现恶化的情况。外逃藏人定居点周围的印度人也不是总那么友好，有时，他们甚至对藏人带有敌意，进而导致冲突。因为他们尽管是印度人，却没有得到印度政府给予外逃藏人那么多的好处，同时也得不到国际上对藏人的种种援助，因此他们感到嫉妒、不满。在外逃藏人最早的“难民营”之一的蒙戈特，常常可以看到这样一个现象，贫穷和没有土地的印度人在为藏族“地主”辛勤打工，他们认为外来藏人夺走了他们的土地，侵占了资源，进而导致当地人与藏人关系紧张。例如，1994年10月以来，印度控制的格门地区公路上就已出现了驱赶藏人的标语，标语上写道：“回到你们的国家去”，“狗和藏人不得进入印度”，“藏人是贼”等。1994年4月，在达赖“流亡政府”的大本营──达兰萨拉的印度人也发生暴动，他们高呼“西藏人离开印度”、“达赖喇嘛离开印度”等口号，捣毁了50多家藏人的商店、饭馆，还焚毁了20多间房屋，还有人冲入“噶厦”的办公楼，进行破坏。
　　5、自身所面临的困难和矛盾。
　　印度、尼泊尔藏人青年面临“灰色未来”。对于受过教育的藏族年轻人，他们没有留在定居点的动力。首先，他们看不到定居点里大大小小的工作，如编织地毯等，他们想到大城市和国外发展。其次，很多年轻藏人看不到“西藏问题”的出路，也不知道政治局面上何时才能有大的改观。因此，他们觉得达兰萨拉无所作为，或者是达兰萨拉所做的事情没有效果，开始对“流亡政府”冷嘲热讽。第三，有不少青年人以参加“藏独”活动，作为自己谋生和升迁的资本。
　　在印度和尼泊尔的藏人其“身份”仍是“名不正，言不顺”。达赖集团一方面允许在西方国家定居的藏人加入其东道国国籍，另一方面却因“大规模的藏人”去藏化而不利于控制，不准在印度的藏人大批量地加入印度国籍。这样一来，很多在印藏人的身份问题未能得以解决，出国、就业、接受教育等方面都受到很大影响。
　　在尼泊尔的藏人也有类似遭遇。尼泊尔的“公民法”和“移民法”给在尼藏人设置了很大障碍，尤其是在尼泊尔出生的第二代藏人，他们认为正是这两项法律使尼泊尔藏人难以谋求职业。如同“世界西藏新闻网”所报道：大多数年轻藏人在网吧消磨时间，看看他们从未谋面的家乡的照片。虽然他们当中很多人出生在尼泊尔，但东道国的移民法却禁止他们从事很多工作并拥有财产。一个藏族男孩说：“公民法使藏人生活艰难。”
　　贫困仍是困扰南亚藏人的主要问题。曾有国外藏人对国外藏人社会的贫困问题调查报告统计：总人口的39.4%处于营养贫困线以下，75.8%的人口处于间接贫困线以下，其中有30.3%的家庭处于生存线以下。
　　五十多年之后，在印度藏人仍很难融入印度社会。印度存在森严的种姓制度，而种姓是内部通婚的封闭式社会集团的基础，同时，藏族人的传统习惯也反对与异族通婚，因而很少有藏族人与印度当地人通婚。此外，绝大部分的藏族孩子与印度孩子在不同的学校上学，导致年轻一代藏族人与当地人的交流非常少，融入印度社会难上加难。英国人林恩·布尔曼在卡纳塔克邦考察后写道：“流亡印度的藏人团体与当地人几乎没有友谊。”
　　西藏的特殊地域孕育了藏族，并逐步形成民族共同体。在现代社会，跨界或者跨境居住是世界民族的共同特点，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然而，十四世达赖喇嘛的背叛，导致西藏藏族出现整体分裂，至今这种分裂的趋势依然没有停止。
　　项目主持人：吴楚克
　　【本文是北京市社科基金基础重点项目“跨界民族与周边关系”（项目号：15DA007）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