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让“政治”霉变为北川地震灾区的“次生灾害”

抗震救灾表彰大会（10月8日）前的10月3日，北川县委农办主任董玉飞自杀身亡。这是北川5·12大地震之后，又遭受924泥石流致命打击的情况下，北川人不堪种种压力而“释放”出的一个极端悲剧。董的自杀，在北川引起的不是震撼，而是一片叹息。之所以没有震撼，是因为在北川人看来，这种悲剧迟早要发生，只不过在什么时间发生、发生在谁身上而已。对董的自杀，虽然民间有种种猜测，但“压力”过大，则是一个普遍认可的原因。这一点，不仅董的同事、上级领导认同，也在董的遗书中得到证实。

一、让北川干部不能承受的压力究竟是什么？

5·12大地震灾难后，北川灾区人民在得到外界许许多多关爱的同时，也承载着巨大的压力。这个压力，一是要在失去亲人的痛苦中坚强地站立起来，尽管你身心疲惫，伤痕累累；二是要面对与地震前对北川完全不一样期待；三是不仅北川的干部，即使是普通农民，也要站在政治的高度，约束自己的言行。而在这三个“压力”中，“政治”压力不管对于吃“公家饭”的干部，还是对普通老百姓，都是无形而又令他们小心翼翼的。在这种压力之下，所有的压抑不仅难以得到释放，反而还会因自我克制和自我“压制”而让人更加郁郁寡欢和沉默。其结果必然是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作为一个在外地的北川人，自5·12大地震后我就感受到一个奇怪现象：在与北川亲朋好友的联系中，他们对你想要了解的情况，基本上避而不谈，或者回答你一句“现在我们都是听上面的”。即使是非常要好的朋友，也会说“我还要在这个道上混哩，请你理解，理解万岁”。有时，甚至直接找个工作很忙的理由，挂断你的电话。你不仅扑朔迷离，而且根本难以知道一些事件的实情。

有位网友在博客中写道：北川一位在职干部到绵阳看望一位曾在北川工作过的老领导时就诉苦说：现在北川的干部苦也好，累也好，痛苦也好，我们都能忍。但动不动就拿撤职说事的叱斥却让我们受不了。网上另一篇博客文章，也透露了董玉飞曾因某些原因而让领导不愉快的信息。来自政治压力太大，是北川本土干部难以承受之重。《南方周末》记者柴会群在《北川县城迁址考》中说，就县城搬迁一事在采访曾任北川县委书记马敬洪时，“提及往事，马显得颇有顾虑，称‘太复杂’而不愿多言。”作为曾担任过北川县委书记和绵阳市副市长，且已退休的马敬洪，在言及十多年前的往事都有所顾虑，何况正处在“风口浪尖”的北川在职干部，唯一的选择就是“夹着尾巴”做人。

二、过多的下派干部给本土干部增加了压力

5·12大地震后，为帮助北川重建，中组部、四川省委组织部、绵阳市委组织部派了不少干部参与援建。这些下派的干部，基本上属于挂职锻练，人数超过百人，仅担任县级领导的就有近20人。加上在北川对口援建的山东干部和北川本土干部，“拥挤”在北川的干部人数，可谓空前绝后。

任何事情都有正反两个方面，下派干部援建北川也同样如此。一方面，他们是重建北川的一支重要力量。另一方面，作为北川本土干部，他们大多有亲人遇难，拼命工作往往成为他们转移痛苦的方式，但看到那么多外来干部都在帮助重建家园时，强烈的责任心又驱使他们更加拼命地工作。在工作中，他们与下派干部难免有不同意见，而在“自卑”意识的作用下，他们往往会选择放弃自己的想法，这样，他们会更加压抑和郁闷。北川人口不多，加之基本上没有工业经济，目前除了灾民（农民）安置是重建的重点工作外，其它恢复工作相对较轻。而有的局、乡仅挂职的领导干部就有十多人。据说，重建中的许多重要事宜，也主要是援建领导小组和以绵阳市级干部为主的“北川重建党委、工委”决定，北川本土干部的意见建议很难以得到表达。相反，安排好下派干部的生活，倒成了北川本土干部要重视的一项工作，实际上增加了本土干部的负担。据专门研究干部上挂（到上级部门任职）、下派（到下级部门任职）的学者认为，这种干部培养、锻练模式，根本达不到预想的目的，只不过为其建立关系网创造了条件。而老百姓则戏称他们是“镀金干部”，无非混混资历而已。

三、行政区划调整要解放思想，“去政治化”，挥大手笔

我曾说过，在当今的中国要想办成一件大事，不上升到政治的高度将寸步难行，但一上升到政治的高度，事情就往往变得非常庸俗。如抗震救灾之初的伤员异地治疗，许多地方是党政领导手持鲜花迎接，警车开道。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些做法，却引发了当地部分老百姓，甚至少数公务员对伤员的反感。认为他们又不是什么功臣，为什么要搞得如此隆重？应该承认，他们说的很有道理，只不过板子打错了地方。因为这些做法是当地领导们研究决定的，而并不是伤员要求出来的。遗憾的是，没有人从行为学和政治学的角度去研究这种现象。

5·12大地震四个多月过去了，而北川新县城究竟建在何处仍然没有落实，其原因可能也是在于政治，也许多方的政治博弈还非常激烈。行政区划调整，既是资源的重新分配，更是利益的重新分配。北川重建，是以县城建设为龙头的一个系统工程，县城定不下来，其他许多工作也就必然受到影响。更重要的是，它会让人心飘浮。

从现实来看，北川县城重建和行政区划调整，只涉及到四川省和绵阳市站在全省、全市的角度，调整安县部分乡镇入北川的问题。如果抛开政治因素的影响，更多地是从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角度考虑，就目前的决策机制而言，特别是在512这种大灾难情况下，应该是很快可以得到落实的。作为决策者，只要坚持是否有利于调整区域的整体发展，是否有利于改善当地人民的生活水平，是否有利于推进城乡统筹和新农村建设这样的目标，行政区划调整就并不困难。如果因行政区划调整不到位，而导致某一区域生产力无法被激活，人民生活改善缓慢，政府的服务效率没有增强，进而影响经济社会的整体发展，那么这个调整就是失败的，也是无意义的。就目前而言，关键的问题在于决策者对北川未来的定位，究竟是仅仅为了北川有一个县城，还是让北川在新县城的带动下，发展得更好更快。如果仅仅满足于给北川一个县城，这样的定位实际上是只顾眼前的思路，从发展的角度来说，对北川的意义也不大。如果是为了加快北川和安县“边远地区”的发展，则需要一个较为宏观和立足未来思路。从发展的角度而言，将茶坪、桑枣镇等地（包括羌王城）划入北川，改安县为安州区是一个较好的思路。这样，既有利于北川的重建和发展，更有利于大绵阳市的发展。

调整的决策权在四川省，在绵阳市，也不管怎样调整，北川都在绵阳市、在四川省境内，发展得好是北川人民的福气，是省、市领导有力；发展得差，北川人民也只有认命，谁叫我们生在北川呢！但北川人民相信并期待着决策者的大手笔。

（2008年10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