暑期与实践：高度集中权力下的道德说与做

一：卡恩和默多克丑闻的背后
　　既然是公众人物和公众权利，就应当符合公众道德。
　　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令全世界对于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的道德产生巨大信任危机的时候，人们在想推翻旧的一切而不可能的时候，就会对一切违反道德的公众权利和公众人物发出非常不宽容的声音。
　　进入2011年，世界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卡恩的性丑闻爆发而被迫下台，如果放在没有经济危机的年代，人们也许就会以法国人的浪漫作为解释而放过了这个老色狼。但是，谁叫你赶上了金融危机后人们对一切违反公众道德行为的高度不宽容时期了呢？
　　同样，在人们对于维基解密挑战美国政府权威，而被美国政府的高度威权镇压而无可奈何以后，却对与西方政治高度结合的默多克新闻集团业务操作中的窃听门事件怒不可遏。
　　例如，默多克在接管了英国和美国多家发行量巨大的报纸和媒体以后，放着美国政治中与资本利益集团有关的战争、饥荒、价格操控等内幕不去挖掘，而是介入政党内幕操作，搞选举舆论操控，从而形成一种新闻政客办报模式。
　　英国《世界新闻报》窃听事件其实已算不得新闻，因为早在2006年年底该报就有窃听丑闻陆续被爆出，只不过那一轮的受害者多为名人政要。这回它侵入失踪女孩米莉·道勒电话的语音信箱，事件波及普通民众，才致使“窃听门”升级。
　　在英国，电话窃听是违法行为，但暗中窃听电话的报纸不止《世界新闻报》一家，这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保罗·麦克马伦是《世界新闻报》的前编辑，他表示：“电话窃听并非难事，很多人做过，而其他人也没理由不去做。”
　　通过默多克旗下的《世界新闻报》窃听门事件，人们发现不但金融机构可以成为利益集团，就连新闻事业在经济全球化的不合理秩序中也会成为与政治进行利益交换的特殊利益集团。

二：维基解密模式在新闻不独立国家的作用
　　可以说卡恩和默多克在金融危机特殊的人们利益广泛被剥夺时期，替资本主义不合理的政治制度做了替罪羊。如果回到上世纪三十年代，就会有强力人物和强力政治集团来用另外一种政治谎言来蒙骗群众，来鼓动社会专制和对外战争。到了那个时候，新闻也就不会独立了，就会成为一种声音或者一种宣传。
　　现在，美国政府在对外战争和对外政策方面就实行的是这种专制。当维基解密把美国政府在对待中东、俄罗斯和中国等方面种种说一套做一套的外交手法进行揭露的时候，美国就利用广泛的国际政治手段压制这个民间舆论工具。
　　但是，在中东和北非，有很多的新闻不独立的经济结构单一的国家，内部许多矛盾和经济社会政策不合理造成的政治矛盾长期得不到揭露。
　　这些国家的民众，在维基解密的事件中，找到了矛盾的解决之道，那就是利用民间的舆论工具揭露国家政治的长期停顿缺乏改革的活力的背后原因，那就是这些国家的长期把持政权的政治强人在国际事务中与美国的中东北非能源产地的政策相配合，从而脱离了人民群众违背了人民利益的情况。
　　阿拉伯民族的广大群众通过维基解密的模式把这些情况揭露出来以后，就造成了2011年中东北非多个国家的政治变动和政治改革的普遍现象。

三：世界政治的变动要求紧跟着世界经济的变动要求
　　以上我们分析了西方国家的民众对于公众人物和公众权利的种种道德问责事件，也分析了中东北非经济长期停滞的多个国家首先进行政治变动和改革的发展。可以看出，这些事件发展的背后都是因为世界范围的金融危机还在发展，还在继续发酵影响着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思想情感。
　　在卡恩和默多克的道德谴责事件中，公众人物和公众权利身上的遮蔽被彻底解开，公众在对于政治和社会公权的介入中得到了情感释放，通过对于这些丑闻揭露，达到了对于现实政治的介入和操作，得到了政治锻炼，以便下一步对这个不合理的全球化经济政治秩序进行进一步的斗争。
　　在中东北非的多个权力高度集中国家中，由于这些国家的经济结构单一、掌权家族和强人，把本国单一的经济结构纳入到西方的经济全球化格局中，而得到了长期执政的默许。因此国家经济凋敝、政治停滞、矛盾积累。在新闻不独立的情况下，很多中东北非国家的民众，采取了国际上维基解密挑战美国的国际政治暗箱操作中的揭露手法，来揭露本国的政治内幕和暗箱操作。
　　因此，在突尼斯，一个街头小贩的自杀就会引起一场这个国家政治的变革和政治权利的变动。
　　在埃及，一个广场上的对峙行动，就会造成这个国家几十年把持政权的强人倒台。
　　可以预料，当中东北非率先进行政治变动的国家一旦政治变动完成安定下来以后，这些国家的单一经济结构肯定会发生变动，变动的方向肯定不是为了国际上的跨国集团的利益安排，而是为了本国人民的多方面发展，来安排自己国家的经济发展。

四：高度集中权力下的道德说与做
　　世界的政治都是连在一起的。在实行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三十多年以后，中国的政治经济发展，也离不开世界的大背景和大的方面。
　　2011年，中国的政治生活中迎来的两件大事，一件就是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另外一件就是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
　　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的大会上，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又一次提出了毛泽东思想中很重要的一个提法，那就是群众路线。在纪念报告中，提到党与群众的关系的篇幅非常大。在里面基本采用了毛泽东的提法。
　　毛泽东关于党与群众的关系的论述，可以说是建国之前党实际上开展的群众工作的总结。那就是作为一个革命党天生的与群众鱼和水的关系。毛泽东总结出来的一个观点就是要向群众学习，才能领导群众。
　　建国以后，成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可以通过宪政的现成渠道领导群众甚至命令群众以后，毛泽东出于警惕党的干部脱离群众的目的，不但反复强调战争时期党与群众的种种经验，而且把这些关系泛化成为一种群众性的道德。
　　但是毛泽东没有想到，这种泛化群众道德在特殊的情况下会成为一种超越政治法律渠道的群众运动源泉。
　　在十年动乱时期，犯错误的领导人可以把自己泛道德化，同时也鼓动了群众运动的狂热参加者以道德审判的方式，实行群众狂欢性质的政治操作。
　　因此，总结中国共产党成为革命党、执政党和改革党的各自约三十年左右的历史经验，道德分别成为革命党时期党与群众的鱼和水的关系、建国后执政党时期的泛道德化泛运动化的关系，以及改革开放以后三十多年的道德说与做越来越分离的关系。
　　在这种纵向的联系中，我们就可以看出在建党九十周年的时候重提毛泽东的群众路线观点这一政治考虑的时代差异和出发点。
　　这一时代差异和出发点就是──革命党时期的道德形象在建国以后不能延续而被迫实行泛道德化运动的教训，我们必须深刻记取。
　　在实行了邓小平改革开放路线三十多年以后的今天，2008年开始的世界金融危机它的发展必定会影响到中国国内群众的生活改善势头情况下，党与群众的关系，就应当更多的从政治制度的改革上，而不是简单的道德自律要求上来进行根本改善，这一点，我们应当看得十分清楚。
　　当一个社会的政治层面由于道德说得太多而现实发展大令人失望，影响到群众要进行泛道德政治运动的时候，那时政治的主动改革时机就已经错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