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良与革命：清末立宪主体的历史根源

　　导语：　　△历史栏目1913年系列访谈之秋风：1913年3月，沪宁铁路车站的三声枪响击杀了正欲问鼎民国政坛的国民党领袖宋教仁。暗杀激起的二次革命及随后的政治压制，宣告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共和国的失败。民初鼎沸的议会政治与政党活动，如昙花一现，终归于沉寂。　　从此往后十几年间，是所谓军阀的时代，袁世凯之后，原本在表面上还算是被捆缚在一起的大大小小诸多军阀，一跃成为中国政坛的主角，互相攻伐以争权势，国家四分五裂，政治保守无为，外交仰人鼻息。中国近代政治，走入最为混乱黑暗的一节。北洋军阀时代的终结，要等到十四年后国民党与共产党联合北伐。但军阀，并未随之而去。整个民国，北洋军阀时代培植并成长起来的军阀与及新崛起的军阀，犹如青天白日之下的幽魂，始终没有散去。　　重回百年前的1913年，寻找历史线索。这一年，为何新生的共和国（中华民国）刚刚一年，就遭遇了政治上的大动荡，最终使得共和体制难以运转。△历史栏目1913年系列访问，从这一年年初大选开始。本期，我们访问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秋风教授。　　秋风从治理秩序的视角切入，梳理了中国历史上四次政治结构的变化、清末民初立宪主体的历史根源、民初治理秩序的瓦解以及百年的共和之累。

千年四变：周秦之变、秦汉之变、唐宋之变及晚清之变
　　△历史栏目：民国初期秩序的崩溃，可以追溯到1912年的南北和谈，南方的代表是南方革命政府，北方是北洋集团。按理来说北方的代表应该是清廷，但作为军事集团的北洋在短暂的几个月之内，一跃成为军政集团。就此而言，清廷的治理秩序已经崩溃了。今天，访谈主题如您所定──民初社会治理秩序的崩溃。由于我们现在的系列专题是“温故1913”，今天我们便以1913年为中心点，往前回溯，往后展开，您看如何？
　　秋风：从1911年到1913年这一段时间，确实是中国现代转型过程中关键时期，那恰恰在这个时期，原有的社会治理秩序的内部发生了剧变，而这个变化过程又发生了很多曲折，由此导致转型的挫折，转型挫折引发了后来的更为广泛的激进主义运动，由此决定了整个20世纪中国文化政治的基调，所以就是谈这个问题应该说，确实很有意义。要谈1911到1913，我们还是需要一个更长的参照系，以至于长到2000年前，得往后回溯，从一个比较长时段的治理秩序演变的角度来观照这三年的变化。
　　△历史栏目：在这个大变革之前，传统的社会治理秩序靠什么将各种力量纽结在一起，构成一个政治的共同体？
　　秋风：中国历史有好几次大变化，迄今为止至少有四次非常剧烈的深远的变化。第一次是周秦之变，也就是周的封建制崩溃了，有了一个秦的王权政体的建立，中间经历了战国，大概持续了三四百年，完成转变，简单说就是封建制崩溃，秦制初建。通常我们讨论中国历史的变化，基本上就是谈一个周秦之变。我更重视接下来的一个变化，这个变化就是秦汉之变，秦汉之变的核心是董仲舒的更化改制。更化改制其实建立了一套持续了2000年的治理秩序，一直到1911年的大变革。这个秩序是如何构造的？其核心就是董仲舒所讲的，也是现在大家都在讲的──独尊儒术。我们现在对独尊儒术有很多误解，我也不去一一澄清它了，独尊儒术用汉宣帝的话来说，是“霸王道杂之”。对此，我提出了一个概念──儒家士大夫与皇权共治体制。
　　△历史栏目：余英时先生在《朱熹的历史世界》有描述宋代士大夫的理想的类似概念。在你看来，接下来的两次变化是什么呢？
　　秋风：对，我将余先生的概念推而广之，用来描述自汉武帝、董仲舒以来的这样一个体制。这个体制与秦制比，多出来的就是儒家士大夫，原来的秦制就是皇权统治，皇权利用官吏系统，以刑罚统治普天之下的几千万人。更化改制之后，导入了一个新的治理主体，就是儒家士大夫，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变化，它的意义和周秦之变是一样大的。而这一点，后来的历史学家并没有充分地意识到。所以我们考察从西汉周期到清崩溃，这段历史的重点就应该是儒家士大夫这个群体，它的观念的变化以及它的政治理想的调整，还有其所建立起来的制度。简单来说，儒家士大夫其实是汉武帝以来到清灭亡之间一切制度的创建者，或者说是一切可持续的制度的创建者。我觉得这是理解这一段历史的关键，这是一个简单的描述。当然，在唐宋之际也有一次变化，那这个变化相对于秦汉之变，它就不是那么深刻了，它其实是一次调整，反应了社会更进一步平民化而产生的调整，大体的结构仍然是儒家士大夫与皇权共治。所以这样一个结构其实到了晚清，它有一个变化，小的变化，接下来我会讲这个。也就是说我们要理解现代史，中国现代史要从曾国藩开始，那这方面我也写过一篇文章。
　　△历史栏目：这篇文章我前些年读过，你在文中讨论了曾国藩在现代中国的发生，以及演变过程中的意义。
　　秋风：这个意义跟我刚才简单地描述的古代中国的治理秩序有关系。蒙元的入主中国，还有满清入关，都是中国历史的两次奇殊，他们由于一个比较野蛮的文明来统治华夏中国。由此导致了制度的退步，制度的野蛮化。制度的野蛮化就是专制，我们在蒙元和满清看到的都是一个专制的高度强化，所以其实中国历史的演变有很多不幸的地方，就是在过去的1000年，中原两次被彻底征服。当然，具体原因也很复杂。
　　我们要把曾国藩放在这样的框架中来理解，中国文明具有非常顽强的生命力，这个生命力来自哪儿？就来自儒家，虽然满清征服之后，整个政治文化秩序，文化的统治都是比较专制，但是儒家的士大夫在这样的体制中也一直在寻找更化的机会。也就是说，儒家士大夫一直想改变专制的体制，想要约束皇权。我觉得这是儒家在过去历史中所发挥的主要作用，驯服专制君主。至于说它取得了多大效果，那当然是可以讨论的。
　　△历史栏目：满清高度皇权化的统治，确实导致了一些严重的后果。有一种说法是，我们现在所熟悉的中国古代史的图景，不少是满清的图景，比如说官员的贪腐。我们以为这是向来如此，以为中国古代向来如此，比如说我们可能会以为中国古代的高级官吏都像和珅一样，地方官员都是“一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从这个视角，你怎么看曾国藩的意义所在？
　　秋风：确实有不少人是这么认知的，其实这是一个不准确的看法，其实官员的大规模贪腐，大概是从明代嘉靖以后开始，到清代登峰造极。而在宋以前其实官员的贪腐应该是非常之少的，尤其我们去看宋代、唐代和汉代的的史书，你很少看到他们提到官员如何地贪腐，他可能很有钱，但不一定是贪腐，有可能他会经营商业。其实满清的政治为什么这么腐败，跟皇权高度集中是有关系的。我们现在都知道，专制导致腐败。这个确实是这样的，满清的专制就是导致了腐败。包括满清的统治也导致了封闭，其实中国古代的王朝向来都不是封闭的，我们去看周、汉、唐、宋，他们什么时候封闭过？都是开放的，哪怕是东晋，三国时候的吴，它也不是封闭的，它对外部世界都是开放的。满清作为一个不足统治的政权，它对外部世界始终有一种戒惧之心，所以它会采取封闭的政策。其实我们现在归之于中国传统的诸多的负面制度还有观念，不少是外族入住中原后的统治集团带来的。
　　由此曾国藩的意义有能够凸显出来的，曾国藩做了什么？曾国藩就是提升了儒家士大夫的政治地位，然后让正宗的儒家的理念，重新在政治中发挥了主导作用，或者更具体地说，其实曾国藩是恢复了自汉武帝以来的共治体制。当我们说蒙元和满清是一个专制政体的时候，我们就是说皇权在独断，我们在看那些制度，不管是在汉代、唐代，还是在宋代，大臣拥有非常大的决策权，那么政府的所有政策多是由公卿士大夫公共议决的，我最近在复读《资治通鉴》，我看到那些大臣他们都会积极地参与所有的政策的决定，还有一系列的制度安排。而这个不成文的制度，在满清的统治体制中都被取消了，清朝设立一个军机处，作为权力最大的政府机构。它是一个什么性质的机构？它就是一个秘书处，就是皇帝的秘书处，它没有任何独立的决策权。在社会中也是这样，儒家士大夫的士气一直受到抑制，比如满清禁止士人议政，禁止士人结社。而在共治体制中，基层社会的士人也就是士绅，他们会广泛地参与社会的自治，这一点在满清也受到了压制。总之，中国从这个董仲舒汉武帝以来形成的共治体制在满清的早期、中期都已经断裂了，这其实是传统的一次断裂，而曾国藩就是恢复了这个传统。具体说其实就是儒家的士大夫，在政治机构中重新获得了主体性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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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1811～1872），晚清“中兴四大名臣”之一。毛泽东曾说：“予于近人，独服曾文正。”

晚清之变：士人重新崛起，立宪主体出场
　　△历史栏目：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过程中，清廷由于缺乏足够的能力来应对国内外的危机，势力受到了不少的削弱，其军事主体──满蒙军事集团，在后来逐步被边缘化。当这样一个军事集团被削弱和驱逐出去之后，取而代之就是汉族军政集团，就是曾国藩、李鸿章他们的湘系、淮系。至此，清朝的政治基本结构发生了不小的变化。
　　秋风：还有一点其实也非常重要，我们看曾国藩《讨粤匪檄》，以及曾国藩到各地所发布的公告，他发布这个公告，其实他就是一个宗旨，唤醒绅士，让他们承担责任，让他们来参与到平定“洪杨之乱”，以及维持地方秩序这些社会治理活动中去。在这个过程中，士绅阶层在基层社会被重新构建出来了，或者说他们的地位是大幅度地提升了，他们的作用大幅度地扩展了，从而整个基层社会基本上就有儒家士绅群体来治理，原来的贪腐的官吏系统其实受到了限制。
　　从这两点，我们就看到共治体制大体上恢复了。我把这样的历史过程，称之为第一次立宪，只有有了这样的一次立宪之后，未来的立宪才有了一个主题，当时，满清军事贵族集团来是不可能主动来立宪的。
　　△历史栏目：我们往后看一点，清末出台的皇族内阁，满蒙和汉族的人员比例反差太大了。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让汉族中开明的士大夫，或者说立宪派与清政府已经离心离德了，让立宪派同情革命派，甚至倒向了革命派，他这个清政府的中间阶层就是帮他们去施政的那一部分人已经空缺了，他已经无人可用了。所以那时候发生这个武昌首义，他就只能启用袁世凯，袁世凯那时候本身只是一个军事集团，后来他在跟清廷讨价还价的过程中，要到组阁权，那时候袁世凯的内阁出来了，基本都是他自己北洋系的人。恰恰是这个过程，袁世凯把清廷的行政权都褫夺过来了。
　　秋风：对。我刚才谈到了曾国藩带来的中国政治机构和社会治理结构的巨大变化，也就是沿着这样的一个逻辑，而且是在此袁世凯之前。曾国藩带动士绅的崛起，很自然就演变了清末的戊戌维新、清末新政和清末立宪，这是非常自然的一个逻辑。我们回过头来去看在清末的这三次立宪运动，它的主体就是非常地明显。我可以去稍微做一个分析，第一是儒家的士人。这方面的代表，最典型的就是康有为、梁启超，他们就是一个很普通的儒家士人，他们的主要理论资源其实是来自儒家，当然，也受到了西学的激发，但是康有为的整个思想学术的底子起来儒家的，所以他会用公羊的学理论来构建一个社会变革方案。而且尤其重要的是他们很自然地继承了传统儒家的行道于天下的方式──结党，其实儒家士人从一个开始他们就是一个朋，是党，或者我们换一个词就是“群”。我之所以特别强调这一点，是因为这一点也向来是我们在讨论儒家的政治理念和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所忽视的，因为大家都错误地理解了一句话，所谓君子不党。
　　△历史栏目：我记得严复最初翻译society这个词的时候，他用“群”这个词来对应的，后来才改成“社会”，因为“群”带有小共同体的意味，而“社会”则带有陌生化、原子化的效果。现在还有不少西方学人用“社群主义”这个概念来甄别、区分其中的幽微。
　　秋风：对，其实儒家从一开始就是一个群。《论语》的第一章就讲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这就是一群志同道合的人，要追求一个共同的事业，结成了一个团体，共同行动。这一点也是儒家士大夫参与社会治理最重要的方式，我们去看从这个孔子以来，汉代的儒家、宋代的儒家特点都是以道义结成群，来共同行动。那这一点其实余英时先生在他的《朱熹的历史世界》中也有阐述，比如说欧阳修就有一篇非常著名的文章《朋党论》，就是为朋党辩护的。反过来，我们会看到很有趣的现象，清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规定，就是禁止士人结社，因为结社才有政治力量。我刚才说的曾国藩的非常重大的意义就是把这点突破了，所以就会有康有为，梁启超他们去结社。所以我们要从历史的内在脉络中来理解，康梁最初组建的那些会社的意义，他们要组成会社，各式各样的会社，而且每个地方的士人都组成会社，这就是政治主体意识的觉醒，以及他们行动的一个制度依托。结成会社了，才有政治力量，才能够以一个普通士人的身份──康有为那时候还是一个举人，梁启超也是一个举人，他们都是很普通的士人，以布衣的身份参与到最高层的政治过程中，这在清朝前中期完全不可能的，只有在曾国藩打开这样一个缺口之后才有可能。这也形成了从1895年之后的一个线索，士人通过结社的方式参与新政，变成了立宪的主体。

　　△历史栏目：晚清立宪派的主体，也包括开明的地方士绅，典型代表是张謇。这是从士人中分化出来的一个群体，相对于从事思想和学术工作的康梁，张謇这些人更多的是侧重实业。
　　秋风：从实业开展到基层社会的自我治理，儒家向来如此。儒家的群体士人向来会分成两层：一层是史书《儒林传》中所写的那些人物，他们都是从事经学，从事学术传播工作。另一层是大量生活在社会的基层士绅，在基层社会这个小型共同体中，他们把民众组织起来来，生产公共品，分配公共品，我们把他们称之为士绅。从汉代以后，士绅就一直存在，汉、唐、宋、明一直存在，只不过到了晚清这样一个时期，他们以更为显著的方式存在，比如他们办了很多大型的工厂，但是其实这也是自有的传统，但是对于张謇他们来说，从事那些工作，没有任何心理上的障碍，他很自然地地去做了，很自然地就从一个企业家变成一个社会活动家。
　　这些绅士在基层社会中发挥着作用，尤其值得注意的一点，就是这些绅士他们借助于文化和思想系统，一个全国性的文化思想体系，而互通声气。这一点是我们理解传统中国政治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这些绅士是地方性的，但是他们的视野是全国性的，并且他们相互之间是有实质性的联系。所以，在晚清这样一个很特殊的时代，他们就很容易地发展成为了一个政治派系，也就是立宪派。他们的联系是靠什么联系在一起？是靠科举制给他提供的机会联系的，是靠儒家作为一个学术和观念共同体而联系的，这是一个力量。他们的政治理想，向来都是限制皇权，他们大多数都支持立宪。当然，也有一些人比较保守，哪怕是反对，也会支持地方自治，因为这就是儒家一个传统的政治诉求，因为他们自己就是自治的主体。我们看到晚清立宪派的两个主要的主张：一个是地方自治，一个是开议会。这两个诉求其实都有传统的渊源，传统的政治中，儒家士大夫始终以共同审议的方式来参与政治。他们在晚清的要求，不够是把这个原来固有的两种机制制度化了，所以我们会看到在晚清的新政和立宪过程中，开议会和地方自治推进的非常快。这些本来就是儒家士大夫所熟悉的作业方式，他们既没有观念上的障碍，也没有操作技巧上的障碍。
　　△历史栏目：晚清的留学生，也有不少主张立宪的，包括君主立宪派和革命党，革命党也讲立宪。
　　秋风：这是一个主体，另外一个主体就是留学生，革命派其实大部分是留学生，包括孙先生自己也都是留学，当然主体其实还是是1905年以后，新政以后开始大规模派遣出国留学，主要还是这些留学生。应该说他们大部分都曾经接受过儒家的教育，在他们青少年的时代，他们可能在刚刚进入青年的时候出国留学，所以他们的观念是混杂的，这一点对于我们的理解后面的很多变化有用处。他们既有儒家的一面，又有现代的西化的这一面。
　　△历史栏目：可能他们的精神气质与英、德的宪制建国的意味就有一定的相通之处。
　　秋风：其实他们身上的气质在传统的士人中也都是有的。因为中国传统的士人本身，就有两种类型的人物：一种类型在一般的正史中把他归入《儒林传》，还有一种把他归入《文苑传》还有就是文学气质比较浓厚的一个人，比如说我们看宋代的政治中就有两个党，一个是洛党，一个是蜀党。洛党的代表人物就是二程兄弟，他们就是属于非常典型的儒者，就是道学家，我们一般说他是道学家。蜀党的代表就是苏氏父子，文学对他们的影响比较大，他对儒家的正统的观念是持有一个批评态度的，包括他们做人的风格都不同，一个更拘谨一些，一个更潇洒一些，这个东西本身就会引发政治理念上的紧张甚至是冲突，后来革命党身上文苑气质其实比较浓一些，所以他们本身也是有传统的渊源的。这是一支力量，他们形成了革命力量。他们的政治主张也就比康、梁、张謇要激进很多，由此就引发了在现代史影响非常深远的改良派和革命派的争论，或者说是立宪派与共和派的争论。虽然他们有争论，但我始终认为其实他们的目标本身没有太大的分歧，都是立宪，这一点上是共通的。当然了他们之间的差别也是很大的，跟我们讨论的这个议题也高度相关，这背后涉及到一个政治的文化秩序问题。基本上革命派在首义之前，在共和建立之前，他们的文化立场都是比较激进的，也就是说他们不仅要改变这个政治制度，还要改变政治制度背后的文化基础。

民初立宪：被忽视的北洋与清廷
　　△历史栏目：晚清最初开始的器物变革，也就是说洋务运动，但洋务运动在1895年甲午战争中彻底破产了。1898年有了维新变法，维新变法是器物变革失败之后的制度变革，但也失败了。于是有了之后的文化变革──1919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五四可以说是对儒家，以及由此延伸出来的传统的社会治理秩序的一种反思。
　　秋风：我更愿意说，他们的激进立场，是缘于他们没有深刻地理解君主制对于中国的政治秩序的重要意义。因为他们跟立宪派的核心区别就是他们要推翻满清皇帝，要建立一个共和国，但是实际上他们大概忽视了一点：爱新觉罗当皇帝确实是一个问题，但是皇帝本身要不要存在，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因为政治秩序是制度共同体，选择共和制还是选择帝制？有深刻的历史文化根基。政治秩序不可能完全靠暴力来维持，也不可能只靠理性来维系，它要靠一些文化因素、精神因素，大家对权威的共同信服来维持。
　　△历史栏目：有一种说法，如果清廷当时汉族皇权的话，辛亥革命会不会爆发还是一个问题，如果是说他是汉族皇权，很可能走向了君主立宪。您怎么看？
　　秋风：当然这也是中国命运的不幸。满清皇权使得革命派忽略了，帝制本身对中国这样超大规模共同体的政治秩序的稳定作用。他们忽略了这一点，他们反满清，推翻皇帝，结果他不止说是推翻了满清皇帝，而是把皇帝推翻了，然后中国就没有皇帝了，没有皇帝之后这样一个超大规模的共同体，靠什么来作为政治象征，作为秩序的象征？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这个问题迄今为止都没有解决。
　　△历史栏目：清朝的复合君主制，对于多民族的纽结、融合还是起到了很大作用。共和之后，靠什么来纽结中国这个文明共同体，确实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
　　秋风：没法解决，没有找到。我们构想了一个新的中心──人民。执政党作为人民的先锋队，以他作为一个政治秩序的中心，但是很显然，人民不能决断，先锋队也会丧失先锋性。那么，这个共同体以什么为中心来凝聚？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这是1911年底到1912年初以后，中国的秩序开始解体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说皇帝没有了，而一个新的权威没有树立起来，那由此导致了一个无中心的政治结构，但是，很多中心的话，就不可能有秩序。这是一个最简单的社会原理。
　　△历史栏目：除上面您谈到的三股立宪力量之外，北洋集团本身也有立宪的色彩，当然，他们有些人或许是出于利益考虑。这点能详细谈谈吗？
　　秋风：第四个立宪的力量。就是北洋集团，北洋集团实际也是在现代转型中很容易出现的一种力量。在其他国家的现代转型之际，我们也能看到，一个现代的军事集团会变成非常重要的政治力量，这跟现代转型的特征有关系。尤其是中国这样一个后发国家，他的现代转型的动力因，通常跟内外的压力有关系，那么要应对内外的压力就必须要建立现代的军事力量，它很自然地在政治结构中取得了很的高政治地位。比如说在土耳、日本、俄罗斯，其实都出现过，甚至包括现代以来的印尼、东南亚、韩国都出现过这种军事政治集团。军队在现代转型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北洋也是这么因缘际会而形成的，所以，这样一个军事性的政治力量的形成，并不意外。只不过北洋集团的品质不怎么好，现在有很多人对袁世凯赞许有加，但实际上，我们去看当时的人对袁的评价并不高。我们去看现代中国史上几个强人，从曾文正到李文忠然后到袁项城，每况愈下。当然，曾文正几乎是一个完人，等到李文忠就差一点了，到袁项城基本上就是唯利的人。
　　△历史栏目：北洋集团基本上是一个惰性军政集团，在政局的走势中，它的立场可以随着自身利益的变化而随时调整。

秋风：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觉得值得深入地去研究。这与满清部族政权的性质有关系。刚才我们讲到了曾文正他从根本上改变了政治结构，但是满清皇室始终对汉人掌握兵权是持有严重戒心的，因为它很清楚，它的统治基本上就是靠暴力，所以虽然建立了现代的军事力量，但是在这方面步子迈得慢，或者说它并没有从一开始就致力于建立一支比较现代的军队。满清政府在军事上的一些领导人，都是属于相对守旧的人。总之，中国现代转型出现问题的根源，在于掌控政治的那群人，他们在理念上比较滞后于那个时代。尤其是他们缺乏道德理想的情怀，像后来印尼的苏加诺，甚至包括现在的查韦斯，他们都是很有道德理想的。但是这种东西我们在袁项城的身上完全看不到，后来北洋这支力量变成现代转型的一种负面力量，一点也不奇怪，没有德性的政治。但这也算是第四个立宪的力量，推动政治转型的力量。第五个立宪力量当然就是皇室，其实我觉得高全喜教授那本书是还是比较重要的，就是《立宪时刻》，而且是颇有新意的。
　　△历史栏目：高全喜教授从政治宪法学的角度解读《清帝逊位诏书》，我觉得里面可能有一个问题被忽视了，《清帝逊位诏书》它能不能作为一个宪法文本？现在国家的构建，它的合法性是来源于人民，也就是说政权的合法性是自下而上的，不是自上而下的。如果把中国民国作为现在国家的话，《清帝逊位诏书》其实是没有宪法意义的，因为国家主权的构成基础是人民。

秋风：我觉得《清帝逊位诏书》肯定是一个宪法。毫无疑问，人民当然是宪法的渊源。不光是现代国家，古代中国合法性来源也是人民，只不过是古今对于人民的理解上会有一个差异。古代在理解人民的时候，通常是关联于天的，而现代理解人民就没有这样一层超验的纬度了。但是当人民在建立一个新的政体的时候，他们必须要对原来的统治者作出一个妥善的安排。法国会通过杀死路易十六的方式来建立自己的新政，开始一个新时代，但中国有一她自身的政治传统，这个传统就是存二王之后。传统汤武革命范式，向来不以杀死前统治者作为它的新政象征。而相反，革命的同时试图保持连续性。所以他会存先王之后，它会保持这个皇室，我们看到的中国历史上的朝代变更都是这样的。所以辛亥革命或者说中国共和革命的模式，我们要参照中国的历史来理解它，而且我们也看到了晚清的新政，在这个立宪的运动中，皇室也确实发挥了很多积极的作用，我觉得这一点也不容否认。所以我老说这个共和，是多种力量参与建立的，很自然地，共和国也应该优待皇室。
　　（受访人：秋风，采访人：周绍纲。本文根据采访录音整理，未经秋风审订。本文仅代表个人观点，与新浪立场无关）
　　专访秋风：1913年社会治理秩序的崩溃（二）
　　专访秋风：1913年社会治理秩序的崩溃（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