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主与共和：社会治理秩序的解体与重建

现代家里蹲 · 发表于: 2013-5-23 12: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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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1866-1925），本名孙文，谱名德明，字载之，号日新，又号逸仙，幼名帝象。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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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1859年～1916年），字慰亭，号容庵，中国近代史上的政治家、军事家，北洋新军的首脑。于1916年建立年号为洪宪的中华帝国，却未能成功。

1911：清廷的无奈与立宪派的激进化
　　△历史栏目：谈到这里，逼近1911年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1911年的武昌起义，也算是立宪派的激进化的一个象征吧。当然，这个转变早在清政府出台皇族内阁的时候就发生了。
　　秋风：对，1911年发生了非常巨大的变化，那这个变化核心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地方就是这个立宪派的激进化，也就是这个绅士团体的激进化，那这个激进化我们都知道是满清皇室的反动造成的。那满清皇室为什么会反动？我觉得可能还是要回到曾文正时候的那个命题，就是说，满清皇室归根到底它是一个部族政权，所以它从自己的统治经验中，或者它的本能上得出，它都是相信军事力量的，要求自己掌控军队。这种想法其实跟古代中国的正统王朝其实都不一样，古代中国正统王朝不会这么想问题，但是满清作为一个部族政权，它会这么想问题，所以当它看到这个立宪是吧，开始储集最核心的权力的时候，它就很本能的回到了他的这个军事统治的模式，所以它就会建立满人内阁，尤其重要的是它要抢夺回军权。
　　△历史栏目：皇族内阁的出台导致立宪派同情革命，甚至倒向革命，再有一个就是导致北洋派对皇室的叛离，因为他们变成了皇室反动的直接受害者。
　　秋风：他们这个时候发现，没有办法再依附这个满清皇室，他们必须要独立的主张自己的权利，行使自己的权利，这就意味着政治结构就解体了，因为原来的这个皇室之所以能够统治，其实它的核心是依靠的是这个士绅对它的支持，晚清以后基层社会完全靠士绅来治理。

1912：没有大股东的南北和谈
　　△历史栏目：接下来是1912年初的南北和谈了，南北和谈是双方都要谈的，因为从北洋集团来看的话，它从一个军事集团上升到一个军政集团，自己统一全国才有合法性，所以当时它也是想谈的。当然他也可以随时干掉南方，北洋当时的军事力量都是精锐部队的，南方革命党成员比较复杂，组织也较为松散。1912年，北方是有实力消灭南方的，这点在1913年7的“二次革命”可以证实，“二次革命”基本不到两个月就败了。我觉得北洋集团之所以不打南方的一个原因，当时它很想借用一下南方的法统。而南方当时它是没有实力统一北方的，所以出现了1912年这个大妥协能够形成，当然，这个大妥协也不牢固。
　　秋风：1911年下半年，革命之前，皇室已经丧失了它的权威了，然后就有了这个下面的一个排列组合了，那么在刚才我讲的几个力量中，皇室已经出局了。我们再看这剩下的力量，他们分别是占据了不同的领地，享有不同的权威。立宪派掌握着地方，当然梁启超他们这些流亡海外的和海外归来的立宪派，他们和张謇的这个本土立宪派合流了。北洋集团是控制着中央，控制着军队，但是其实他们对自己的暴力效应其实是并没有谱的，它也不知道，就是他能够发挥政治作用的空间在哪，不是很清楚，我想这是理解这个袁世凯他为什么后来他愿意妥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他并不清楚就是皇帝没了，这样一个北洋军事集团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那么革命派靠什么？革命派就是靠武昌首义，首义使他们获得了政治理想上一个引路人的角色，变成了政治道义上的象征。
　　也就是说在这个武昌首义之后，其实就出现了三个权威。其中的士绅立宪派，像康梁他们，是有一个治国的方案的，因为他们长期在做这方面的工作，在戊戌维新前，他们就开始做这方面知识的准备，包括他们和各个地方，和北洋集团都有很密切的联系。所以他们其实是那几个立宪力量的一个整合者，他们有一个完整的方案。革命派享有一个观念上的权威，北洋派拥有暴力机构，其实各派立刻就看出来了，仅仅靠自己都不可能重建新的秩序，所以他们必须要妥协。我想这就是为什么能够形成一个中国式光荣革命的根源。当时革命派占据了好几个省份，但是孙中山先生他很快发现，要在这些省维持秩序，就必须和那些立宪派也就是和地方绅士合作，没有他们的合作寸步难行。
　　△历史栏目：关于这点，袁世凯也发现了，所以想吸收南方的法统。
　　秋风：袁也是他也发现这一点，我现在替代了皇室，可以轻易的在军事上打败南方，打败这个革命党，但是革命党的共和理念，是没有办法打败的，它拥有很多的支持者，包括立宪派，其实在这个南方的立宪派也是在很大程度上支撑革命党的，因为他们要结成一个联盟，来防止北洋集团在未来的政体中以军事力量进行统治。共和就是要把北洋集团，包括其它的力量，装入到一个口袋中，要约束这个军事在政治过程中的作用。那么面对联盟，北洋集团也无可奈何。这是当时的整体结构，那么就是这样一个结构性的框架、结构性的力量来促使大家坐到一起来共建共和。
　　这也是这个共和能够比较迅速的建立起来的一个原因吧。但是这里面其实埋下了一些隐患。首先是革命党、立宪派、北洋三者之间太平衡了，导致没有谁能够获得各方普遍认可。比如我们看孙中山、张謇、袁世凯、康有为或者梁启超，没有一个是强势的权威。
　　△历史栏目：没有一个大股东，那对建国时期的政治而言，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建国时期的政治确实是需要某种相对优势的权威来发起、组织以及运作，然后推动其它的各个方面的力量坐到一起来进行对话和审议，其中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没有解决宪法的问题。
　　秋风：这是后来民国立宪过程遭遇挫折的一个根源。以前这个政治秩序的凝聚核心是君主，只要有君主坐在那，全国都有指望，有没有宪法都不重要，反正君主在那，大家都围绕着他来运作，然后宪法自然就从君主那出来了。君主就是宪法，他就能够输出宪法来。帝制被推翻以后，理论上来说这个政治秩序的凝结核就是宪法，但是这样一个宪法始终没有被制定出来，并且稳定的运作。然后接下来他们这些人又犯了另外一个错误，就是把这个制定正式宪法的责任交给了一个常规议会，他们无法召开一个立宪会议，也是各派的力量太平衡了。所以没有人有能力发起召开一个立宪大会，然后迅速把这个宪法制定出来。这是一个巨大的错误，因为常规议会没有能力制定宪法的，这就是宋教仁天真之处。

1913：宋教仁遇刺无关大局
　　△历史栏目：1913年的3月，宋教仁之死导致政局的反复动荡，你怎么看待宋教仁本人以及这个事件？
　　秋风：宋教仁对政党政治有一种迷信。当然，一个成熟的民主政治，它一定是以政党政治的结构来运作的，但在民初，最核心的问题是把宪法制定出来，因为这个宪法不仅仅是这个权利分配的方案，它更是一个政治秩序的象征。也许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把制定这个宪法的重任让一个常规议会来承担，这就意味着宪法没有办法被制定出来了。宋教仁之死，对民初的政治影响并没有一些人说的那么大。
　　△历史栏目：而且当时这个议会主要还是被南方控制的，南方它是想通《临时约法》来限制袁世凯，这与袁世凯的军事实力并不匹配。再者，民国肇建，面对复杂的外部环境，确实也需要加强中央集权，《临时约法》导致袁世凯做起事来也是缚手缚脚的。
　　秋风：对，其实还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一点就是他没有大股东，就是每一方都占据了它的一个地位，谁都不服气谁，谁都不能够压倒谁。坦率的说，就是在这样一个立国时刻，必须要有一个相对压倒性的力量，才能够就是完成这个宪法的制定和实施的工作，没有这样一个压倒性力量就是陷入一个僵局。而议会没有权利来制定宪法，这就是问题所在，袁世凯对议会的一些不满是有道理的，因为制定宪法是全民的事情，对照现代国家的理念，立宪是人民的一个契约，而代表只是部分。尤其是议会，你只是代表了议会中的多数党的意见，而这个制定宪法理论上来说，所有的政治机构都要参与。所以，要有一次具有充分的代表性的制宪会议来制定宪法，然后制定出宪法之后才设立议会、总统最高法院。反过来这就变得很荒唐了，本来一个民主政治它是要在宪法的框架下去进行日常政治，这都是很正常的，你只要有一个宪法框架，每个政党可以主张自己的政策，在执政的过程中也可以去实施这个政策。然后其它的政党不满意，完又推翻了，然后他又重新实施另外一套政策，这都很正常，但是民初政治变成什么呢？它争夺谁能制定宪法，民初政治的所有混乱其实都是由此引起的。
　　△历史栏目：从这点上来说，在历史的进程中，类似于宋教仁先生这种理想主义者，他们确实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但现实政治往往容不下过多的理想色彩。
　　秋风：确实是比较天真，因为在一个正式的宪法没有出台之前，大搞政党政治。具有稳定政治结构的那些国家中，政党政治能够做到的，它会发挥不了，因为你议会本身的权威都是不定的，因为宪法没有确定。所以比如说议会的构成还有意识规则不断的变换，其实就是因为你宪法就没有定，所以我们会看到的就是议会和总统之间的争议，其实是一个宪法的争议。你在这样一个没有宪法的状态下，你想玩议会政治，那真的是比较天真。从这样一个角度来理解孙中山先生的二次革命，其实也是有它的正当性，因为孙先生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我们要定性，他核心的诉求就是从根本上解决宪法的问题。
　　△历史栏目：这个可能也是孙中山后来先军政后训政的一个原因。相对于孙中山的解决宪法问题的路径，袁世凯采取了另外一种方式，对于袁世凯的抉择，您怎么看？
　　秋风：他的一个基本的考虑，他就考虑到这个因素，所以我觉得其实孙先生始终在政治上是比较清醒的。那么回过头来再说袁世凯，袁世凯很快也发现了这个问题，就是这个政治秩序混乱的问题，但是他采取了另外一个办法，因为他现在发现在议会政治的格局中，他完全没有办法去迅速的把宪法制定出来，那这个时候他怎么办？他就回到了它的这个经验中，那就是恢复帝制。坦率说，一个政治秩序的凝结核就是这两种：要么是一个宪法，要么是一个君主；要么是一个契约，要么是一个人格。所以袁世凯的选择也是很正常。现在宪法在这样一个格局中完全没有办法制定出来，那我现在怎么办，我现在作为一国之总统，担负治理之责的那个人，我现在必须要找到一个解决出路，那这个出路是什么？出路就是帝制。只能两选一，当时有不少人都转向了这一点。
　　（受访人：秋风，采访人：周绍纲。本文根据采访录音整理，未经秋风审订。本文仅代表个人观点，与新浪立场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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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 君主与共和：社会治理秩序的解体与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