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李劼人小说自然主义色彩的巴蜀风情

八神 · 发表于: 2014-6-9 10:56:00

源自：名作欣赏 2014年01期

　　李劼人的小说以“大河小说”（《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大波》）为代表，反映了以成都为中心的整个四川地区从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期间剧烈的社会动荡与思潮变幻，因此，其作品被评论者划为“历史小说”一类。不过，作者除了对宏阔的结构、繁多的人物和真实的历史画面摹写外，李劼人小说中同样不可忽略的一点就是浓郁的地域特色。作为土生土长的成都人，李劼人怀抱对家乡的热爱，用平民的眼光欣赏丰富多彩的巴蜀文化，通过“风俗画”般的场景描写和带有鲜明地域特色的人物性格刻画，呈现出了一个原汁原味、真实可感的川味都市与乡镇风情长卷。
　　文学与地理的关系一直是评论家经常提及的一个话题。法国史学家丹纳很早就指出了文学与地域的关系：“作品的产生取决于时代精神和周围的风俗……不管在复杂的还是简单的情形之下，总是环境，就是风俗习惯与时代精神，决定艺术品的种类；环境只接受同它一致的品种而淘汰其余的品种；环境用重重障碍和不断的攻击，阻止别的品种发展。”并采用大量的实证分析，证明了时代精神与风俗习惯对艺术作品的巨大影响，并指出只有顺应环境所认可的时代精神的作品才能够在大浪淘沙中保留下来。在我国，作家茅盾曾在论文《小说研究 ABC》中论述过文学作品中的“地方色彩”问题：“人物有个性，地方也有个性；地方的个性，通常称之曰：‘地方色彩’。但我们绝不可误会‘地方色彩’即某地的风景之谓。风景只可算是造成地方色彩的表面而不重要的一部分。地方色彩是一个地方的自然背景与社会背景的‘错综相’，不但有特殊的色，而且有特殊的味。”
　　茅盾从自然和社会两方面界定了文学作品中“地方色彩”的概念，并且进一步要求作家要为自己作品中的“地方色彩”负责：“为自己的故事选择地点，作家本有绝对的自由权，但是作家也得知道为他的故事选择一个最适宜的地点却是他的天职。”
　　故事所依托的地方色彩对于增加故事的趣味性和可读性大有裨益，这也对作家为自己作品的背景选择有了更高的要求。不过，这对李劼人来说并非难事，长期的成都生活经历使他毫不犹豫地把小说的背景选在了家乡，对家乡风俗、方言的熟稔使得他在创作中无须刻意，流淌在血液中的巴蜀风情就自然而然地流露笔端。对成都生活方方面面的细腻、精致的描写，使得李劼人的小说带有自然主义的特色，阅读小说的过程也成为对成都风俗画卷的欣赏过程。
　　自然主义笔法下的成都日常生活
　　“自然主义”一词最早是一个哲学概念，17 世纪以来开始运用于美术，法国作家左拉把自然主义的概念带入文学批评领域。左拉的自然主义文学理论坚持现实主义的原则，承认作品的真实性与独创性，并且把自然科学的实验方法带入文学理论之中。“自然主义小说家进行观察和实验，他们的全部工作均产生于怀疑”，“实验方法不仅不会把小说家禁锢在狭小的圈子里，反而可以使小说家充分发挥他思想家的睿智和创造者的天才”，因此，左拉认为自己作为实践伦理学家的任务在于“指出有用的和有害的作用，找出人类和社会现象的决定因素，以期有朝一日支配和引导这现象”。左拉的自然主义文学理论继承了传统的现实主义文学理论，是对现实主义理论的一种强化，“把人们的一种肯定的、非常明确的观点强加于现实主义超然的不偏不倚的态度上”。左拉的自然主义文学理论强调写实的重要性，把科学技术对文学的影响提高到了新的高度，但是“混淆了文学艺术与自然科学的界限，错误地将它们加以等同，在强调自然科学对文学艺术的认识价值的时候，又不适当地忽视了文学艺术本身的特点与规律”。因此，自然主义在 19 世纪后期逐渐衰落。
　　李劼人 1919年在亲戚朋友的资助下赴法国勤工俭学，学习文学，他一面自学法文，去多所大学旁听文学课程，一面向国内多家报纸杂志供稿维持生计。“在蒙彼利埃大学选读《法国文学史》，开始研究法国近代批判文学、雨果诗选等。阅读法国文学名著，开始翻译工作。”法国四年多的勤工俭学生活让李劼人阅读了大量法国文学作品，对曾经在法国盛极一时的自然主义文学作品也有所涉猎。李劼
　　人 1922年曾经发表《法兰西自然主义以后的小说及其作家》一文，梳理了自然主义文学从 1830年至 1885年在法国由兴盛转为衰落的过程，通过对龚古尔兄弟、左拉、契诃夫等人的研究，总结出自然主义文学衰落的原因，即内部的叛离和外国的影响。李劼人对法国自然主义文学的译介和研究，也深深地影响了他的创作观念，使其后来的小说创作也带上了自然主义的影子。
　　在李劼人的小说中，常常有大篇幅的对成都日常生活的片断描写出现，李劼人接受了左拉自然主义文学理论的影响，在对成都日常生活进行描摹的时候，非常注重真实性和独创性，使得这些描写细节比其他川籍作家更显生动。李劼人本人的报馆工作经历和留法经验也使得他的小说带有了别具个性的四川风味。
　　茶馆文化是成都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文化。喝茶、泡茶馆成为成都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重要部分。在李劼人的小说中，经常会出现去茶馆喝茶的情景。在小说《暴风雨前》中，李劼人从规模、数量等方面详细描绘了成都的茶馆：“茶铺，这倒是成都城内的特景。全城不知道有多少，平均下来，一条街总有一家。”除此之外，李劼人还详细介绍了茶馆在成都人生活中的几种重要作用：“一种是各业交易的市场；一种是集会和评理的场所；另一种是普遍地作为中等以下人家的客厅或休息室。”
　　茶馆数量多、价格实惠，更可以没有拘束地畅谈，受到了成都人的普遍欢迎，成为了小说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的重要背景。茶馆文化的散漫、闲适，也恰好诠释了成都与成都人闲散安逸的性格。茶馆仿佛四川社会的缩影，在李劼人的笔下成为了一种文化符号。
　　除了喝茶之外，享受美食也是成都人生活中的重要部分。四川美食名满天下，川菜作为八大菜系之一，用料考究且色香味俱全，常常出现在文学作品之中。李劼人也是一位颇有情趣的美食家，对美食的爱好使得他在创作时也非常热衷于展示川菜的独特魅力。在“大河三部曲”中，描写美食的场景频频出现。《大波》中的黄澜生与黄太太每次宴请都是一次美食的盛宴，鱼翅、火爆虾仁、三塌菇等各式各样的成都美食都汇聚在黄家的餐桌上，成为文人墨客们讨论国家大事的点缀。除了餐桌，李劼人还用铺陈的笔法描写了成都会场上出现的各式小吃，凉粉、抄手、马蹄糕；烧腊卤菜、鸡丝豆花、牛舌酥锅块；糖酥核桃、糖炒板栗、白糖蒸馍……从担子到摊子到篮子，各式各样的小吃一起涌入读者的感官，组合成一个声色俱佳的成都集会的场景。带有巴蜀特色的美食让读者垂涎欲滴，成为李劼人小说中构筑巴蜀地方特色的重要组成部分。李劼人在小说中不惜笔墨描写饮食，其目的在于展现中国人的性格，在《漫谈中国人的衣食住行》一文中，李劼人强调：“中国菜诚然为中国文化的特征”，中国饮食的丰富多彩恰恰表现出中国人“博大容忍”的性格。不过，对于饮食过度追求的川人，在性格上自然存在着耽于享乐的部分，这也是小说《大波》中的四川人民面对铁路国有化的问题时“善良懦弱”、受到官府的压制的性格注释。
　　四川当地的风俗民情也成为李劼人小说中贯串全书的重要内容。成都古朴的街巷，配合著各种市集庙会、节庆游乐、婚丧嫁娶等风土人情，展现出别具一格的民俗风味。在《死水微澜》中就有描写元宵节的场景：“全城人家，并不等什么人的通知，一入夜，都要把灯笼挂出，点得透明。就中以东大街各家铺面的灯笼最为精致，又多，每一家四只，玻璃彩画的也有，而顶多顶好看的总是绢底彩画的。并且各家争胜斗奇，有画《三国》的，有画《西厢》《水浒》，或是《聊斋》《红楼梦》的，也有画戏景的，不一定都是匠笔，有多数是出自名手，可以供雅俗之赏。所以一到夜间，万灯齐明之时，游人们便涌来涌去，围着观看。”然而此处灯火辉煌的民俗描写，却为一场刀客的斗殴和顾天成丢失女儿埋下了伏笔。这就使得风俗描写和情节演进、人物命运的变化相互联系起来，使得小说更具有可读性与趣味性。与此同时，李劼人在描写风俗的时候还不忘突出时代变化对原有习俗的影响，比如“大河三部曲”中对多场婚礼的描写，既有旧式婚礼，又有新式婚礼，体现出成都受到了外来文化的影响，以及成都人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和借鉴。
　　细致描摹与人性关怀下的四川女性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受到自然主义的影响，但李劼人对自然主义文学也并非全盘地接受，而是有所选择地吸收借鉴，并在其中融入了个人的特色。在《法兰西自然主义以后的小说及其作家》一文中，李劼人就批评了左拉学派的冷酷和粗疏，他认为社会不应该如左拉笔下那样黑暗和善恶分明，文人应该热爱生命、尊重痛苦，担负起人道责任。李劼人的这种文学思想在他小说中人物形象，尤其是女性人物形象的塑造上有所体现。李劼人塑造了一批展现个性活力的四川女性形象，细致的个性刻画无不流露出浓郁的地域特色，更难能可贵的是作者还具有深切的人性关怀。李劼人笔下的女性形象在现代文学中独树一帜、个性鲜明。她们既不是传统文学视野中逆来顺受的弱者形象，也不是五四运动在文学中催生的一批反抗社会、离开家庭、加入革命的新女性形象，而是一群真正展现了人性的爱欲与活力的女性形象。擅长写实笔法的李劼人，在女性形象的塑造上同样真实细腻，大胆地深入人物的内心，从人性的角度还原了一批在社会更替年代追求自由人性的成都女性，带有浓郁的地方特色。
　　李劼人笔下的女性，之所以在情爱关系上丝毫不受到道德伦理的束缚，是因为作者基于成都的风俗民情所创建的一个相对自由开放的空间。无论是在乡间还是城市，蔡大嫂和罗歪嘴，伍大嫂和郝又三，甚至黄太太与侄子楚用的情事都没有引起很大的波澜，人们从未把这些事情看成是伤风败俗之事，反而当成是生活中的常态。正是川蜀地区泼辣豪放的民情，使得李劼人在小说中创造出这样一个与展现历史事件的现实社会若即若离的自由世界。他的夏娃们则在这个情欲的伊甸园之中尽情享受着爱情的欢愉，同时也在不经意间成为了推动社会这潭“死水”荡起波澜的先驱者。
　　这一群泼辣大胆、勇于追求人性解放的四川女性，获得多名男子青睐的原因，往往不是因为出众的相貌，而是性格中的坚强、豪爽、有主见、能决断。她们都已经嫁为人妇，不再年轻，可是经历过社会的淘洗和历练，则显得更加风情万种。蔡大嫂长相一般，甚至脸上还有雀斑，不过却是“一点不觉得不好看，有了它，好似一池澄清的春水上面，点缀了一些花片萍叶，仿佛必如此才感觉出景色的佳丽来”。虽然她已经结婚生子，可是“与以前顶不同的，就是以前未当妈妈和刚当妈妈不久时，同你说起话来，只管大方，只管不像一般的乡间妇女，然而总不免带点怯生生的模样。如今，则顾瞻起来，很是大胆，敢于定睛看着你，一眼不眨，并且笑得也有力，眼珠流动时，又自然又有情趣”。正是这种经历了岁月沧桑的相貌和性格，竟然使得情场老手罗歪嘴心动不已，“竟老实承认他爱上了蔡大嫂，并且甚为得意地说，枉自嫖了二十年，到如今，才算真正尝着了妇人的情爱”。《大波》中的黄太太有见识、有文化，常常参与男子们的讨论，而且往往能够提出很有见地的意见。黄太太年长侄子楚用八岁，已经生育过两个孩子，却引得少年楚用神魂颠倒，甚至愿意为她不再娶妻。可以说，使得这些女性这样引人注意的，正是在成都社会环境中培养出来的坚强果敢的性格。在面对革命动乱的时候，以黄澜生为代表的男子们都慌了手脚，只有黄太太镇静自如，看清形势，准确作出了判断。蔡大嫂面对丈夫被抓、罗歪嘴出逃，一家人的生活陷入困境的时候，毫不犹豫地作出决断，改嫁顾天成做了顾三奶奶，立刻就从窘境中脱离，又过上了衣食无忧的生活。这些女性带有四川人身上顽强的生命力，而由于社会地位低于男子，她们更能果断抓住时机，为了生存或是更好的生活条件而不断努力。
　　对于爱欲的大胆追求使得这些女性在与男性的情爱关系上往往采取主动的态度。《暴风雨前》中的伍大嫂由于丈夫长期在外，一家人的生活来源得不到保障，就先后做了多名男子的情妇，甚至还主动勾引了儿子的老师郝又三：“一个初出茅庐的郝又三怎经得阅人有素的伍大嫂的抟弄，仅仅三四次的交易，年假尚未曾过完，郝又三已经把什么都忘怀了。维新、革命、国家、人民，这些念头，当然挤不进脑子里。”伍大嫂凭借与多名男性的情爱关系，获得了良好的生活条件。黄太太也从不拒绝侄子楚用的追求，甚至为两人以后的关系出谋划策，让楚用回家娶妻掩人耳目。黄太太的妹妹龙幺小姐为了牢牢抓住留日的教授未婚夫周宏道，不惜在出嫁之前就委身于他。蔡大嫂在与罗歪嘴的情爱互动中一直报以积极迎合的态度，“她竟敢于当着张占魁等人而与罗歪嘴打情骂俏，甚至坐在他的怀中”。在这一系列的女性形象中，蔡大嫂个性鲜明，最具有代表性。“首先，蔡大嫂是个叛逆的女性，但不能算是现代新女性。其次，蔡大嫂是道德与人性之善与恶的奇特组合。李劼人对自己所发现的独特‘川辣子’蔡大嫂是偏爱的，对‘川辣子’身上蓬勃而强悍的野性生命活力，抑制不住地充满了赞许。而这种赞许，显然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道德评判，遵循的是人性的尺度，关注的是人性的真与美，是美的不断滋长发展的方面。”
　　以蔡大嫂为代表的这些女性，对情欲大胆主动的追求，源于生命本性之中对于享乐的期待，李劼人并未站在道德的制高点，把这些女性塑造成洋溢着革命色彩的社会新人，也从不对他笔下的女性进行道德评价，而是采取写实的笔法，不动声色地旁观和记录，从人性的角度展现了革命时代成都地区最具地方特色的女性的真实生活。“大河三部曲”中的女性敢于挑战传统、追求解放、毫不避讳对于享乐的渴望，这正是在社会的动荡之中刚刚开始萌芽的一丝丝悸动。蓝棣之在评价《死水微澜》时认为：“女人品行的变化体现社会的变化，写女人实现情欲的方式和胆识，比写历史编年和岁月代谢能更内在地反映社会。这是文学创作的特殊机制所决定的。女人品行的转变是历史真正不可逆转的标志：蔡大嫂这个形象告诉我们，中国社会从封建社会进入了近、现代社会。”蓝棣之在某种程度上把握住了李劼人小说题旨的重要部分，丰富多彩、有血有肉的女性形象在增强小说的可读性的同时，也使得小说的主题进一步深化。
　　除了在女性的个性上体现成都的地方特色，李劼人还善于运用方言为人物形象，尤其是女性形象的塑造增添地域色彩。在处理不同女性的语言方面，李劼人巧用各种方言词汇，使得人物的语言得以符合其个性特征。黄太太在劝楚用回去娶亲的时候，责备的话语机智灵敏、一气呵成，其中夹杂方言：“目前这事，这么重大，你不平心静气同我好说，光是假装发一阵气，就打算把我哄过去，呃！未免把你表婶娘看得太没世故了！”这段话不仅体现黄太太的世故深沉，同时还表现了她与侄子楚用之间并不完全是逢场作戏，而是还带有一点真心，这正是李劼人描写人性的妙处所在。“同是骂人，蔡大嫂骂得伶牙俐齿，伍大嫂骂得粗声野气，黄太太则骂得温文尔雅而又暗含杀机，因此这三位同具四川辣味的妇女，辣的滋味就很不相同：蔡大嫂的辣味里含有一种纯朴的清香和诱人迷醉的甘美；伍大嫂的辣味中则有一股直率坦荡的野性、沉沦与自强相交织着的苦涩；黄太太的辣味过后却又给人留下一种矜持孤傲带来的酸味。所有这些感受，并不是我们消化情节的结果，而是人物自身性格化语言给我们的直接启示。”方言的加入为李劼人笔下的女性形象增添了声音的维度，更加立体，也更能够展现巴蜀地方的特色。
　　与其他川籍乡土作家的地域文化小说比较
　　在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文坛上乡土小说创作的“双子星座”沙汀和艾芜都是川籍作家，他们与李劼人都有过交往，而且，他们的乡土小说创作同样带有浓郁的地方特色。沙汀的乡土小说极具讽刺的艺术之美，在反映社会阴暗面的同时，展现“风俗画”一般的四川农村生活；而艾芜则怀抱故乡的自然山川之美，在自然的美景中用悲悯的人性关怀展现底层人民的深重苦难。与沙汀和艾芜的小说相比，李劼人小说的最大特色就在于他能够在最大程度上保留历史的真实，以宏大的场景和丰富的细节展现辛亥革命的历史过程。
　　在《淘金记》中，沙汀把小说的背景设置在四川农村，小说一开场，就出现了在李劼人小说中常见的、最能代表地方特色的茶馆。“第一个精彩节目，是上茶馆。他们要在那里讲生意，交换意见，探听各种各样的新闻。”“人们已经在大喝特喝起来。用当地的土语说，这叫作开咽喉。因为如果不浓浓地灌它两碗，是会整天不痛快的。”茶馆文化不仅在城市相当流行，即使在乡村，喝茶也成为人们一天的开始。除了茶馆，在《淘金记》中相当突出的另一个处所就是烟馆，“这时是上午十一点钟，客人是来过早瘾的。他们大都沉默着，只一味抽吸，或者打盹，或者专心炮制烟膏，或者一面炮制一面打盹。”
　　寥寥几句对于烟馆的描写，对于抽吸鸦片的人们的神情的展现，就已经能够凸显出作者的讽刺意味。相对于茶，烟在《淘金记》中显然占据更为重要的位置。小说中的主要人物白酱丹、何寡母、何人种等都有吸食鸦片的习惯，而且戒烟运动也是小说中带有转折意义的重要情节。沙汀选取鸦片、烟馆作为四川文化的重要文化代码，更能彰显其作品的讽刺意蕴。“沙汀讽刺的深度大大超过他一些同时代的作家，它不但是对乡村统治者的无情嘲弄，更是对具有长久历史渊源的整个荒谬的现实的深刻暗示。”
　　躺在烟榻上死气沉沉的人们代表了四川农民的消沉、冷漠与麻木，这也是在小说中他们屡屡遭到袍哥欺凌的原因，沙汀承袭了鲁迅小说的批判性，带着深沉的悲哀对黑暗的社会现实进行不动声色的讽刺。与此同时，沙汀为了能够更好地体现巴蜀地区的风土人情，塑造了一大批性格各异的人物形象得以支撑起整个小说世界，《淘金记》中的白酱丹就是其中的典型。出生于没落绅士家庭的白酱丹虽然无财无势，却依靠诡计与骗术把北斗镇的人民玩弄于股掌之中。他机巧圆滑、左右逢源，成为了当地最有权势的龙哥和彭胖的智囊，协助他们剥削人民的财产，并自己从中牟利。除此之外，谨慎的彭胖、精明的何寡母、懦弱的何人种、权倾一时的龙哥以及一大群麻木冷漠的农民构成了整个富有地方色彩的小说情境。沙汀典型而生动地展示了四川地区蛮横无理的统治者们，表现了他们对普通百姓的肆欺压，小说带有浓厚的讽刺批判意味。与此同时，沙汀“左翼”作家的身份使得他非常注重小说政治上的揭露作用，他对于四川落后的乡土风俗文化，总体上持有批判的态度。这位生于川西北农村的作者善于通过一个个人物形象的塑造，从较小的切口来讽刺、批判当时的社会和国民性，在这一点上李劼人显得更加高明。身处于巴蜀文化氛围最浓郁的成都，市民家庭的出身，留法和报馆的工作经历，使得李劼人的创作自然站在了一个更高的高度之上。在“大河三部曲”中，李劼人通过一大批人物形象的塑造，通过对革命事件前因后果的细致描绘与多角度、多层次地展现或者可以说再现了广阔而真实的社会现实。在人物形象塑造上，同样是诠释袍哥的形象，沙汀注重展示人物黑暗面，而李劼人则更加客观地从多方面、多角度展示人物，使得人物形象更加立体丰满，也更符合历史事实。李劼人的小说结构布局严谨细密，富于变化，社会风俗的展现与时代潮流紧密联系，作者凝练地描绘了封闭、落后的巴蜀社会形态和人们的生存方式，在更广阔、更全面的历史背景之下批判了在特定历史时期制度对普通人民的压迫。不仅如此，李劼人自觉地选择成都地区特有的巴蜀文化作为批评社会现实的大背景，在某种程度上，也用巴蜀的社会状貌透视中国社会形态的普遍表现，以期在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下进行更加深刻的社会批判和人性透析。
　　川籍作家艾芜的乡土小说同样以地方风情为重点展现对象。传奇的游历经验使得艾芜的小说灵动优雅、真实可感，艾芜注重对于自然风光的赞美，他笔下的云贵川风景，仿佛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一般，颇有奇趣，充满了对于自然的热爱。艾芜借对自然风光的描写，展现人性的阴暗与可怖，流露出深切的悲哀与同情。从艾芜的处女作小说集《南行记》中，就可以看出他对自然风光的偏爱。在《山峡中》一文中，艾芜从不同角度展现了自然的奇特景致：“江上横着铁链作成的索桥，巨蟒似的，现出顽强古怪的样子，终于渐渐吞蚀在夜色中了。桥下凶恶的江水，在黑暗中奔腾着，咆哮着，发怒地冲打崖石，激起吓人的巨响。两岸蛮野的山峰，好像也在怕着脚下的奔流，无法避开一样，都把头尽量地躲入疏星寥落的空际。”对自然风光的描写，实际上是为了突出人物的丑恶，《南行记》仿佛一首写给流浪者的颂歌，展现了作者悲悯的人性关怀。如果说，《南行记》展现的自然景致多为激流险滩、怪石嶙峋，场景或多或少有些阴郁可怖，那么展现家乡风情的小说《丰饶的原野》则是一曲对故乡四川的赞歌。艾芜在前言中就反复提到了对故乡风景的眷恋与怀念，在小说的一开端，他就迫不及待地铺展开故乡的田园风光：“大门外的原野，笼着薄雾，平平的，摊在天底下，潮湿而且带着瞌睡。远处车房，草房，竹林子的阴影，东一下、西一下，散缀起，迷迷蒙蒙地，仿佛沉在梦中。通过田野的沟渠，两旁排有矮小桤木树的，绕着院墙的南边，一路微语着，低吟着，好像耐不住黎明的清冷和寂寞似的。”对故乡的思念与热爱使得艾芜的景物描写在很大程度上展现了四川平原的富饶美丽。由于早年流浪的特殊经历，艾芜的景物描写大多具有浪漫色彩，更加注重整体的意境而非细节的描摹，在展现四川地区美丽风光的同时，艾芜也表现出对于底层人民苦难的深切同情。
　　艾芜小说中景物描写的主观抒情性是他小说的重要特点，这种景物描写的方法与李劼人有所区别。李劼人善于多层次、多角度、多侧面地展现事件、人物和环境，这就使得他小说中的景物描写也同样带有这样的特点，他对自然风景的描写往往真实准确、深入细致，与艾芜相比，更加注重细节描绘，注重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观的结合，对自然景观的描写也往往与情节发展密切相关。在《大波》中，李劼人就曾对武侯祠的景致有过细致描写：“走出水榭，跨进那道便门，两面矮土墙，中间闪出一条五尺来宽、弯环如半月的土道。两面墙外的慈竹全有几丈高，竹梢交合拢来，成了一个绵长的竹洞。仰头望不见天空，火红太阳被浓密竹叶挡着，仅能从不多一些缝隙间筛下不多一些活动光点。许多竹叶还映成一种像翠玉似的模样。连空气几乎都染绿了。”这段景物描写非常细致准确，几乎是原景的再现，而且对武侯祠的描写也引出了下文与同学林同九的交谈，成为情节演进的必要铺垫。《死水微澜》中，李劼人对青羊宫的整体格局也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描写：“临着大路，是一对大石狮子；拔字红墙，山门三道。进门，一片长方空坝，走完，是二门，门基比山门高一尺多，而修得也要考校些。再进去，又是一片长方空坝，中间是一条石子甬道，两侧有些柏树。再进去，是头殿，殿基有三尺来高殿是三楹，两头俱有便门。再进去，空坝更大，树木更多，东西俱是配殿；西配殿之西北隅，另一个大院，是当家道士的住处、客堂以及卖签票的地方。”李劼人饶有兴致、具体入微地描写青羊宫建筑的结构、内部以及周围环境，在描写景物的同时不断穿插历史掌故，使人文环境与自然环境有机结合，也使得他笔下的景物描写更具有成都地域特色。
　　李劼人受到自然主义小说理论的影响，在创作中始终遵循冷静、客观、不动声色的原则，很少在小说中流露主观情绪，在景物描写上更是注重真实准确，把景物描写与风俗文化相结合，把自然风貌作为推动情节演进的重要铺垫。与此同时，李劼人细腻的地理环境描写使得他笔下的成都再不仅仅是故事的背景，而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散发着浓郁地方风情的艺术形象。
　　李劼人的“大河小说”是反映中国历史变迁的重要作品，但是自诞生以来，一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连郭沫若也曾感慨：“李君确有大家风度。文笔自由自在，时代及环境的刻画均逼真。中国文坛竟无人提起，殊属异事。”在中国不被重视的李劼人，在日本却受到了欢迎，《死水微澜》和《暴风雨前》都被译成日文出版。日本汉学家、翻译家竹内实曾经推测过李劼人的小说受到忽略的原因：“看看年表，1936年出现了老舍的《骆驼祥子》和萧军的《第三代》。而他一直住在四川成都（或者重庆），离开了当时文坛的中心地上海，继续做着孤立的文学活动，这也是他为文学史家所忘掉的原因之一吧。”或许，一直偏安一隅，居住在四川地区从事文学创作，造成了李劼人被文坛忽略，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长期居住成都，远离了当时的政治运动中心，才让李劼人没有受到政治思潮的影响，从而保持了一个相对独立、自由的作家的姿态；才使得李劼人小说中的地方色彩和风俗画味道更为浓郁透彻，成为了研究巴蜀地区自然和人文景观的重要文本。文学史家曹聚仁是少数几位盛赞李劼人小说的学者：“这是扛鼎的大力作，无论取材、组织以及描写，都非茅盾的《子夜》所能企及；比之巴金的作品，那更高得多。他用最真实的辛亥革命故事，正如左拉之写法国大革命；其中对话，掺用了成都的方言，使人听了，十分真切。”虽然李劼人在 1954年接到人民文学出版社来信之后着手修改、重写他的“大河三部曲”，删去了部分方言习语，已经使得小说的地方特色有所减弱，不过，李劼人小说的文学史地位正在渐渐被越来越多的评论者所肯定。不管曹聚仁的观点是不是有些夸张，李劼人以及他的“大河小说”凭借对历史事件真实、全面而详细的展示，和小说中贯串全篇的地方色彩，得以在文学史中占得一席之地，也会在文学的地理版图上留下重要的记号。
　　作者：刘阳扬，现供职于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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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研究] 论李劼人小说自然主义色彩的巴蜀风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