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巴蜀地区城市等级结构与空间分布特征研究

⊙ 李映涛
　　唐代是中国古代发展的一个鼎盛时期，其经济文化出现了飞跃发展，城市发展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巴蜀地区在唐代承担了三种身份：一是唐王朝的大后方，二是唐王朝控御西南的前沿，三是交通东南西北的枢纽。〔1〕由于巴蜀地区政治、经济与军事地位的提高，唐王朝加强了对该地区的经营，巴蜀地区在社会、经济、文化诸领域都取得了长足进步，城市也随之有了较大的发展。城市数量增加，城市体系的等级结构变得更为复杂、完善，城市的空间分布虽有了相当的扩大，但仍存在区域差异。唐代巴蜀地区城市体系对后世该地区城市的分布与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

一、城市等级规模体系的形成
　　城市体系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范围内由一系列规模不等、职能各异的城市所组成，并具有一定的时空地域结构，相互联系的城市网络的有机整体。城市体系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处于不断的变化发展之中，由不发达走向发达，由不完善趋向完善。巴蜀地区城市历史悠久，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由于政治地位高低的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而形成了等级上的差别，不同等级的城市在区域系统中承担着不同的职能，并相互作用，相互影响，逐步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城市网络体系。这一城市体系在唐代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
　　一般而言，我国古代地方城市是区域经济繁荣与地方行政建置治所的综合产物，不同等级的地方行政建置治所，实质上就是不同等级规模的城市。唐初，地方行政区划只有州、县二级。唐太宗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又因山河形便，分天下为十道”。〔2〕巴蜀地区分属剑南道、山南道、江南道。唐玄宗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又分全国为15道，巴蜀地区分属剑南道、山南西道、山南东道、黔中道。唐肃宗至德二年(公元764年)，又分剑南道为东西两川。由于“道”在唐代主要是监察区域而非行政建置，因此唐代推行的还是以州统县的二级地方行政建置。相应地，唐代地方城市也就主要分为了府城和县城两个等级。州治和县治所在地即为府城和县城，分别为各自所在区域的政治和军事中心，多数情况下，也是该区域的经济和文化中心。州城在行政级别上比县城高一级。一般来说，州城是一州之中规模最大、最富庶的县城。有唐一代，巴蜀地区州县建置曾多次发生变动，屡有增析或省减，故州县数目前后不尽相同。本文论述以《新唐书·地理志》中的记载为主要依据。据《新唐书·地理志》中有关记载统计，巴蜀地区在唐代所设置的州县数目为56府州274县。唐玄宗因安史之乱避难到成都后，升益州为成都府。府和州为同一行政建置，只是府的地位高于州，因此，成都府仍是州城之一。唐代巴蜀地区的州、县行政体系已趋于完备，州、县两级城市网络也日趋完善。各州级城市多发展为颇具规模、影响广泛的中心都市，初步形成了以成都、彭州、蜀州、汉州、眉州、邛州、绵州、资州、剑州、阆州、通州等州城为核心，以众多县城为辅助的“县级城市→一般州级城市→地区性中心城市”等级层次分明的地区性城市体系。唐代巴蜀地区府州级城市与县级城市的比例大致为1∶4，即每一个州级城市周围约有4个左右的县级城市分布，从行政控制的角度看这是比较合理的。唐代巴蜀，“人富粟多”〔3〕，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日益发达、人口的不断增加以及政治军事地位的逐步提升都促成了新县城的设置。在唐代巴蜀地区所有的274个县城中，属唐代新增置者有81个，占唐代巴蜀地区城市总量的29.56%，城市数量较前代有了大幅度的增加，分布亦更为广泛，为区域城市等级结构的完善奠定了基础。
　　唐代州县，还依据其地位与“户口多少，资地美恶”划分为赤、畿、望、紧、上、中、中下、下不同级别。唐开元时期的标准是四万户以上为上州，二万五千户以上为中州，不满二万为下州，缘边州三万户以上为上州，二万户以上为中州，六千户以上为上县，三千户以上为中县，三千户以下为中下和下县。〔4〕这里所指的“户口”是包括了居住在城市以外的人口的，但在古代社会中，一般情况下，这些州县城市人口与其所在州县区域总人口的分布与发展趋势是一致的。因此，我们或可认为，这些不同级别的州县治所所在就是按照时人标准划分的不同等级与规模的城市。这种以政治军事地位、人口数量为标准的划分方式也构成了另一种城市等级规模体系。现根据《新唐书·地理志》、《元和郡县图志》中相关资料将唐代巴蜀地区56府州274县的等级与分布具体情形列表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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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上表可知，唐代巴蜀地区城市体系中包含了各种规模的城市。其中紧以上县37个，占县总数的13.5%；上县44个，占县总数的16.1%；中县为89个，占县总数的32.5%；中下和下县104个，占县总数的38%。这些规模各异的城市在区域城市体系中担当着不同的职能分工，较大规模的城市成为城市体系的核心，而较小规模的城市则是城市体系的基层，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和协作分工，共同构成一个相对完整的城市网络体系。

二、城市的空间分布特征
　　城市的空间分布是城市体系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唐代巴蜀地区的城市分布虽已较过往更为广泛，但受历史、地理和社会经济发展等多种因素影响，唐代巴蜀地区的城市在空间分布上仍然存在不平衡性。从行政区域看，各州之间的城市密度差别较大。城市分布最为密集的是剑南西川的成都府，在其2795平方公里的辖区面积内共有城市10个，即平均每279.5平方公里范围内设有1个城市；而山南东道的夔州辖区面积为15452平方公里，却仅设有4个城市，平均3863平方公里设1个城市。其中作为成都府中心城市的成都人口已突破10万，成为全国规模最大的城市之一，史称“扬一益二”。再从城市的等级规模分布来看。唐代剑南西川共有117县，其中每州平均4、5县，其中上县38个，占总数的32.48%，中县33个，占28.21%，中下和下县46个，占39.31%。剑南东川共有县69个，其中上县23个，占总数的33.33%，中县27个，占39.13%，中下及下县19个，占27.54%。山南西道共有县61个，其中上县17个，占总数的27.87%，中县27个，占44.26%，中下及下县17个，占27.87%。山南东道有县17个，其中上县2个，占总数的11.76%，中县2个，占11.76%，中下及下县13个，占76.84%。黔中道有县10个，其中上县1个，占总数的10%，中县缺失，中下及下县9个，占90%。从以上统计可知，唐代巴蜀地区剑南东川、剑南西川以及山南西道的城市等级体系中，中县以上城市所占比例较高，而在山南东道以及黔中道地区，则是以中下及下县为城市体系的主要组成部分。总体而言，唐代巴蜀地区的城市主要集中在剑南道，其次是山南道，最后为黔中道，呈现出以区域中心城市成都为中心，辐射逐步递减于整个四川盆地及周边地区的分布特征。

三、影响城市空间分布诸要素
　　1.城市空间分布受自然地理环境的影响极大。
　　在以农业生产为中心的古代社会，自然地理环境对城市的分布与发展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自然地理环境优越的地区多为物产富饶、人口密集之地，为城市的发展提供了较好的条件；反之，自然环境恶劣地区城市的分布则往往会相对稀疏。从唐代巴蜀地区的城市分布来看，自然条件相对优越的河谷盆地地区的城市分布密度与城市等级一般要高于山区、高原地区。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剑南西川地区自秦汉以来即是较为发达的地区，人口密集，故该地区的城市分布也相对密集，此处不再赘述。广阔的西部高原地区，由于自然环境恶劣，农业发展落后，因而人口稀少，城市分布也非常稀疏。
　　2.政治军事因素对城市的分布和发展有着重要影响。
　　在中国古代，城市是各级治所所在，历代王朝往往会因为政治军事的需要而兴建一些作为统治据点的城市。例如，位于剑南西川的鸡川的设立是“先天元年(712年)析翼水县地开生獠置”，昭德为“显庆元年(656年)开生獠置”。〔5〕该地区为少数民族聚居区，经济发展水平颇为低下，唐王朝在该地设县显然是为了加强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管理和统治，政治军事色彩浓厚。
　　3.城市空间的分布还往往受到交通因素的影响。
　　巴蜀地区的地理环境相对封闭，对外交通线路较为稀少且相对稳定，因此，在重要交通线上常分布有一些重要城市。例如梓州位于四川盆地中部的丘陵地区，“壤地瘠薄，民物之产，曾不及西川一大县”。〔6〕农业生产较为落后。然其“左带涪水，右挟中江，邻居水陆之要”，是重要的交通枢纽城市。〔7〕唐代随着巴蜀地区水陆交通的发展，梓州成了剑南东川的政治中心和最重要的消费城市，城市商业得到极大发展，“俗擅繁华，地多材嶲”，成为了“蜀川巨镇，郪道名邦”。〔8〕
　　综观唐代巴蜀地区城市的空间分布可知，作为区域发展中心的城市对自然地理环境的依赖是十分明显的。那些自然条件优越的平原及河谷地区，由于更适宜于农业经济的发展而聚集了更多的人口，也往往成为此区域设立政治统治据点的首选之地，从而成为治所所在。在某些经济区位优势并不明显的地区，出于政治军事控制的需要也常常设治建城。此外，交通对城市布局的影响也是十分明显的，随着交通条件的改善，一些交通枢纽地区往往会发展成为重要城市所在。同时，不同等级城市的空间组合关系也反映了隋唐时期巴蜀地区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情况。隋唐时期巴蜀地区的社会经济虽较之从前有了较大发展，以成都为中心的剑南西川地区更是全国诸州中最为富庶的地区之一，是唐政府的重要财源地，在全国经济中占有相当重要的比重，但其余地区，特别是地处四川盆地周缘山区的各州县发展水平仍然比较低下。

§　参考文献
　　〔1〕蓝勇.唐代长江上游地域空间的三大地位〔A〕.唐代地域结构与运作空间〔M〕.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3
　　〔2〕新唐书：卷37·地理志〔M〕
　　〔3〕旧唐书：卷190·列传第140文苑〔M〕
　　〔4〕唐会要：卷70〔M〕
　　〔5〕新唐书：卷42·地理志〔M〕
　　〔6〕舆地纪胜：卷154·潼川府风俗形胜〔M〕
　　〔7〕旧唐书：卷41·地理志〔M〕
　　〔8〕全唐文：卷778·李商隐上河东公谢辟启〔M〕.

李映涛，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源自：《社会科学研究》20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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