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0月20日下午,到成都收藏界老前辈毛永寿先生府上拜访,顺便把前几次搞活动时拍摄的照片带去。一进门,但见客厅堆满了各种藏品,移步皆需小心。
毛永寿老先生今年八十七岁,精神矍铄,耳聪目明,记忆力尚佳。
左起大徒弟李大爷,左起第二人为毛老先生的关门弟子,毛高先生身边坐的是书法家彭先生。
今日凑巧,毛先生的大徒弟、幺徒弟、干女、干孙子、老朋友彭先生都来了,大家聊天甚欢。永寿老讲起上个世纪的往事:“我们毛家,有清一代就定居在郫县三道堰,从祖父、父亲到我,都是做木材生意。毛家与余家是亲戚,与余中英是表亲关系。防区时代,余中英当旅长驻荣县,他就拜赵熙为师;1926年又拜齐白石为师。我家在成都北门开有木材厂,抗战时,日机轰炸盐市口,我家的房屋有一部份被炸毁;邓锡侯的兄弟邓华林也有一家木材厂与我家有生意往来。当时与我家关系好的还有成都第一区区长高少儒先生,他去年去世了。1948年赵完壁办美术学校,从西河场迁到成都九眼桥白塔寺,修了40多间房子,是我家捐的木料。那时家里还算富有,父母亲就大做慈善,救济贫寒,每年施的‘火匣子’就有许多,比市面上卖的棺材板还厚,有一寸五那么厚的板子;我们还为新津修纯阳观捐了不少木料;南门小天竺街还有一所中学,名字我忘了,我家也捐了木料修校舍、教室。那时家里有钱,也收藏了许多名人学画,而我自己的收藏,起源于1946年,那年是丙戌,在古楼南街,开有一家书画店,店主叫周琴先,我常常去那里耍,在那里认识了谢无量、冯灌父、江梵众、陈亮清、黄滨虹等一大批书画家,逐步爱上字画。那年我又加入丙戌金石书画研究会,结识了更多的画家、书家。丙戌金石书画研究会由余轶凡、陈亮清、张聚星等倡导成立,会长陈亮清,社员50余人,皆当时成都金石书画爱好者。此后又由书画的收藏再到对古玩的喜好和收藏。
1949年,成都解放,我成了一个封建家庭的革命者。木材厂是我父亲的,我只是在父亲的厂里帮工,拿工资,我的身份是雇员,所以我当选为成都市第一届工人代表,在成都商业街励志社开会,贺龙、李井泉都来了。
我家住在成都万福桥,家里有私包车、小汽车,1954年公私合营,我家就把所有的企业厂房全交给国家。作为一名自食其力的劳动者,1956年我参加了成都市政建设公司,工作是守库房。到1985年退休,31年工龄,现在每月拿一千多元的退休金。我家收藏的东西很多,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破四旧’,我家选了一些不太重要的瓷器,打砸在家门口,还自己烧一些不太重要的古字画。红卫兵来了,看到我们自己主动‘破四旧’,其时我们是为掩护重要的收藏品。那时重要的收藏品都转移到了亲戚家、学生家、朋友家。改革开放后,寄放在别处的古玩字画都纷纷要了回来。有一个学生叫苟文东,我们叫他‘狗娃子’,我在他家寄放了一大捆字画,有四十多件,其中明清古画6张、张大千9张,齐白石、傅抱石各3张,其他名家书画十数张。七十年代末,我去找他说:‘现在清静了,你把东西带回来嘛。’,他回答:‘哎呀!为了你这些东西,我家差点脱不到手,我只好把它们一把火烧了。’唉,算球了!几年后,周企何的儿子来告诉我那批画并没有烧,而是卖了,那狗娃子在成都买了几幢房子。我听后大怒:‘这狗娃子!太不厚道!’这些东西放在现在,不知值多少个亿哟!但又拿不出证据,也就算了。十多年前,他去九寨沟写生,汽车在一处下坡时猛倒拐,他恐慌之极,独自从窗中跳出,摔死在崖下。其实全车人没有一个受伤,他就是太聪明了,俗话说的聪明过了头,自有老天收。
1962年,我从单位里出来,开了三年铺子卖字画,地点在西玉龙街,叫‘玉龙书屋’。那时的字画价之便宜,青菜罗卜的价格可以买到张大千、齐白石,你们可能不信,可我做生意有个习惯,就是收集销售存根,现在找几张出来给你们看看。
张大千《十二花神图》,才买了180元,那是1963年6月25日,另一张大千的山水也就80元。傅抱石《问道图》50元。
张大千的扇面加一张蔡佩珠的扇面才4元,
明代人的书法65元,邓石如书法15元,买给了文物商店。”
毛先生随手从身边的字画中抽出一张胡耀帮同志的书法“古国文化,画坛珍宝”。
听说我喜欢碑贴,毛先生拿出一幅西晋泰熙元年造像。
临别时,毛先生送我一副对联:“古玩今玩大家玩,真品赝品自己品”很有些超然物外的感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