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成以上公务员认为自己社会贡献超收入

新华社-瞭望东方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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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道路’本身就是一条改革的道路，而不是一条不改革的道路。今天人们所看到的‘中国道路’是以往改革的产物，这条道路是否可以持续，取决于进一步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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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报道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芦、特约撰稿叶雨岑 | 北京报道
　　中共十八届二中全会召开的第一天，《环球时报》的一篇社论被视为为舆论“降温”。
　　社会各界对于全会上将重点研讨的《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草案）》有不小的预期。
　　2月26日，这份报纸发表社评《机构改革不必强求舆论的满堂彩》写道：在互联网的推动下，舆论界如今有更强大的“猜想力”。按照一些人的期待，国务院机构调整的幅度越大越像改革，“积极稳妥、循序渐进、成熟先行”的机构改革原则未必能让他们兴奋起来。中国今后的改革越来越难引起舆论的轰动，多数情况下，实际推出的改革会让舆论感觉“不过瘾”。
　　十八大之后，改革的讨论持续加温，舆论的期待也在不断拔高。《环球时报》对于舆论“猜想力”的提醒，对于改革“积极稳妥、循序渐进”却未必会让舆论感觉“过瘾”的“预防针”，从另一个角度折射出当下社会对于改革的复杂心态。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政治学与公共管理教研室主任王占阳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某种程度上，现在和上世纪80年代一样，呼唤改革的共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但是对于怎样继续推进改革的看法则比较多样。”

官员“微改革”，舆论不买账
　　2月10日，农历大年初一。静默许久的网络名人、云南红河州委宣传部部长伍皓再次成为焦点。伍皓要求红河州委宣传部公布了自己的公车牌号：“禁止公车私用从我做起，求大家监督我”。
　　而网上舆论对伍皓的“高姿态”并不买账，批评质疑声绕过“公开车牌”，直逼“中央文件规定副省部级以下不能配备专车”。虽然伍皓辩驳自己正是在践行中央文件的精神，并指出质疑者混淆了“公车”和“专车”的概念，但从其微博的转发量来看，响应者寥寥。
　　伍皓撰文回应媒体，“本想破个冰，开全国公示公车之先河，想不到却把自己掉冰窟窿里”。
　　公车改革曾经掀起热潮，这也许又会提供一个尴尬注脚。
　　1994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颁发《关于党政机关汽车配备和使用管理的规定》，以此为起点，我国公车改革已经进入第20个年头。
　　在媒体报道中，公车改革曾掀起数次高潮。例如1998年的改革，除了诸多中央部委，黑龙江、浙江、重庆等省市部分地区也纷纷加入试点；2001年的改革浪潮则涵盖了江苏省江阴和300多个乡镇、湖南资兴、浙江杭州和义乌等地；2004年掀起的浪潮范围更广，涉及北京、上海、广东、湖北等20多个省市。
　　这些改革中，最为普遍的形式之一是以货币化补贴替代公车，而这种改革又招来质疑。例如，2009年7月被叫停的辽阳市弓长岭区车改，因其区委书记和区长每年获车补8万元，引起舆论热议。尽管当地官方举证证明改革后的支出比过去省钱，但仍抵不过沸腾的舆论。
　　在批评者看来，并非舆论挑剔，而是因为这种改革有将公车福利直接变现的味道，通过改革，本来就受质疑的公车使用，反倒利用货币补贴这一政策合法化了。
　　对于公车改革的态度，或许能反映近年来舆论对于改革的多样的态度。
　　2012年7月20日，《工人日报》发表题为《改革新政甫一出台被质疑“一步到位”心态很天真》的评论。文章说，时下，一项改革新政甫一出台，不被质疑、不被挑刺，几乎是奢望。“作秀”、“治标不治本”、“隔靴骚痒”等质疑，屡屡让改革者身陷百口莫辩的境地，且这种习惯性质疑大有蔓延之势。
　　王占阳说：“因为需要靠改革解决的问题较多，有些是老问题，有些是解决问题中出现的新问题，所以社会的整体心态非常着急。由此带来的影响是，改革被放在很大的压力之下，对于改革的期待焦急中常带有某种激进和简单化的色彩。”
　　作为地方官员的伍皓对改革的舆论环境也有深切感受：“不像过去，只要改革，舆论就支持，现在推出任何改革，哪怕只是一项很小很小的改革，反对的、质疑的、看笑话的、挑刺的，什么都会有。”
　　他说，改革的风险比过去要大得多，所以“聪明人”就一点不动，就个人来说，观望的风险成本“低”。
　　“现在面临的问题复杂了，环境、条件等也变了，改革已不可太能像改革初期那样整齐划一、气吞山河、大开大合、大破大立了，因为对改革的要求高了，利益诉求多了，改革的风险增大，哪怕局部、细节、细微之处的改进、改善，往前迈出一厘米都要受到太多磕绊”──伍皓的这种窘迫感受代表了实际操盘的官员们存在的一种心态，而这与公众的急切心态形成不完全对位状。
　　他赞同做“微改革”、“推窗式改革”：即针对最现实、最直接的问题，实际地、一点一滴地推出改革的细微举措，不激进、不空谈、不急于求成，更重要的一点是：不超越现实。
　　支持“务实派”的声音不算弱。比如《工人日报》：公车改革……如何评价其成效？如果压缩开支两成三成或四成，算不算成效？我们是看这个成效，还是看公务人员拿到多少车补？最好“一分钱也不补，一辆公车也不留”，这样的期待并不现实。任何一项改革都不可能在真空中推进，我们只能在利益相关群体的博弈中选择最现实的方案。
　　务实就是务推进改革之实，务解决现实问题之实。不改革，谈不上务实；瞎改革，是误了改革；作秀的改革，只会给真正的改革平添更多的难度。
　　改革是该基于现实积极稳妥扎实推进，还是一蹴而就？这几乎是有关中国改革的“原命题”之一。
　　同时，质疑也在从另一个角度切入：政府和官员的“自我改革”存在局限，会不会造成中国改革难以推进的僵局？
　　《中国青年报》的评论说，不少领域的改革都缺乏外部压力，多是“自己改自己”，很大程度上依靠政府和官员的改良自觉与道德自觉。如伍皓这样的“自我改革者”，并不真正习惯被批评被质疑，“一遭遇质疑，便会撒娇甚至立刻赌气似地回到不改革的状态”。
　　这篇评论说：“改革不是对民众的施舍，也不是恩泽，而是为官者的责任和使命，你不改，外界的力量就可以就会强迫你改。收起那些小脾气小情绪吧，民意的力量不容小视。”

危机感哪去了？
　　如果说“自我改革者”的道德自觉还不足以打破深化改革僵局，那么改革的动力究竟来自何方？
　　2011年，北京大学教授张维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改革需要危机感，而改革取得了一些成果后，我们的危机感没有了。
　　“大家没有了危机感，更多的开始追求内部的平衡。大家更关心的是利益分配的问题，但是利益分配肯定有不均的状况，加上市场本身发展也会造成不平均，每个人都觉得别人拿多了、自己拿少了。”他说。
　　就如伍皓等人所感受到的，改革者要动自己的奶酪，很可能吃力不讨好，“学者们宏论连篇，而实践者哪怕迈出一小步，都有付出百倍的艰辛，都要随时做好倒下、牺牲的准备。”改革的一个难点在于官员自身，而改革又必须由官员执行──这成为一个悖论。
　　谈及改革动力，许多人往往会回溯中国启动改革的时代背景，那时整个社会面临的深重危机成为改革的推动力。
　　事实上，中央近年来一直致力于强化官员的忧患意识。2011年7月1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了四大考验（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和四大危险（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并指出“落实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任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繁重、更为紧迫”。
　　今年1月5日，习近平在新进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十八大精神研讨班开班仪式上强调，我们的事业越前进、越发展，新情况新问题就会越多，面临的风险和挑战就会越多，面对的不可预料的事情就会越多。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懂就是懂，不懂就是不懂；懂了的就努力创造条件去做，不懂的就要抓紧学习研究弄懂，来不得半点含糊。
　　习近平指出，全党同志必须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毫不动摇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点，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挥历史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清醒认识世情、国情、党情的变和不变，永远要有逢山开路、遇河架桥的精神，锐意进取，大胆探索，敢于和善于分析回答现实生活中和群众思想上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不断深化改革开放，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创造、有所前进，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
　　也许，一些官员对于改革的态度支持了张维迎的判断。
　　王占阳说：“80年代的改革是官民共识，是普遍的。现在的情况是，在涉及自身部门和地方利益乃至个人利益的部分，一些部门一些地方的官员对改革的态度就不是那么积极主动了。”
　　2月25日，新华社发布了一则报道：在上个月召开的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特别强调了加强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的管理和监督。认真执行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制度，并开展抽查核实工作。
　　近年来，“裸官”成为反腐倡廉工作部署的重点之一，并持续加码，其原因不难理解：舆论始终质疑“裸官”对国家的忠诚度，这一群体对于改革方向的坚守与态度容易让人打上问号。

倘若“不改革”成为选项
　　在上述采访中，张维迎还谈到懈怠改革的另一个心态：“原来大家说我们不能害怕改革犯错误，允许改革犯错误，但不允许不改革。现在慢慢变成可以不改革，但是不能犯错误。”
　　中央党校曾连续多年对在学校学习的地厅级官员做过名为“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组”问卷调查，尝试对干部的改革心态进行摸底。媒体曾对2005年10月进行的调查进行过公开报道。调查的多项结果显示，官员们对于社会焦点问题的关注与舆论的议题有高度重合。不过，一个数据值得注意。在连续7年来的调查中，“保持社会稳定”始终被认为是改革顺利推进的第一位的决定性因素。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一贯重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长期的政治稳定，也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不过，随着近年来群体性事件的增多和维稳成本的增长，学界开始对维稳至上思维提出一些质疑。
　　清华大学凯风发展研究院社会进步研究所、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发展课题组曾发布的“2011年度社会进步系列研究报告”认为，最近10年，出现了“借维稳拒改革”的苗头。
　　对于搁置乃至拒绝改革的态度，中央党校教授王长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学界认可的实际上没有多少，“但关键是中国已经有沉淀下来的既得利益之后，确实需要这方面的研究”。
　　“本来应该思考怎么改革，却还在想该不该改革，甚至对改革的必要性都产生了怀疑。有的人甚至琢磨用什么理由来规避本部门的改革，这可能丧失改革的良好机遇，造成改革过度滞后。时代潮流向前发展，民众诉求向前发展，落后于时代，结果是危险的。”王长江说。
　　2012年2月，《人民日报》曾通过评论说“不要不改革的危机”，似是对这种心态的回应。
　　相比被公认为改革阻力的部门利益和既得利益，随着一些热点事件的发生，舆论开始更加全面地审视“既得利益集团”这一概念。
　　王占阳说：“80年代对于改革的争论主要是意识形态上的争论，而现在的争论首先集中在利益问题上。”
　　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利益多元化的诉求导致了对改革的分歧甚至是对立因素增加。数月前发生在北京、上海等地因异地高考政策引发的本地人与外地人的论战，显现了当下中国社会改革心态的复杂性。
　　“你只要在这里就是有既得利益，你是北京户口，不愿意外地人在北京参加高考，你没有既得利益？没有的话，你为什么反对？不是要简单地找一两个假想敌。”经济学家华生说。
　　王占阳说：“大众的心态仍然是由利益关系主导的，这种利益关系在面临不同的问题时会出现不同的变化。有不少问题在知识界向公众解释清楚之前，是很难形成整体性看法的。所以，我认为现在改革的主要阻力还不是普通公众之间的利益矛盾，仍然是特殊利益集团和公众之间的利益矛盾。”
　　华生持有相似观点。面对一项改革的时候，谁会在公众利益、长远利益的砝码上加磅呢？

激进—温和—激进
　　关于民间社会对于改革的急切心态和激进态度，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萧功秦有长时间的观察。他曾对中国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社会思潮做了分析，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反映出当下某些群体对于改革心态的变化。
　　在他的分析中，作为中国民间最重要的也是最早的一种思潮，自由主义在上世纪80年代便带有激进的特征。改革开放以来，自由主义伴随着中国知识界对极左时代文化专制主义的批判与反思而出现。随着“价格闯关”的挫折与“官倒”引起的社会不满加剧，泛道德主义思维方式又使自由派知识分子中的焦虑感进一步升级，民间自由主义思潮也日益趋向于激进化。经过1989年春夏之交发生在北京的政治风波后，直到90年代中期，其主流走向理性务实与温和。
　　左右思潮历来相生相伴，随着激进自由主义思潮的消逝，极左思潮亦渐趋式微，“两极思潮逐渐走向边缘化，极端思潮失去了影响力，大家对渐进改革有了期待”。
　　但是，萧功秦注意到，对于改革的极端心态在近年来有复燃趋势。他向《瞭望东方周刊》分析说：“由于各种社会问题凸显，社会有了种种看法，结果就是左右两极重新开始有了影响。”
　　萧功秦认为，左右两种极端思潮根据自己的意识形态，把复杂问题简单化，提出了口号性的解释。激进的左派把改革开放中发生的种种消极现象解释为“资本主义复辟”，认为只有再发动一次“文化大革命式的大民主”才能解决官僚腐败问题，要把中国拉回到改革以前的平均主义道路上去。激进的右派认为只要把西方发达国家行之有效的多元政治制度直接搬过来，一切问题就能迎刃而解。
　　这些口号性的解释，适逢互联网在中国兴起之时。“腐败问题、贫富分化问题、国富民穷问题、社会不公问题，都会引发社会大众的不满。由于网络上情绪化、宣泄性的东西比较多，所以激进的话语往往能取得主动权。”萧功秦说。
　　还要不要“摸着石头过河”
　　“中国现在的改革，网络提供了一定的正能量。但是网络也使得中国的改革陷入了更大的复杂性，人们往往不得不重视民意，往往认为网络就代表了民意。事实上，只看网络并不足以判断整个社会是怎么想的。沉默的大多数的力量是很强大的。”萧功秦说。
　　萧功秦倡导中道理性的改革心态，并认为当下社会总体上仍然是温和派、务实派占多数。“十八大之后到现在三个多月的时间，尽管中央基于治标治本的原则先推出了在治标方面可圈可点的新政，社会的群体性事件就已经不像过去那么激烈了。”
　　在他看来，理性务实的改革，无疑是继续坚持“摸着石头过河”的方法。
　　1980年12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提出：“我们要改革，但是步子要稳。……随时总结经验，也就是要‘摸着石头过河’……”这一说法获得邓小平的赞同，进而成为中国改革开放中最著名的话语之一。中央党校教授辛鸣称其为“中国改革最大的方法论”。
　　然而，这一策略和方法在最近几年遭遇了少有的挑战。无论是官方还是学界人士，均表达过质疑。
　　2012年5月3日一家中央报刊刊登某市市委书记的专访。他说：“当前推动改革比过去30多年任何时期都更加艰难。‘摸着石头过河’改革的时代已逐渐过去，理性改革和决策问责的时代正在到来。”
　　在此之前的2012年的全国两会上，某省领导说，改革初期是摸着石头过河，是碰到什么问题就改什么问题，到现在这个阶段就不能继续这样了。他建议，现在的改革需要在全局上、系统上来考虑，要有一个系统的顶层制度设计。
　　相较来说，学界的讨论更加尖锐。
　　2010年年底，耶鲁大学教授陈志武接受媒体采访时的观点引人关注。在这个题为《未来不需要摸着石头过河》的专访中，他说，十几年、二十几年以前就认为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方式比东欧休克疗法式改革要更优的人，今天回过头来看，“他们下的结论如果说不是错误的话，也至少是值得怀疑的”。他还说，“当初以为经济改革完了以后可以进行政治改革，但是现在发现政治改革没有动力去支持了”。
　　中央党校教授王贵秀的观点能够折射这一讨论背后的社会心态。他说，这个口号，不能简单否定，也不能简单沿用。他认为，之所以舆论将此问题提出，其担心在于：“在深水区里摸石头，就不容易摸着了，这个时候还过分强调摸石头，就是在阻碍改革推进。”

习近平：摸石头和顶层设计是辩证统一的
　　而支持继续“摸着石头过河”的人不在少数。
　　张维迎就是其一。他说，“我觉得好多改革也不是完全能够设计出来的，所以现在顶层设计也不能太强调过分”。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房宁也是“摸石头”的支持者。
　　他撰文提出：国内外大量经验证明，成功的政治改革大多谈不上什么“顶层设计”，多是逐步摸索，一路探寻，最终获得成功的。这在中国叫做“摸着石头过河”。相反许多失败的改革倒是理论准备充足，事先言之凿凿，但实践起来却一塌糊涂，结果很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国家，甚至也对不起自己，被尴尬地留在了历史的记忆中。
　　萧功秦对那种质疑“摸石头”的舆论作了更深入的解读：社会为什么有疑虑？因为并没有真正鼓励社会去“摸石头”，没有真正尊重地方的首创精神。“很多学者提出要加强顶层设计有其合理性。如果没有目标，小打小闹的改革，可能造成原有体制的自利化。”
　　王长江是顶层设计的重要支持者。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的表述，一定程度上回应了萧功秦的说法。“改革应是上下互动的一个过程。首先中央要给改革提供明确的理念思路，同时基层也要敢于放开手脚去探索。”
　　“现在中国的改革已经到一个关键性节点，必须要敢于触动权力配置背后的利益格局，对既得利益给出明确限制，否则改革很难推开。尤其要警惕一种现象，即一些部门打着改革的旗号，实际是在扩充本部门的权力，使得改革倾向于‘部门化’、‘碎片化’。”王长江说。
　　2012年的最后一天，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进行了第二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在这次学习中，主持会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就如何“摸着石头过河”发表了看法。这是近年来党的总书记首次直接阐释这一问题，当即引发媒体聚焦。
　　他说：摸着石头过河，是富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的改革方法。摸着石头过河就是摸规律，从实践中获得真知。摸着石头过河和加强顶层设计是辩证统一的，推进局部的阶段性改革开放要在加强顶层设计的前提下进行，加强顶层设计要在推进局部的阶段性改革开放的基础上来谋划。要加强宏观思考和顶层设计，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同时也要继续鼓励大胆试验、大胆突破，不断把改革开放引向深入。
　　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对于改革的表述引人关注，李克强说“改革是最大的红利”，而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推荐《旧制度与大革命》意味深长。
　　《人民日报》海外版刊文称，这样一本探究18世纪法国大革命起源及特点的著作，能在中国引起广泛关注，更大的原因是书中内容与当下中国的关联性。
　　而所谓“关联性”，正指向改革的挑战与现实。
　　这篇评论说：“中国改革已进入深水区，改革风险很大，但不改革风险更大。改革势必会遭到特殊利益集团的阻碍，尤其那些依靠权力寻租、依赖特权致富的人群，不愿意改革，不愿意牺牲一些利益，阻力障碍会很大。但是停滞、不改革，忽视社会的公平正义，只会增加群众的不满情绪，甚至使社会陷入动荡的危险境地。”
　　评论还说，改革需要大胆而审慎。“不拿出大胆的勇气改革，就是在与‘革命’赛跑；一味追求激进的改革甚至革命，又有走向动荡混乱的危险，只能依靠审慎的进一步改革化解，决不可误入冒险激进的歧途。”
　　常年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郑永年此前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改革不是可有可无的东西，而是政治的常态。“人们所说的‘中国道路’应当是一条改革的道路，而不应当是一条不改革的道路。今天人们所看到的‘中国道路’是以往改革的产物，这条道路是否可以持续，就取决于进一步的改革。”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