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文化

一：巴蜀文化的摇篮金山丽水 蕴宝含英
　　位于中国西南部的巴蜀文化区，是指以四川盆地为中心，兼及周边地区而风俗略同的地区，它的腹心地区大致与今日四川省和重庆市的区域相当。不过，在古代，巴蜀文化区的地域范围还包括汉中盆地、黔涪高原。鄂西南和湘西山地等“与巴蜀同俗”的区域。巴蜀地区东部是四川盆地，西部是川西山地和高原，属于长江上游流域地区，只有西北部的若尔盖草地一小部分属于黄河上源。它的西北与青海相接，北部与甘肃、陕西为邻，东连湖北、湖南，南临贵州、云南，西倚西藏，面积达57万平方公里。
　　从世界地图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巴蜀位于东亚大陆腹地的“两河流域”──黄河与长江之间，而与巴蜀同纬度的西亚的美索不达米亚则位于西亚“两河流域”之间的肥沃新月地带，还有同纬度的北非尼罗河谷，它们都有相似的地理条件：土地肥沃，水源充足，物产丰富，都是人类古代文明的生长区。
　　巴蜀地形复杂多样，含盆地、平原、丘陵、山地、高原、高山诸种类型，大致可划分为东西两部分。
　　巴蜀东部地形为典型的发育完整、周延无缺的盆状，四周为崇山所环绕，一般在海拔1000～2000米之间，少数可达海拔3000～4000米。中部盆底低下平坦，地质上乃古代一内陆湖盆，盆底大致可以广元、雅安、叙永和奉节四地的连线为界，面积约17万平方公里，形状象个菱形的大盆。
　　在盆地地貌图上，以华蓥山、龙泉山为界，我们可以用笔划出盆地内部西、中、东三个部分：
　　西为川西冲积平原，居于龙泉山以西，面积为90OO平方公里，是四川全省仅有的大平原。其中以岷江、沱江冲积成的成都平原为最大，为盆地中农产最盛、人日最密区域，古称“华阳之地”，是巴蜀古文明兴起的一个重要区域。
　　中为龙泉山与华蓥山之间的川中方山丘陵，已辟为梯田、台地，是全省最大的农业区。
　　东为华蓥山以东的川东平行岭谷，由西山（华蓥山）、中山（铜锣山）、东山（明月山）等大小20余条条状山岭和丘陵台地相间排列而成。这里的川江两岸是古代巴人活动的主要地区之一，也是巴蜀古文明兴起的另一个重要区域。
　　盆地内山地约占40％，丘陵占51.9％，平原占7.2％。因地形多样，物产丰盈，资源丰厚，自然条件十分优越，自古以来即为农业富庶之区。“天府之国”的美誉，主要就是指的四川盆地。
　　盆地四周高山连绵，为盆地与邻接地区间的自然界线。盆地北缘为米仓山和大巴山，山外为汉水河谷盆地。盆地东缘为川鄂界上的巫山山脉，乃长江三峡所从出，其外为湖广盆地，古称云梦泽。盆地东南缘为武陵山脉，山间为施南盆地，属于湖北，以七曜山为川鄂分界线。正南缘为大娄山山脉，横亘其外为云贵高原。西南缘为大小凉山，山外为宁南高原。西缘为龙门山、邛崃山、夹金山和大相岭，山外为青藏高原东麓和横断山脉南端。
　　盆地的特殊地理环境，对巴蜀文明的发生、发展和演变带来强烈影响：一方面，盆地四周有高山屏障，自成一个地理单元，古称“四塞之国”，使它的文化面貌具有显著的地方性，即古人所谓“人情物态，别是一方”。另一方面，由于盆地的地理位置正处于我国西部高原和东部平原的过渡地带，处于北方的黄河流域和南方的长江流域的交汇地带，这种东与西、南与北的交汇位置，又促成了巴蜀先民很早以来就致力于突破群山封锁、开拓对外交流的奋斗，使得巴蜀文化虽不可避免地具有农业文明的封闭性和静态性，但它又明显地具有对外努力开拓的开放性。在巴蜀地区，不仅由于环境的多样化和兼容性带来山林竹木、瓜果药材、北粟南稻、桑蚕漆蜡等应有尽有，更重要的是促成了巴蜀人巧思勤作、不畏艰险、勇于开拓、兼收并蓄等传统的形成。只要跨出盆地，东出三峡，便与楚文化的孕育地江汉平原山水相通；北越秦岭、大巴山，便与秦陇文化的中心关中之地岭谷相连；走近西北，则与横断山脉的“藏彝走廊”路途相接。所以，司马迁说：“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先民们以世世代代的努力突破了四周山地的阻隔，打通了若干条对外通道，促成了与四方的交通和经济文化的交流，形成巴蜀文化善于兼容和开放的明显特点。
　　巴蜀西部包括盆地西缘山地以西的高原和高山峡谷地区。西北为甘孜──阿坝高原，为“世界屋脊”青藏高原的东南一隅。发源于岷山高原上的岷江上游地区，古称“江源”，是氐羌高原文化较早发展起来的地方，也是蜀文化的来源地之一。再往西则为我国西南横断山脉的北翼，山脊海拔均在4000～5000米以上。其中大雪山之巅的贡嘎山高达7556米，是四川第一高峰，白雪皑皑，冰川峰峡，被称为“蜀山之王”。这里山高谷深，岭谷高差往往在2000～3000米以上，是全国地表起伏最悬殊的地区之一。从北到南的大雪山、邛崃山和大凉山等南北向山脉是四川东部和西部重要的地理分界线和农业分界线，东部和西部不同特征的地貌、气候、植被。农业和民族，均在这里分界，表现出明显的差异。
　　今天的重庆市和四川省境内大小河流约有1300余条，其中流域面积在500～1000平方公里的河流有230多条，主要有长江（又称“川江”）、岷江（包括大渡河、青衣江）、沱江、嘉陵江（包括涪江、渠江）、金沙江（包括雅砻江）、乌江、赤水河等，都属于长江水系，只有极西北的白河和黑河（墨曲）注人黄河。东部盆地所有水系都由南北两方汇人长江，呈树枝状水网，流聚于盆底的最低部，全盆地的河流皆汇聚于长江，这是巴蜀文化具有强烈向心力的地理原因之一。
　　盆地内清河流的中下游与指曲山脉相关处，多成峡谷地形，这是巴蜀地理的又一个特色。如岷江婉蜒于龙门山脉褶曲的南端形成岷江小三峡；沱江中流横渡龙泉山而成金堂峡；嘉陵江下流截断沥鼻、温塘、观音诸山而成嘉陵小三峡；长江重庆以下，有铜锣、明月、黄草和剪刀四峡；奉节至宜昌，长江截断巫山有著名的长江三峡：雄伟险峻的瞿塘峡、幽深秀丽的巫峡、滩多水急的西陵峡；在峡江最大的支流大宁河上，又有出峡复入峡、大峡套小峡的上游四峡和下游三峡，人们一般称之为"小三峡”。巴蜀的众多三峡，构成天府旅游的突出特色和奇观，这是大自然的恩赐。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巴蜀文化生长、繁衍的温床，它不但造福于历史，而且造福于今天，还将继续造福于未来，直至永远。
　　巴蜀境域位于北纬30"上下，而世界同纬度地区的其他地区，如阿拉伯、伊朗、非洲北部及北美南部，正当北半球回归高压带，气流下沉，温热干燥，莫不为沙漠横亘区域。这些地方的古文明发生区域有如沙漠中星星点点的绿洲。而巴蜀境域则不问，这里没有同纬度其他地区的沙漠现象，而内部地形差异性极大，受不同季风环流的交替影响，表现为亚热带。暖温带、温带、寒温带等诸种气候和动植物的多种生长类型，大致可划分为东部亚热带湿润气候和西部高原冬干夏雨气候两大类型。
　　东部盆地四面环山，冬季寒潮不易人侵，夏季焚风现象显著，具有冬暖、夏热、春旱，无霜期长，雨量充沛，湿度大，云雾多，日照少，秋季多绵雨的特点。雅安一带是全省雨量最多的区域，有“雨城”之称，“西蜀天漏”就是形容盆地多雨的特征。重庆市则因云雾多而被称为“雾城”。成都平原，古称“广都之野”，适宜于亚热带常绿阔叶林生长，这里自古即是山青水秀，葱荔绿郁，夏无酷暑，冬无严寒，适于农耕的美丽富饶之地，故有“天府之国”的美称。
　　西部高原地形复杂，海拔悬殊，因而气候变化很大，有多种类型，具有干雨季分明、日照充足。气温年较差小而日较差大的季风高原型特点。高原南端的金沙江、安宁河谷地区纬度较低，海拔较高，加以北部群山阻隔，气候独具一做既有干雨季分明的季风高原型特征，又有冬暖夏凉、四季不鲜明的低纬度亚热带型特征。
　　巴蜀东部和西部不同的地形和气候，带来这里生物圈内的兼容性和多样性，其植物种类比整个欧洲还多，是珍稀动植物的宝库。资源植物约有4000多种，其中珍贵的有古老的珙桐、连香树和水青树，有水杉、银杉、冷杉、云杉、银杏等高大乔木，有古老的铁树──苏铁，有各种杜鹃和花楸，不同时令开不同颜色的山花，烂漫幽香。还有箭竹、水竹、方竹、筇竹等40多种竹类灌木层，是珍贵动物大熊猫食用的“粮仓”。遍布盆地中的楠竹、慈竹、白夹竹等则是几千年来用作建筑、农具、日用器物、工艺品、食品和燃料的取之不尽的宝库。在今天，以已开发的占地6万余亩的蜀南竹海和正待开发的占地超过10万亩的巴山竹海为代表的巴蜀竹海洋，又成为远近驰名的旅游胜地。
　　不同门类的野生植物中蕴藏着极为丰富的经济资源，其中单是各种中草药就有约4000种，川贝、虫草、川连、川芎、天麻、巴豆、巴戟天、蜀椒等药材，多年来驰誉中外，至今在全世界的中药市场上，仍以“川广药材”为其美称。
　　巴蜀动物资源十分丰富，有脊椎动物1100多种，占全国总数的40％以上，列人国家保护的珍稀动物有55种。举世闻名的大熊猫，今天主要生息在四川境内西北部的几处自然保护区内。金丝猴是栖于树上的“金发女郎”，它的法国名称叫做洛克塞尔安娜猴，是用一个俄国金发女郎的名字命名的。扭角羚是森林、灌丛和草甸之间的游民，角似羚羊但扭曲似牛，头似马但嘴有羊胡须，肩似驼但尾似鹿，被美国著名动物学家夏勒命名为“六不像”。还有小熊猫则是大熊猫的亲密伙伴。从历史渊源上看，它们都是一百万年到几百万年以前的古老动物，曾共同经受过第四纪冰川的严峻考验。《华阳国志》记载古代巴蜀贡献的珍稀动物有犀象、牦牛，还有山鸡、白雉，其毛皮羽绒很早已被开发。至于大熊猫，因它只吃竹子，不伤生命，不猎食其它动物，故古代即作为和平使者的“义兽”，命名为“驺虞”，被人们视为神物加以保护。
　　优越独特的生态环境为巴蜀农业文明和城市文明的很早兴起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晋人左思《蜀都赋》曾生动地描绘巴蜀古代生态是“原坟衍，通望弥博，演以潜沫，浸以绵雒，沟洫脉散，疆里绮错，黍稷油油，粳稻莫莫”，“邑居隐赈，夹江傍山，栋宇相望，桑梓接连，家有盐泉之井，户有桔柚之园”的理想的“农业国”。在巴蜀封域内，平原、丘陵主要为水稻土、冲积土、紫色土，是省内主要农耕土壤，是孕育巴蜀竹篱茅舍、流水潺潺绕屋的“林盘文化”的生长地。山地为红壤、黄壤、棕壤，是主要的森林土壤，也是巴蜀“梯田文化”特色的孕育地。高山、高原广泛分布的高山草甸土，适宜生长各种牧草和灌丛。最早的牧羊人──氐羌在远古时代就已选择岷山作为生息地，这里也就成了巴蜀文化的重要源头之一。《华阳国志》记载巴地和蜀地不仅“土植五谷，牲具六畜”，而且是“桑蚕麻芒”等经济作物的优良产地，是“鱼、盐、铜、铁、丹、漆、茶、蜜、灵龟、巨犀、山鸡、白雉、黄润、鲜粉”，“壁玉、金、银、珠、碧、铜、铁、铅、锡、赭、垩、锦、绣、罽、牦、犀、象、毡、踊、丹黄、空青、桑、漆、麻、苎”等土特产品的优良产地，还是荔枝、芳蒻、香茗、给客橙等奇珍异果的生产地和巴戟天、蜀椒等名贵药物的出产地。至今，巴蜀还受着这样优越的自然条件和生产条件的恩惠。
　　今天的重庆市和四川省古称巴蜀。大致说来，盆地西部和中部地区称为蜀，盆地东部（即习称的川东）地区称为巴，而整个盆地连同周边地区则又通称为蜀。不过，巴蜀的地域范围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有一个历史演变过程，这个过程是与巴蜀文化区以及历代行政区划的变动大体上相适应的。
　　在战国以前的历史文献里，巴与蜀是分称的，不论在地域范围、人类群体，还是在古国、古族等方面，巴、蜀之间都有着清楚的分野。到战国时代的文献中，才开始出现巴蜀合称的记载，从地域相连的角度反映了巴与蜀文化和人类群体的交流融汇。
　　巴字的本义，按照东汉学者许慎《说文解字》的解释，原为“食象它（蛇）”，是一种吞食大象的巨蛇。此外还有一些关于巴字含义的不同解释，但多无确据，没有取得公认。
　　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说，巴作为地域名称，它的涵盖面相当广阔，其中心区是川东、鄂西地区，还北达陕南、汉中之地，包有嘉陵江和汉水上游地区，又南极黔涪之地，包有黔中和湘西地区。由于这一大片地域通称为巴，所以世代居息繁衍在这块土地上的各个古族也被通称为巴，并由此派生出巴人、巴国、巴文化等概念。从这个意义上看，巴这个名称包含有地、族、人、国、文化等多层次的复杂的内涵，是一个复合性概念。
　　巴作为地域、民族和古国的名称，早在夏商时代就已著称于世。在《山海经》这部“古之巫书”里，记载有夏代开国君主夏启的臣子孟涂在长江三峡巴地主管神抵的事，又记载有“西南有巴国”的事。在其它古书里，还记载有鄂西南清江流域的廪君之巴，和川东嘉陵江流域的賨人之巴（板楯蛮）。
　　巴国最初立国在汉水上源一带，西周春秋时沿大巴山北缘向东发展，战国时代南移长江流域，溯江而上进人川东今重庆地区，从此重庆地区便成为了巴国大本营的所在。以重庆市为中心的川东地区历代通称为巴，显然是同巴国大有关系的。
　　至于蜀字的本义，许慎《说文解字》解释为“葵中蚕”，再从其它古代文献综合考察，蜀就是桑蚕，它是现代家蚕的直接前身。
　　古代文献中记载川西北阳江上游地区有蜀山，居住其地的蜀山氏曾与黄帝族通婚，表明最早的蜀族是从岷江上游兴起的。
　　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说，蜀也是一个包含着地、人、族、国、文化等多层次内涵的复合性概念。在夏商之际，除岷江上游的蜀山氏而外，在四川盆地西部平原和汉中平原等地，还有并存于世而相互争雄的蚕丛、柏灌、鱼凫等三代蜀王，他们族群不同，活动地域有异，却都通称为蜀，意味着蜀的地域范围也是相当广阔的。殷墟甲骨文中和西周甲骨文中多次出现有关“蜀”的记载，殷周甲骨文中的蜀，指的是以成都平原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北边包括汉中盆地在内的古蜀国。正是这个古代蜀国，曾在商代创造过高度发达和辉煌的三星堆文明。从商周时代直到春秋战国，古蜀国曾经几次发生王权更迭。公元前316年巴、蜀统一于秦后，秦在巴、蜀故地分置了若干个郡，而分别以巴郡和蜀郡为中心。这样，以巴和蜀分别作为川东、川西的政治经济中心的这个格局连同巴和蜀的名称，便一同保存了下来。隋唐以后，巴和蜀虽然不再是郡、州、道的行政区划名称，但一直作为地区的代称在各种场合被广泛地加以使用，以致成为地域、人群和文化最重要的标志，直到今天。
　　重庆有悠久的历史，在春秋战国时期曾经是古巴国的国都。在历史上，它的名称变化甚多，有过江州、巴州、楚州等名称。隋初改为渝州，取意于古渝水（嘉陵江），重庆位于嘉陵江之滨，故名渝州，所以重庆至今仍简称为“渝”。北宋徽宗时改名恭州。南宋孝宗时，其第三子恭王赵悍封于恭州，后来孝宗禅位，恭王继位为帝，是为光宗。光宗即位时，照例要将封地升州为府，遂取名为重庆府。从此以后，重庆一名沿用至今，今则为直辖市名称。
　　初源于距今4500～3700年前的“宝墩文化”，标志着成都平原城市文明的兴起。在距今3000年左右出现了今成都市区内以十二桥木结构建筑遗址为代表的城邑，在距今2000多年前蜀王开明尚在成都建立了蜀国都城。公元前311年秦国建成都城，是成都城市定型化的界标。从此，作为全蜀以至中国西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成都的城名和城址所在地一直没有发生过变动。
　　从现有的各种资料看，作为城市的名称，成都早在战国时代就已见于记载，四川青川战国船棺葬内出土的铜矛上铸有“成都”铭文，稍晚的睡虎地秦墓竹简有“成都”的记载。历史文献记载中，《史记》和《山海经》都提到成都的名称，这表明成都城名的来源是十分久远的。
　　“四川”这个名称，始见于宋代。宋真宗咸平四年（1001年）设益、梓、利、夔四州路，治所分别为今成都、三台、汉中和奉节。这四路，一般称为川峡四路，简称为“四川”。在宋徽宗大观三年（1109年）的诏书中就正式使用了“四川”一词，这是目前所见到的将“四川”作为行政区划略称的开始。这以后，宋代设有“四川宣抚使”、“四川制置使”等官职，就是中央派驻川峡四路的官员，都将川峡四路简称“四川”。到元代就正式以“四川”为名，建立了四川行省。
　　元代的中央行政机构叫中书省，各地直辖于中央的地方行政机构叫“行中书省”，简称“行省”。元代在宋代的川峡四路基础上设四川行省，简称四川省，省治成都。从此“四川”一名沿用下来。
　　1998年3月行政区划调整，将四川分为今重庆直辖市和四川省。

本文对人文地理的描述非常精辟。好文章！

　　“巴作为地域、民族和古国的名称，早在夏商时代就已著称于世。在《山海经》这部”古之巫书“里，记载有夏代开国君主夏启的臣子孟涂在长江三峡巴地主管神抵的事，又记载有”西南有巴国“的事。在其它古书里，还记载有鄂西南清江流域的廪君之巴，和川东嘉陵江流域的賨人之巴（板楯蛮）。”
　　是不是说：迁都的是鄂西南清江流域的廪君之巴，他们遭撵得莫地方去了，就来投靠川东嘉陵江流域的賨人之巴（板楯蛮），于是才有了第三次巴国迁都？
　　是不是啷块起的？

二：巴蜀的主要民族与民俗多族共居 风俗百态
　　在今四川省和重庆市辖境内，聚居和杂居着汉族和藏、彝、土家、羌、苗、回、纳西、傈僳、布衣、满、蒙族等14个少数民族。汉族构成巴蜀地区人群的主体，主要聚居于四川盆地内。而盆地四周的高山、高原区则主要为少数民族的聚居地或生活区。西部高原和山地主要是藏、彝、羌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区，盆地东缘山地主要是土家族和苗族聚居区。其它人口较多的10多个少数民族则散居于四川和重庆各地，少数民族总人口数有300万。
　　四川和重庆这种民族分布格局是经过几千年的交流融合、迁徙定居、相互依存、发展演变的过程而形成的。在长期的民族交流的历史过程中，巴蜀文化形成了自身的地方特色和巴蜀人的特色。这一过程同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与规律是一致的，是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生息繁衍过程的一部分。从古及今，凡从外地入蜀的文化人最强烈的直观感受，就是蜀人、蜀地均与其它地域有所不同。西晋裴秀的《图经》说巴蜀是“别一世界”，杜甫人蜀称蜀人为“新人民”，认为蜀地“异俗嗟可怪”。抗战时期入蜀的学者有感于古蜀国文化遗物的特异，提出了“巴蜀文化”的专门概念。这些都说明组成巴蜀人的民族成分和它们的习俗确有其特异之处。对巴蜀人而言，这叫做“个性”，对文化习俗而言，这叫做“川味”。
　　今天四川盆地内的汉民族已经过历史上多次的变易，它的最初来源可追溯到古蜀人和古巴人。古蜀人，特别是古蜀国的主体民族蜀族，很早即与中原地区有文化上的同源关系。《世本》、《史记》和《华阳国志》等史籍均认为蜀之先源于黄帝，是黄帝族降居若水（雅砻江）和岷江上游的昌意──高阳一系的后裔。岷江上游乃至雅砻江一带，从先秦开始便是氐羌系的民族所居，也是氐羌系民族从北向南迁徙，乃至濮越系的民族从南向北迁徙的走廊地带。这一带至今仍是藏、羌、彝、普米等藏缅语系民族的大本营。黄帝之子昌意是同这一带的蜀山氏联姻的。氐羌系的夏禹也是高阳氏之后，“禹兴于西羌”，也是兴起于这一带而同巴地的涂山氏联姻的，直到夏末，桀还与岷山二女碗和琰保持着部族联盟关系。蜀的始祖蚕丛氏“始居岷山石室中”，也是在阳山上游兴起的。汉代的蚕陵县，即今叠溪，就是蚕丛氏的根据地。根据史书的说法，蚕丛氏逐步南迁，到灌口（今都江堰市）出现了第二个蜀祖柏灌氏。发展到鱼凫氏时代则已进人成都平原，今温江县有鱼凫城故址。取代鱼凫氏的杜宇氏大概是南方朱提（音si，今云南昭通）的濮系族北上与江源（今崇州市）土著结合而成的。开明氏则是荆楚人溯江北上到成都平原，因善于治理洪水而以禅让方式取代了杜宇氏。由此可见，古蜀人族团的形成是岷江上游的氐羌系与南方成都平原的濮越系长期交融的过程。秦灭巴蜀以后至秦汉之际，蜀人又逐步融入到了华夏族即后来的汉族中来。
　　广汉三星堆出土文物所反映出的灿烂的青铜文明，是成都平原古蜀文化伟大创造的结晶。出土的青铜立人像，大眼、直鼻、方颐、大耳，头上戴冠。据研究，其体质形象与青铜人面像B、C两型的“棱形鼻梁”形象，具有北蒙古利亚小种族的特征，属现今藏缅语族的先民氐羌系的民族。从它在三星堆文化中占有主导地位看，它应是蜀国境内居于统治地位的民族──蜀族的形象。而以“蒜头鼻”为体质特征的青铜人面像A型，则具有南蒙古利亚小种族的体质特征，应是蜀国境内与蜀族结盟的民族抑或被统治民族的形象，应当是属于现今壮侗语族的先民濮越系的民族。直到成汉时期，成都出土的成汉墓陶涌，其面像仍与三星堆一致，说明二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有机联系。
　　巴人与蜀人同囿，亦是黄帝之后。巴人中居统治地位的王族宗姬之巴，是中原华夏族系的一支。其它则有濮、等属于百濮系统的少数民族服属于宗姬之巴，故而扬雄《蜀都赋》说：“东有巴贾，绵亘百濮。”左思《蜀都赋》说：“东则左绵巴中，百濮所充”。
　　巴人中的凛君蛮、板循蛮来源很古，也应属于百濮系统，后来都逐步融人盆地的汉族中，其中的一大支则成为今土家族的先民。大约在隋唐时期，今天四川地区各民族大体形成。他们与汉民族一样，都是巴蜀地区历史文化的创造者。到明清时期，四川盆地内的汉族与盆地周边的少数民族聚居的格局逐步突显出来，成为今日四川和重庆民族分布布局的雏型。
　　藏族在四川境内有80多万，主要分布在甘孜、阿坝和凉山州的木里藏族自治县。藏族的族源是多元的，主要来源于古代的羌人。今川西北高原上，从汉到唐有越羌、白马羌、广汉羌、参狼羌、武都羌、旄牛羌等大小不同的羌族部落，是四川藏族的主要族源。四川藏族地区称为东部康区。“康”是藏语“喀木”（即“边地”）的音译。今四川的康定、甘孜、德格、理塘、巴塘至西藏的昌都一线，历来是康区传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核心地区，是连接我国西南和西北地区的枢纽。由于康区位于西藏的东南边缘，使它成为汉藏文化接触交融和内地与西藏经济贸易频繁往来的通道，是甘、青、川、滇通行的民族走廊中众多民族南下北上迁徙的必经之地，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由于康区位于东部巴蜀文化与西部西藏文化交汇的位置，因而又构成了四川藏族在经济、语言、文化上不同于其它地区藏族的特点。这里，历史上有过数度繁荣的“茶马互市”，被誉为第四条丝绸之路──“麝香──丝茶之路”。这里的宗教文化也很有特色，喇嘛教的各种教派并存，有寺庙800多个。既有驰名中外的格鲁派三大印经院之一的德格印经院，又有本波（黑教）的最高寺院和学府的土多寺、著名的宁玛（红教）寺院噶拖寺、噶举（白教）寺院八帮寺。这里藏族的民居和服饰，既与西藏藏族有共通性，又带有自己的特色。牧区有广阔的草地，还有锅庄和牦牛群，农区则有田野中的青棵和酥油茶。举世闻名的《格萨尔王传》长篇叙事诗就流传于四川藏区。锅庄舞和弦子舞是十分优美的舞蹈，唐卡壁挂是绘画艺术的精品，藏戏更是独具特色。这里的康巴人养成了刚悍、粗扩、豪迈、勤劳的性格特征。
　　彝族是四川人数最多的少数民族，有152万，大多居于凉山彝族自治州和乐山市的峨边与马边。彝族的祖先是从西北高原南迁的羌人与本地的古老部落融合而成。汉代的窄都夷、斯榆、冉、昆明，唐代的白蛮和乌蛮，与后世的彝族有渊源关系。安宁河谷是四川境内彝族长期的活动中心。大小凉山彝族地区在建国前还比较完整地保存着奴隶社会形态，建国后逐步废除了奴隶制，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
　　彝族文化有自身的特色。住房多为土木结构，一般房层低矮无窗，不过，其高楼式民居与瓦板式民居也很有特色。彝族男子多穿黑色窄袖右斜襟的上装和多拓宽脚长裤，头顶留二三寸头发一小块，称“天菩萨”。头上裹以数丈长的青兰布包头帕，名日“英雄结”。男子以无须为美，左耳带耳珠穿丝线。女子穿多褶长裙。男女外出皆穿“擦尔瓦”披风，形如斗蓬。宗教祭祖活动由毕摩主持。彝族有自己的音节文字，称为文或罗罗文、毕摩文。彝族有自己的历法和天文学，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彝族有许多重要的文学著作，如《勒俄特依》（创世纪）、《玛木特依》（训世经）、《阿姆尼惹》（哭嫁歌）等均流传至今。
　　四川土家族主要分布于重庆市的酉阳、秀山、黔江、彭水、石柱等县，人口总数在100万左右。其族源来源于古巴人，主要是巴郡南郡蛮中的广廪君之后和被称为长沙武陵蛮的盘瓠之后。由于他们居位在西、辰等五溪之上，故古时又称为五溪蛮。土家族近代的风俗习惯大体与汉族相同，崇拜祖先，信仰多神，特别崇拜土王。土家族有语言，但无文字。土家族能歌善舞，他们传统的摆手舞、龙灯、狮灯、花灯、跳香、民歌、号子、打闹等均享有盛名。传说土家的摆手舞来源于周武王伐纣时巴人军队的“前歌后舞”，即汉代著名的巴渝舞。土家族文学上的成就是有名的“竹枝词”，曾对盛唐以后的中国诗坛产生过重要影响。土家族戏剧也很有特色，在酉水流域，流传着土家族的傩愿戏（又叫傩堂戏）；在石柱一带流行着一种源于傩戏而又不同于傩戏的“土戏”。
　　在四川土家地区，往往土家与苗族、汉族交错而居，形成大杂居小聚居的格局。酉阳、秀山、黔江和彭水则是土家族和苗族联合组成的自治县。四川的苗族源于古代的“五溪蛮”和“黔中蛮”，和土家族、汉族长期和睦相处，创造出了有特色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如干栏式的“吊脚楼”民居和建于江河上的风雨桥、土花被面、蜡染织品、油茶汤、糯米糍粑、油香粑、极酸的泡菜，以及苗家的“踏月”歌舞，都有独到的特色，享有盛名。
　　羌族是我国最古老的民族之一。最早是河煌地区的牧羊民族，以后向东向南迁徙，是华夏族的主要族源之一，也是古代蜀族和今天藏族、彝族的主要族源。它们大部分融合到汉族和其它少数民族之中，只有在四川的岷山地区保留了全国唯一一块羌族聚居区，这包括阿坝州的茂县、汶川、理县、黑水、松潘，以及绵阳市的北川县。其中以茂县羌族集中聚居最多，占全部羌族人口总数的60％。
　　羌族具有独特的物质文化成果和民族风情，绵延几千年而不间断，被称为中国各民族演化史上的一个“活化石”。其中最具特色的是至今仍存的碉楼、栈道和溜索等建筑形式。碉楼在羌语里叫做“邛笼”，“皆依山居止，垒石为室，高者至十余丈”，著名的有茂县黑虎乡的群碉、明嘉靖年间修筑的桃坪碉。栈道在羌族地区的特色是险峻，茂县较场一带的栈道遗迹，传为是蜀人的祖先蚕丛氏的遗作。溜索古称“窄”，是用于渡河的竹索，羌族中心区茂县古有“绳州”的设置，其名称即来源于古羌的绳桥。
现存的历史文物中，以横架于滔滔服江之上、长达100多公尺的茂县石鼓“鸳鸯溜”最为著名。
　　羌族地区有着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这里有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物，有蚕丛和大禹的遗迹。“禹兴于西羌”，汶川刳儿坪和茂县石鼓乡（原名石纽乡）以及北川的石纽，都有大禹诞生的纪念地。茂县县城名“凤仪镇”，也是源于歌颂大禹的“凤凰来仪”的古语。在茂县维城乡有蜀汉大将姜维修筑“维城”的遗说。叠溪本为古蚕丛重镇，因地震而变成今日风光秀丽的地震湖。
　　羌族的民俗亦很有特色，至今保留着白石崇拜习俗，户户羌寨庄房都供奉白石。羌笛传自远古，各种歌舞欢快多情，羌族服饰有独特的魅力。其民族著名节日有羌历年、祭山会、牛王会，娱乐活动有跳萨朗舞、爬天杆、射兽馍、放索套。其它如挑花刺绣、云云娃、喝咂酒等，都可令人享受羌族文化的独特风情。羌族地区盛产花椒，“茂椒”至今仍是烹好川菜的重要调味品。
　　在川滇交界的高原上，有一片秘境似的地方，叫泸沽湖。围绕泸沽湖生活着古老的摩梭（么些）人。十多年前他们还保留着古老的母系大家庭和走婚制的习俗。“舅掌礼仪母掌财”，子女不归父系，而归母亲和舅舅抚养。母亲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子女永远生活在母亲身边，夜晚才接待自己的“阿注”即情人。这种走婚制叫做“阿夏婚”。摩梭人每年最隆重的是朝山节，朝拜湖中最高的神山──格姆女神。摩梭人的族属还无定论，可能源于古羌族中的旄牛羌。新旧《唐书》有“东女国”的记载，就是今天摩梭人的祖先。沪沽湖至今是环境未受污染的自然奇景，永远湛蓝的天，永远碧绿的水，穿梭自如的猪槽船，夜晚山月下走婚的阿注，构成静秘的“母系王国”风情画，被人们称为“人类母系社会文化的活化石”，是“至少生活在创世之梦中的世外桃源”。
　　白马人主要分布于四川省平武县和南坪县以及甘肃文县部分地区，总计1万余人，平武县白马乡是最大的聚居区。这一带也是大熊猫和金丝猴的故乡，置有王朗、白河等自然保护区。白马人有自己独特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男女老少都头戴白色盘形毡帽，上插白鸡毛或锦鸡毛，其服饰较羌族绚丽得多。住房大部分是板屋土墙，其丧葬仪式是夏秋土葬，冬季火葬。每逢年节或喜庆日，要跳“十二相”，头载牛、马、羊、狮、虎、鸡、孔雀、狗等木雕面具，锣鼓伴奏，载歌载舞，意在祈求平安，这是白马人最重要的群众性娱乐活动。白马人现族属为藏族。但学术界有不少研究者认为，从其族源看，与古老氐羌系有渊源关系，很有可能是古老的氐族先民留存在今天的唯一的尚能聚居存俗的后裔。
　　在古今都是多族共居的巴蜀地区，若干古老的风习一直流传至今，各种古风余韵成为了如今巴蜀风情的组成部分。
　　传说蜀国望帝杜宇“教民务农，一号杜主”，所以在巴蜀地区长期有“农时先祀杜主”的风俗，不少农村建有“杜主庙”。根据《华阳国志·蜀志》的记载，杜宇失国后，隐居西山，其魂魄化为杜鹃鸟，常因思念故国而啼叫出血来，以至洒满了山野的杜鹃花。这个“杜鹃啼血”的故事一直在蜀人中流传，李商隐有“望帝春心托杜鹃”的名句歌吟这个故事，而蜀人拜杜鹃的习俗至少在西汉以前就已经存在。唐代杜甫在四川也记载了对于杜鹃“我见常再拜，重是古帝魂”的习俗。至今仍完整保存在郸县近郊的望丛词，是蜀人祭礼望帝杜宇和丛帝鳖灵的场所。
　　崇拜白虎是巴人禀君蛮遗留下来的习俗。《后汉书》说：“禀君死，魂魄世为白虎。巴氏以虎食人血，遂以人饲焉。”《蛮书》说：“巴氏祭其祖，击鼓而歌，白虎之后也。”这种以人来祭祀白虎，把白虎当做祖神的习俗可能是一种原始的图腾崇拜，相沿甚久，从汉代以来就已流传了。源于巴人的土家族长期保留着白虎崇拜之俗，称为“坐堂白虎”，是土家族不可战胜的保护神。至今四儿童爱戴虎头帽，就是这种崇拜的流风遗韵。考古发掘也有印证。三星堆遗址出土有金虎饰和铜虎饰，巴蜀铜兵器上的巴蜀图语符号常常有虎形和虎纹，著名的传世铜器虎纽于，其纽为虎形。由此看来，不仅巴人视白虎为主神，连蜀人也有虎崇拜之习。
　　川西地区还普遍流行着石崇拜，石崇拜分为两种：一种是羌人的白石神崇拜。据传羌戈大战时，羌人先祖受到天神的指点，以白石打败了彪悍的戈基人，使羌族得以有生息繁衍的环境，故把白石视为天神加以崇拜。这种习俗一直流传至今。另一种是古蜀人的大石崇拜。从蚕丛居于限山石室起，石头就与蜀人有不解之缘。“石室”乃垒石而成，至今眼山地区仍有石垒碉房和高大石碉，因而古蜀先民对服山之石有一种大石崇拜。成都平原上不产巨石，多从服山运来作为蜀王墓前的墓志石表，杜甫有《石笋行》专门说明石笋的来历和用途。至今成都平原上尚有支机石、天涯石留存，还有五块石、五丁担、石镜、飞来石等遗迹，均是大石崇拜的遗物。今天在重新修饰过的成都府河和南河岸边，亦特地从岷山运来几吨重的巨石100个，上携吟咏锦江诗词百首，置于片片绿地之中，就是为再现古蜀大石文化，承袭其传统特色而有意识设置的，现已成为引人注目的景观。
　　四川盆地内的最流行的年节古俗是汉族的习俗，它与中原地区的民俗在内涵上基本是一致的，但也有它的不同之处。由于巴蜀从来是四方移民移人之地，历史上有过几次大的移民，特别是“湖广填四川”，使四川盆地内的民俗带有兼容南北，并蓄东西的复合型特点。所谓“一方之会，风俗分杂”（《周书·辛庆之传》），正是巴蜀民俗特色的生动说明。
　　岁时节令有春节过年、清明上坟、灯会、花会、端午食棕子、划龙舟、中元祭祖、中秋吃月饼等等，均与中原地区相似。但其中也有巴蜀自己的特色。例如，春节贴春联之习就起源于巴蜀。后蜀时，孟超自吟“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一联贴在宫门上，代替过去贴桃符、郁垒，这是我国春联之始。大年初一到成都武侯词游喜神方，烧第一柱香，称为“头香”，即以为吉利，这也是成都特有之俗。正月初七人日游草堂是从晚唐兴起的巴蜀特有习俗，其俗源于杜甫与高适之间的人日诗话。上元二年（761年）高适寄诗杜甫说：“人日题诗寄草堂，遥怜故人思故乡。”“今年人日空相忆，明年人日知何处？”为纪念杜甫，人们便选择人日这一天游览杜甫草堂。清代四川学政何绍基为草堂撰有一联：“锦水春风公占却，草堂人日我归
来”，就是记人日游草堂的习俗。
　　元宵灯会起于唐时。唐玄宗幸蜀曾在元霄上街现灯，有青羊宫的道灯，昭觉寺的佛灯，大葱寺的水灯，从此形成极富特色的成都灯会。宋陆游曾有诗写成都灯会盛况：“鼓吹连天沸五门，灯山万炬动黄昏。”作为古俗，成都的灯会与灯市都在元霄前后，灯市的繁华不亚于灯会的璀灿。清人有竹枝词写灯市：“城隍庙前灯市开，人物花枝巧扎来。高挂竹竿求主顾，玲戏机巧斗新裁。”又有竹枝词写灯会：“看灯大放闹喧天，狮子龙灯竹马全。看过锦城春不夜，爱人惟有彩莲船。”灯会与灯市相结合是成都独有的特色。除了成都之外，四川各地几乎都有灯会，发展到今天，已经以其多姿多彩驰名海内外。四川灯会以成都灯会历史最悠久，以铜梁灯会的纸扎龙灯工艺最精湛，而自贡市的“国际恐龙灯会”则以其规模大、门类多、花样新而为四川之冠，已在海内外多次展出，为四川赢得了很高的声誉。
　　成都花会源于唐代的花市，以后历代相沿。赵祥《成都古今集记》说：“成都二月花市，各地花农辟圃卖花，陈列百卉，蔚为香国。”到明清时，花农逐渐集中于青羊宫，每年二月十五日定期开市，至今犹然。
　　端午节龙舟之习，巴蜀与中原相同。但在唐宋时期，蜀地的划龙船是在三月三日，后来才改为五月五日。
　　清明上坟之俗起于西汉，巴蜀一直流行至今。过去西蜀地区在这一天要卖欢喜团，小商贩以各色炒米作团，用线贯串，叫“欢喜团”，这是巴蜀不同于中原之处。
　　巴蜀节令习俗最大的不同之处是俗好众人参加的游乐，“西蜀游赏之盛甲于天下”，并且其游赏习俗常常同各种艺术表演相结合，“倡优歌舞，娥瞄靡曼”，体现了蜀人重文学儒雅之风的特色。例如每年四月十九日院花夫人诞日举办“浣花大游江”，这就是自唐代以来成都独有的习俗。这一天倾城出动，锦江舟接樯衔，两岸彩棚连座，十里不断。地方官带头出游，叫做“邀头”，百姓人家则自带座具“邀床”，因此这一活动又叫“邀游”。
　　巴蜀地区从来就是多族共居，故而存在着各种不同的葬俗，而且至今可见。
　　中国境内为巴蜀所独有的船棺葬是战国至西汉时期古巴蜀人所实行的特殊葬俗，都是以实用的或仿制的独木舟为棺，在盆地内从东的重庆到川西的蒲江、川北的广元，包括成都市内，都有发现。在这些船棺葬中所发现的丰富遗物是研究巴蜀先民社会生活和文化观念的重要资料。
　　石棺葬是指竖穴土坑中用石板或石块砌成的棺状墓葬，分布于四川省西部岷江上游、青衣江、大渡河、雅等江、金沙江流域，滇西和西藏东部也有发现。其时代大约相当战国秦汉时期。其墓葬形制和随葬器物都有独特的内涵。根据文献记述加以对照，石棺葬应是以窄都夷和冉夷为主的西南夷系各族的墓葬。
　　在川西南安宁河河谷盆地一带分布着一种用巨大石块修筑的墓葬，称为大石墓。其时代相当于战国到汉初，应是邛都夷的墓葬。
　　在山崖或者岩层中开凿洞穴为墓室的崖墓曾经十分广泛地流行于四川地区，是巴蜀文化的一个特色。俗称“蛮洞”，往往是几十座聚集在一起，分布密集，错落有致，有多重墓室。墓门、墓壁、墓棺上往往雕刻画像和图案。其时代从东汉至明清历代都有，主要在汉代。最著名的是乐山市凌云山的麻浩崖墓，其画像石反映汉代蜀地生活习俗，有极高价值。
　　悬棺葬是利用岩壁裂缝或在岩壁上凿孔架设棺木，离地面悬空放置，临崖望之，危乎殆哉，十分险峻。悬棺葬从我国东南江浙到西南四川、贵州的广大区域内都有分布。但无论从分布面积之广、时代延续之长、类型之丰富复杂、保存之好这几个方面来看，四川的悬棺葬在我国都是首屈一指的。四川悬棺葬早的从战国时期开始，晚的一直到明代，主要分布在两个地区，一个是三峡区域，其族属与古代的巴人和僚人有关。另一片分布于珙县、兴文一带，系古代的人墓葬，属人系统。珙县悬棺至今保存完整，蔚为奇观，已经成为巴蜀旅游文化中的一个著名景区。

三：巴蜀古文明的起源和鼎盛先民初创源远流长
　　1984～1997年在四川盆地东缘长江南岸的巫山大庙龙骨坡地点，经数次发掘，发现了早更新世早期地层里的直立人左侧下颌骨、臼齿、上内侧门齿以及大批哺乳动物化石和大量旧石器时代早期的石器。经研究，人骨化石代表一种直立人的新亚种──“直立人巫山亚种”，其生存年代距今200万年左右。这是迄今为止在我国乃至亚洲发现的最早的人类祖先，它说明亚洲南部很可能是人类起源地之一，中国云、贵、川地区很可能是解开人类起源谜团最有希望的地方。
　　“巫山人”是四川盆地东缘早期人类化石，晚期人类化石则发现于四川盆地西部。1951年在资阳黄鳝溪出土了被命名为“资阳人”的“新人”头骨化石，它已较多地显示出了蒙古利亚人种的特征，属于正在形成中的蒙古人种。据研究，资阳人系一中年以上的女性。一般认为，1951年发现的“资阳人”，和 1980年在四川盆地南部发现的“筠连人”化石，都属于“晚期智人”，距今5万年至10万年。
　　巴蜀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分布较为广泛，迄今发现的主要遗址有：汉源富林镇、资阳鲤鱼桥、铜梁张二塘、成都羊子山、遂宁起郪口、安岳龙台、攀枝花回龙湾、重庆九龙坡、丰都烟墩堡等地点。这些遗址出土的石器类型各异，它说明在四川盆地各处活动的古人类，是不论活动范围、经济生活还是文化特征都不尽相同的原始社会群体。
　　巴蜀地区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已发现两百多处，如星罗棋布，广泛分布。东起巫山，西至雅砻江、大渡河，北自阆中，南到长宁，其时代大致在距今8000年至4000年之间。不仅表明人们的活动范围比旧石器时代广 泛得多，而且经济文化生活也发生了普遍进步。
　　盆地东部有著名的大溪文化遗址。巫山大溪共发掘遗址500多平方米，墓葬208座，出土文物1700余件。从大量出土文物的分析可知，这时虽然出现定居农业，但渔猎经济仍是主要部门。陶器有黑陶，也有彩陶，表明同北方的仰韶文化互有影响。彩陶碗上有谷穗纹饰，表明稻谷是巴蜀主要农作物之一。玉制品很多，琢磨精细，光泽可鉴。另有象牙、兽牙及骨制装饰品，还有人面玩具。大溪文化的年代，大致距今5300～6000年。
　　盆地西部主要有广元营盘梁细石器遗址，这是新石器时代较早时期的文化遗址。绵阳边堆山遗址是比成都宝墩文化遗址稍早的文化，其基本特征显现出边堆山遗址与成都平原蜀文化有一定的承袭关系。
　　川西高原和山地则有安宁河谷的西昌礼州遗址、岷江上游汶川、茂县、理县等地20多处遗址、大渡河流域汉源的多处遗址、青衣江流域的天全、芦山、夹江、峨眉等县的30多处遗址。它们说明盆地西部边缘和横断山脉，早有新石器时代的人类在活动。
　　四川盆地内星罗棋布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为巴蜀文明的起源和形成准备了基础，创造了有利条件。
　　巴蜀先民同中华民族内部的其它民族一样，曾经在丰富的历史文献中留下瑰丽迷奇的神话传说和历史传说。
　　根据传说，巴蜀皆为黄帝子孙，是高阳氏额领的一支，有着悠久而独立的始源。
　　在蜀地，很早便有蜀王祖先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前后相继的记载。大概说来，蚕丛、柏灌时代反映着采集经济为主的生活，鱼凫反映着渔猎经济为主的生活，杜宇则已进人以农业为主的时代，开明则成为拓地千里的强国。据罗泌《路史·余论》说：开明氏共历350年，至秦惠文王27年（前316年）而亡，则鳖灵建国相当于春秋中期。那么，春秋中期以前应是古蜀王祖先的传说时代，其具体时限已无法知晓，我们只能大致看出蜀人先民由蚕丛时代的居于岷山石室，到柏灌时代的降居灌口（今都江堰市），再到鱼凫时代进人成都平原，杜宇时代就以大力发展农耕的长期历史发展进程。而春秋中叶以后，特别是开明氏九世开明尚迁于成都后，蜀国才进人有世代可纪的信史时代。
　　巴与蜀大致以今天的涪江为界，涪江以东的部分四川省地和今重庆市的全部，为巴的范围。《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记载，武落钟离山（今湖北长阳县）有巴氏、樊氏、KKK氏、相氏、郑氏等五姓，五姓共约掷剑，唯巴氏子务相中石穴，共约乘土船，唯巴氏不沉，于是被立为君长，乃从夷水（清江）至盐阳建国于夷城。这个故事来源于《世本》，应是巴族最古的传说。川东的巴人以板楯蛮（賨人）最为有名。板枪是一种特殊木盾，故賨人又称板楯蛮。至于巴人的统治者，则是宗姬的后代，称为“巴子国”。巴子国在川东地区先后建有王都，即垫江（今合川）、平都（今丰都）、阆中、忠州、枳（今涪陵）。
　　近年来，在成都平原的新津县龙马乡宝墩村、温江县万春镇鱼凫村、都江堰市大观乡芒城村、郸县三道堰古城村、崇州市元通镇双河村及隆兴镇紫竹村，先后发现六座古城遗址，并在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的石器和陶器，被命名为“宝墩文化”。这一系列发现为探索三星堆遗址文化的渊源提供了重要途径，昭示着古蜀文明的起源。
　　六座古城都建在平原冲击扇河流间的相对高地上，分布于古岷江干道及其支流文井江河道旁。其中最大的宝墩遗址面积达66万平方米。当时的经济应已是定居农业为主，渔猎为辅的混合经济。生活用具中的大量灰陶从考古学上反映出与中原龙山文化不同的特征，而为蜀文化所独有。六座古城的时代，在距今3700年至4500年之间，其文化内涵有互相继承和连接的关系，最早的是宝墩遗址，芒城紧接宝墩晚期，双河稍晚于芒城而接近于古城和鱼凫的早期。古城早期与鱼凫早期古貌接近，而鱼凫晚期则为诸遗址中最晚一期的文化，呈现出从宝墩文化向三星堆二期转变的特征。
　　成都平原古城址群的发现，使我们对成都平原新石器时代至夏商之际的文化发展线索有了新的认识。我们知道，文明的起源大体经历了农耕聚落形态──中心聚落形态──都邑国家形态三大发展阶段。农耕聚居形态大致相当于四川盆地内星罗棋布的诸新石器时代遗址阶段，是向文明起源发展的准备阶段。而中心聚落形态正与宝墩文化相当。城是中心聚落的重要标志，而具有特殊意义的大型房屋建筑的出现则标志着蜀人酋邦的形成，也标志着长江上游古文明中心的出现，这是古蜀文明的起源阶段。宝墩文化的下限与三星堆文明一、二期相衔接，它的进一步发展就是已出现都邑国家形态的三星堆三、四期文化的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使早期古蜀文明达到鼎盛。
　　至于盆地东部的巴文化区域何时进人文明时代，还是一个正在探索的课题。不过，三峡库区内已发现新石器晚期遗址说明其文化也相当进步。在巫山县双堰塘遗址发现的早期巴的都城，则说明巴地在春秋战国时期已进入了文明社会。
　　巴蜀地区古文明发展的鼎盛的标志，是中外著名的三星堆文化。
　　三星堆遗址的发现，始于1929年，相继在广汉月亮湾和三星堆等地发现玉石坑和建筑遗址。1986年7月和8月，震惊中外的两个祭祖坑遗物相继重现于世，被誉为“比秦代兵马俑更加不同凡响的青铜文明的重大发 现”。
　　三星堆遗存共分四期。最早的是新石器时代晚期，其上源与宝墩文化相衔接。最晚的在商末周初。最引人注目的文化遗物在二、三期，时代距今4070～2875年，相当于中原的夏商、殷周之际或西周初期。这里有由高大的城墙和深广的城壕所围绕的古城，古城面积达300万平方米。城内外遗址群已出土数万件青铜、玉石、象牙、陶器、漆器等珍贵文物。两个祭祖坑内出土早蜀时期的青铜人立像、面像、头像；神树、龙、蛇、鸟兽；金面罩、金杖；玉石礼器璋、瑗、圭、壁、戈、矛、凿；象牙和来自南方印度洋的海贝等稀世珍宝上千件。其中，有全世界最大的高达2.6米的青铜立人像，有造型奇特、眼球如圆柱状突出的巨型青铜人面像（其中最大的宽达138厘米，高达64.5厘米，这也是当今世界上已发现的最大最古老的青铜人面像）。有金罩头像，十分罕见。有全世界最长的金权杖，上刻有头戴王冠的人像，象征着君王的神圣与权力。青铜神树高达4米，上有枝、叶、花果，枝间和枝头立有十鸟，挂有龙、刀、剑等物，与《山海经》所记建本形象十分相似。
　　广汉三星堆遗址是国内外罕见的重大考古发现之一，不仅为蜀文化的研究，也为中国古代文明的研究打开了新的宝库大门。三星堆遗址加上成都十二桥发现的商周时期大型干栏式木结构建筑群和宫殿遗址以及成都羊子山发现的方形三层巨型祭祖土台遗址，充分表明古蜀都邑国家已经形成，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已经很高。这个与中原的殷商王朝同时存在的古蜀王国所创造的古老文明是巴蜀文化第一个光辉的高峰。它表明在多元一体的中华古文明中，古蜀文化是有独立始源、独立发展、独具特色、璀璨多姿的一朵奇葩。同时，它出土的玉石牙璋、陶盉等源自中原二里头夏文化，玉礼器和青铜礼器源自商文化，陶器上的纹饰如雷纹、重菱形纹来自商周文化，说明古蜀文明又是在中华民族古文明母体内受中原文化强烈影响和融汇而孕育出来的独放异彩的一支地方性文明，早已与外界保持着交流渠道，绝不是一个封闭落后的盆地文化。

四：巴蜀的农耕与水利天府之国　陆海之乡
　　《华阳国志·蜀志》说：“蜀沃野千里，号为陆海。……水旱从人，不知饥谨，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古蜀获得天府陆海的美誉是不容易的，既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又有巴蜀先民累代的经营与开发。原来在西汉初以前，“天府陆海之地”是用来艳称“关中”的，到西汉后期，西蜀的富庶程度逐渐超过关中，人们说到关中时反而叫做“郊野之富，号为近蜀”了。
　　“天府陆海”之称是对巴蜀以农业为基础的文明的特色的最好概括。
　　四川盆地，特别是川西平原的开发与繁荣是从水利开始，赖水利支撑的。成都平原是一个冲积平原，上古之时，河道不畅，洪涝成灾，沼泽沮洳，原隰低卑。古蜀先民从岷山向平原迁徙，首要的任务是排涝排水，疏通河道，寻找安全的居住环境与适宜的农耕地。而这首先就要对川西平原水患的源头──岷江水系加以治理。几千年来，巴蜀农业都是把治水事业放在首位，出现了大禹治水、鳖灵开金堂峡、李冰建都江堰开成都二江、文翁治沱开湔江，和高骈改府河道这五次治水事业的高峰。加上近年来治理成都府河和南河的综合整治工程，一共是六次高峰，这充分体现了水利对于巴蜀农业发达的极端重要性。
　　西蜀是夏禹文化的起源地，中华民族古代最大的治水英雄大禹即生于阳山，出于西羌。《史记·六国年表序》说：“禹兴于西羌”。诸多史籍都记载禹生于汶山郡广柔县的石纽，传说其母有萃氏女修己因吞神珠薏苡感孕剖胁而产禹，故其地名刳儿坪。今北川县、汶川县和理县乃至都江堰市的龙池都有“石纽”和“禹穴”的纪念地。北川县禹里羌族乡有石纽山，上有汉隶“石纽”二字石刻，传为扬雄所书。楷书“禹穴”二字为唐李白手迹，篆文“禹穴”不知书自何人。汶川县飞沙关也有“石纽山”纪念地，刻有“石纽山”三字石刻，字迹苍劲古朴。山上有刳儿坪岩洞，刻有“禹迹”两字。在理县的汶山寨也有石纽山，悬岩绝壁上刻有“石纽山”三字。总之，在汶山郡的范围内有很多大禹出生的纪念遗迹分布。
　　禹娶于涂山氏，在巴蜀安了家。在四川盆地内，现有两个涂山。一是重庆市巴县的涂山，一是理县通化的涂禹山。虽不可确指，但说明了西羌人的夏禹部族与土著涂山氏部族联盟的形成。
　　大禹治水是从岷江开始的。“峨山导江，东别为沱”，是大禹治水的方略。先治岷山，“随山而导之”，“然后循水而导之”，“以察地势之高卑而蓄泄之”（《崔东壁遗书·夏考信录》）。疏导岷江，分别其支流向东泄洪，叫做“东别为沱”。这种办法在岷江试验成功了，就推向了全国，扩及九州。禹可以说是山与水环境综合治理的第一人。
　　开明氏鳖灵治水、开金堂峡是第二次高峰。杜宇望帝时，岷山及其支脉玉垒山发生大洪水，望帝无法治理，特请其相鳖灵治水，决开玉垒山，凿开金堂峡，用“东别为沱”的办法使洪水进人沱江。鳖灵治水成功，杜宇只好让位于鳖灵，是为开明。
　　近年的考古成果证明，古蜀治水工程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就已开始了。如成都方池街和成都军区第三招待所遗址的笼络卵石埂护岸工程，抚琴小区和指挥街遗址的木桩排列坝体工程，都是古蜀治水事业的先声，先民累代劳作的业绩。
　　都江堰水利工程是古蜀先民治水的最伟大的成果，是世界水利史上无坝引水自流灌溉工程的典型，是世界水利工程中历时最悠久、设计最巧妙合理、灌溉面积最大、使用时间最长而又连绵至今、综合效益最高的古代水利工程。这项工程是由蜀郡守李冰领导的，大约在秦昭襄王时期。他勤于王事，卒于任所，死后葬于他治理过的洛水即石亭江出山水口高景关之侧，今什邡洛水镇章山有他的墓园。1974年从都江堰渠首鱼咀外侧江底挖出一尊汉灵帝建宁元年（168年）所造的李冰石象，表明对李冰的崇敬并视为江神是从秦汉时代就已经开始了。
　　都江堰渠首枢纽工程以都江鱼咀，飞沙堰和宝瓶口三部分为主干。鱼咀的作用是分流引水，控制岷江由峡谷进入平原的咽喉。在平原入口处江心河床上用竹笼盛石累成形同鱼咀的沙洲长堤，把岷江分为内外二江。内江用途是引水灌溉，流出都江堰后变为平原上多支分流的扇形水系，起着最主要的灌溉作用。外江则用于排洪，其水部分流入沱江。紧接鱼咀之后是金刚堤，堤的尾部筑有飞沙堰，它的作用是泄洪排洪。距飞沙堰200米处是宝瓶口，是由人工开凿出来的“离堆”，控制内江流量，使其内江进水量恰可供下游灌溉之用。如内江水量过大，则宝瓶口可起控制抬高水位的作用，使水越过飞沙堰泄人外江，保持水量的平衡。飞沙堰还起着利用江水直冲离堆而产生的横向漩流的力量自动横向排沙，向外江方向排出洪水中大量沙石的作用，据测算最多时可自动排出沙石98％。蜀中先民创造的这一水利工程的奇迹，是使得内江和宝瓶口以下渠道不致被沙石淤填，使得都江堰渠首工程不需用大量人力清淤就可以连续使用数千年的重要保证。为了观测水位，李冰立了三个石人于水中，“水竭不至足，盛不没肩”（《水经注·江水》），这是世界上最早的水则。李冰还采用了竹笼装石技术作为筑堤护岸实施岁修的手段，这种以多层竹笼卵石来减轻水势的以柔克刚办法一直使用了两千多年。为调节内外江流量的合理分配，李冰还发明了杩杈与羊圈调节水量的技术，这种技术也一直使用了两千多年，起着水闸的作用。据传李冰根据治水经验还总结出了都江堰维修原则的“深淘滩，浅包堰”的六字诀，至今惠益成都平原水利系统。后人将六字诀发展为治水三字经60字，刻在纪念李冰的专祠二王庙的墙壁上，这是两千多年治水经验的结晶。
　　成都二江（府河和南河）是成都城市的生命线，是成都文化萌芽和滥觞的摇篮，其开穿治理成功也是李冰的功劳。《史记》载李冰“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有余则用溉浸，百姓飨其利。”司马迁盛赞他引水溉田畴之渠“以万亿计”。直到今天，都江堰灌区已扩大到一千万亩以上，都江堰和二江还仍然是成都城市生态、生产和生活的命脉。因其嘉惠后人，对城市起着因水而生、因水而荣的巨大作用，二江被历代文人赞誉为“锦江”。
　　后人为纪念李冰及其子二郎治水的功劳，在都江堰修建有“二王庙”，在四川各地建有“川主庙”，把李冰尊奉为“川主”。今阿坝羌族地区有二郎为羌王的传说，李冰父子也可能是羌人，至少都江堰的修建是羌族与汉族先民联合开发的结果。
　　都江堰水利工程的成功，促成了巴蜀地区秦汉时期农业的高度发展，汉景帝时，蜀郡守文翁又在灌口分流，实施分内江水为蒲阳河，灌溉今天彭州一带土地的水利工程，扩大了都江堰的灌溉面积，灌口也因春耕时需水如金，被叫做“金灌口”。汉代的成都平原由于灌溉的保证、铁器的使用等因素的综合作用，农业生产水平有了长足的进步，农产量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水稻亩收可达30斛至50斛，大约相当于今天亩产780斤至1160斤，而当时全国中等土地种栗，一般仅得三、四斛，其粮食亩产量仅为成都平原的十分之一。
　　在汉代四川画像砖上，对于农业生产有生动的反映。再加各种陶俑和陶塑，则是巴蜀园艺、畜牧、家畜、养鱼等副业发达的文化反映。这与《华阳国志》说：巴郡“土植五谷，牲具六畜”、蜀郡“山林泽渔、园囿瓜果，四节代熟，靡不有焉”的文献记载，正可互相印证。
　　巴蜀农业在唐宋时期仍保持着“天府之国”的地位，享有“扬一益二”的美誉。唐人陈子昂说：“蜀为西南一都会，国家之宝库，天下珍宝，聚出其中。又人富粟多，顺江而下，可以兼济中国。”在唐代，剑南西川是全国诸州中最富庶的地区，是唐朝的重要财源地，在安史之乱之后，剑南西川和东川的税收财赋占唐朝国库收人的三分之二，可见其在全国经济中占有的重要地位。说它是聚集了天下珍宝的“国家之宝库”，是“人富粟多，可兼济中国”的粮食基地，应该不是虚誉。宋代的巴蜀农业发展程度不低于唐代，仍然是全国最重要的稻米产区“蜀地膏腴，亩千金，无闲田以葬”，（《宋史》卷344 （王觌传》）。南宋时期，川峡四路负担全国军粮总数的三分之一，仅由此就可见巴蜀粮产之丰富，府库之充溢。
　　唐宋时期，都江堰水利系统进一步完善和扩大，灌溉面积比秦汉时大大增加，并增修了不少新渠。最著名的渠系有：唐玄宗时，益州长史章仇兼琼在新津西二里修通济渠，经120里至眉山入岷江，扩大灌田面积1600顷。唐禧宗干符年间，剑南西川节度使高骈改府河道，在九里堤修縻枣堰，把郫江水由城南东流改为城北东流，转南与流江会合，形成“二江抱城”的格局。为利农桑，又将“负郭丘陵悉平之”。今成都城西北府河以北地带就是那时夷为一望平川的。到宋太祖时，成都知府刘熙古重新整治九里堤和縻枣堰，既防水患，又有“沃野之利”，蜀人为此建“刘公祠”来纪念他，把九里堤称为“刘公堤”，后世误为“诸葛堤”。蟆颐堰是唐宋时可灌眉山、青神农田7万余亩的一条名堰，又叫蟆颐津。南宋嘉定年间，眉州知州魏了翁曾主持修复蟆颐堰。都江堰在历史上有过多种名称，到南宋时才正式有了“都江堰”之名，其水系经过整理已有三大派三大流，使川 西农田一直得以保持稳产高产的水平。
　　经济作物在唐宋时有新的发展，甘庶、荔枝、茶叶、药材、柑桔等是巴蜀著名的物产。杜牧诗“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的名句，写的就是杨贵妃在长安要吃涪州城西五十里荔枝园产的鲜荔枝的故事，当时成都、江州、戎州、泸州均产荔枝，闻名全国。甘庶生产的庶糖已成为巴蜀向朝廷的“土贡”。遂州还生产冰糖，当时称为“糖霜”，遂宁人王灼有《糖霜谱》专门记述遂州甘庶生产的经验。唐宋时的巴蜀是全国著名 药材产地，其中彰明（今江油县）是驰名全国的附子生产基地，杨士惠专 门写有《附子记》记述彰明附子生产情况。柑桔种植遍及四川盆地，以川东北果州（今南充）、利州（广元）、梓州（三台）所产最为有名。园艺名产则以彭州所产牡丹为最，号“天彭牡丹”，陆游专门写了《天彭牡丹谱》，称彭州牡丹“近百种”，“红花最多”，以“状元红”为第一。据《成都记》说：“彭州牡丹在蜀为第一，故有小洛阳之称。天彭谓之花州，牛心山下谓之花村。”至今，彭州市丹景山牡丹仍为全川第一，每年都举办牡丹花会。
　　因四川盆地丘陵和山地甚多，巴蜀先民很古就开始修筑梯田。汉代画像砖里有水稻梯田模型，说明梯田在秦汉时已是巴蜀人在山区种水稻的一种重要方法。宋代巴蜀人叫梯田为“雷鸣田”。这个名称有两种来源，也反映了梯田的两种类别。一种是说“雷鸣田，盖言待雷鸣而后有水也”。就是靠春雨雷鸣养水的冬水田。另一种则是引用山泉水层层灌溉的雷鸣田，因其高田水层层流人低田而响声似雷鸣而得名。范成大在川东所写的诗句：“人间只见秧田润，唤作蟠龙洞里泉。”“旧雨云招新雨至，高田水入下田鸣。”就是写的山泉雷鸣田。
　　林盘是川西平原农家一大特色。川西农家村落甚小，更多的是单家独户，门前流水，舍南舍北则为茂林修竹环绕，茅屋掩映于竹林之中，故范成大说川西“家家有流水修竹”。川西称这种流水修竹之家为“林盘”。每家拥有“林盘”一座，既美化环境，又是副业手工业的原材料。这种林盘特色至今仍在川西各地保持着，正如范成大在《吴船录》中所描绘：“一路江水分流，入诸渠皆雷轰雪卷，美田弥望”，“流渠汤汤，声震田野，新秋勃然郁茂”，“所谓岷山之下沃野者，正在此”。

五：巴蜀的工商与都会工艺之冠　万商之渊
　　名擅“天府”的巴蜀不仅农产丰饶，而且工艺和商业自古即有其奇特之处。“异物崛诡，奇于八方”，“市廛所会，万商之渊。”晋人左思在《蜀都赋》中的这几句话正写出了巴蜀工艺和商业都会两方面的特点。早在蚕丛时代即兴起了蜀中最早的市场：“民无定处，随蚕丛所在致市焉”（黄修复《茅亭客话》），表明蚕丛时代就已有了商品交换。秦汉以后，巴蜀正因其“异物崛诡”而使其手工业和工艺产品独具特色。如远销于大夏的蜀布、邛杖，流味于番禹的蒟酱、桄榔面，以及樟华布、黄润贝锦等等，均成为巴蜀的工艺名产。三星堆遗址的惊人发现，展示了古蜀国在3000年前就已存在着高度发达、奇诡怪异的青铜文明，显示了冶金技艺的高超。生活在巴蜀这块土地上，从祖先的足迹到今人的步伐，巴蜀以它不迁的韧性和勤劳智慧的传统，踏实地坚定地从事工艺、科技的发明与制作，创造了好些世界第一、中华第一的经济文化的历史记录，例如，它从古代起就是中国早期纺织业的中心、中国西部漆器的中心、大西南冶铸中心、世界最早的天然气开采和井盐技术、世界印刷术的发源地、世界纸币的故乡，……巴蜀以这些骄人的记录体现了自己恒久的魅力和迷人的风采，这是历代生活在巴蜀大地上的先民对世界和中华民族经济、文化作出的值得骄傲的奉献。
　　目前已见到的巴蜀最早的青铜器是在三星堆出土的一批冶铸技术高超的大型青铜器群，以礼器为多，总重量有一吨左右。这批青铜器均生产于三千年前至四千年前。在三星堆遗址中还出土有铜熔渣、泥蕊、坩锅以及伴出的大量的竹木灰烬，表明当时已有大型冶炼铸造青铜的工场。在铸造工艺上，三星堆青铜器与殷商青铜器有明显的区别，自成体系，独具一格。三星堆青铜器除含铜、锡外，还含磷，这是独有的。三星堆大型青铜器已采用铜焊工艺，这是已知全国最早的。巴蜀青铜器嵌错金银和镀锡的加工工艺，特别是黑色“虎斑纹”的氧化工艺，也显示出巴蜀独特的加工工艺。
　　巴蜀早期青铜器有下列特点：
　　1．有独特信仰和审美情趣。青铜制的方座大型立人像、跪坐人像、人头俑、纵目人面具、兽面具、大型青铜树、爬龙柱形器、虎形器、凤鸟、蛇形饰、鸟脚人像等等，都是独具特色，举世罕见，表现了蜀人某种独特的宗教信仰和图腾崇拜，提供了不少值得研究探索其秘的实物材料。
　　2．兵器有巴蜀特殊的样式。蜀人以戈矛为主，剑钺次之。巴人以剑钺为主，而戈矛次之。青铜剑的双剑一鞘、蜀式剑和巴式剑均为巴蜀所独有。蜀人使用的铜钺是弧刃长身式，巴人使用的钺为圆刃折腰式，均与中原不同。
　　3．兵器和錞于上有特殊的徽识文字。在战国早期的兵器上刻划的图象形较多，如手心（花蒂）纹、虎纹等，战国后期的兵器则刻划的单体怪异字增多。这两种徽识文字一般被称为“巴蜀图语”或者被叫做“巴蜀徽识”。
　　4．与中原文化（包括泰陇文化）和楚文化交流密切。彭县竹瓦街窖藏发现的两件觯有铭文：一为“覃父癸”，一为“牧正父己”，是中原的晚殷时期两个家族之器，很可能是蜀人参加武王伐纣时所得，这也表明巴蜀地区同中原文化的联系很早。新都马家大墓出土的“邵之KKK鼎”，是楚国昭氏家族的食器，表明了蜀中同楚文化的交流关系。至于涪陵小田溪出土的成组编钟，则很明显系受中原编钟制式的影响。
　　三星堆还出土黄金制品数十件，其金杖之长、金箔叶形和鱼形饰之薄，金面罩之轻软，这一切都说明巴蜀冶炼加工工艺的高超，在当时乃是位居全国乃至全世界最前列的。如果说，巴蜀是中国冶金术起源的若干个中心地之一，这是没有疑义的。
　　战国时期，蜀国即已有铁斧、削等出土，但质量尚差。秦统一巴蜀后，中原的冶铁技术传入巴蜀，临邛（今邓州市）、武阳（今彭山县）、南安（今乐山）很快成为冶铁业中心。临邛“有古石山，有石矿，大如蒜子，火烧合之，成流支铁甚刚。”（《华阳国志·蜀志》）程郑和卓王孙家族被秦逼迫迁蜀，就是“用铁冶富”，“铁山鼓铸”而成为“拟于人君”的富贵家族。
　　近年蒲江县发现秦汉冶铁遗址达57处，发现的冶铁炉残高2米和大面积冶炼残渣。蒲江县敦厚乡大同村发现冶炼遗迹三处，这正是临邛古石山的所在。
　　秦汉时巴蜀铁器还远销全国，乃至今越南和泰国地区。徐州汉墓曾出土刻有“蜀郡西工官王愔造”的铜剑，乃错金书铭文，说明钢质兵器和工具在当时已经使用。
　　《诸葛亮集》曾载蜀汉工匠蒲元制神刀的故事。蒲元性多巧思，“熔金造器，特异常法，为诸葛铸刀三千口。”他铸刀指定用成都江水淬火，削铁如泥，“称绝当世”。洛阳还曾出土广汉郡生产的汉代书刀，上有错金铭文。“蜀刀”在汉代被人们作为馈赠佳品，在全国有很高的地位。
　　巴蜀是我国西部最早、最重要的养蚕、治丝和织锦的中心。早在春秋战国时，蜀中的丝织业已发展起来，丝织品也著称于世，不但销往两湖地区，而且沿南方丝绸之路销往印度。不少研究者认为，公元前5世纪印度著作中提到的丝国（Seres）就是指的蜀国。
　　秦汉时蜀中栽桑养蚕织锦就已普遍化，被称为“桑梓接连”，“女工之业，覆衣天下”。特别是成都，锦江灌锦，鲜于他水。这里“百室离房，机杼相和”，是当时全国，也是全世界织锦的主要产地，产品大量外销，连诸葛亮也是仰赖织锦来解决蜀汉“民贫国虚，决敌之资”的问题。成都还为工匠建立了锦官城，把作坊和工匠集中在一起管理。成都的别名“锦城”就是这样来的，“锦江”的雅称也是源于“濯锦江波”。成都画像砖上有脚踏织锦机，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织机。自秦汉以来，蜀锦长期成为西北丝绸之路贸易的大宗商品。
　　唐宋时，蜀锦不但继续居于全国领先地位，同时，巴锦异军突起，迅猛发展起来，“绫锦雕缕之妙，殆侔于上国”。巴蜀织锦出现了“单丝碧罗笼裙”、“四川十样锦”、“蜀锦裙”、“蜀江锦”、“落花流水锦”等巧夺天工的各色花样，其中的“陵阳公样”锦的花纹设计是唐代蜀锦的典范。刘禹锡曾有名诗一首说：“濯锦江边两岸花，春风吹浪正淘沙。女郎剪下鸳鸯锦，将向中流匹晚霞。”盛赞蜀锦之精美。宋代以后，巴蜀锦锻曾一度衰落，直到清代后期又复兴起来。
　　蜀绣大约在汉代已经产生，《华阳国志》把蜀绣誉为蜀中之宝。到了宋代，蜀中“织文锦绣，穷工极巧”，在当时号为“冠天下”。清代以来，蜀绣同苏绣、湘绣和粤乡同为四大名绣。现在尚可见到的明代明玉珍墓出土的龙袍和画幅，秦良玉的葬袍和蟒凤衫，均为蜀绣精品。成都文殊院所藏发绣观音，以发丝代线，尤称一绝。古代的高超技艺流传至今，使得现代蜀绣技艺仍然十分精湛。如：“蜀宫行乐图”单面绣、双面绣的“芙蓉鲤鱼”，和“两面异形异针法”绣的“正面文君听琴，反面大熊猫”、“正面昭君出塞，反面薛涛制笺”等绣品，皆精美绝伦，在海内外享有盛誉。
　　我国是全世界最早使用漆和漆器的国家，汉代巴蜀漆器的工艺水平在全国首屈一指。蜀郡和广汉郡的漆器曾在湖南长沙马王堆、湖北江陵凤皇山、贵州清远镇等地汉墓，以及朝鲜乐浪郡（今平壤）和蒙古诺音乌拉古墓中被发现，表明蜀中漆器当时已行销国内外。
　　从考古发现看，有的漆器铭文为“蜀郡”或“广汉郡工官”，有的则烙印有“成市”、“成市草（造）”、“成市饱（重复漆之意）”等字样，这正与《汉书》的记载相一致。从贵州清远镇汉墓出土西汉广汉郡工官的漆器看，在工官管理下，已有细密的分工，有素工、髹工、上工、铜耳黄涂工、画工、清工、造工等不同工序的分工，说明手工作坊已经细密化。
　　“釦器”和“错器”是西蜀漆器一大特色。用金银缘饰器物边口或用金银嵌饰漆器花纹，叫做“釦器”和“错器”，制作十分精致，反映了高超的工艺水平。
　　现在已见到的巴蜀玉器以大溪文化遗存为最早，成都平原上则以宝墩文化为最早。
　　广汉月亮湾遗址和三星堆遗址曾经发现大批玉器。月亮湾有玉质的斧、牙璋、琮、瑗、石壁等，三星堆有石壁、玉质的斧、锛、凿、牙璋、戈、琮、玉壁、石牙璋、石边璋等。这些玉器中有一部分为蜀文化所特有，有一部分为仿制中原的礼器，另有一部分则为受中原礼器影响的具有本地特色的产品。
　　四川盆地适宜竹林生产，农家多用竹编制农具和生活用具。考古中，各地遗址多出土有竹器。从古到今，在四川各地都可以见到各式各样的竹器和竹工艺品。成都瓷胎竹编发明于百多年前。清光绪初年，成都崇庆县竹编艺人创制出一种以卤漆制品为底胎，用竹丝依胎形编织而成的漆胎工艺品，以后逐步变成锡胎，再后来变成瓷胎。瓷胎竹编是用千百根细如发、软如绵的竹丝，均匀地编织于瓷器上的一种竹编制品。其特点是竹丝和瓷胎浑然一体，天衣无缝，清雅莹润的竹丝和洁白如雪的名瓷相映成趣。十九世纪末，清政府曾把它送展巴拿马万国博览会，被誉为“东方艺术之花”。
　　城市是文明诞生的起点。巴蜀城市文明诞生于4500年前的成都平原的“宝墩文化”。宝墩、古城、双河、紫竹、芒城、鱼凫城等遗址，是巴蜀城市文明孕育和诞生的基础。初起的城不一定有市。从六座古城看，还主要是防御性质，缺乏商品交换。文献上对巴蜀地区城与市相结合有记载的，最早的是成都。秦国灭蜀后，即着手修建成都、郫城、临邛三城。这时的城已是城与市的紧密结合。大城是官署，少城处商贾。经过秦汉的累代经营，成都成为“市廛所会，万商之渊。列隧百重，罗肆巨千。贿货山积，纤丽星繁”的繁荣都会。汉画像砖里对城市生活如市井、宴饮乐舞、六博等，有极其生动的描绘。晋人左思对成都曾评价说：“由此言之，天下孰尚？故虽兼诸夏之富有，犹未若兹都之无量也。”（《蜀都赋》）汉代的成都是全国第二大城市，为全国有名的六大都会之一，是长江流域最繁华的都市。
　　从历代城市布局和结构的变迁来看，城市也是日趋进步和更加与环境自然紧密相连。秦汉时，成都城市是“二江珥其市”，二江两岸最先发展出各种市场。到唐代时，由于节度使高骈改道府河，修筑罗城，成都从此成为“二江抱城”的城市格局。二江汇合之处的合江亭则是历代文人雅士宴集之所和送别之地。唐宋时，巴蜀经济有长足的进展。为方便流通，由十六家私家富商联名发行“交子”，这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
　　成都城市因其富庶程度而被唐宋时人推为“天下第一名镇”，甚至认为“扬一益二”之说应该倒过来，叫做“益一扬二”。苏东坡则说：“成都，西南大都会也。”由是可见成都在全国经济文化中的重要地位。
　　宋代到清代，巴蜀的其它城市如梓州（今三台）、渝州（今重庆）、夔州（今奉节）、遂州(今遂宁）、果州（今南充）、利州（今广元）、合州（今合川）、泸州、嘉州（今乐山）、戎州（今宜宾）、雅州（今雅安）等以及乡镇集市迅速发展起来，带动了全川经济文化的蓬勃发展。

六：巴蜀的科技成就科技发明智慧之光
　　巴蜀在科学技术上有着许许多多非凡的发明和创造，为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巴蜀先民在古代的科技成就首推钻井技术和井盐开采，这是巴蜀先民对世界文明的一大贡献。
　　秦昭襄王时，蜀守李冰不仅领导主持修建了都江堰，而且“能知天文地理……又识察水脉，穿广都盐井。”（《华阳国志·蜀志》）广都即双流。到汉代，不仅广都有盐井，临邛、蒲江等18个县陆续出现了全世界第一批成规模的盐井。“家有盐泉之井，户有桔柚之园”，对巴蜀地区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这个时期的盐井，还是技术不高的大口浅井。这类大口盐井目前在四川还可见到的只有一处，就是云阳县的白兔井，井径3米多，井深53米，井壁是用八块厚木板拼成的八边形框架层层重叠而成的。
　　小口深井卓筒井是宋代巴蜀出现的深钻井技术，著名产盐区陵州井研是发明这种技术的策源地。卓筒井的出现，使盐井的钻凿更为容易，卤水产量更高，故而这种新式盐井很快在巴蜀地区发展起来，据宋代著名诗人与画家文同的记载，陵州、嘉州、荣县等地“皆有似此卓筒盐井者颇多，相去不远，三二十里，连溪接谷，灶居鳞次。”到明清时，这种钻凿方式有了新的发展。道光十五年（1835年）在今自贡市大安区长堰塘附近，凿成千米的燊海井，这是当时全世界领先的最深井。至今这口井仍在使用，日产天然气1500立方米。
　　古老的卓筒井的一部分在近代先后改用了机器生产的新工艺，另一部分则因各种原因而废弃。如今只有大英县的卓筒井镇还有三口古老的卓筒并，还可见到最古老的手工采卤、钻井的工艺，堪称世界井盐史的活化石。
　　在开采盐井的同时，也发现了天然气。巴蜀先民利用钻井技术，早在汉代就凿成了世界第一口天然气井和油井。
　　位于成都市西南100公里的邛州市（古称临邛）火井镇，还在西汉中叶宣帝时，就已开掘了世界第一口天然气井，利用长竹引气煮卤水，制造井盐。这就是著名的“临邛火井”，它比西方最早使用天然气的英国要早 1800年，是人类科技史上的一项伟大创举。
　　巴蜀也是全世界最早开发利用石油的地区。油井是伴随着天然气的火井而出现的。世界第一口油井就是临邛的火井。根据唐代《十道要记》的记载，唐代初期临邛即已从火井中取石油加以利用。“火井有水，郡人以竹筒盛之，将以照路，盖似今人秉烛，即水中自有焰耳。”这是关于利用火井来取石油的最早记载。到了明代，四川已有不少地区在油井中吸取石油作为燃料。
　　造纸术和印刷术是我国贡献于全人类的最著名的“四大发明”之二。根据目前所能见到的资料，巴蜀地区在唐宋时代就是全国第一个最早的造纸中心。当时最著名的纸是“益州麻纸”。麻纸有黄白两种：白麻经过漂白，比较美观；黄麻则加人了黄檗树皮，用它书写可避蛀虫，故唐朝规定 “益州黄麻”为宫庭用纸，仅中央图书库集贤院每月就要用五千番蜀郡麻纸。另一种是广都（双流）的楮纸，即皮纸，纸价低廉实用。第三种是笺纸，蜀中的“十色笺”很受文人的欢迎，其中又以女诗人薛涛用浣花溪水制作的薛涛笺最享盛名。薛涛笺的特点是小张便于题诗，笺纸有十色，上有花纹图案。到宋代，巴蜀生产出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专用纸──交子纸。
　　造纸业的发展为印刷术的发明准备了物质基础。
　　我国雕版印刷术的发明大致是在唐初，最初刻印的书籍是当时社会上需要量最大的佛经、天文历算、小学韵书及占宅相墓、阴阳杂记等内容。就刻印地区而言，当时的成都和扬州应是印刷术发源的两个重要地区。现存不多的几件唐代后期的印刷品中凡标明了刻印地点的都是成都或成都地区即“西川”刻本。1944年出土于四川大学校园内的唐印本《陀罗尼经咒》是全世界现存最早的印刷品之一，这是“成都府成都县龙池坊卞家”的印卖本，与日本奈良塔内所存《陀罗尼经咒》的四种印本同一时代。另外，敦煌《金刚经》写本中有七、八种注明是抄自“西川过家真印本”、“西川印出本”字样。现藏英国的“中和二年具注历”也是成都樊赏家印卖的杰作。成都卞家、过家、樊赏家，应该说是已知的中国最早的一批民营出版家。除上述实物外，文献也多证明唐代成都是印刷术的中心。唐懿宗时，日本僧人宗睿回国带有“西川印子”的《唐韵》和《玉篇》，可知在九世纪中叶，西川印本就已传入日本。宋人朱翌说：“雕印文字，唐以前无之，唐末益州始有墨板。”（《猗觉寮杂纪》卷六）这说法是有道理的。印刷术的发明是一个长期演进的过程，从目前已发现的最早的印刷品多为西川印本看，成都确应是雕版印刷术的发源地之一。
　　五代时期，巴蜀仍是印刷中心。后蜀宰相毋昭裔因幼时家穷，借书于有书之家，常受白眼。于是发愤有钱后一定要广印书籍。他为相后，就主持雕版刻了《九经》、《文选》、《初学记）、《白氏六帖》。这是目前所知的我国古代第一批刻印的文学总集和类书。
　　宋代巴蜀是全国三大印刷中心之一，而成都和眉州又是巴蜀印刷业的中心。“宋时蜀刻甲天下”，在成都所刻《开宝藏》是世界上刻印的第一部《大藏经》，在眉山刻印《册府元龟》和“眉山七史”及其它文集，均享盛誉于世。宋蜀刻本被称为“龙爪本”，版式疏朗，字大如钱，墨香纸润，是传世的精品。世界上第一批纸币──交子，是在北宋时成都印刷的。明清时代，四川虽不再是全国印书的中心，但印书业仍然很发达。到近代，雕印线装书又在成都等地复兴起来，成为全国的重要印刷基地。
　　巴蜀药材资源丰富。文天祥《赠蜀医钟正甫》诗说：“炎黄览众草，异种多西川”，说明巴蜀药材资源的丰富。据1985年统计，四川中药品种占全国品种的75％，故有“天下有九福，药福在西蜀”的民谚流传。
　　巴蜀中医学也很发达，名医倍出。绵阳曾出土汉代画有经胳脉线的漆人，可见汉代时穴位针炙、诊脉之法就已经很发达。东汉时涪水之滨的涪翁及其弟子程高和再传弟子郭玉，都是针炙、脉学专家。涪翁所著《针经》和《诊脉法》是我国最早的针炙学和脉学著作之一。我国最早的妇产科专著是唐末的成都中医昝殷所撰写的《产宝》，后人称其为《经效产宝》，表示有神效的意思。在宋代，巴蜀地区峨眉山的一位女医生发明了全世界最早的种人痘接种预防天花的方法，见于清人吴谦等的《医宗金鉴·幼科种痘心法要旨》一书。成都城区指挥街遗址的唐代灰坑中出土过四把骨柄牙刷，这是迄今所见世界最早的牙刷。唐代江原人梅彪的《石药尔雅》是我国第一部专论丹药的著作。前蜀的波斯人李珣所著《海药本草》是描述海外药物的第一部专门药典。宋代成都人唐慎微所著《经史证类备急本草》是最早集药学大成的著作，曾在海内外广为流传。明代泸州人韩KKK所著《杨梅疮论治方》是全世界最早治疗梅毒的专著，他所独创的霞天膏治疗梅毒有奇效。清末女医学家成都人曾懿曾著《医学篇》行世。清人邛州郑钦安是热药派鼻祖，世称“郑火神”。彭州人唐宗海著有《血证论》，是我国公认的血症大师。
　　自古有“天数在蜀”、“易学在蜀”的说法，说明巴蜀古代天文学有独到的贡献。最早的巴蜀天文学家是春秋时的苌弘。最杰出的巴蜀古代天文学家是汉武帝时代的巴郡阆中人落下闳，他是我国第一部完整的历法《太初历》的主要编制者，又是我国天文仪器浑天仪和浑天象的第一个制作者，是浑天说理论的早期信奉者。扬雄最初信仰盖天说，后转而信仰浑天说，是落下宏理论的坚决支持者。
　　宋太祖时，巴中人张思训制造了著名的太平浑天仪，用水银作动力，是世界上使用水银于机械仪表的始祖。南宋时普城（今剑阁）人黄裳绘制的天文图和地理图刻于苏州文庙中，至今保存完好，是世界公认的最早的一幅完整的石刻天文图和我国最早的石刻地图之一。南宋安岳人数学家秦九韶所著《数书九章》，提出的“正负开方法”的高次方程求解，和“大衍求一术”的联立一次同余式求解，以及“三斜求积术”都是当时世界数学研究上的最高成就。

七：巴蜀的宗教天师传道禅林有迹
　　世界上的几大宗教中唯一在我国土生土长的宗教是道教，道教的创教之地就在巴蜀。
　　在今四川省都江堰市青城山腰，有一道教名观──古常道观，建筑雄浑庄严，金碧交辉，环境摇青耸翠，泉林交荫。观后有一岩洞，内有张天师石刻像。观前有古银杏一棵，传为天师手植。原来这道观据说是东汉道教天师张陵结庐传道之处，后世遂称为“天师洞”。
　　张陵（34～156年）是沛国丰（今江苏丰县）人，自幼熟读《老子》，年轻时曾任巴郡江州（今重庆）令，受到巴蜀“仙道”、“鬼巫”一类宗教习俗的深刻影响。后来，张陵弃官入洛，又辗转入蜀，在西蜀鹤鸣山（今大邑县境内）学道，于汉安元年（142年）在这里创立“天师正一盟威”之道，一般都简称为天师道，这也就是后来传遍全国的道教。
　　从学道到创道的过程，是张陵为道教作理论准备和创教实践的过程。他造作道书24篇，完成了道教的神学思想体系；他选择叠幽拥翠的青城山作为“静思精至”、“整理鬼气”的创教传教基地；他改造巴蜀原有仙鬼巫术，建立神系、宫观组织、教区组织和斋戒仪轨，其中最主要的是创立教区组织“二十四治”。初期的24治全在四川盆地西部，以阳平治（今彭州）为中心，鹿堂治（今绵竹）和鹤鸣山治（今大邑）最为重要。天师道后来分化很多，南北朝时，南朝有南天师道，北朝有北天师道。巴蜀本土的天师道的发展衍变也不绝如缕。三国时代，张陵之孙张鲁凭天师道“雄距巴、汉垂三十年”。成汉时，李雄的国师范长生以青城山作根据地，率千余家传道，被尊为天地太师，后人在他的旧居建有长生宫。唐玄宗时，为解决山下飞赴寺僧人强占青城山道观“天师洞”的纠纷，下诏“勿令相侵，观还道家，寺依山外旧所，使道佛两所各有区分”，并刻石于碑，这就是著名的《大唐开元神武皇帝书碑》，今仍立于常道观的三皇殿中。
　　五代前蜀时，道教著名领袖杜光庭定居青城山白云溪清都观，即今祖师殿，主持青城山及全蜀教务，著书立说，为道教理论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被誉为“扶宗立教，天下第一”。传说明代张三丰曾住成都二仙庵，张三丰为武当山道教南派，因此巴蜀地区武当派颇盛，真武宫观也很普遍，以宜宾市翠屏山的真武宫观群最为著名。清代康熙初，陈清觉自武当山来青城山传全真龙门派，后来又主持二仙庵，使道教再一次兴盛。
　　青羊宫原名青羊肆，是成都城内最著名的宫观。相传是老子出关见关尹之处，唐僖宗中和三年(883年)改为青羊宫。宫内收藏有木刻《道藏辑要》板片，是研究道教的重要文物资料。宫内现存两尊铜羊(俗称青羊)以及八角亭、吕纯阳石刻等著名建筑。
　　四川道教石刻为数不多，整个盆地内共有28处，其中以大足石刻中的道教造像最为系统和完整。
　　佛教是我国古代最重要的宗教，根据近年的研究和考古发现，佛教传人我国的途径是多源的。印度、中亚和西亚同我国古代的联系主要通过西域、南海，和滇缅五尺道、牦牛道三种途径。古巴蜀位于这三条途径的交汇点，因此特别体现了佛教南传与北传在这里交汇的特点。近年来巴蜀地区发现不少东汉晚期的佛教造像。绵阳何家山1号崖墓出土摇钱树上的铜铸佛像，乐山柿子湾1号崖墓和麻浩一号崖墓的石刻佛像，什邡皂角乡东汉砖石墓出土的画像砖上的佛塔与菩提树，宜宾黄塔山东汉墓出土的一尊坐于青狮上的佛像，彭山县东汉崖墓中的摇钱树陶座上的坐佛与侍者像，乐山西湖塘出土的施无畏印陶俑，忠县蜀汉墓出土三株摇钱树上铸有14尊佛像。此外，还有流失到日本的几尊摇钱树佛像。除了佛像以外，还有一些与佛教有关的造像，如西昌以及绵阳何家山二号墓出土摇钱树西王母额中有小圆圈，似为佛教白毫相特征。摇钱树上常见莲花、羽人与西王母相伴，这是佛教传入初期仙佛相混的特征。
　　这些考古材料证明，早在东汉时期，佛教已传入巴蜀。而同一时期中原地区至今还未见东汉佛像遗物和佛塔痕迹，但巴蜀地区却在摇钱树和画像石、画像砖上大量涌现，这必是佛教已有了较长时间传入过程，才有可能反映在艺术形象上。其传播途径，显然不是经过西域──中原的途径输入，而是从南方传入的。这是我们目前已知的佛教南传入中国的最早的实物证据。
　　众多的禅林古刹，构成巴蜀文化的一大景观。南北朝以来，巴蜀高僧大德倍出，伽蓝古刹雄视，历代皆有传承。尤其是唐代以来，在中国固有文化基础上，佛教的禅宗对巴蜀影响极大。禅宗所倡导的丛林制度也是在巴蜀地区完善和光大的，禅林在巴蜀成为了佛寺的主流。巴蜀作为禅宗的重要阵地，产生了一大批杰出人物，如唐代修禅十大家中就有马祖道一、圭峰宗密等五家是巴蜀人，在全国禅宗内力量最为雄厚。宋代时，巴蜀禅宗在全国已占绝对优势，并形成了自身的传承系统。故佛学界有“言蜀者不可不知禅，言禅者尤不可不知蜀”之说。四川的寺院丛林与四川禅宗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巴蜀地区的著名弹林寺院有成都的昭觉寺、大慈寺、文殊院、宝光寺，梁山（今梁平）的双桂堂，遂宁的广德寺，内江的圣水寺，重庆的华岩寺等。
　　南北朝时期，佛教由南北交错传来遍及巴蜀盆地，摩岩石刻造像遍布川中。广元千佛崖有北朝造像，茂汶、西昌、成都万佛寺与龙泉山北周文王碑都有南朝和北朝的石佛像，表明佛教传播已甚为广泛。到隋唐以后，北传禅宗与南传密宗在巴蜀地区交汇，现存唐代巴蜀石刻佛像百余处所见者多为北传，而在安岳、乐至、乐山龙泓寺、夹江千佛岩、邛崃、昭觉等地则又能见到唐代密宗佛像。大足宝顶山大佛弯还有宋代赵智凤所集中雕造的迷宗柳本尊故事，是传承一行法师的"法密"。这些密宗造像渊源多为南传。南传与北传佛教在唐代以后的巴蜀出现了斑烂驳杂、复杂交流的局面，使巴蜀成为我国佛教石刻造像最多的省份，其分布之广，造像之多，题材之富，技术之精，为全国所仅见。直到今天，四川盆地中广元的千佛崖和皇泽寺，巴中的南龛和水宁寺，安岳的千佛寨、玄妙观、卧佛院、华严洞、毗卢洞，大足的北山、南山、宝顶山，邛州的花置寺，大邑的药师崖，夹江的千佛崖，蒲江的飞仙阁等地的佛教石刻造像仍然保存完好，名扬远近。
　　在众多的石刻造像之中，巴蜀又是名副其实的大佛之乡，全川高度在10米以上的大佛共有20座之多。
　　乐山凌云寺大佛通高71米，头高14.7米，足背长11米，赤足上可围坐百人。始建于唐玄宗开元元年（713年），完成于唐德宗贞元九年（803年），前后历时90年，经过唐代高僧海通禅师、剑南节度使章仇兼琼、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等累代修筑，才成了今天这样的规模。
　　潼南马龙山卧佛是全国第一大卧佛，独占山峰的半壁岩面，长达36米，却只刻了佛的上半身，下半山与山体结合，隐于祥云雾霭中，可谓匠心独运。
　　安岳卧佛全长23米，在八庙乡卧佛沟。在经窟上刻满了佛经，共有131平方米，约26万字，是一座罕见的唐代石刻经库。
　　荣县大佛是我国第二大佛，也是第一大释迦佛，通高36.67米。过去的荣县大佛是全身贴金的，在阳光下金光闪耀可达数里，可惜1943年被当时的地方官将贴金取掉，这种光彩夺目的奇观遂不复得见。

八：巴蜀的学术与文学艺术学术传承文苑风流
　　古代巴蜀人很早就使用一种表意的特殊符号，如考古发现中见于殷商时期的广汉三星堆遗址出土陶器、石边璋和成都十二桥遗址陶纺轮上的一些刻划符号，可能具有表意文字的某种功能，它与战国时期巴蜀青铜器上的图语和文字有某种渊源关系，是同中原的殷周甲骨文和金文都不同体系的另一种表义符号或文字。
　　在战国时期的铜器上，常见一些个体或成组的图像符号，在个别陶纺轮上、木梳上、漆耳杯上也有图像符号。据统计，已见的单体符文150余个，成组的有一定意义排列组合的约有200余个。另外，在郸县独柏树、张家碾、万县新田、峨嵋符溪、新都和湖南常德出土的几件战国晚期铜戈上刻有类似于方块字（现在已见的不同形体的这类方块字有50多个）的成直行文句的铭文，此外还有大量铜石印章上的刻划图符。以上图符和文字，现在均无法认识与音读，学者之间有一些探索性的研究，但至今还没有取得一致意见。但可以肯定的是，目前这些图符或文字均只见于春秋晚期、战国时期和秦汉之际，是不同于汉字系统的另一种古图符或古文字系统。《蜀王本纪》说“蜀左言，不晓文字”。这话有正确的部分，也有不确的部分。从上述的已发现的考古材料来分析，古代巴蜀地区很可能是有过与中原地区不同的语言，即与中原的语言相“左”。而巴蜀先民所“不晓”的“文字”只是汉字，巴蜀先民很可能有自己独立的不同于汉字系统的另一种方块表意文字系统。
　　先秦时期，在中原文献里很少关于巴蜀早期学术情况的记载。在中原人的眼光里，巴蜀是“西僻之国，戎狄之长”，文化僻陋。实际上，巴蜀有其独特的文化成果和学术特点，只是不为中原所知罢了。以三星堆出土文物为代表的文化遗物在艺术造型是富于奇特想象；从关于巴蜀先民的远古传说到今日土家族傩舞面具都是以夸张为特点；神奇诡异的古代文献《山海经》中的《海内经》和《大荒经》已被学术界公认为反映古代巴蜀人的作品；老子见关令尹于成都青羊肆的传说；苌弘入蜀化为碧血的传说等等，都具有鲜明的浪漫奇特的思维和浓烈的道家仙化意味，这些都说明古代巴蜀存在着与中原文化不完全相同的另一个文化传统。但也应该承认，先秦古蜀“左言”，未普遍使用汉字，无系统学术，至今仍未见到秦以前的原始的文献材料，只知道有口耳相传的祖先神话和巫术式的巴蜀图符，其精神形态并没发展到理性的程度。
　　到秦汉时期，巴蜀地区学术文化与中原逐步接轨并逐步融入中原文化，“言语颇与华同”。汉初文翁兴学，使蜀地精神文化产生了质的飞跃，“文翁倡其教，相如为之师，其学比于齐鲁”。两汉时期全国文化最发达、所出书籍和博士、教授、公卿等人才最多的地区是齐鲁梁宋地区、关中平原、成都平原和东南吴会四大地区，巴蜀是其中之一。西汉时，蜀中出现了名冠天下的“汉赋四大家”：司马相如、严君平、王褒、扬雄，“以文辞显于世，文章冠天下”。这四大家在学术上也各有成就，司马相如是文字学的大家，曾写作《凡将篇》；扬雄是百科全书式的大学问家，仿《易》著有《太玄》，仿《论语》著有《法言》，仿苍颉文字著有《训纂篇》，仿《尔雅》著有《方言》。严遵（君平）是道家大师，在蜀中著有《老子指归》。相传汉代郭舍人在蜀中注《尔雅》，乐山乌龙寺有尔雅台遗迹。当时，巴蜀最发达的学术是辞赋、黄老学和文字学，均有巴蜀自身的区域特色。到东汉时期，巴蜀仍是文化发达的四大重点区域之一。“三蜀”所出的见于记载的学者总数达到83人，而其中广汉郡人数又最多，达46人，超过了蜀郡。从文化的内涵看，习经之风已广被巴蜀，经学占有主要地位。在经史子集四部著作中，经学著作所占比便达36.84％，比其它三部为高。东汉时期史部著作比例达23.58％，虽比经学著作数量少，但在全国四大文化发达中心区域中，巴蜀史部著作比例占第一位，说明巴蜀史志独称发达，是巴蜀文化的一大特色。这一特色在魏晋以后更加鲜明地突显出来了。谯周、陈术、来敏、孙盛、李尤、陈寿，均是著述巴蜀古史的名家。蜀汉末西晋初的巴西郡安汉（今南充）人陈寿著《三国志》，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四大良史之一。东晋常璩著《华阳国志》，从历史地域学的角度，一对巴蜀历史作了全盘整理和总结，是中国第一部集大成的地方史志著作。直到宋代的著名史家范镇、范祖禹、李焘、李心传，都继承了“蜀重史学”的传统。[续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