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江青居然打过周总理一个耳光──

[转帖]江青居然打过周总理一个耳光──孙维世之死（节选） 江青居然打过周总理一个耳光──孙维世之死（节选）　　⊙　女犯、夜半歌声　　一九六八年八、九月份，我从北京看守所的“Ｋ字楼”搬到了五角楼。　　在这个时候，在我们楼下的牢房里有个女犯不断的喊口号：“打倒野心家，保卫毛主席！”或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　　为这她没少挨打。听声音就知道：不一会儿还给她套上胶皮防毒面具，那东西不能戴得太久，一会儿就憋得喘不出气了。刚给她摘下来，她又喊：“真理是不可战胜的，野心家爬得再高，总有一天会被戳穿。”“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　　她又被折腾、毒打，每天都是这样。有时候，半夜里看守都折腾累了，跟她同屋住的犯人也没劲再打她了。这时，她就小声的唱歌。有时会唱很久，直到哪个打手缓过劲来，再接着收拾她。她唱许多俄罗斯名歌，也唱《我们是民主青年》、《酸枣刺》、《行军小唱》等中国歌曲。至今我还记得她那远去的歌声：　　“战士们的心哪，战士们的心在跳……”　　当时和我关一个牢房的是外交部的刘焕栋（信使）、李兰平（机要员），小李是四川的高干子弟，在揪斗陈毅元帅的时候，小李在后台负责看守他。陈老总还和他聊了聊天，好像和他爸爸还认识……　　有天晚上，那女犯又唱起歌来，我悄悄地问小李：你猜她是什么人？小李说：肯定是干部子弟，或者是个干部家属。一般的人不会说这样的话，唱这样的歌。我说：这咱们早就这样讨论过，我是让你猜她是谁？　　他想了想，说：现在抓了那么多人，咱们怎么猜啊？我说：会不会是孙维世？　　人们都听说她让江青给抓起来了。小李想了想说：“不会吧，如果是她，应该关到更高级的地方。”他是指她至少得关到秦城。当时我想他说的也有道理。　　十年以后，我刚从监狱放出来，就去上海看受我连累也关进监狱十年的郑安磐，他父亲是剧作家郑沙梅先生，三十年代在上海左翼作家联盟活动的时候，认识张春桥和江青。我们被抓的时候，郑老先生已经被专案组抓起来了。所以抓郑安磐的目的也是要让他坦白交待：是谁讲给他关于当年江青在上海的这些传闻、这些“反动谣言”？　　在郑安磐家见到了孙维世的侄女孙冰，我们自然的谈到孙维世之死，我就告诉她，我在五角楼的那段故事。她和小李子的想法一样：“不会吧？我想姑姑准是关在秦城监狱。”我想也可能是这样，连叶浅予、黄苗子、郁风这些三十年代知名的艺术家都关在秦城，何况是孙维世呢。当时孙冰就说，她准备写一本书，记念爸爸孙泱（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和姑姑孙维世，为他们伸冤，这事情不能就这样算了。（按：孙冰后来移民巴西后曾写了有关孙维世的故事登载在《传记文学》月刊上。）她也劝我写本书留下一个历史记录。那时，中国的政治气候还没有稳定下来，所以我说，我要等一等，再看看，等我想好了，会再来找她谈，好好交流一下。孙冰说：下次你来上海，也可能找不着我了。我很奇怪：　　“为什么？你要搬到外地去呀！”　　“我在上海也是住在一个远亲家，我都怕在北京不安全，那些过去的打手和刽子手，他们现在慌了。你哪儿知道，他们会怎么想？咱们要追究这些历史罪行，万一他们狗急跳墙，谁能保证他们不会杀人灭口。我现在就在设法出国去探亲，你也得好好想一想。”她说。　　她这一席话，使我后脑勺阵阵凉风。我想起来，北京公安局到现在还不肯消毁我那一大堆档案材料。和我们算是同一个大案子的司徒慧敏之子司徒兆敦（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青年教师）的档案就给销毁了。可是，他们说我“里通法国”的问题，还没有弄清，所以我的档案不能烧，这就是说还“留下一个尾巴”。　　我自此决定还是远走高飞，在死刑号的时候我可能已经变成“失去自由恐惧症”的患者了，而如今自然变成了个职业世界流浪汉。　　……　　一九六四年十月，孙维世参加周总理作为总导演的大型歌舞演出《东方红》的坐谈会，她刚刚坐好，江青突然来了，偏偏坐在她的旁边。这时候，毛泽东已经开始对文艺界表示很不满意，开始对舞台上老是帝王将相、洋人古人提出了“谁占领了舞台”的问题。江青又一次、也可能说是最后一次向孙维世发出邀请，或者说是一个最后通谍，她说：　　“你导了那么多戏，有没有问题呀？这回该到我那儿去了吧。”　　如果孙维世对政局的险恶有所了解，如果有足够的聪明会抓住这个机会向江青示好，虽然长远来看也不见得有好的结果，但至少有可能免除将来的杀身之祸。　　孙维世照样对江青不予理睬，孙维世眼中只有总理一个人。这次的回绝使江青不再奢望把孙维世收编在自己的小团体中，决心等待机会加倍报复了。　　⊙　江青打了周恩来一个耳光　　一九六七年九月，江青、陈伯达在接见北京大专院校红卫兵的时候，两人异口同声：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孙泱是坏人，是特务。江青补充说：他是日本特务，苏修特务和国民党特务。人们认为江青突然对孙泱发难，一是为了从他那儿打出来朱德的材料（从延安起孙泱就是朱德的机要秘书），二是围点打援，整孙泱，孙维世一定会跳出来。　　几天以后，孙泱惨死在中国人民大学的地下室里。　　孙维世按奈不住悲愤，写了几封信。一封是给江青：孙泱决不是特务，死因可疑，要“中央文化大革命”派人去调查；又给周恩来写信。这时候，孙维世不像过去那样可以随便去看周恩来，自己的哥哥突然惨死，若是往常，她一定立刻跑到中南海西花厅去，孙泱也是周恩来的义子。这时孙维世只能写信，一定是周恩来事先为了种种原因，不让孙维世随便来西花厅，可见周恩来当时的处境也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孙维世给总理的信里说了什么，没有人知道。可是总理当时也没有能及时作出有效的努力。　　江青步步紧逼，十二月突然派人抄了金山的家，并把金山逮捕。　　江青和叶群私下达成这样的共识：我的仇人你帮我抓，你的仇人我帮你抓。江青明确表示，孙维世是她的仇人。叶群立刻说：你的仇人就是我的仇人。孙维世实际上早就是她们共同恨之入骨的情敌了。　　中央专案组在逮捕要犯或逮捕比较特别的犯人，都要周恩来签字。据我所知，在这时期周恩来签字逮捕的还有他的亲弟弟周恩寿，王光美的哥哥王光琦，还有我们几个学生等等。我想这些签字中最使他痛苦的可能只有一个人。　　据说抄家前后，江青截获了孙维世给周恩来或者是给毛泽东的一封信。在这封信里，孙维世希望毛泽东立刻制止江青的政治活动，因为被她迫害的人太多了。江青拿了这封信去找周恩来，愤怒指责周恩来纵容己的干女儿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据孙的近亲回忆：当时江青为此动手打了周恩来的耳光。周恩来居然忍气吞声。这除了由于毛泽东、江青当时正处于强势地位，还是由于他们想孙维世和他的关系大作文章。周恩来一言不发，默默在孙维世的逮捕证上违心地签下自己的姓名。　　孙维世这时已经预感到自己随时有危险，在和妹妹孙新世最后见面的时候，说：“现在有人要陷害周总理，我只是一个小人物，我死了没关系，绝不能连累他，一定要保住他。… …我不会自杀的，如果有一天我死了，就一定是被别人杀的。”　　江青借叶群之手，用空军现役军人逮捕孙维世，既没有把她送到金山等人关押的秦城监狱，也没有送到军队的军法处，她不能让周恩来能够保护孙维世。　　她出人意料地把孙送到已经被军管的北京公安局看守所。军管组有个副组长叫刘传新，野心勃勃，一心向上爬，对江青和叶群自然唯命是从。　　⊙　“孙伪士”：关死对象　　孙维世家被彻底抄干净，把照片和信件全部密封，直接送到江青的住处。这里边有孙维世和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首长合影的照片，有这些领导人给她的亲笔信，甚至有人说还包括林彪当年的情书。　　还有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初期江青给孙维世表示友好和亲昵的长信，还有康生给写给孙维世赞扬她的艺术造诣的长信。江青一边翻阅一边撕毁，最后全部付之一炬。　　只留下一张照片，后来她拿去威胁周恩来，这是周恩来接见孙维世、金山和大庆职工演出《初升的太阳》剧组的合影。这是树立“黑标杆”的铁证。　　孙维世被捕以后，对中国情治系统了如指掌的周恩来，居然多方查询都找不到孙维世。因为他不知道江青让刘传新把孙维世的名字改成“孙伪士”，并被定为“关死对象”，那意思是：这种犯人由于特殊原因不审不判，慢慢关死。对这种犯人可以采取任何手段来折磨，但“以不打死为限”，避免将来亲属的追究。　　一九六八年三月中旬，周总理在人大会堂和东北地区的代表开会。突然，他的卫士长成元功接到江青办公室的电话，说：江青还没有吃饭。成元功在中南海工作多年，知道江青的口味，亲自在小山东厅安排给她准备了晚饭，又和汪东兴一起站在人大会堂门口等江青。江青下了车后，成元左请她先去用饭。不料江青勃然大怒，说：为什么不让我去开会？一定是周恩来在开黑会。成元功分辨道：你愿意开会可以立刻去，我们是接到通知才给您准备晚饭的。　　江青愤怒的说：你就是周恩来身边的一条狗，孙维世就是睡在周恩来身边的一条狼！　　然后她径直冲进大会堂，当着与会的人员，质问周恩来，大闹了一个多钟头。　　周恩来只能面对现实：这是江青和叶群联手做的，又是和军队中的造反派合作的。他若挺身而出，会有更多的麻烦。他非常清楚，她们抓孙维世目的还是“意在沛公”，准星就描在他身上。　　一九六八年八月十七日，刘传新在北京体育馆召开的八千人“控诉批判大会”上，把北京公安局的领导全部打成特务和坏人，局长冯基平定为“特务分子”，邢相生定为“特务嫌疑”，闵步瀛定为“京津铁路局督察室特务”，焦昆定为“ＣＣ特务”，张烈定为“叛徒嫌疑”。宣布对冯基平、邢相生等二十四名公安局领导干部逮捕法办。二十三日，刘传新又将八百一十四名公安干警定为“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集中到良乡关押审查。　　这时北京公安局已经是他们的一家天下，可以为所欲为，放心大胆地对孙维世迫害。　　也就是这个时候，我们变成她的上下楼邻居。　　我们也议论过她为什么不老老实实，也许还可以熬过去，何必要如此刚烈？有一天，她从外边回来，别的狱友叫我快趴到门上的小窗看看是不是孙维世，我看见一个队长走在前边，后边两个犯人推着她往前走。她低着头提着脚镣，头发都披在前边，根本看不见面孔。那两个特选的犯人，一看就是一脸横肉的杀人犯或刑事犯。一路上对她打打踢踢，那警察在一旁视而不见。　　看来她每天的日子都是在被折磨中，也许她不断的找机会呼叫或唱歌，希望有人能透出消息，否则默默无声也一样会被折磨而死。九月份，又放了一批“联动分子”和其他高干子弟。他们出去后，有人向周恩来汇报了北京看守所的黑暗和残酷虐待犯人的第一手材料。但也没有能将她救出。　　中央专案组在追问孙维世的“罪行”的时候，最感兴趣的是她和周恩来的关系，孙维世矢口否认。　　同样，在追问第一个《白毛女》王昆的时候，也一样追问她：　　“和周恩来说过什么‘xxxx的话’？”　　如果他们真能抓到货真价实的桃色新闻的话，那么一夜之间就可以把周恩来从圣人的祭坛上打翻在地。　　一九六八年十月十四号，孙维世惨死在五角楼。人死之后，手铐脚镣都没有除下。　　一九六八年十月十七号，周恩来才知道孙维世已经死了，一反他隐忍的常态，挥笔亲自写下：　　“（孙维世）自杀或灭口，值得调查。”　　又写到：　　“应进行解剖化验，以证实死因。”　　可以说，孙维世之死给了他极大的刺激；也可以说，到这时候他完全不必顾虑了，因为孙维世不可能再有任何新的口供。　　在江青授意下，刘传新迅速将孙维世火化。当孙新世到公安局要求姐姐的骨灰时，得到的回答是：不留反革命的骨灰。　　周恩来的这次反攻也被他们轻轻给化解掉了。　　⊙　报仇：枪毙十七个看守　　一九七六年打倒四人帮以后，新上任的军委秘书长罗瑞卿、王震和前公安局长冯基平等人，为惨死在北京公安局的冤魂们讨回公道。　　在追查之前，一九七七年五月十九日，军管的北京公安局长的刘传新赶紧自杀了。他太知道那些冤魂是不会放过他的。　　但这次的内部清查，非常明确只是清查那些迫害过革命老干部的“三种人”，唐达献告诉我：北京公检法系统抓了十七个典型，都是手上有革命干部血迹的看守员或审讯员。对他们内部审讯并秘密枪决，王震和冯基平亲自去监场。　　理由是很充足的：在井岗山时代中共中央已经规定不准以肉刑求供，下达了正式文件；此后又三令五申，在文化大革命中周总理也下达了以毛泽东的“要把犯人当人看”的语录作为导言，宣布不准在监狱中对犯人施以肉刑或变相体罚，如有这种情况犯人可以直接举报，甚至直接向中央反映。　　这十七个人被枪毙了，并没有经过公开的法律程序。只是“知法犯法、家法制裁”，也没有在社会上进行任何宣传。因为同样的冤情实在太多了，如果都去追溯法律责任，那么将可能动摇中共的国家机器的根基。所以邓小平提出了“向前看”的原则，一笔带过。　　据说北京公安系统的这次清理后，对被清理的这些人的家属只是宣布：因公徇职。可是劳改系统的干警们都知道是怎么回事，这对他们震动很大。此后他们在看管政治犯时都会仔细考虑一番。这倒是对减少公安局内的肉刑和体罚起了一定的作用。　　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在公安部和北京市公安局工作的军队干部调回部队的通知》，军管会时期留下的七百九十三名军队干部全部撤离北京市公安局。这次清理是在北京公安系统的军代表都已经回到军队去了以后进行的。那些手上有“革命老干部或干部子弟”鲜血的军人也没有因此逃出生天。据说军队也按同样模式进行内部清理，把一批这种军人押解到云南秘密处决，也以“因公徇职”通知家属。　　孙新世后来向有关部门追问：为什么当时没通知她姐姐死亡，让她及时去收尸，最后连骨灰也没有见到？人家的回答更为有趣：我们不知道孙维世还有个妹妹。　　当金山出狱后，知道了孙维世的悲惨下场，痛不欲生。见到孙新世的时候竟误以为是亡妻的归来。也算是给他们两个为孙维世难过的苦命人，最后的一点补偿。　　晚年他们二人相依为命……　　金山知道了孙维世死难日期是一九六八年十月十四日，不知他当喜当忧？因为这天正是他们结婚的十八周年纪念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