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沧海横流一书生──屠德雍反“文化大革命”案始末

沧海横流一书生
──屠德雍反“文化大革命”案始末

　　1978年11月28日，因投寄《文化大革命十大罪状》被判处无期徒刑的屠德雍案，经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批准予以平反。1981年，由中央机关处理上访问题领导小组所属《上访通讯》编辑室编辑、群众出版社出版、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的《春风化雨集》一书，全文收录了成都市公安局办公室工作人员毛思寇、罗克刚、吴昌琪和中共成都市委信访办公室张建民合写的全面反映屠德雍同“四人帮”作斗争事迹的文章《英雄本色》（在此之前，中共中央办公厅曾将此文作为平反冤假错案的典型案例转发中央各部门及省市自治区党委，作者署名为中共四川省委写作小组）。全文如下：

英雄本色

　　在鬼蜮横行的十年浩劫期间，成都地区发生了轰动一时的《文化大革命十大罪状》“反动信件”案。这封所谓“反动信件”无情地抨击了那场神圣不可侵犯的“大革命”，彻底地撕破了“旗手”、“顾问”江青、康生之流的伪装，它像滚滚春雷激荡着当年令人窒息的政治空气，同大逞淫威的“四人帮”开展了一场殊死搏斗。

“四害”祸国　“书生”奋起
　　案件发生在那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进入的第七个年头。祖国大地，百孔千疮，天空布满了阴霾。人们心头像压上了铅块，但地壳下运行着熔岩，沉闷中孕育着风暴。1973-3-23日下午，一个衣着朴实、举止斯文的中年人，在成都街头缓步而行。他来到红星街邮电所，警惕地看了看四周，迅速向邮箱内投递了一束信件，像完成了一件重大使命似地舒了一口气，然后从容离去。
　　不几天，南京大学、北京大学和黑龙江、广西、河北省一些县的革委会，纷纷收到内容相同的复写文稿。
　　这篇题为《文化大革命十大罪状》的文章，在一针见血地指出那场所谓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我党历史上最大一次‘左’倾路线的产物，给全党和全国人民造成无穷无尽的灾难、痛苦”之后，淋漓尽致地写道：
　　──“文化大革命使90%以上的干部，60%以上的群众受到各种精神上的打击，政治上的迫害，以致肉体上的摧残，极大打击了干部和群众对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和对党的忠诚；
　　──文化大革命使林、康、江、陈、张等一小撮阴谋家、野心家篡夺了党和国家的领导权，把党和国家引向灾难的深渊；
　　──文化大革命使工业生产受到了极大的破坏，生产停顿，财经枯竭，国库空虚，人民生活下降；
　　──文化大革命使科学、文化、教育、艺术遭到空前的灾劫；
　　──文化大革命使党和国家一度在国际上陷于孤立，使世界人民思想混乱；
　　──文化大革命使自解放以来社会道德空前堕落，广大青少年被引上犯罪道路；
　　──文化大革命人为地造成人民群众之间的分裂和冤仇，甚至互相杀戮；
　　──文化大革命使党的威信一落千丈，战斗力丧失殆尽，党的民主集中制遭到彻底破坏；
　　──文化大革命使军队内部分裂，解放军的优良传统大半丧失；
　　──文化大革命使无产阶级专政遭到严重破坏，阶级阵线混乱。”
　　这篇有胆有识、掷地有声的檄文，如一股清澈的山泉，注进了当时泛滥神州大地的政治浊流；像一把锋利的匕首，投向了天怒人怨的“四人帮”；似决堤的洪水，倾泻了广大党员、人民群众郁积心头的愤懑。

世上疮痍　笔底波澜
　　这年的“七一”，那个《文化大革命十大罪状》的作者，又忧心如焚地写道：“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在经历了如此艰险曲折而光荣伟大的道路之后，想不到在今天，全国绝大部分党员和劳动群众，会以极其遗憾和忧伤的心情，纪念它的52周年的生日。”他对刘少奇同志横遭诬陷愤愤不平，他大声疾呼：“以九大的左派（指主席台前排左边披着人皮的狼）为代表的一小撮阴谋家、野心家是混入党内的真正叛徒、内奸、工贼。不把他们清除出去，党就不可能真正回到正确路线上来。”就是这个文章的作者，从1973年3月到1974年4月，接二连三地奋笔疾书，一语道破“所谓批林批孔运动是妄图转移人民视线，是极左路线又一次向人民反扑，像林贼和孔老二一样满口仁义道德，干男盗女娼的正是江、康、姚等一小撮阴谋家、野心家”。他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名义呼吁：“一小撮叛徒、内奸、工贼林、江、康、姚及其同伙必须交人民揭露、批判、审判；文化大革命中的一切政治迫害予以解除；一切证据确凿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及破坏分子应予以打击；必须切实地实行按劳分配原则，消灭寄生虫，提高生产率，尽快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发展工业，解决青年就业；必须对文艺、科学真正贯彻双百方针。”
　　一篇篇大义凛然的声讨书，饱含着人民的愤怒呐喊，共产党人的浩然正气，火星四溅地从成都飞向大江南北，长城内外。
　　“莫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这个甘洒热血的投书人，于1975-11-3日被捕。出人意外的是，喊出了几千万党员和亿万人民群众心声的强者，原是个埋头自然科学，专攻电磁场理论，被人看做不关心政治的“书呆子”。他名叫屠德雍，时年41岁，浙江宁波人，是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原电工教研室副主任，党支部委员，一个有20年党龄，学有专长的知识分子。
　　“我开始也认为文化大革命是反修防修的大事，参加过街头辩论，调查过一些事件的真象，但听到的，看到的却是武斗不息、机关瘫痪、工厂停产、农村歉收、干部受害、人民遭殃。而且‘革命’愈深入，后果愈严重。什么是修正主义？这样搞能反修防修吗？林彪的自我爆炸，才使我看清了靠文化大革命起家的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这伙害人虫，同林彪是一丘之貉，都是大乱天下的罪魁祸首。”
　　“文化大革命对党、对国家危害太大，我们国家好像生了一场大病一样，很长时间都不能恢复，自己很痛心。”
　　“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经济损失到底有多大，我凭耳闻目睹的事实推算：从1966年至今，因文化大革命而减产、停产和破坏等损失的国家财产达4000亿元以上；因为搞‘三忠于’，浪费在像章上的铝材达8000万公斤，油漆约1亿公斤。天府之国的四川，被搞得什么商品都要票证。这种把国家和人民越革越穷的革命，与无产阶级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根本目的，是完全背道而驰的。”
　　“像我这样一个本来对政治并不敏感，对党和毛主席确有深厚感情的人，现在都有这些想法，可想别人是如何看待文化大革命的了。既然我的思想具有代表性，我又是党员，有责任把这些问题反映给党中央、毛主席，于是就这样挺身而出了。”
　　这就是他不顾坐牢、杀头的危险，拍案而起，呐喊战斗的思想根源。
　　在监狱里，在法庭上，屠德雍就是这样横眉冷对“四人帮”的淫威，一刻不停地斗争着、战斗着。他还利用一次被押出去批斗的机会，通过执勤民兵转交了一封致电工学院党委的信，内装三角钱，信中写道：“补上我被抓时来不及交的党费，我虽然遭受了如此沉重的打击，但坚信我们党的前途是光明的！”
　　1976-5-23日，屠德雍被判处了无期徒刑。
　　这个铁骨铮铮的共产党员，面对严酷的判决，泰然自若地说：“一个对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暂时削弱而感到痛心的共产党员，竟受到如此的严重打击，但我既不怨天，更不尤人，既然我用自己的行动写下了自己的历史，我将接受历史的判决。我对自己的前途既不悲观，更不抱任何幻想。”这些质朴无华、字字千钧的话语，闪烁着一个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的坦荡心怀。

党心民心　息息相通
　　在那动辄得咎的年代，在那一人犯罪，株连九族的政治环境中，人们噤若寒蝉。可是通过这起耐人寻味的“反革命案件”，却曲折迂回地反映了息息相通的党心、民心和党员之心。屠德雍一篇篇所向披靡的文章，如汤浇蚁穴，火燎蜂房，搞得“四人帮”及其帮派体系惊恐万状。一刹间，这些所谓怀有“刻骨仇恨”的“反动信件”，通过种种渠道，迅速汇集北京。“限期破案”的电报、电话、指令，又从北京飞向成都。但是，光阴一分一秒地流逝，时间一月一月地过去。尽管催促的电报一封比一封紧迫，斥责的措词一次比一次严厉，专案组三撤三上，侦察人员换了一批又一批，但案侦工作仍毫无进展。是屠德雍有丰富的反侦察经验吗？不是。是他做得天衣无缝没有一点破绽吗？也不是。现在，从公安、司法机关保存的案卷材料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作案者无意中暴露自己之处比比皆是，稍有办案经验的侦察人员，顺着这些线索，是很容易将他查出来的。这个案件之所以拖了两年零七个月，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广大公安人员对“四人帮”推行法西斯专制主义的抵制。
　　在监狱内外，人们采用不同的方式，表达了对这个坚持真理，无所畏惧的共产党员无言的支持，心底的共鸣。
　　屠德雍被捕时，深知案情底细的公安人员，违例地没有给他戴手铐。一月后，他要被押出批斗，一个看守人员事前向他打招呼：“按规定，这次要给你戴手铐了。”临行时，另一个看守人员又上前仔细地检查他腕上的铐子，然后问道：紧不紧，要不要再松一点？”这使他感到纵使身陷囹圄，也绝非孤立。
　　在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屠德雍的被捕，激起了广大师生员工的无比义愤。他们纷纷议论：“像屠德雍这样的人都成了反革命，阶级斗争真是太复杂了！”“党内出了那么多的叛徒、特务、走资派，现在又冒出了这种‘反革命’，真是要提高警惕才行啊！”人们就是用这样相互都能会意的语言，表示了他们的抗议！承受着很大政治压力的院党委，不仅没有搞那些年盛行的“追根挖底”，株连亲属的花招，而且在出具的“屠德雍现实表现旁证材料”中，还以“近几年来很少在公开场合发表议论，政治学习也不发言，工作能完成任务，群众关系一般”的评语，巧妙地回避了屠的所谓“反革命言行”。党委副书记在履行“教育家属划清界限”的例行公事中，当对方提出应当采取什么态度时，这个老干部意味深长地说：“你们实事求是就行了。”
　　天安门事件之后，全国笼罩一片恐怖气氛。屠德雍这个犯了“弥天大罪”的现行反革命，被作为杀一儆百的典型案件提了出来。
　　在正式判决的最后一次审讯中，屠德雍依然用他那特有的平静语调侃侃而谈。他再次对那场史无前例的运动，进行无情的揭露批判，指名道姓地表示了对江青、康生这伙丑类的蔑视。对于这个拒绝“认罪”的罪犯，屏声敛息的司法人员放下手中的笔，合闭桌上的案卷，若有所思地望了望对方，欲言又止，下意识地翻了一阵卷宗，才冒出一句：“你太书生气了。”接着，私下向他透露：你的脑袋总算保住了。
　　5月，正是阳光灿烂，繁花似锦的时节。可是，1976年的5月却是乌云翻滚、寒气袭人。在那法制荡然无存的年月，像屠德雍这样的政治犯，尽管人们对他深切同情，热情支持，想出各种理由为他辩解，党的组织和公安、司法机关也作了很大的努力，但是，由于“四人帮”及其同伙凭借篡夺在手中的权力大施淫威，使这个坚贞不屈的共产党员，最终还是遭到了严酷的判决。

大地重光　力干四化
　　屠德雍被判处无期徒刑后，于1976年8月被送到四川省第二监狱劳改。
　　这个坚信历史一定会作出公正判决的共产党员，在投入劳改两个多月后，“四人帮”被粉碎了。他欣喜若狂，彻夜不眠。有多少话要对党组织和亲人们讲啊！但他并不坐等平反出狱，而是抑制住与亲人团聚的渴望，在这个特殊的环境里，为弥补十年动乱造成的损失，争分夺秒，努力工作。
　　这个忙碌不停的中年人，时而坐在技术室里，翻阅资料，埋头绘制图纸；时而出现在车间里，指点操作，检验产品；时而站在讲台上，用宁波口音普通话，对满座的青年人讲解电工学基础知识……
　　当时，尽管在这起“文化大革命十大罪状”案和冤假错案之间，还隔着一道“两个凡是”的鸿沟，但劳改工厂的干部却充分地信任和支持他。在这里，他大搞技术革新，为提高电风扇的产量和质量作出了贡献。他痛心地看到，“文化大革命”“造就”的那些青年罪犯，只会搞动乱，只会打砸抢，没有文化知识，没有生产技能，因此他积极地承担了向他们传授技术知识的任务。在监狱的两年多时间里，这个一心扑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上的共产党员，在蒙受重大冤屈的情况下，还是这样忍辱负重，埋头苦干和忘我地工作着。
　　屠德雍被捕判刑后，他的一家又是怎样度过这段艰难岁月的呢？屠的妻子高怀珍，这个在南京工学院与他同学，同时毕业分配来电讯工程学院的党员教师，当听到屠德雍被捕的消息时，如晴天霹雳。为什么一夜之间，自己的丈夫从一个共产党员变成了“现行反革命”？自己也从一个共产党员变成了“反革命家属”？这在党的政治生活中，是不应该出现的，但在现实生活中却出现了。她百思不解，彻夜不眠，她想到了今后的夫妻关系，她想到了孩子，她想得很远，很远……
　　1975-12-3日，屠德雍被押回电讯工程学院批斗。就在批斗的前一天晚上，这个和屠德雍朝夕相处近20年的共产党员，把自己的三个孩子叫到跟前，她感到不能再瞒下去了。她平静地说：“你们爸爸明天要押回学院批斗了，你们一定要沉住气，照常去上学，我相信党组织，终有一天会把事情弄清楚的。”两个小孩子眼睛睁得大大的，直瞪瞪地看着妈妈。大孩子却哭了，眼泪像泉水一样涌了出来，抽抽泣泣地说：“我就不相信爸爸是反革命！”倔强的母亲再也抑制不住了，一把将三个孩子搂在怀里……
　　批斗大会结束后，高怀珍怀着沉重的心情，拖着疲惫的脚步回到家里。近20年的共同生活，使她对这个感情不外露的丈夫有了充分的了解。她仔细地回忆丈夫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始终找不到丈夫的“反革命言行”。批斗会上列举的所谓反革命罪行，她一字不漏地记了下来，这些都是她俩一起探讨过的共同语言。她得出结论：我们的夫妻感情割不断，思想观点也是相通的。不久，这个坚强的妻子，冒着凛冽的寒风，去监狱看望了她的丈夫。
　　这个深信自己丈夫是真正共产党员的教师、屠德雍贤惠的妻子，在亲友们的资助下，克服了经济上的拮据，顶着“反革命家属”的帽子，毅然地挑起了家庭的重担，带着三个孩子艰辛地生活着、工作着。
　　1978年5月，高怀珍患了乳腺癌，她担心自己上了手术台下不来。在入医院之前，她强忍着剧痛，满腔悲愤地一字一泪写下申诉材料，连同屠德雍入狱后寄给她的所有信件，交给了党组织。她希望这些最能显现一个“囚徒”内心世界的信件，对党组织复查这个案件将会有所帮助。
　　对于屠德雍这样一个忧国忧民、无私无畏的共产党员，清除“四人帮”之后，人们解放思想，砸烂枷锁，冲破禁区，纷纷为他的平反奔走。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党委，指派保卫处的工作人员多次向司法机关要求全面复查这起案件。尽管当时还有“文化大革命”这个禁区，还有“两个凡是”的精神束缚，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在收到家属的申诉信后，院领导立即请示市委，市委负责同志明确指示：“应尽快复查这起案件。”在当时对屠德雍案件尚有争议的情况下，法院领导把他的所谓“反动信件”全文印发有关人员认真研究，组织讨论，并调集专门力量进行复查。1978-11-20日，法院送出了平反屠德雍案件的请示报告。25日，市委批示：“对屠德雍予以平反，无罪释放，恢复名誉，恢复工作，补发工资，恢复党籍。”三天后，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也作了同样的批复。短短八天，党内批复和按法律程序的批复相继下达。屠德雍在身陷囹圄三年以后，终于迎来了平反出狱的一天。
　　12月1日，一架银白色的双引擎飞机平稳地降落在重庆白市驿机场的跑道上。下机的旅客中，有成都市法院的两名干部和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的一名保卫干部，他们是专程去重庆迎接屠德雍出狱的。在省二监狱里，向屠德雍宣读平反释放的“刑事判决书”时，这个又回到了党的怀抱的共产党员激动地说：“感谢党，我要求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尽自己最大的力量为祖国作出贡献。”临行时，他又说：“走得太匆忙了，我还有几节技术课没有讲完，数控绕线机的设计图也还没有收尾，这些都是这个厂很需要的啊！”
　　在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召开的平反大会上，屠德雍同志用朴实的语言表示：一、我是人民教师，在今后的教学工作中，要更加踏实努力，献身党的教育事业；二、我的妻子忧郁成疾，患了癌症，今后在生活上要尽量照顾她，使她能更好地工作；三、要帮助正在上大学、中学的三个孩子，学好建设四化的真本领，使他们成为有利于人民的人。
　　此后不久，他利用业余时间抓紧完成了数控自动绕线机电器部分的设计任务，并及时把图纸寄给了省二监狱的劳改工厂。
　　最近，笔者去成都电讯工程学院采访，在一幢普通的教职工宿舍里，见到了屠德雍和他的妻子高怀珍。这间只有16平方米的卧室，陈设简单。引人注目的是，靠墙有一张大写字桌，桌上堆满了书籍和资料。当笔者请他谈谈“四害”横行时他的那段经历和个人感受，屠德雍同志似乎另有所思地说：“我回学院后，就很少去想那些事情了，当时的情景好些都淡漠了。”看来，主人的精力早已回到书丛中去了。
　　现在，他们的两个大孩子已考上了大学，正在知识的园地里吸滋着营养，增长着才干。高怀珍手术后，情况良好，经短期休息，已战斗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
　　这个在“四害”横行期间挺身而出的共产党员，从出狱那天起，又恢复了“书呆子”的本来面目，仍然像过去那样不露声色，那样沉默寡言，那样不引人注目。这个已经提任大学讲师的知识分子，绝口不谈那段可歌可泣的历史，只字不提个人遭受的种种冤屈，丝毫不求生活上的任何照顾，而是与他心心相印的终身伴侣，为了四个现代化的伟大事业，更加勤奋地日夜工作和学习。
　　他就是这样默默无闻的“一个书生”！
　　他就是这样普普通通的共产党员！

　　这是一件真实的故事，主人公的女儿同我是一个年级的同学，但一直没有同过班，名字也记不得了。记得当时我是在二十一中学的初三·六班，他的女儿在隔壁教室的七班。有一天，同学们纷纷在议论，出了一个反革命……但那时学校和大家都没有为难过她。

　　谢谢陈老师的提醒，我已将主人公收入到主站中的“巴蜀人物”中，可惜，主人公──屠德雍已过世二年多了，但值得永远怀念。详见：people/t/tudeyong.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