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元200年，即东汉建安五年，曹操以数万之众在黄河南岸的官渡地区抵御河北袁绍二十余万大军的进攻。结果以少胜多，大败袁军，袁绍仅得以八百骑逃回涿州，数年后，整个袁氏家族为曹操所灭，其势力顺利伸向辽东一带，曹操远征乌桓，遂留下了千古绝唱的诗篇《观沧海》。 袁绍家族在东汉末年，世居三公{司徒（同宰相），司空（主管财税、工商、农）、司寇（治安司法）}之职，权高位尊，门生故吏遍天下。故建安元年，能荣膺讨伐董卓西凉军队的联盟盟主，并在歼灭河北黄巾起义和这次讨伐的过程中，壮大了自己的力量。成为建安初年，黄河以北最强大的军事集团的首领。 建安二年，讨伐山东黄巾起义军，顺利地收编了二十万青州军的曹操，将汉献帝迁往许昌，从此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动，挟天子以令诸侯，依次消灭了吕布、张绣、袁术，统一了中原，势力渐渐强大。而自命为天子重臣，国之股肱的袁绍为此在河北坐不住了，遂于建安四年，在谋臣审配、郭图策划下谋南下进攻许昌。迫使草曹操是年九月筑垒于官渡。建安五年二月，袁绍尽发河北精锐，开赴黎阳，袁军挟势而来，兵精粮足，根本未把粮草缺乏，征战疲惫的曹军放在眼中。大将颜良轻敌冒进，率先渡河围白马（滑县一带），进击曹军，曹操声东击西，以疑兵诱杀颜良。袁绍派大将文丑率轻骑跟进寻仇，在延津中了曹军埋伏，授首。此二役折了袁军锐气。到八月，双方在官渡形成了两军对峙的局面。 曹操抱定宗旨，以逸待劳，不管强大的袁军如何铁骑冲锋，掘地道袭击，只是深沟高垒，千方百计拒敌，使袁绍无计可施。因为献策被拒，又处在同僚攻讦中的袁绍谋士许攸夜奔曹军，向曹操献计，出奇兵夜袭，火烧袁军乌巢（今封邱）屯粮。失去粮草，无所依托的袁军，给养不济，军心涣散，在曹军反击下土崩瓦解，于是就有了上文那一幕。 袁绍是一个世袭官僚的纨绔子弟。从品质到思维都集中表现了中国官僚阶层的劣根性。根本不能代表先进的事物，能动地把握历史的发展方向。志大才疏，自视甚高，自负而听不进忠言，又不能闻过则喜，从谏如流，决定了他在重大历史转折关头，把握不了时机，也掌握不了主动，只能抱残守缺，被动地一步步走向衰亡。因而，他根本不是富有文韬武略，远见卓识，又能思贤如渴，集思广益，顺应历史和民心的曹操的对手，只能注定失败的命运。 袁绍的性格，属于昏聩的中国官僚特有的性格。从古至今，有着普遍性和代表性。因而，他可以算是一个“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 第一、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作为世袭官僚和贵族子弟，他们大多仪表堂堂，人模狗样，似乎是天上的星宿下凡。自视甚高，也自命不凡，其实是绣花枕头，拆卸开来，不成东西。作为河北贵胄子弟，袁绍凭籍家世、影响、社会地位，周遭关系和固有权势，拥有了相对安定的河北（广义）的统治权。其实他并不知道如何使用和扩大这种权利。他并不能审时度势，采取正确的策略措施，收拾民心，团结部属，发展和壮大自己。他只能一相情愿地决定取舍和行动方向，而不能正确把握自己。这是他官渡之战败北的主要原因之一。 第二、刚愎自负，好大喜功：曹操在中原发展，挟天子以令诸侯，极大地挫伤了袁绍的自尊和荣誉。一向自视甚高的他，以四世三公的望族子弟，不能屈居在一个宦官的养子，小小的司隶校尉之下。因而急欲建功立业，扬名天下，代汉家立言，就是他的现实追求，也是他尽发河北精兵，挥师南下的原因。自以为凭家世、社会地位，就能驾御天下，使万民臣服，四方归顺，是他的如意算盘。但是，中原逐鹿，鹿死谁手？鹿死审时度势，民心归附，策略正确，用人得当，顺应潮流者之手。对于好大喜功，刚愎自负的帝王将相，等待他们的只是穷途末路。 第三、重用屑小，宠信奸佞；腐化享受，纸醉金迷，众星捧月，前呼后拥，是权势和地位的所赐，也是权势和地位的标志，上有所好，下必效之。所以，就有投其所好，以售其奸的小人曲意逢迎，献媚求宠。因此，一般官僚的左右，少敢于直言进谏的君子，多屑小奸佞，古今都是一理。袁绍身边的两个谋臣，审配、郭图，都是妒贤嫉能的小人，根本不可能有什么真知灼见，只能迎合袁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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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phoer.net # H7 ] f9 v! u ，谗言害忠良，报喜不报忧。此所谓“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的根源。言路不开，君主为种种假象蒙蔽，要想耳聪目明，有远见卓识，就成了痴心妄想，那有不败之理？ 第四、用人唯亲，识人不明：用任何人都不如用自己的儿女，亲眷、亲信、部属好，这是中国历代官僚普遍的用人标准。近亲繁植，利益共同，表面的合力下隐藏着深深的矛盾和冲突。不能立法，情面大于法度，情感战胜理智，即不能服众，也不能令行禁止，再好的决策也只能趋于流产。袁绍的爱将颜良、文丑，不能正确领会与贯彻袁绍的战略意图，持勇冒进，骄横轻敌，双方的败北，直接动摇了袁军的军心，长了曹军的锐气。官渡之战的败亡，直接源自于首战的失利。而好酒使性的淳于琼只是因为袁绍的偏爱，担当全军生命所系的粮草管理重任，却因酒误事，以至军粮被烧，三军气馁。此所谓用人不明。而后来长子袁谭和嗣子袁尚的家族内讧，就是摆不平这种亲疏关系，以至遗祸无穷的明证。 第五、患得患失，优柔寡断：因为没有文韬武略，仅凭权势地位驭人，即无谋略，又无才具，因而，内心的侥幸心理，色厉内荏，而不能当断必断，就是其经常的表现。官渡之战的袁绍只是以势众谋胜，即无必胜的谋略，有无必胜的手段和途径，只是凭着一种侥幸心理，来谋求战役的胜利。所以，表面强悍霸道，内里空虚胆怯，就是他的必然表现。患得患失，优柔寡断，使他不敢弄险，采纳许攸建议，率奇兵奔袭许昌，攻曹操所必救，于运动中歼灭敌人，掌握战略主动；而只能消极对敌。一旦优势条件不复存在，军心动摇，袁绍即不能当机立断，力挽狂澜，也不能从容收拾残局，只能是溃逃。 第六、心胸偏狭，气量狭小：有此毛病的官僚，一般喜听阿谀奉承之言，没有容人之量和海纳百川的胸怀。他们惟我独尊，心多猜疑，即不能采纳正确意见，虚怀若谷地从善如流，又不能放手使用人才，使人皆为我所用。因而，他们很难团结大多数人，为着共同的目标努力奋斗，有权有势的时候，小人可蚁附之；树到猢狲散的时候，身边没有一个可以托付重任的人。如官渡之战前，谋士崔琰认为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具有政治上的优势，又正在事业的兴旺点，没有可资敌人寻隙的明显弱点。此时征战，无必胜的把握。气量偏狭的袁绍不但不能虚心接受崔琰的建议，反而疑他长他人志气，灭自家威风，图谋不轨。如此不可与谋大事的主公，岂是崔琰这样有才具见识的人的选择？崔琰只能辞职走人，隐于冀州。 袁绍真正兵败如山倒的时候，身边如林的谋臣战将，无一人是他的死士，都是望风使舵，趋炎附势的人，因此，各为其主，各奔东西就是必然的趋势。失势的袁绍只能成为孤家寡人。 第七、贪苛寡恩，部属离心：由于极端自负、自私，贪婪，刻薄寡恩是这类官僚的共性。他们贪利忘义，不讲信义，对己宽，驭下严。搜刮财富必尽缁铢，却不能推衣衣人，推食食人，广施仁德，普结人心。他们从不知道爱惜部属，关心他们的家庭生活，只是一味索取、要求。因此，除了权势、地位，使他们高踞人上外，他们自身没有任何的亲和力、凝聚力。稍有风吹草动，权势变异，他们就成了部属离心离德的孑然一人。本来，颜良、文丑以下，就数张郃为勇将了。袁绍却不能重用他，只当一般将领使用。在南下进攻受阻，进展不利的局面下，袁绍不能善言抚慰张郃，又不能委以重任，反而要以不尊将令处决他。如此待士，只能使部下离心，促成变故，以人才资敌；反过来自取灭亡。 第八，文过饰非，推诿责任：功劳都是自己的，错误都是别人的。为了掩饰自己的无能，不但不能严于责己，自我批评，反而要巧言令色，文过饰非，仿佛自己一贯正确，从不会有失误。有时不惜牺牲别人来达到自己推诿责任的目的。官渡之战前，谋臣祖涭认为，曹操统一中原，又挟天子以令诸侯，锐气正盛。此时与曹军决战，乃是自取灭亡之道。只喜欢部下顺应自己的意思行事，而听不得忠言的袁绍，非但不能虚心听取不同意见，讨论分析，决定取舍，反而将祖涭抓了起来，以暴力阻塞言路。其刚愎武断，自以为是的毛病至此暴露无余。按常例说，不听忠言，打了败仗，当总结经验教训，虚心求教，亡羊补牢，事或许有可救。但妄自尊大的君主总是把自己的面子、虚荣看得比社稷还重。为了这个面子，为了文过饰非，推诿责任，他甚至敢于杀害实践证明是正确者的部属。而终归逃避不了败亡的命运。 凡此种种，只是历代中国官僚阶层通病之一部。因为大多数官僚不是来自基层，有丰富的社会实践和充分的才干准备，并能审时度势，高瞻远瞩，成就事业；而是来自特殊背景的家庭、集团，依靠着终南捷径和权贵、父兄的庇荫，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成就了自己的功名。所以，官僚阶层的种种劣根性在他门身上必然得到最充分的反映。这是中国历代官僚容易昏聩，腐败，难以代表先进的文化和科学技术，代表先进的生产力和社会发展趋势的根本原因。也是当年黄炎培老先生和毛泽东谈到官僚掌权后周期性病变的根本原因之一。因而，不铲除诞生和培育这种官僚制度的土壤，建设真正的人民公仆的干部队伍，这种病变就难以消除。这就是我们从袁绍官渡之败上吸取的教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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