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定溜溜的城

康定溜溜的城
⊙ 罗达志／文

　　“康定无城已建城，峡谷紧锁康定城”。
　　这是一首广泛流行于康藏地区的民歌，歌咏的是康藏各地的风物地貌。座落于横断山脉的康定，地处“三山鼎峙，二水夹流”之中，层峦峻岭，削壁悬崖。自古以来即为西陲屏障，卫藏咽喉。早在秦汉时代，这里便生活着许多“随畜迁徙，无君长，无聚邑”的游牧部落，他们是羌人中的一支，以从事放牧牦牛为主，汉代的史书上将其称为“牦牛种”。汉武帝时设置沈黎郡，郡治牦牛（今汉源），将其纳入了中原王朝的版图，称为“牦牛徼外”之地。藏语称康定为“打折渚”，意思是达曲河与折多河交汇的地方，汉语谐音为“打箭炉”。后来流传为诸葛武侯南征，遣郭达将军在此造箭──此乃汉族的民间传说。而当地的藏族则谓郭达是个铁匠，武艺高强，为抵抗敌国的入侵,在此造箭，骑青羊御敌于炉城东北的山头，大败敌军后，跨羊踏云而去，从此未归。人们遂命名此山为郭达山，并铸一碗口粗、两丈长的铁箭立于蜂顶，以资记念，又在其设炉造箭之处立庙祭祀。
　　唐宋时打箭炉为羁糜黎、雅等州属地。所谓“羁糜州”，是唐王朝统一了边疆各民族地区后，采取怀柔羁糜政策，在各民族部落首领统辖地域的基础上，设置的地方行政单位，并对各部落首领授以官衔，世代相袭，从而加强了中原王朝与边疆地区的关系。不过，这些羁糜州、县并无城池聚邑，各部落仍是各聚一方，互不统率。那时中原与西藏的联系通道主要是青藏线，即青海西宁至拉萨的路线。到了宋代，由于宋王朝与西北地区的民族之间战争频年不断，阻塞了茶马互市的交通路线。于是茶马交易的重点便渐次转移到西南地区。尤其是明、清以来，汉藏间的民间贸易有了很大的发展。在达曲河与折多河交汇之处，汉藏商人搭起帐篷进行茶市贸易。清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清廷正式在打箭炉设官监督征税、管理藏汉贸易。那时的打箭炉“为蜀西极边，皆番地，乃藏路咽喉”，“今设兵戍守，番汉咸集，交相贸易，称闹市焉”。（清．焦应旂：《藏程记略》）雍正七年（1729年）设置打箭炉厅。从此始有炉城之称。雍正八年（1730年）初建城垣，采用藏族垒砌石碉的方法，依山砌石为城墙，周长145丈，设城门三道。
　　到了干隆二十年（1755年），在四川总督开泰、提督岳钟琪等人的奏请下扩建了城墙，城基周6里余，长1140多丈，高七、八尺至一丈二、三。当时的城址在现在的州法院至公主桥一带。
　　又过了二十一年，一场特大的山洪暴发冲毁了炉城。据《康定县志》记载：“干隆四十一年（1776年）六月，打箭炉连日大雨，二十六日亥时，海子山大水暴发，冲倒南门，城内文武衙署、监狱、兵房冲去数百间，化为石滩，铺户仅存十之二三，淹死兵民无数。”两百年多来，那场山洪留下的废墟成了炉城变迁的见证。民国时期，一首题名为《吊打箭炉废墟》的诗写道：

梦动推天柱，琼池倾怒潮。
狂吞千谷雪，醉撼九重霄。
残照迎蜂白，寒云渡岭消。
故城今何在，旄鬣入风飘。

　　干隆四十二年（1777年）重建新城时，将城址下移了一里多，在折多河两岸的草滩上重建了炉城。沿着河谷的狭长地带，修建了许多建筑物，官家的衙门、驻兵的营房、商铺、旅店、锅庄、街道以及寺、庙、观、堂等等，有五桥连结折多河两岸。隔了十年（1786年），打箭炉又连续发生大地震，城墙倒塌，房舍被毁。其后重建的城墙保持了一百多年，至清光绪二十七年又经整修，设三门。东门称为“紫气门”，后更名为“康定门”，南门为“南极门”，北门为“拱震门”。东北有郭达山，西有子耳坡，东南有跑马山；雅拉河（达曲）自北而来，折多河由南向东，交汇于城东。从而形成三山环抱，二水中流之势。
　　康定之名始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置康定府。“康”在藏语里为边地之意，古代藏族把将丹达山以东视为“康”，取名康定寓有“康地安定”之意。
　　回顾炉城的变迁，不难看出，康定建城以来即是一座多民族杂居的、开放的商贸城市。虽然地处“牦牛徼外”的雪域高原，却与生俱来具有开放性与包容性。多个民族杂居、多种文化兼容、多种宗教信仰并存，多样习俗并行的现象在康藏地区可谓罕见。首先在城市建设上，庙街一体是旧时炉城的最大特色。在3平方多公里的折多河两岸，众多的寺、庙、观、堂鳞次栉比。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以及道教，都在城区建立起自己的宗教活动场所。藏传佛教格鲁派（黄教）的寺庙有南无寺、安觉寺；宁玛派（红教）有金刚寺、益龚寺；萨迦派（花教）有夺扎寺、萨迦寺、俄巴寺；噶举派（白教）有拉姆则寺。天主教有天主堂、修道院；基督教有福音堂；伊斯兰教有清真寺；道教有通元宫、圣諭庙、万善坛、关岳庙、武侯祠、文昌宫、财神庙、三圣祠、太平庙、广生宫、城隍庙、魁星阁、龙王庙、将军庙等等，构成了炉城的一道独特的风景线。这些不同民族、不同信仰的宗教组织共居一地，彼此相安无事，不像康区的其他地方，教派之间经常发生水火不容的斗争。喇嘛寺的诵经声，成为旧时“炉城十景”之一的“乐顶梵音”，为炉城增添了许多雪域的神韵。
　　炉城城市建设的又一特色是桥多。折多河穿城而过，河上架有五桥，连结东西两岸。这五桥自南而东依次为公主桥、将军桥、上桥、中桥、下桥。除公主桥为石拱桥外，其余四桥皆为木结构的廊庭式桥，翘角飞檐，造型古朴，两旁设有长椅栅栏，不仅便利交通，且可避雨休息。站在桥上，但见折多河迎面奔腾，惊涛翻滚，水石相激，白浪如雪，古有“四桥雪浪”之赞，乃“炉城十景”之一，颇有盛名。
　　最值得一提的是公主桥。此桥修建于清同治十年（1871年），原为青石拱桥，横跨在南郊老城墙边的折多河上，为西出炉关的唯一的石拱桥。民间传说是唐代文成公主进藏时所修，实乃附会之说，不过却朴素地表达人们的良好意愿。当年文成公主入藏的故事，千百年来在藏汉群众中广为流传，其深层的涵义在于颂扬汉藏之间源远流长的民族情谊。历史上，中原王朝与边疆各民族首领和亲联姻的故事不胜枚举，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看来，和亲政策是有其进步意义的，客观上促进了民族间的友好关系，加强了经济文化的交流，也缓和了民族之间的矛盾，联姻做亲戚，总比兵戎相见要好得多。在历代的和亲故事中，昭君和番算是知名度极大的了，可是“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而文成公主的入藏却传为美谈，以致民间衍化出许多附会传说，“公主桥”的命名即是如此。同治年间建成的这座石拱桥，当时藏族人称之为公曲尚巴，汉族人讹称为公主桥，并且附会文成公主的故事，流传开来。日久以讹传讹，约定成俗，公主桥便成了正式的桥名。
　　除了上述的城区五桥外，在南郊折多河与榆林河的会合口，还有一座驷马桥，因其初建时为四支木马架设的藏式木桥，年久遂以此命名为驷马桥。其后，地以桥名，亦谓其地名曰驷马桥。
　　在雅拉河（达曲）上，最有名的是北郊的二道桥，始建于清干隆五十七年（1792年），名为通天桥。其余的几座木桥规模不大，勿须赘述。
　　解放以后，，折多河上的六座桥与雅拉河上的五座桥经过多次改建，均建成为永久式的钢筋混凝土桥或石拱桥，并在城中心的州大礼堂前的折多河上，新建了一座双曲拱钢筋混凝土大桥，更加完善了城市的交通。

锅庄是旧时炉城特有的行业，全国独此。《康定县志》说：锅庄“是炉城早期城区主要建筑，几乎占城市建房面积的一半。”所谓“锅庄”，乃是炉城在发展成汉藏商贸中心的过程中形成的一种新兴行业，集办事处、交易所、中介机构、货栈、运输站、旅舍等多种功能为一体。早期来炉的藏汉商人，往往在折多河两岸就地支搭帐篷，互市交易，埋起锅桩造饭，。随着商贸的发展和需要，逐渐在此地建筑房屋，作为交易场所，同时也承担着为土司“差务供应”的任务，具有明正土司驻炉办事处的功能。日久，便有了锅庄之名。当时的炉城建设，官府并无统一规划。锅庄各自圈地，建造房屋，其布局多为一进几院，占地宽阔。据记载，包家锅庄占地6800平方米，建房面积5790平方米，一进四院，还有花园、果园、菜园、转经楼、经堂、书房，等等，一应俱全。炉城民间流传的“四十八家锅庄”的说法，实有其事。到了民国时期，在传统的四十八家锅庄之外，又有了新的发展。椐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的统计，炉城先后共有锅庄74家，其中的16家因业务衰落而停业，实有58 家。至解放时的1950年，尚存43家。这些锅庄大多座落在子耳坡山脚及城边附近，从下桥巷至诸葛街，从铁门坎、大院坝至白土坎，从将军桥至南门一带分布着大大小小的锅庄建筑，构成了炉城早期的城市景观。

由于地势的限制，旧时的炉城，街狭巷窄，俗谓：“一进城门三倒拐”，便是那时的形象写照。就在这曲巷窄街上，店铺林立，商贾辐辏。内地的边茶、百货、布匹、绸缎、铁器、瓷皿、粮食、烟草，康藏的山货、皮毛、鹿茸、麝香、贝母、虫草、黄金等等，都在此进行交易。形形色色的茶楼、酒肆、餐馆、面店小吃也应运而生。各地来炉的商人以籍贯地域或经营范围结成的商业行帮，多达二十多个，其中老陕帮、云南帮、川北帮、成都帮、重庆帮、邛州帮、雅州帮、汉源帮、建昌帮等为按地域结帮；按经营范围结帮的有茶业帮、金香帮、府货帮、银钱帮、纸瓷帮、草烟帮、干菜帮、制革帮、等等，不一而足。造成了这座边城一时的繁荣。

民国时期，先后建起了三所师范学校、一所中学、以及商、农、医职业学校，至于小学，城区则有五、六所，甚至还有图书馆等文化设施。这布局一直维持到解放，康定算是初具了城市的规模。

如今的炉城，屡经扩建，已是旧貌换新颜。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在统一的城市规划下，拓宽了街道，改建了路桥，整修了河堤，新建了居民点。融合了汉藏建筑风格的高楼鳞次栉比、错落有致地排列在折多河与雅拉河畔。在三山环绕中，索道、长廊、亭阁、广场，以及那闪灼的霓虹灯与汉藏文字的店招，为炉城增添了高原古城的神韵；雄峻的山川与独特的景观，成为世人向往的旅游胜地。

康定无城已建城，三山二水胜畴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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