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文明衰落新解

廖红丁 · 发表于: 2008-5-29 11:32:25

三星堆文明衰落新解

廖红丁

[摘要]

本文以全新的视角对三星堆“祭祀坑”中的种种令人不解之谜和三星堆文化衰落的原因作出了新的解释,提出了新的观点。

[关键词]

祭祀坑；青铜器制作；奴隶；起义

我们现在知道古蜀有非常高的文明，发达的青铜冶铸、玉器制造和黄金制造等技术以及那与中原地区那么不一样的风格，文明表现形式和文化内涵，基本上都源于1986年那一次惊人的大发现──三星堆的两个大“祭祀坑”。它们的被发现将古蜀推上了中华文明的另一个中心位置。但是，令人十分不解的是这两个“祭祀坑”中的器物都是被砸毁并被焚烧后掩埋了的。而这些器物都是非常贵重和制作精美的金、玉、青铜和象牙等。古蜀人为什么要如此对待对于他们来说十分贵重和神圣的器物？是古蜀人自己干的吗？如果不是古蜀人自己干的，又会是谁干的呢？值得注意的是，三星堆古城自此以后被废弃，三星堆文化从此过渡为十二桥文化。古蜀的青铜文明也从其顶峰开始走下坡路，在这以后再也没有达到三星堆辉煌灿烂的青铜文明的高度。

1986年在广汉三星堆发现的两个大“祭祀坑”，其中一号坑为长方形土坑，口大底小，坑口长4.5-4.64米，宽2.3-3.48米；坑底较平，长4.1米宽2.8米，深1.46-1.64米。坑的四角基本为正东、西、南、北方向。坑内填有黄褐色五花土，经层层夯实。

一号坑内出土有金、玉、石、骨、陶、象牙等质料的文物300余件以及海贝和3立方米的骨渣。据发掘者根据现场情况分析，埋入的器物是按一定次序投入的。其中玉戈、璋等形制教大的玉石器主要在东部坑壁的东端；玉凿、玉锛、石斧等形制较小的放置在坑的西南；大型铜器如人头像、人面像、铜尊等主要分布在坑的西南部；象牙主要在坑的中部；金杖则出土于坑的中部偏西。出土器物的类型主要有，青铜器：跪坐人像、头像（可分三种类型），爬龙柱形器、虎形器、罍、尊、盘、器盖等；金器：金杖、面罩、虎形饰；玉器：璋（有四形）、戈（三形）、凿（分六形）、锛、瑗、锄、斤、匕、斧、佩以及石器、象牙、海贝等。

二号坑也为长方形，坑壁微斜，长5.3米，宽2.2-2.3米，坑口至坑底深1.4-1.68米，坑底长5米，宽2-2.1米。坑底西南高，东北低，坑内填五花土，填土经夯打。

根据发掘现场情况分析，坑内的遗物投放也是有一定先后次序的。表现为三次投放，因此遗物亦可分为三层：下层主要为大量的草木灰烬、碳屑、小型青铜器、青铜兽面、青铜树枝、玉石器及大量的海贝等；中层主要为大件的青铜器，如大型立人像、太阳器、大型人面像、人头像、树、尊、罍等；上层则为60余枚（节）大盎门齿纵横交错在一起。这些遗物在清理时，大部分都杂在灰烬骨屑里，并留下明显的烟薰火烧痕迹。其后再投入大型的青铜容器、青铜人像、头像、人面、树座等；最后放入象牙。大青铜立人像腰部断成两截，分别位于坑的中部和西北部。……头像和面像尤其是人面像，大部分被打坏或烧坏。[1]

很显然，这两个“祭祀坑”里的器物都是人为投放进去的，并且是有意破坏以后掩埋的。而且这两个坑里的东西都是非常贵重，非常神圣的器物。在生产力不发达的古蜀时期这些器物可以说是他们所有的大部分宝贝，也是他们的主要精神寄托。但是，他们为什么要毁坏这些宝物并且掩埋它们呢？是古蜀人自己干的这件事吗？关于这个问题，确实给大家带来了很大的疑惑，学者们提出了许多的假说，这些假说是：

1、“祭祀坑”说。这是目前学术界占主流的认识。并得到众多同行的认可。该说认为两坑是三星堆古蜀国民进行祭祀后的遗迹。其中包括“燎祭”与“瘗埋”的过程，即将祭物用火焚烧后埋葬。致于祭祀的对象则为天、地、山川及祖先神祗等。

2、“厌胜”说。这种说法出现较早，其比较注重青铜像和神树是被毁掉后埋掉的──对这奇特现象，从民族学材料入手，从古代巫术的概念出发，认为这些神像“不灵”而加以打击、虐待、丢弃或烧毁，以此来刺激灵物。在此基础上，“厌胜”论者还进一步推测“厌胜”活动与蜀地洪水及战乱有关，并而联想到古蜀世系中的杜宇、开明氏的政权更迭。[2]

3、鱼凫灭国器物坑说。该说认为这两个坑是古代四川最初王朝更替的结果，即鱼凫被另一新兴势力杜宇所灭，鱼凫族最后的王及其宗族被杀，其王杖等宝财被烧毁埋葬（一号坑）。他们的宗庙被捣毁，其以祖先蚕丛像为主的众神像、礼器等被打碎、烧毁后“抛入随意挖的小土坑内”（二号坑）埋掉。这即如《国语.周语》中的“入夷其宗庙，而火焚其彝器”的写照。

4、窖藏说。此说以彭县一带多次出现巴蜀时期的窖藏器物和三星堆遗址内有几个玉器窖藏为据，并指出一、二号坑的器物放置与坑的形制和中原祭祀坑不一致，认为可能是因灾祸骤起，主人弃窖而落荒而逃走；其时代背景当在杜宇和开明交替之间。这一说法实际上是对本世纪70年代冯汉骥先生对广汉窖藏坑说法的继承和发展。

5、“庆胜”埋葬坑说。该说认为这是杜宇灭掉鱼凫后，杜宇氏用战败国鱼凫的社树、社神和所用的礼器来祭祀自己的祖先而专门设立的祭祀坑；而且两坑为同一时代，均在殷末周初。至于两坑的器物、器形的不同，是杜宇氏在“庆胜”埋葬时曾有所区别有关。[3]

6、“蜀王”大葬墓”说。该说认为，由于一号坑内发现有大量烧骨，提出两坑的埋葬乃“死于非命的蜀王”；但该说对于蜀人行火葬以及埋葬形制等方面，却未见有力之论证。[4]

此外还有“器物坑”说、“埋葬坑”说以及“宗庙破坏”说等，都和上面诸说大同小异。

笔者认为以上诸说都不能圆满地解释这两个“祭祀坑”里的种种谜团，如：为什么这两个坑都是事先挖好的，它们是做什么用的？或者说它们原来准备是做什么用的？为什么坑里的器物都是被破坏了以后才丢入坑里呢？这两个坑是同时形成的吗？难道这些器物都是古蜀人自己所掩埋的吗？如果不是他们自己埋的，会是谁呢？会是敌国的人干的吗？

要了解这两个“祭祀坑”的秘密首先应当知道这两个“祭祀坑”是预先挖好的还是临时所为。在考古发掘时我们已经知道在挖掘这两个坑时都是作了精心准备的，如一号坑有严格的方向，有墓道，两个坑都经过夯实。很明显，这两个“祭祀坑”都是预先挖好的。

显然，“厌胜”、“庆胜”、“窖藏”、“蜀国灭国器物”、“蜀王大墓”等说法对此都不能作圆满解释，如果按照以上假说，掩埋者完全可以随便挖个坑埋掉了事。那么掩埋者会不会刚好利用古蜀人挖好的这两个坑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呢？符合这个假设的就只能是掩埋者与古蜀人不是同一种人。首先我们来看看“厌胜”说，如果真是古蜀人认为这些神像不灵而要对其加以毁弃，他们未免也太大方了吧，如果这些青铜雕像是他们的列主列宗，那就更不可能了，世上没有一个民族会对其祖先下如此“毒手”的，所以，当后面的事是不可能发生的时候，那么，前面预先挖好坑就当然也是不可能的了；其次，“庆胜”说会不会呢？当然也不会，胜利者对敌人的重器应该是作为战利品而不是毁掉，哪怕是敌人的礼器，何况在金、青铜都十分贵重的古蜀时期，何况，胜利者更不可能精心挖一个坑来庆祝他们的胜利吧；再其次，“窖藏”说的可能性更不存在，“窖藏”东西当然是为了以后再用，哪有将以后要用的东西砸碎、火烧后再“窖藏”呢？既然窖藏的目的都不存在，那么，为窖藏而精心挖坑就更不可能；再再其次，“鱼凫灭国器物”说，此说认为是四川最初王朝更替的结果。这也是不可能的，因为，一是胜利者即使不用失败者的祭主礼器，也不会把这些贵金属抛弃不用，何况有些掩埋物并非是礼器，二是掩埋物显然是分别属于两个族属的，我们已经知道古蜀王国是由两个族属的人联合而成的，[5]如果真如该假说认为是杜宇灭掉鱼凫的话，鱼凫是氐羌族系的，杜宇被认为是濮越族系的，而被掩埋的祭祀物里又被认为是以上两个族属的器物都有，那么，杜宇怎么会砸毁、掩埋代表自己祖先的器物呢？不会埋葬自己祖先的神像，当然也就不会预先挖坑了；最后，“蜀王大墓”说，该假说也站不住脚，首先，三星堆遗址地区到现在为止并没有发现有大墓，没有大墓，当然也就不可能是为了给某位蜀王陪葬，其次，如果那些青铜人头像都是古蜀人的祖先，并且有一位还是最早的祖先（蚕丛氏），那有后辈用自己祖先来陪葬的呢？不会预先挖坑的理由同上。最后，火烧陪葬品一般都是烧掉死者生前的常用物品，而不是烧掉显然是用来祭祀用的礼器，更不会去烧自己祖先的神像。那么，以上假说都不可能话，“祭祀坑”说是不是站得住脚呢？

笔者认为“祭祀”说也是站不住脚的。一是祭祀者怎么可能将自己的祖先砸毁了来进行祭祀呢？二是怎么会两个族属的人都会这样来祭祀呢？他们的宗教观会刚好一致吗？三是在古蜀那样生产力低下的时代，他们会将如此贵重的器物这样处理吗？该假说显然不具有充分的说服力。如果以上假说都不成立，而“祭祀坑”却又确实存在，是怎么回事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还是要先回到这些掩埋的器物是怎么制造出来的，由谁制造出来的这个问题上。

廖红丁 · 发表于: 2008-5-29 11:34:13

古蜀的青铜器冶铸应该开始于夏末商初，在宝墩文化和鱼凫文化中，我们从来没有见到有铜器发现，也未出土过炼铜炉、坩锅、铸型、炼渣等与铜器有关的遗迹和遗物。[6]因此，古蜀的青铜冶铸技术应该来源于成都平原以外的地方。当时中国在三星堆文化分布及四川地区以外，夏代前后有两个早期铜冶铸的中心，一是黄河中下游地区，一是西北的甘青地区。根据学者们的考证，成都平原上的三星堆文化遗存发现的青铜冶铸技术应该来源于中原地区，或者是受到了中原地区的很大影响。[7]学者们在对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进行从青铜器的合金成分、铸造方法、铸造工艺、铸后加工、施纹工艺等方面进行分析后得出结论。三星堆文化的青铜冶铸技术是在中原地区二里头文化和商文化的影响下而发生，并自始自终得到了中原二里头文化和商文化的影响和制约，所以三星堆器物坑青铜器表现的合金成分、铸造方法、工艺原则、铸造工艺和装饰工艺，才体现了与中原地区商文化青铜器基本一致的总体趋势。[8]

在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数量巨大，其重量在一千千克以上，这还仅仅是古蜀人在三星堆其宗庙里所用的青铜器，古蜀人的青铜用量肯定要比这个数量大得多。我们知道，成都平原周边地区没有铜矿床，（最近有报道称在彭州市和龙门山发现了古铜矿床，但还没有得到是否与古蜀人有关的确认。）特别是没有制造青铜器所必需锡、铅矿。经曾中懋先生（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中的铅进行同位素科学测定，证明其来自于云南。我们也知道，云南省铅、锡和铜矿的蕴藏量都是非常丰富的，三星堆遗址发现的青铜器所用的原料应该是来自于云南。我们也知道，青铜器的成品与原料之比至少在1：5甚至到1：20以上，考虑到古蜀时期的冶铜技术水平有限，这个比例应该取偏大一些的1：15。也就是说只是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器就需要原料在15吨以上。再加上古蜀在兵器、生活用具、生产用具和其他较小的祭祀场所所需要的礼器、祭祀品等上的需要，古蜀每年至少需要几十吨青铜制品，换算成原料就需要近千吨。在古蜀时期，成都平原与云南的交通条件是非常困难的，不但道路条件艰难，路途遥远，运输也只能人背马驮，个别地方才可以船运。想一想共和国用了多大力量才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修通了成昆铁路，就应该明白在古蜀时期他们有多难！这样庞大用量的青铜原料如果用人力来运输，假设平均每人背75千克，就要10000人才能运输古蜀每年所需的750吨原料，这些运输的人员每年平均运输2趟，就需要5000人。还不算为这些运输人员提供后勤服务和安全保障的人员，不算开采和冶炼、加工的人员。如果把这些人员全都算上，保守一点计算，古蜀光是为了取得青铜制品就需要20000人以上。以三星堆这样大规模的“城池”，再加上制造玉器、陶器、石器、修房子、城墙等各种建筑物以及农业生产的人员，古蜀需要的劳动力至少要在20-50万人以上。而这些人中有许多应该是奴隶。我们在三星堆和金沙遗址都曾发现过双手反绑的跪坐石质或铜质的人像，这些造像的发型显然与其他的青铜人像造型不一样，而面像或无双眼或做呲牙裂嘴瞪眼像，与古蜀的两大平等统治族属氐羌族和濮越族显然不是同一族类。关于这些奴隶的来源，笔者认为应该是古蜀在为了取得云南的矿物资源，必先打同川云之间的交通，其间的土著和云南的土著应该就是古蜀人所虏掠的对象。从三星堆出土的那几尊奴隶造像可以发现他们与古蜀人像貌、发式等都有明显的不同，而古蜀人的周边地区只有川云间和云南地区有为古蜀提供大量奴隶的可能。因此，可以得出结论，古蜀时期需要大量的奴隶劳动，而这些奴隶主要来源于川云间或者是云南地区。后来，在公元前316年秦灭蜀后，蜀的部分人经川云通道逃到了越南北部，他们在那儿继续生存了下来。在越南北部红河地区考古发现的瓯骆国，越南历史上也称蜀国的玉璋等器物与古蜀的器物惊人相似也说明了这一点。这也间接证明了古蜀人对川云间的陆上通道是非常熟悉的。

这些奴隶被虏掠到成都平原来以后，就开始了他们悲惨的命运，他们要为奴隶主开荒种地，修建各式房屋，修建防洪设施，还要为奴隶主开采、运输和冶炼各式青铜制品，要为奴隶主制造各式金器、玉器和陶器，甚至还要在重大的祭祀礼仪上充当牺牲品或陪葬。他们完全没有人身自由，只是奴隶主的工具和财产。而这些奴隶在沦为奴隶之前，有些人说不定还是本地的奴隶主或者头人呢。

所以说，通过三星堆遗址的发掘，我们知道古蜀应该至少有三类人群存在，即源于氐羌族系的人、源于璞越族系的人和来自云南或者川云间的奴隶，他们的族系与上述两个族系的人不同，而且来自川云间或者云南的奴隶的数量还不少。但这些奴隶的存在却被一些学者所忽略了。

又据专家考证，三星堆的那两个“祭祀坑”是同时（黑体字为笔者加黑）掩埋的，而坑中的主要器物的制造年代虽然不尽相同，但其掩埋年代应当是一致的，其时间不会晚于商代末期。而三星堆两个器物坑彼此相对年代关系的确定，器物坑与三星堆遗址的年代关系的确定，对我们认识三星堆器物坑的埋藏性质具有重要的作用。[9]

那么，三星堆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笔者认为一定是发生了一次大规模的奴隶起义或者造反事件，就是这次起义造成了三星堆的衰落。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当时三星堆是古蜀人的政治、文化和经济中心，那里有古蜀人的大型宗庙，因为古蜀是由两个平等的族属组成的，所以在三星堆应该有两个族属各自的宗庙，宗庙里供奉有各自族属的列祖列宗。每年古蜀人都要举行多次大小不等的各种祭祀仪式，这是古蜀人祈求祖先和神灵保佑风调雨顺、祛病消灾、战胜敌人、团结族人的神圣仪式。在一些重大的仪式上甚至可能杀活人来祭祀。在某一次大型祭祀活动前，两个族属的人在各自的宗庙前各挖好了一个大坑，准备要杀活人祭祀，而这些活人当然只能是奴隶了。但这一次，奴隶们在知道自己的命运后，当然不甘心，于是在一位奴隶（这位奴隶有可能原来是一位其部落的头人，甚至有可能也是一位自己族属的奴隶主。）的带领下，在古蜀人的祭祀仪式开始前，提前造反。他们捣毁了古蜀人的神庙，将他们平时最痛恨的古蜀人的祖先──青铜头像和神庙里的各种祭祀品砸烂，抛入本来是用来杀祭他们自己的大坑里并点火焚烧。这两个“祭祀坑”相距大约三十米远，正因为它们是分属古蜀两个占统治地位族属的神庙的，所以这两个坑应分别距所属的宗庙较近，奴隶们当然会就近将古蜀人宗庙里的器物抛入坑中，这也就是为什么“祭祀坑”里器物的风格有差异的原因。再因为古蜀人宗庙里的祭祀品摆放是有一定顺序的，奴隶们在搬运这些东西时应该是由外及里，由小到大，由易到难，这也解释了“祭祀坑”里的器物似乎有分层、分次现象的原因。

奴隶们在干完这一切以后，当然不可能继续留在成都平原，而是一路杀回了自己的老家。这也就是为什么古蜀在三星堆文明以后其青铜文明突然衰落的原因。首先，古蜀人自那以后被迫断绝了青铜原料来源的通道，因为这些奴隶们的家乡正好是在古蜀取得原料的必经之路上，奴隶们回去以后决不会再允许古蜀人轻易地从其地盘通过，而且，奴隶们通过接触较他们先进的古蜀文化、技术以后，比原来要强大得多了，较原来更有能力抵御古蜀人的再次进犯。而没有了原料，古蜀人当然就不能再铸造像三星堆那样精美、庞大的青铜器物了；其次，奴隶们的造反必然会给古蜀带来极大的冲击，必然造成古蜀社会的剧烈动荡，有可能原来处于优势地位的某个部族的头领在这次奴隶造反中丧命，而这个部落因此一蹶不振，从而多个部族开始了互相争斗，并进一步造成了古蜀的衰落。《华阳国志》里只记载有周灭商时巴曾派兵支援而未见记载蜀派兵支援也可间接证明蜀那时已经衰落了，他们因“国力”衰落而无力支援或者自己内部四分五裂而无暇顾及，这从紧接三星堆文明的金沙青铜文明（金沙文明在三星堆文明前就已经存在，但三星堆文明衰落后金沙文明并没有随之衰落，而是有一定的发展。）显然比不上三星堆的青铜文明辉煌也可以看出；最后，奴隶们的造反也必然会杀死一些熟练的工匠，破坏一些生产工具，也有可能有一些熟练工匠本来就是奴隶，他们也乘此逃亡了。

笔者认为，在进入阶级社会以后，阶级矛盾是必然存在的，有时也是非常残酷的，他并不因政治需要而被淡化，被忽略或者被强调，被放大。在西方有被记入史册的斯巴达克斯奴隶起义，而在中国至今为止还没有任何文字记载过古代的大规模奴隶起义，也没有发现过任何古代大规模奴隶起义的历史遗迹。不是没有发生过，而是没有人记录过，也不是没有发现过，而是没有认识到。如果三星堆遗迹真的是一次伟大的奴隶起义给我们留下的遗迹的话，从这一个角度来说应该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大发现。因为它不但让我们发现了古蜀高度发达的文明，那么不同于中原地区的青铜、金器的艺术造型和包含其中的文化内涵，他还让我们知道了古蜀发生过的一次剧烈的社会动荡。看着那“祭祀坑”，仿佛把我们带入到那个发生社会激烈动荡的场景，成群的奴隶高举着各式各样的武器、劳动工具甚至石头扑向古蜀人的宗庙，将古蜀人供奉的神和祖先撤下来砸碎，欢呼着抛进本是为他们准备的“祭祀坑”中烧毁、埋掉。他们烧掉一切他们可以烧掉的东西，砸毁一切他们能够砸毁的器物，杀死平时给他们带来痛苦和死亡的主人。奴隶们的起义造成了古蜀的衰落，使古蜀从辉煌灿烂的青铜文明顶峰跌落，并再也没有恢复。

三星堆“祭祀坑”的发现为我们填补了这方面的历史空白，让我们看到了一次严重的社会对立产生的社会动荡和这次动荡带来的严重后果，为我们带来了一次鲜明、生动的奴隶起义的实证。现在怎么评价它都是不为过的。

2008年3月17日于成都红运花园

[1]屈小强、李殿元、段渝主编：《三星堆文化》。

[2]参见林向：《蜀酒探源──巴蜀的‘萨满文化’研究之一》，《南方民族考古》1987年第一辑。

[3] 胡昌钰、蔡革：《鱼凫考──也谈三星堆遗址》，《四川文物》1992年《三星堆古蜀文化专辑》。

[4]屈小强、李殿元、段渝主编：《三星堆文化》。

[5]参见孙华、苏荣誉：《神秘的王国》。

[6]同上。

[7]同上。

[8]孙华、苏荣誉：《神秘的王国》。

[9]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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