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的学术与文学艺术

学术传承文苑风流 古代巴蜀人很早就使用一种表意的特殊符号，如考古发现中见于殷商时期的广汉三星堆遗址出土陶器、石边璋和成都十二桥遗址陶纺轮上的一些刻划符号，可能具有表意文字的某种功能，它与战国时期巴蜀青铜器上的图语和文字有某种渊源关系，是同中原的殷周甲骨文和金文都不同体系的另一种表义符号或文字。

在战国时期的铜器上，常见一些个体或成组的图像符号，在个别陶纺轮上、木梳上、漆耳杯上也有图像符号。据统计，已见的单体符文150余个，成组的有一定意义排列组合的约有200余个。另外，在郸县独柏树、张家碾、万县新田、峨嵋符溪、新都和湖南常德出土的几件战国晚期铜戈上刻有类似于方块字（现在已见的不同形体的这类方块字有50多个）的成直行文句的铭文，此外还有大量铜石印章上的刻划图符。以上图符和文字，现在均无法认识与音读，学者之间有一些探索性的研究，但至今还没有取得一致意见。但可以肯定的是，目前这些图符或文字均只见于春秋晚期、战国时期和秦汉之际，是不同于汉字系统的另一种古图符或古文字系统。《蜀王本纪》说“蜀左言，不晓文字”。这话有正确的部分，也有不确的部分。从上述的已发现的考古材料来分析，古代巴蜀地区很可能是有过与中原地区不同的语言，即与中原的语言相“左”。而巴蜀先民所“不晓”的 “文字”只是汉字，巴蜀先民很可能有自己独立的不同于汉字系统的另一种方块表意文字系统。

先秦时期，在中原文献里很少关于巴蜀早期学术情况的记载。在中原人的眼光里，巴蜀是“西僻之国，戎狄之长”，文化僻陋。实际上，巴蜀有其独特的文化成果和学术特点，只是不为中原所知罢了。以三星堆出土文物为代表的文化遗物在艺术造型是富于奇特想象；从关于巴蜀先民的远古传说到今日土家族傩舞面具都是以夸张为特点；神奇诡异的古代文献《山海经》中的《海内经》和《大荒经》已被学术界公认为反映古代巴蜀人的作品；老子见关令尹于成都青羊肆的传说；苌弘入蜀化为碧血的传说等等，都具有鲜明的浪漫奇特的思维和浓烈的道家仙化意味，这些都说明古代巴蜀存在着与中原文化不完全相同的另一个文化传统。但也应该承认，先秦古蜀“左言”，未普遍使用汉字，无系统学术，至今仍未见到秦以前的原始的文献材料，只知道有口耳相传的祖先神话和巫术式的巴蜀图符，其精神形态并没发展到理性的程度。

到秦汉时期，巴蜀地区学术文化与中原逐步接轨并逐步融入中原文化，“言语颇与华同”。汉初文翁兴学，使蜀地精神文化产生了质的飞跃， “文翁倡其教，相如为之师，其学比于齐鲁”。两汉时期全国文化最发达、所出书籍和博士、教授、公卿等人才最多的地区是齐鲁梁宋地区、关中平原、成都平原和东南吴会四大地区，巴蜀是其中之一。西汉时，蜀中出现了名冠天下的“汉赋四大家”：司马相如、严君平、王褒、扬雄，“以文辞显于世，文章冠天下”。这四大家在学术上也各有成就，司马相如是文字学的大家，曾写作《凡将篇》；扬雄是百科全书式的大学问家，仿《易》著有《太玄》，仿《论语》著有《法言》，仿苍颉文字著有《训纂篇》，仿《尔雅》著有《方言》。严遵（君平）是道家大师，在蜀中著有《老子指归》。相传汉代郭舍人在蜀中注《尔雅》，乐山乌龙寺有尔雅台遗迹。当时，巴蜀最发达的学术是辞赋、黄老学和文字学，均有巴蜀自身的区域特色。到东汉时期，巴蜀仍是文化发达的四大重点区域之一。“三蜀”所出的见于记载的学者总数达到83人，而其中广汉郡人数又最多，达46人，超过了蜀郡。从文化的内涵看，习经之风已广被巴蜀，经学占有主要地位。在经史子集四部著作中，经学著作所占比便达36．84％，比其它三部为高。东汉时期史部著作比例达23．58％，虽比经学著作数量少，但在全国四大文化发达中心区域中，巴蜀史部著作比例占第一位，说明巴蜀史志独称发达，是巴蜀文化的一大特色。这一特色在魏晋以后更加鲜明地突显出来了。谯周、陈术、来敏、孙盛、李尤、陈寿，均是著述巴蜀古史的名家。蜀汉末西晋初的巴西郡安汉（今南充）人陈寿著《三国志》，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四大良史之一。东晋常璩著《华阳国志》，从历史地域学的角度，一对巴蜀历史作了全盘整理和总结，是中国第一部集大成的地方史志著作。直到宋代的著名史家范镇、范祖禹、李焘、李心传，都继承了“蜀重史学”的传统。

西汉时期的文翁兴学是巴蜀地区教育与文化事业的壮举。文翁是汉景帝时的蜀郡郡守，他为诱进巴蜀教育，一面派有才华的青年张叔等10余人到京师学五经和律令，一面又在成都市中修起“学官”，招收“学官弟子”。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所地方政府兴办的官办学校，其办学的成功经验，被汉武帝推向全国，形成地方官学制度，以后历代相因，发展成为我国的地方官学和书院制度，这是文翁在教育史上的一大创举。

成都“学官”因为以石为墙，当时称为“石室”或“石室讲堂”。讲课的办法是“升堂入室”，只有“入室弟子”才有资格在室内列坐于师前，听其亲口传授。汉画像砖《传经讲学》图就生动地描绘了当时这种讲学的情景。而一般不够“入室”资格的学人则在室外堂前听入室弟子转授，达到一定学业程度，才能登堂而后入室。

石室地址在今成都文庙前街石室中学。此处两千多年来一直办学，未有中断。汉为郡学，唐宋为府学，元代改为书院，清末改为中学，四川著名学者郭沫若、王光祈、李一氓、李劼人、蒙文通、魏时珍等都出自于该校。两千多年同一地址办学不断，这是全世界仅见的一例。

石室之旁建有周公礼殿，供生员祭拜周公及历代先贤。唐代以后，因政府令各州县均在学官旁立孔庙，石室之旁的周公礼殿就逐步演变为孔庙。石室变为府学，到宋代成都府学规模甚大，居全国首位，“举天下郡国所无有”。明清时代，巴蜀孔庙和学官制度更加普遍化，各县都有。今存的德阳孔庙和富顺孔庙是现存的全川规模最大的文庙。为尊崇儒学，后蜀曾在孔庙将儒学九经刻于石上，当时有石数千块，是我国古代刻经最多，而且唯一有注文的规模最大的石经，这就是著名的“蜀石经”。“蜀石经”在宋代末年就已大量散失，如今尚存的蜀石经的刻石仅存残石八块。

唐宋时期在官学之外，地方贤绅大夫开始出资兴办书院。“官学”称为“州县之学”，书院称为“乡党之学”。但地方才俊普遍重视书院之学， “其田土之赐，教养之规，往往过于州县学。”所以，书院自唐宋起，逐步变为对教育事业贡献最大的阵地。全蜀最著名的书院是宋代理学家魏了翁在今蒲江所建的鹤山书院，其藏书超过宋代国家崇文馆的藏书规模。他先后又在今泸州、邛州、眉州分别建修鹤山书院，“开门授徒，士争负笈从之，由是蜀人始知义理之学”。

明清时书院制度进一步发展。最著名的是清同治时，四川学政张之洞在石犀寺旧址创办的尊经书院。尊经书院由著名学者、今文经学家王阁运担任山长，主持讲席，教学内容学兼中西，既有经史小学诗古文辞等传统典籍，又有经济、科教、文化等方面的西学著述，一时学风大变，八股文被取缔，旧式书院的陋习被革除，变成一所经世致用、崇用达本的新型学校。尊经书院创办28年间，为近代四川文化的勃兴培育了一批新旧学兼通的人才，如旧经学的终结者廖平、戊戌变法六君子之一的杨锐、“新学巨子”宋育仁、立宪派领袖蒲殿俊、罗纶、著名民主主义革命家张澜、辛亥革命舍身炸清重臣良弼的彭家珍、“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吴虞、著名学者文人吴之英、张森楷、谢无量、傅增湘、林山腴等人物，皆出自尊经书院。

甲午战后，随着全川新学的兴起，尊经书院向新式学堂转化。1901年由尊经书院、锦江书院、中西学堂合并改组为四川省城高等学堂，这就是今天四川大学的前身。

四川大学不仅是一所实行近现代教育制度的高等学院，也是一所有两千年办学渊源和继承蜀学传统的高等学府。今日的四川大学则由原四川大学和成都科技大学合并而成，是全川面向新世纪的最大规模的大学。

在巴蜀古代学术史的发展中，宋代蜀学的昌盛，标志着巴蜀文化在汉代之后发展到又一高峰。北宋学者吕陶说：“蜀学之盛，冠天下而垂无穷”。元代学者虞集也说过：“吾蜀文学之盛，自先汉至于唐宋，……非它州之所能及”。这是宋代蜀学鼎盛的写照。宋代蜀学最初的含义是指理学中与关学、洛学和闽学相对立的蜀中学派，后来逐步泛指宋代巴蜀地区的各种学术。

宋代蜀学有下列特色：一是巴蜀为宋代理学发生和传播的重要地区。宋初，普州崇龛（今安岳）人陈抟的学术融儒、释、道为一体，开启宋代三教合一的潮流，传学周敦颐、邵雍，成为理学实际上的开山祖师。北宋理学家多到巴蜀治学和讲学。程颢、程颐曾游学巴蜀。其再传弟子张栻，号南轩，绵竹人，是宋代理学的“一代学者宗师”，他后来入湘讲学，创建了著名的湖湘学派。他的学生又从湖湘受其教，“南轩之教，遂大行于蜀中”，成为蜀学一派。今其家乡绵竹有南轩祠和南轩中学，永作纪念。南宋理学大师魏了翁，蒲江人，世称鹤山先生，其一生著述宏富，讲学授徒，弟子遍及天下。他是集宋代蜀学大成的杰出人物，其学被称为鹤山学派，’ 为宋代蜀学的鼎盛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至今仍存于蒲江高桥的魏了翁祠的魏了翁衣冠墓，是后人为纪念他而修建的。

二是“《易》学在蜀”，治《周易》的传统从汉严遵、扬雄开始一直在巴蜀流传，在宋代涌现了一批成就很高，对后世影响很大的《易》学家。如普州陈抟，陵州龙昌期、涪陵谯定、临邛张成行、资州李石等都是著名的《易》学家。就是下层民众也多有学《易》、治《易》的隐士。程颐、程颢在成都肆上曾见到一位手拿《易》的篾叟，一边读《易》，一边卖篾箍桶。二程非常惊异，而篾叟则用《未济》卦一问把他们难住，使他们忽然开悟。程颐后来对弟子感叹地说：“《易》学在蜀耳，益往求之？”程颐在今涪陵留有“点《易》洞”遗迹，是他撰写《伊川易传》之所。所以，历代相传有“《易》学在蜀”的说法。

三是重史学。当代著名学者蒙文通先生认为“两宋之世，史学特盛，超越汉唐。蜀中史著之多，方志之富，更为特出。”宋代的巴蜀著名史学家有：“华阳三范”，即参与编撰《新唐书》的范镇，参与《资治通鉴》编纂、著有《唐鉴》的范祖禹，参与重修神宗、哲宗《实录》的范冲；丹棱人李焘，他历时40年修成《续资治通鉴长编》，被誉为“春秋之后才有此书”；井研人李心传，著有《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和《建炎以来朝野杂纪》，“为史家之巨擎，言宋事者，当必于是有征焉。”

元代时蜀学衰退，直到明代中叶蜀学始有复兴。复兴的大师是著名学者与文学家杨慎。杨慎，字用修，号升庵，新都人，其一生甚为坎坷，曾因“议大礼案”，杵怒皇帝，被处以“廷杖”之刑。后来谛戍云南永昌卫（今保山县）。他在京师做官时已是天才英发，如不贬谛，很可能是当时京师文坛领袖。但云南为多民族和习俗奇异之区，这也成就了他十分广博的学术。他一生的著述多达400余种（今存150多种），其治学范围广阔，是一位文学通才，是我国文化史上最具特色的百科全书式的大学者，在整个明代，其“记诵之博，著作之富，推慎为第一”（《明史·杨慎传》）。他所编纂的《全蜀艺文志》是今天研究巴蜀文化的基本资料。

清代著名的学术家有富于启蒙思想的达州唐甄，著有《潜书》。干隆时出现了“蜀中三才子”：丹棱彭端淑、罗江李调元、遂宁张问陶。其中最有成就的是李调元，他也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通才。

晚清在尊经书院今文经学传统的熏陶下，出现了一批有作用有影响的学人，标志着蜀中学术的复兴。主要代表人物有我国经学中今文经学的最后一位大家、井研廖平和近代最著名的版本目录学家傅增湘。

古往今来，巴蜀文坛英才辈出，群星璀灿，名流竞秀，佳作纷呈。如要概括其最突出特色，则有如下数端：

一是巴蜀具有产生百科全书式文学巨人的传统文化氛围。从古代的司马相如、扬雄、陈子昂、李白、苏武、杨升庵、李调元，到近现代的郭沫若、巴金，差不多两三百年巴蜀大地就要产生一位在当时全国文坛领袖群伦的百科全书式的巨人，在他所处的时代开一代文风。如司马相如是汉大赋的奠基者，扬雄在文学、哲学和语言学上达到汉代的最高成就，陈子昂是振六朝颓靡开古文新风的奠基者，李白是浪漫诗人的第一人，苏武是我国古代多才多艺的典型代表，杨升庵“读书之博，著作之富”在明代是第一人，李调元是清代百科知识编纂集大成的人物，郭沫若开一代新诗之风，又是杰出的剧作家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开路人。他们的成就，证明巴蜀大地是产生这类巨人的合适的文化土壤。

二是“自古诗人例到蜀”。在古代，特别是在古代文化发展鼎盛的唐宋时期，很多外省籍的诗人、画家纷纷入蜀，在这里留下了丰硕的创作成果，也受到了蜀中先民最好的接待，以至“老夫白首欲忘归”（陆游《成都书事》）。这其中，最著名的如王勃、卢照邻、高适、杜甫、吴道子、岑参、白居易、刘禹锡、元稹、贾岛、李商隐、韦庄、李珣、孙光宪、黄庭坚、陆游、范成大等。他们的游踪在今天的四川仍然处处可见，杜甫、黄庭坚和陆游更是受到蜀中的历代祀奉，他们留在中华大地上的主要纪念地并不在他们的家乡，而是在他们的第二故乡──四川。

三是古代文化的汉唐雄风在巴蜀得到集中的体现。汉代“文章冠天下”的四大家司马相如、严君平、王褒、扬雄，全是蜀人。唐代的双子星座李白与杜甫，也都是蜀文化熏陶出的巨子。他们是汉唐雄风的推导者和讴歌者，其文学作品特别能反映汉唐气象。除了这些顶尖级的文人以外，又有众多才华横溢的作家，如众星捧月，成就了巴蜀文坛群星璀灿的绚丽景象。比如，隋代李密所著《陈情表》在文学史上独具一格，唐代的雍陶、唐求、宋代的苏舜钦、文同和“三苏”、清代的彭端淑和张问陶等，都是名闻当世，流芳后代的人物。

巴蜀书法和绘画源远流长。早在西汉时，成都司马相如即是书法名家。他创制了“气候四时书”的书法，根据四季鸟兽屈伸变化之形来写字，自成奇格。成都龙泉区山泉乡的“北周文王碑”是魏晋南北朝隶书的精品，著名书家康有为称其为“精美之强独乐”。唐代诗人李白擅行书，字飘逸，书法上也造诣非凡。前人说他“得无法之法，思高笔逸”。今存李白《上阳台帖》，现藏故宫博物院，是李白留存于世的唯一书帖真迹。人们常说：“古有苏东坡，今有郭沫若。”在书法上，郭沫若师法苏轼，都有笔走龙蛇，汪洋恣肆的特征。苏轼作书突破“唐人尚法”的藩篱，而开“宋人尚意” 的新风，胸无凝滞，挥洒自如。著名的西楼书帖是苏轼在成都的作品。近代书家在全国知名的有赵熙、谢无量、刘东父、余中英等，皆一时书家之秀。

巴蜀绘画最辉煌的时代是唐末到北宋，这一时期，巴蜀画家辈出，在全国画坛居于领先地位。唐玄宗和唐僖宗两次入蜀，各带来了一批绘画人才。中唐以后，在西蜀形成了一个数量大、流派多、环境好的创作群体，人称西蜀画派。“益都多名画，富视他郡”，“世俗多以蜀画为名家”。在五代前后蜀时，更是画家云集，朝廷设立了专门的画院机构来管理。前蜀设有内廷图画府，后蜀设有“翰林图画院”，每月举行一次“按月议疑”的绘事研讨会，后蜀主孟昶经常参与讨论。著名画家、成都人黄荃被授予 “翰林待诏”，“权院事，赐紫金袋”，担任画院院长。黄荃及其子黄居宝、黄居KKK开创的工笔花鸟画派在宋代被称为“院体”，对后世影响巨大。广政七年（ 944年）黄荃曾画六鹤，“精彩体态，更愈于生”，常引得生鹤前来驻足。黄荃画风以华丽精细为特点，恰与南唐花鸟画大家徐熙各异其趣，时有“黄家富贵，徐熙野逸”之说。黄荃的《写生珍禽图》，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花鸟画作品。

唐宋时的成都大慈寺，曾以拥有众多名家壁画而著称天下，是唐宋时期国内少见的一座壁画宝库。当时佛教的流行，使风行一时的壁画装饰了成都大小寺庙，成为天下一奇。而在成都诸寺中，大慈寺是拥有壁画最多最精的一处胜地。著名画家唐代的吴道子、孙位、前蜀的李升、诗僧贯休、后蜀黄荃父子，都在寺内留有壁画。北宋李之纯曾惊叹：“举天下之言唐画者，莫如成都之多。就成都较之，莫如大圣慈寺之盛。”他统计全寺壁画共有8524壁，共绘佛像1215尊、菩萨10488尊，其它2000余尊，作者多是唐宋名家，“皆一时绝艺，格人神妙”。

明清时期，巴蜀寺院壁画和各地的年画颇为兴盛。现存佛寺壁画精品有剑阁觉苑寺明代仿吴道子画风的佛祖本传故事画，新津观音寺、新繁龙藏寺和蓬溪宝梵寺的明代壁画。年画是民间艺术的新形式，以我国的四大年画之一的绵竹年画最为著名。

巴蜀乐器由来甚古，早在商代就有陶埙、石磬，春秋战国时更有青铜乐器编钟、钲、铎、铃，以及成组的石磬。在重庆涪陵小田溪发掘的巴国编钟一套13枚，已具备五音和七音。

巴蜀最著名的乐器是唐代的雷琴。西蜀雷氏是造琴世家，三代从事造琴，负有盛名。传世雷琴有玉玲珑、飞泉、九霄环佩等珍品，其中九霄环佩在传世唐琴中最为独特，最为古老，而声音更是尽善尽美，被视为盛唐的云中仙品。琴背池上方刻篆书“九霄环佩”4字，还有苏武，黄庭坚的题诗。苏轼所题是：“霭霭春风雨，琅琅环佩音。垂帘新燕语，沧海虎龙吟。苏轼记”23字楷书。

巴蜀最古的歌舞是巴渝舞。据文献记载，周武王伐纣时，巴师为前锋勇锐善战，载歌载舞，跳的就是巴渝舞。汉初，賨人帮助刘邦杀敌，锐气喜舞，跳的也是巴渝舞。在隋唐以前，巴渝舞被改造为宫庭乐舞。隋唐以降，巴渝舞走向民间。杜甫在夔州有诗说：“万里巴渝曲，三年实饱闻”。他听到的巴渝曲，就是下里巴人所唱的民歌，后来衍变为著名的《竹枝》歌舞。近代仍存于四川多处地区的花灯与山歌，应当是唐宋时期《竹枝》歌舞的余绪。

中国古典戏剧的起源、形成、发展和定型化，经历了长期的过程。巴蜀是古典戏剧之乡，在这一过程的各个发展阶段中都作出了自己特殊的贡献。作为戏剧渊源之一的说唱艺术最早见于汉代的巴蜀。成都平原上不少东汉墓内出土过各种类型和神态的说唱陶俑，一手执鼓，一手执锤，表情诙谐，形态逼真，生动地表现了当日“负鼓盲翁正作场”，“满村听说蔡中郎”的盛况。唐宋时，西蜀说唱艺术有所发展，艺人用优美的唱腔、生动活泼的说白，配以音乐，讲唱历史故事和民间故事。宋人岳珂说：“蜀伶多能文，徘语率杂以经史”。这虽然说的是后代情况，但我们可以想见这种有道白、有唱腔、有音乐、有演员的艺术已经包含着戏剧的萌芽。汉代的讲唱艺术，其中一支向有情节有多人表演的方向发展，演变为戏剧；另一支则发展为单纯的讲唱艺术，如扬琴、评书、相书、竹琴、金钱板、四川清音等曲艺。巴蜀以最早出现的讲唱艺术为戏剧萌芽作出了贡献。

戏剧的起源也与巴蜀有关。中国第一出有准确记载的程式完整的戏剧雏型出现在三国蜀汉时的成都。三国蜀汉时，刘备为解决学士许慈和胡潜二人的不和与矛盾，特别在群僚大会时，导致了一出由倡优假扮二人形象，互相怨谤责骂，乃至动刀动枪的情节戏，“酒酣乐作，以为嬉戏” （《三国志·许慈传》）。这是我国戏曲史上有关戏剧演出的最早记载。

中国有舞台有演员有戏剧冲突的程式完整的戏剧的完全形成是在唐代，这也与巴蜀有关。最先出现的古典戏剧艺术形式“杂剧”这个名称最早就是见于唐代成都的记载。唐文宗时南诏曾攻入成都，俘虏了九千多人，“其中一人是子女锦锦，杂剧丈夫二人”，这也是我国杂剧男女合班的最早记载。唐昭宗时成都有“贴衙俳儿”五人合“伙”组成戏班，这是我国戏班子最早的记载。唐僖宗时成都有一著名演员刘真男扮女装，“弄假妇人”，这是有关男扮女装演员的最早记载。前后蜀时，成都俳优创作演出了以武伎为主的歌舞戏“灌口神队”，表演二郎神捉拿都江堰灌口孽龙的情景。这出戏来源于李冰与江神孽牛斗杀的神话故事，大约诞生于唐代，到前后蜀时曾为宫庭和民间最受欢迎的剧目，前蜀皇帝王衍就曾亲自扮演二郎神在街上游行。后来传说中就把二郎神即西川灌口神当成戏班子的教祖国统一或行业神，这也是起源于巴蜀。此外，西蜀也是猴戏和木偶戏最早的产生地，还是舞台机械布景的起源地。所以，著名戏曲史研究家任半塘先生称誉为：“蜀戏可云冠天下，天下所无蜀中有，天下所有蜀中精。” 唐代西蜀的杂剧为宋明八百年杂剧南曲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巴蜀的地方戏曲川剧的定型化也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宋代就已出现过“川杂剧”的名称，明代已见“川戏”艺人远至金陵（今南京）演出的记载，昆曲、弋阳腔也是明代传入成都的。清代雍正、干隆年间，“花部”（地方戏）开始代替“雅部”（昆曲）勃兴，继有梆子腔、皮黄腔传入四川。成都秦腔演员魏长生赴京演出，以其活泼妖媚、踩高跷的旦角艺术开一代表演程式的新风，“名动京师”，这为川味化戏剧的知名度作出了杰出贡献。在川戏发展过程中，省外诸腔逐渐被四川方言及民间曲调所同化，成为流行至今的川剧昆腔、高腔、胡琴和弹戏，后来渗入川北灯戏，逐渐形成了使用同一种方言，共用同一套打击乐器伴奏，五种声腔并存，演出风格统一的近代四川地方剧种──“川剧”。1912年，各路声腔戏班的艺人在成都组成“三庆会”剧社，集五种声腔的剧目于一班，正式形成了五腔同台的演出形式。

川剧是我国地方戏曲中水平高、影响大的著名剧种，它有几个主要特色：一是从川剧形成期起，先后有若干著名的文人学士如杨潮观、李调元、黄吉安、赵熙、林山腴、冉樵子等参与剧本的文学创作和改造，因而剧本题材广泛，文学性强，雅俗兼容，谐趣自生，尤以喜剧著称。二是一批表演艺术家，如康子林、肖楷臣、周慕莲、唐荫甫、唐广体、贾培之等，专精艺术，表现手法丰富多采，具有深厚的现实主义传统，同时又富有生活气息和幽默感，川味表演程式十分浓郁，自成体系。三是有“绝活”。在唱腔上，高腔中的帮腔（幕后伴唱）是川剧一绝；在技法上，罕有的变脸、吐火、藏刀、滚灯、踢慧眼、钻火圈、衫子功等特技，增加了剧情的紧张、神奇、幽默和鲜明的浪漫主义色彩。

此外，四川皮影戏为中国皮影戏南派之魁首，其中又有川北皮影和成都灯影两种类型，尤以后者最为著名，《成都竹枝词》曾赞誉说：“一帘灯影唱高楼，宛转歌喉度曲幽。阿堵传来神毕肖，果然皮里有春秋。” 木偶戏起源于唐代四川，在全川各地都有流行。如今尚在演出的与真人身高相近的川北大大偶是我国各地木偶中形体最大的木偶。